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直到现在，我出演每个新角色，依然如履薄冰。因为在新角色上，用哪一次的经验都不灵。人生就是如此，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撞到绝路，只能在战战兢兢中，等待下一个柳暗花明”
在旁人眼里，2011是孙淳的丰收年。
这一年，由他担纲主角的电视剧《幸福来敲门》和电影《辛亥革命》先后亮相，反响不俗；10月，他从古装大戏《赵氏孤儿》中抽身，飞抵合肥并斩获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演员”；临近岁末，他又在深圳捧起了中国电视华鼎奖“年度杰出贡献奖”。
这样付出和回报同样充实的一年，在孙淳眼里，却是“入行以来状态最差的一年”。令他备受折磨的是严重的内分泌紊乱和失眠。“当时我就觉得，今后一定换个活法儿。那些未竟的事业，扔得远远的算了。”失眠最严重时，孙淳去普罗旺斯住了一个月。这段被他形容为“暗无天日”的时光，在异国假期结束后慢慢改变。
“就在我觉得前程没有任何希望的时候，突然间，很多荣誉降临到我头上。”孙淳说，“也许老天觉得我对这一行真的是付出了很多，所以在我最最低潮的时候，接了我一把。”
欲罢不能的噩梦
导致孙淳内分泌严重紊乱的，是为角色突然增肥和减肥。这一切的诱因，就是去年那部献礼大片《辛亥革命》。
当时导演张黎打来电话，邀请孙淳再度出演袁世凯一角。孙淳不假思索：“我绝对不演了，我得要命。再这么折腾一次，我死定了！”
10年前，孙淳在张黎执导的电视剧《走向共和》中，首次出演袁世凯。138斤的他，为角色猛增肥到180斤；2尺4的腰围，关机时达到3尺2。他跑遍上海，买不到一条能穿的裤子。杀青第七天，新戏《伊田事件》找上门，一个月不到，孙淳又瘦回到从前。
在那之后，他严重失眠、虚脱、愣神，大病一场，老中医精心调理3个月才慢慢恢复。
“我对袁世凯这个角色，真是又爱又恨。付出那么多，播出时还受到不公正对待，那些罪我不是白受了吗？”《走向共和》当年播出时，60集删改为59集，首轮播出后不许重播。“这个角色给我留下的，全是痛苦的回忆。它像噩梦一样，钻进脑子折磨你。”
挂掉张黎的电话，孙淳心里翻江倒海。他一直认为，只要出演过《走向共和》的袁世凯，作为一个演员，此生无憾。“既然我已经在电视上留下过一个袁世凯，为什么不在电影上也留一个？我跟这个角色纠缠10年，剪不断理还乱，有几个演员会遇上这样的造化？这大概是老天给我的一次机会。”
平复心情后，孙淳没有打电话，他直接开车来到张黎的工作室。张黎一见他就笑了，“我知道你一定会来的。”孙淳摇摇头说，欲罢不能。
从张黎的工作室出来，孙淳给牙医朋友打电话。10年前，为了让自己的形象更贴近袁世凯，他找一位著名的牙医做了一副牙托。在药水里静静浸泡10年后，它又派上了用场。
为了分担孙淳增肥的压力，张黎让服装和化妆多想想办法。尽管上次的经历依然令人后怕，孙淳还是开始增肥，甚至在开机后变本加厉。“其实我知道差不多就够了，但是你一上戏，这个人物就在你心里，你会不自觉往那儿靠。你掌控不了自己，觉得越胖才越像那个角色。当被一种信念点燃的时候，你会不计后果。”
虽然这次没有像10年前那样猛增40斤，但是年龄不饶人，55岁的孙淳在电影关机后，遭遇了比上一次更重的病情。看着窗外的天一点一点亮起来的日子似乎永无止境，他整个人几近崩溃。“你知道当人身体状况很糟糕的时候，心态就有问题，会变得万念俱灰。”在朋友的建议下，孙淳飞赴普罗旺斯，静心调养。
毕业大戏，3个男主角都是他
“我都过了知天命的年纪，难道老天对我的历练还没够吗？他就是在故意考验我。每次当我身心俱疲、快扛不住的时候，他就来一个柳暗花明。”就在病情日渐好转的同时，孙淳迎来了岁末连续拿奖的小高潮。他一边细数去年获得的大小奖项，一边感慨，“其实像我这个级别的演员，大把抓。有些人付出比我多得多，但是默默无言，就这样过了一辈子。”
此情此景，还有冰火两重天的不同心境，在孙淳的记忆里，是如此似曾相识。
孙淳出生于一个外交官的干部家庭，“文革”期间，他在家乡济南的一所干校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很多同龄人一样，他对文艺的最初启蒙，靠的是当时风行全国的8个样板戏。“看着他们在台上，你也热血沸腾，觉得做演员太牛逼了。能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员，该多好！”
11岁那年，14岁的哥哥在他羡慕的目光中，翻身跳上军用大卡，成为师宣传队的一名文艺兵。多年后，哥哥成为圈中知名导演，他就是孙周。因为家中有人入伍，孙淳不必下乡插队。成年后，他进了济南的一个钟表厂，当起了工人，每天的工作就是焊接怀表表壳与上旋的把儿之间的接口。表盘上的指针周而复始，像是孙淳从今往后几十年循规蹈矩的生活。
“当时我一片茫然，觉得一辈子就他妈这样了。”
很快，孙淳的名字出现在厂里定向培养的脱产干部名单上。他来到济南下面的一个县，成为工作组里最年轻的干部。孙淳开着拖拉机，一天三班，在晒得起泡的三伏天里战天斗地忙农活。收工后，如果还有力气，他会跟村里的知识青年聊《基督山伯爵》。回忆起这段农村生活，孙淳说：你再也看不见那个舞台，但是你对它的向往不会磨灭。
“文革”结束第二年，孙淳在报纸上看到了上海戏剧学院的招生简章。那年北京电影学院和中央戏剧学院都没有招生，半年后，“七八班”才走进校园，孙淳只能报考上戏表演系。让厂里出介绍信的时候，领导问：孙，你行吗？“试试呗，不行我就回来！”虽然嘴上这样应付，但孙淳从没想过自己会落榜。那年，570万考生走进高考考场，每29人中才会有一个幸运儿，孙淳便是其中之一。
多年后，回想起踏入上戏的情形，孙淳还是难掩激动。“你从一个山东农村，突然来到了花花世界的大学殿堂。窗户、教室、宿舍，到处都那么干净。下乡时我每天都要去井里打水，但是在这里，一拧水龙头，清澈的自来水哗哗就流出来了。这不就是你梦中一直向往的地方吗？”
因为家境原因，孙淳的基础胜过很多同学。从二年级第一次独立排小品开始，他一直是老师眼里的优生。毕业时班上排了3个大戏，男主角全是他。学生时代的第一个小品，是班上一位女同学从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截取的一个片段。她扮演冬妮亚，孙淳扮演保尔。这位女生就是傅丽莉，她后来成为了孙淳的妻子。
分配那年，因为在校期间谈恋爱，属于严重违反校规，两人因此不能留在上海和北京。孙淳和女友商量，如果不在京沪，就不搞话剧，转到电影。那年，来要人的电影厂只有一个——四川峨眉电影制片厂。当时来招聘的大姐一眼就看上了他俩，她是演员潘虹，几年后成为家喻户晓的著名影星。孙淳就这样一头扎进成都，开始了前途未卜的电影生涯。
不想就这样完蛋
和孙淳一起进入峨影艺术创作中心的，还有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的毕业生张丰毅，他们这一届毕业生的成材率创下中国电影学院派迄今之最，在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几乎等同于中国电影的光荣与梦想。而孙淳的职业生涯，从此将与他们密不可分。
“我其实是在完全茫然无措的情况下，就毕了业。那时我最大的痛苦，是找不到自己在表演类型上的突破口。”那是一个高仓健大行其道的年代，俊朗帅气的年轻面孔并不受欢迎。以伤痕文学为代表的反思反叛反传统思潮席卷整个文艺创作领域，孙淳觉得自己“一下成了一棵多余的菜”。
“那10年太严酷了，所以人们希望找一个离自己很近的角色。大家希望银幕上看见的角色，能承载我们的生活，延续我们的喜怒哀乐。所以在‘文革’中鼓吹的东西，彻底被抛弃了。陶泽如、谢圆、葛优很快找到了自己的路，我根本找不着北。”
张艺谋拍《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前，朋友曾多次向他推荐孙淳，都被拒绝。张艺谋说：孙淳太像演员了。为了上张艺谋的戏，孙淳曾经跟他开玩笑：导演，你用我吧，我回去用砂纸，把自己的脸打糙。
从1982年出演电影处女作《见习律师》开始，到1996年参演《缉毒英雄》，孙淳用16部影片四下出击，寻找自己的表演定位。这一阶段，他与步入创作巅峰的张艺谋和陈凯歌都有过合作，令他遗憾的是，“我合作的都是两位大导演的二流作品。”有人问孙淳，没有理想的角色，该怎么面对？他回了两个字：等待。等待是一场铁树开花式的豪赌，幸亏孙淳在千禧之年遇到了张黎——张艺谋的同班同学。
那段时间，孙淳赋闲在家。人过不惑之后，面对一路扮演的众多无关痛痒的角色，职业焦虑整天都在猝不及防地敲打他。“我就觉得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再这么拍下去，我就完蛋了。我不演了，我就不信等不到我要的角色。”
那一次，张黎打来电话，得知他正在家中，难以置信：现在是演员的旺季，你怎么会在家里？停了一会，张黎说：看来这角色真是你的。
两人见面后，张黎递过来一张照片：一个明显发福的清朝大员，头顶花翎，身着朝服，留着两撇小胡子。“你看看这是谁？”“鲍国安！”“再好好看看！”盯着照片仔细打量一番，孙淳大吃一惊，“你们怎么把我做成这样了？你到底想让我演谁啊？”“袁世凯。”
第二天，孙淳拍着篮球进了化妆间，张黎后来说“他压根没拿这个当回事”。定妆时，孙淳一直在发牢骚，“让我演袁世凯，还不如让我演孙中山呢！”化妆师一个劲地拉他衣角，偷偷告诉他，“快别瞎说，这个戏的袁世凯特别棒！”化妆师要剃他头发，他跟人急了：别剃我头发啊，万一不合适怎么办？化妆师无奈，只能给他染白遮一下。
那天晚上，孙淳见到了制片人刘文武，这是一位成功制作了《雍正王朝》、《乾隆王朝》等历史正剧的知名制片大腕。聊了一通后，他对刘文武说：你们要不怕砸，就让我演！刘文武没有说话，递过来厚厚一本册子——全剧主要人物造型照。每一页，都是并排放着的历史人物的真实照片和角色定妆照。袁世凯那一页，是35岁的袁世凯和下午做造型的孙淳。“天，太像了！我就是从那一刻开始认真的。”
这是孙淳第一次演古装戏，签完合同后，张黎说：你至少还要胖12斤。话音刚落，孙淳急了：你们这群流氓，你早说要增肥，我肯定不接！那时哥哥孙周正在邀他参演新片《周渔的火车》，后来他那个角色换成了梁家辉。
当时因为剧本还没写完，孙淳有一个月时间看资料。他越看越兴奋，也越来越没底：原来袁世凯是这样一个能力非凡的“伟人”，这我哪儿驾驭得了？拿到剧本后，他更加坚定了一个想法：必须得胖，越往后越得胖！他每天拿冰激凌、肥肉、奶酪当饭吃，胖到最后连父亲都认不出他。
在拍摄《走向共和》的9个月里，他关掉手机，和外界断绝联系。那段时间，他反复观看赵丹的《林则徐》、焦晃的《雍正王朝》和姜文的《秦颂》。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头一次“为一个角色活了9个月”。
每个人都只有一种命运
2011年10月22日，孙淳凭借哥哥孙周执导的《秋喜》荣膺金鸡影帝。那天夜里，《走向共和》的编剧张建伟给他的祝贺短信中有这样一句：淳子，这个奖，迟了整整10年。这是对你10年前袁世凯一角的补偿。
就连孙淳本人也不会否认，《走向共和》开启了步入中年的他焕然一新的事业格局。减肥病愈后，孙淳像一个打通了任督二脉的武林高手，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好想好想谈恋爱》、《阮玲玉》、《相思树》、《人间正道是沧桑》、《孔子春秋》、《幸福来敲门》等一大批佳作相继问世。你可以不认同孙周对他作出的“表演炉火纯青”这个评价，但是你很难再找出一个内地男演员，有着如此宽广的戏路。
如今的孙淳很容易被年轻的粉丝一眼认出。一次和妻子走在街上，一个女孩冲上来就亲了他一口，还留下一句话：孙淳，你这个名字太难听了，你以后就叫伍岳峰吧。那是他在电视剧《好想好想谈恋爱》中的角色。
“绝处逢生”是孙淳对自己一路至今的人生总结。“兵法说‘置之死地而后生’，我当年也一直想着，没有好的，我就不拍了。但我心里也发毛，你不拍可以，但是你怎么就知道，你等一年半年，下面就有一个可心的来找你呢？你知道吗？你永远不知道！” 在孙淳固执等待的那些年，妻子傅丽莉扛起了他们的家。
回想这些年的家庭生活，孙淳心存亏欠。“我其实很晚熟。从小到大都受宠，成长太顺利，家境又好，所以老天注定让你历练。我从来没过过没钱的日子，所以不像一些孩子出来之后，为了生存那么努力。我40岁才醒，才意识到一个男人得挣钱养老婆。你相信吗，80年代我刚挣点钱，就拿1万去买了台电视，后来也没怎么看；90年代有了10万，二话没说就去买了台切诺基。我就是这样四六不着，41岁才在北京有自己的房子。”在孙淳心里，这些年最大的遗憾，就是“冷落了自己的生活”。
一人独处时，他时常会想起多年前参演电视剧《今夜有暴风雪》的经历。那是哥哥孙周一炮而红的导演处女作，拍摄地是北大荒。那次他们从北京出发，直到把中国往北的铁路全部走完，再乘坐半天小巴，才抵达拍摄地。
冰天雪地中根本分不清天地交界，偶尔会有火红的狐狸从远处划过。因为天气严寒，摄像机根本无法工作；带在兜里的鸡蛋，掏出来就是冰疙瘩；来回路上假如下车撒尿，得拿着猎枪冲天打，吓退不远处眼睛发绿的狼群。
在那里，孙淳认识了一个老乡，他戴着眼镜，做派不同于别人，一问才知，此人是上海知青。大哥姓罗，在当地娶妻生子，放弃回城。妻子虽然是个农妇，得知缘由后，偷偷帮罗大哥填了回城申请，办了相关手续。她说：如果我不支持你走，你会恨我一辈子。后来罗大哥回到上海，亲戚朋友笑脸相迎，但是他再也没有办法融入城市。半年后，找不到工作的他又回到了北大荒。
回来那天是晚饭时间，一人深的雪把门都堵住了，得让外面的人挖开。快过年了，家家户户门口挂着红灯笼，看着雪地上升腾起来的炊烟，罗大哥心里踏实了：这里才是我的家。“你看，这就是人的一生。如果没有做演员，我可能跟我的那些工友一样，做一辈子工人。每一个活着的人，都只有一种命运。”
“你可以不停尝试，但只有一种结果，跟你的命运息息相关。很多人跟罗大哥一样，只能呆在自己内心感到踏实的地方。剧组的生活屏蔽掉了很多内容，所以做演员非常枯燥，但这是我的命。”孙淳说，“直到现在，我出演每个新角色，依然如履薄冰。因为在新角色上，用哪一次的经验都不灵。人生就是如此，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撞到绝路，你只能在战战兢兢中，等待下一个柳暗花明。”
（实习生简文超对本文亦有贡献）
在旁人眼里，2011是孙淳的丰收年。
这一年，由他担纲主角的电视剧《幸福来敲门》和电影《辛亥革命》先后亮相，反响不俗；10月，他从古装大戏《赵氏孤儿》中抽身，飞抵合肥并斩获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演员”；临近岁末，他又在深圳捧起了中国电视华鼎奖“年度杰出贡献奖”。
这样付出和回报同样充实的一年，在孙淳眼里，却是“入行以来状态最差的一年”。令他备受折磨的是严重的内分泌紊乱和失眠。“当时我就觉得，今后一定换个活法儿。那些未竟的事业，扔得远远的算了。”失眠最严重时，孙淳去普罗旺斯住了一个月。这段被他形容为“暗无天日”的时光，在异国假期结束后慢慢改变。
“就在我觉得前程没有任何希望的时候，突然间，很多荣誉降临到我头上。”孙淳说，“也许老天觉得我对这一行真的是付出了很多，所以在我最最低潮的时候，接了我一把。”
欲罢不能的噩梦
导致孙淳内分泌严重紊乱的，是为角色突然增肥和减肥。这一切的诱因，就是去年那部献礼大片《辛亥革命》。
当时导演张黎打来电话，邀请孙淳再度出演袁世凯一角。孙淳不假思索：“我绝对不演了，我得要命。再这么折腾一次，我死定了！”
10年前，孙淳在张黎执导的电视剧《走向共和》中，首次出演袁世凯。138斤的他，为角色猛增肥到180斤；2尺4的腰围，关机时达到3尺2。他跑遍上海，买不到一条能穿的裤子。杀青第七天，新戏《伊田事件》找上门，一个月不到，孙淳又瘦回到从前。
在那之后，他严重失眠、虚脱、愣神，大病一场，老中医精心调理3个月才慢慢恢复。
“我对袁世凯这个角色，真是又爱又恨。付出那么多，播出时还受到不公正对待，那些罪我不是白受了吗？”《走向共和》当年播出时，60集删改为59集，首轮播出后不许重播。“这个角色给我留下的，全是痛苦的回忆。它像噩梦一样，钻进脑子折磨你。”
挂掉张黎的电话，孙淳心里翻江倒海。他一直认为，只要出演过《走向共和》的袁世凯，作为一个演员，此生无憾。“既然我已经在电视上留下过一个袁世凯，为什么不在电影上也留一个？我跟这个角色纠缠10年，剪不断理还乱，有几个演员会遇上这样的造化？这大概是老天给我的一次机会。”
平复心情后，孙淳没有打电话，他直接开车来到张黎的工作室。张黎一见他就笑了，“我知道你一定会来的。”孙淳摇摇头说，欲罢不能。
从张黎的工作室出来，孙淳给牙医朋友打电话。10年前，为了让自己的形象更贴近袁世凯，他找一位著名的牙医做了一副牙托。在药水里静静浸泡10年后，它又派上了用场。
为了分担孙淳增肥的压力，张黎让服装和化妆多想想办法。尽管上次的经历依然令人后怕，孙淳还是开始增肥，甚至在开机后变本加厉。“其实我知道差不多就够了，但是你一上戏，这个人物就在你心里，你会不自觉往那儿靠。你掌控不了自己，觉得越胖才越像那个角色。当被一种信念点燃的时候，你会不计后果。”
虽然这次没有像10年前那样猛增40斤，但是年龄不饶人，55岁的孙淳在电影关机后，遭遇了比上一次更重的病情。看着窗外的天一点一点亮起来的日子似乎永无止境，他整个人几近崩溃。“你知道当人身体状况很糟糕的时候，心态就有问题，会变得万念俱灰。”在朋友的建议下，孙淳飞赴普罗旺斯，静心调养。
毕业大戏，3个男主角都是他
“我都过了知天命的年纪，难道老天对我的历练还没够吗？他就是在故意考验我。每次当我身心俱疲、快扛不住的时候，他就来一个柳暗花明。”就在病情日渐好转的同时，孙淳迎来了岁末连续拿奖的小高潮。他一边细数去年获得的大小奖项，一边感慨，“其实像我这个级别的演员，大把抓。有些人付出比我多得多，但是默默无言，就这样过了一辈子。”
此情此景，还有冰火两重天的不同心境，在孙淳的记忆里，是如此似曾相识。
孙淳出生于一个外交官的干部家庭，“文革”期间，他在家乡济南的一所干校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很多同龄人一样，他对文艺的最初启蒙，靠的是当时风行全国的8个样板戏。“看着他们在台上，你也热血沸腾，觉得做演员太牛逼了。能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员，该多好！”
11岁那年，14岁的哥哥在他羡慕的目光中，翻身跳上军用大卡，成为师宣传队的一名文艺兵。多年后，哥哥成为圈中知名导演，他就是孙周。因为家中有人入伍，孙淳不必下乡插队。成年后，他进了济南的一个钟表厂，当起了工人，每天的工作就是焊接怀表表壳与上旋的把儿之间的接口。表盘上的指针周而复始，像是孙淳从今往后几十年循规蹈矩的生活。
“当时我一片茫然，觉得一辈子就他妈这样了。”
很快，孙淳的名字出现在厂里定向培养的脱产干部名单上。他来到济南下面的一个县，成为工作组里最年轻的干部。孙淳开着拖拉机，一天三班，在晒得起泡的三伏天里战天斗地忙农活。收工后，如果还有力气，他会跟村里的知识青年聊《基督山伯爵》。回忆起这段农村生活，孙淳说：你再也看不见那个舞台，但是你对它的向往不会磨灭。
“文革”结束第二年，孙淳在报纸上看到了上海戏剧学院的招生简章。那年北京电影学院和中央戏剧学院都没有招生，半年后，“七八班”才走进校园，孙淳只能报考上戏表演系。让厂里出介绍信的时候，领导问：孙，你行吗？“试试呗，不行我就回来！”虽然嘴上这样应付，但孙淳从没想过自己会落榜。那年，570万考生走进高考考场，每29人中才会有一个幸运儿，孙淳便是其中之一。
多年后，回想起踏入上戏的情形，孙淳还是难掩激动。“你从一个山东农村，突然来到了花花世界的大学殿堂。窗户、教室、宿舍，到处都那么干净。下乡时我每天都要去井里打水，但是在这里，一拧水龙头，清澈的自来水哗哗就流出来了。这不就是你梦中一直向往的地方吗？”
因为家境原因，孙淳的基础胜过很多同学。从二年级第一次独立排小品开始，他一直是老师眼里的优生。毕业时班上排了3个大戏，男主角全是他。学生时代的第一个小品，是班上一位女同学从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截取的一个片段。她扮演冬妮亚，孙淳扮演保尔。这位女生就是傅丽莉，她后来成为了孙淳的妻子。
分配那年，因为在校期间谈恋爱，属于严重违反校规，两人因此不能留在上海和北京。孙淳和女友商量，如果不在京沪，就不搞话剧，转到电影。那年，来要人的电影厂只有一个——四川峨眉电影制片厂。当时来招聘的大姐一眼就看上了他俩，她是演员潘虹，几年后成为家喻户晓的著名影星。孙淳就这样一头扎进成都，开始了前途未卜的电影生涯。
不想就这样完蛋
和孙淳一起进入峨影艺术创作中心的，还有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的毕业生张丰毅，他们这一届毕业生的成材率创下中国电影学院派迄今之最，在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几乎等同于中国电影的光荣与梦想。而孙淳的职业生涯，从此将与他们密不可分。
“我其实是在完全茫然无措的情况下，就毕了业。那时我最大的痛苦，是找不到自己在表演类型上的突破口。”那是一个高仓健大行其道的年代，俊朗帅气的年轻面孔并不受欢迎。以伤痕文学为代表的反思反叛反传统思潮席卷整个文艺创作领域，孙淳觉得自己“一下成了一棵多余的菜”。
“那10年太严酷了，所以人们希望找一个离自己很近的角色。大家希望银幕上看见的角色，能承载我们的生活，延续我们的喜怒哀乐。所以在‘文革’中鼓吹的东西，彻底被抛弃了。陶泽如、谢圆、葛优很快找到了自己的路，我根本找不着北。”
张艺谋拍《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前，朋友曾多次向他推荐孙淳，都被拒绝。张艺谋说：孙淳太像演员了。为了上张艺谋的戏，孙淳曾经跟他开玩笑：导演，你用我吧，我回去用砂纸，把自己的脸打糙。
从1982年出演电影处女作《见习律师》开始，到1996年参演《缉毒英雄》，孙淳用16部影片四下出击，寻找自己的表演定位。这一阶段，他与步入创作巅峰的张艺谋和陈凯歌都有过合作，令他遗憾的是，“我合作的都是两位大导演的二流作品。”有人问孙淳，没有理想的角色，该怎么面对？他回了两个字：等待。等待是一场铁树开花式的豪赌，幸亏孙淳在千禧之年遇到了张黎——张艺谋的同班同学。
那段时间，孙淳赋闲在家。人过不惑之后，面对一路扮演的众多无关痛痒的角色，职业焦虑整天都在猝不及防地敲打他。“我就觉得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再这么拍下去，我就完蛋了。我不演了，我就不信等不到我要的角色。”
那一次，张黎打来电话，得知他正在家中，难以置信：现在是演员的旺季，你怎么会在家里？停了一会，张黎说：看来这角色真是你的。
两人见面后，张黎递过来一张照片：一个明显发福的清朝大员，头顶花翎，身着朝服，留着两撇小胡子。“你看看这是谁？”“鲍国安！”“再好好看看！”盯着照片仔细打量一番，孙淳大吃一惊，“你们怎么把我做成这样了？你到底想让我演谁啊？”“袁世凯。”
第二天，孙淳拍着篮球进了化妆间，张黎后来说“他压根没拿这个当回事”。定妆时，孙淳一直在发牢骚，“让我演袁世凯，还不如让我演孙中山呢！”化妆师一个劲地拉他衣角，偷偷告诉他，“快别瞎说，这个戏的袁世凯特别棒！”化妆师要剃他头发，他跟人急了：别剃我头发啊，万一不合适怎么办？化妆师无奈，只能给他染白遮一下。
那天晚上，孙淳见到了制片人刘文武，这是一位成功制作了《雍正王朝》、《乾隆王朝》等历史正剧的知名制片大腕。聊了一通后，他对刘文武说：你们要不怕砸，就让我演！刘文武没有说话，递过来厚厚一本册子——全剧主要人物造型照。每一页，都是并排放着的历史人物的真实照片和角色定妆照。袁世凯那一页，是35岁的袁世凯和下午做造型的孙淳。“天，太像了！我就是从那一刻开始认真的。”
这是孙淳第一次演古装戏，签完合同后，张黎说：你至少还要胖12斤。话音刚落，孙淳急了：你们这群流氓，你早说要增肥，我肯定不接！那时哥哥孙周正在邀他参演新片《周渔的火车》，后来他那个角色换成了梁家辉。
当时因为剧本还没写完，孙淳有一个月时间看资料。他越看越兴奋，也越来越没底：原来袁世凯是这样一个能力非凡的“伟人”，这我哪儿驾驭得了？拿到剧本后，他更加坚定了一个想法：必须得胖，越往后越得胖！他每天拿冰激凌、肥肉、奶酪当饭吃，胖到最后连父亲都认不出他。
在拍摄《走向共和》的9个月里，他关掉手机，和外界断绝联系。那段时间，他反复观看赵丹的《林则徐》、焦晃的《雍正王朝》和姜文的《秦颂》。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头一次“为一个角色活了9个月”。
每个人都只有一种命运
2011年10月22日，孙淳凭借哥哥孙周执导的《秋喜》荣膺金鸡影帝。那天夜里，《走向共和》的编剧张建伟给他的祝贺短信中有这样一句：淳子，这个奖，迟了整整10年。这是对你10年前袁世凯一角的补偿。
就连孙淳本人也不会否认，《走向共和》开启了步入中年的他焕然一新的事业格局。减肥病愈后，孙淳像一个打通了任督二脉的武林高手，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好想好想谈恋爱》、《阮玲玉》、《相思树》、《人间正道是沧桑》、《孔子春秋》、《幸福来敲门》等一大批佳作相继问世。你可以不认同孙周对他作出的“表演炉火纯青”这个评价，但是你很难再找出一个内地男演员，有着如此宽广的戏路。
如今的孙淳很容易被年轻的粉丝一眼认出。一次和妻子走在街上，一个女孩冲上来就亲了他一口，还留下一句话：孙淳，你这个名字太难听了，你以后就叫伍岳峰吧。那是他在电视剧《好想好想谈恋爱》中的角色。
“绝处逢生”是孙淳对自己一路至今的人生总结。“兵法说‘置之死地而后生’，我当年也一直想着，没有好的，我就不拍了。但我心里也发毛，你不拍可以，但是你怎么就知道，你等一年半年，下面就有一个可心的来找你呢？你知道吗？你永远不知道！” 在孙淳固执等待的那些年，妻子傅丽莉扛起了他们的家。
回想这些年的家庭生活，孙淳心存亏欠。“我其实很晚熟。从小到大都受宠，成长太顺利，家境又好，所以老天注定让你历练。我从来没过过没钱的日子，所以不像一些孩子出来之后，为了生存那么努力。我40岁才醒，才意识到一个男人得挣钱养老婆。你相信吗，80年代我刚挣点钱，就拿1万去买了台电视，后来也没怎么看；90年代有了10万，二话没说就去买了台切诺基。我就是这样四六不着，41岁才在北京有自己的房子。”在孙淳心里，这些年最大的遗憾，就是“冷落了自己的生活”。
一人独处时，他时常会想起多年前参演电视剧《今夜有暴风雪》的经历。那是哥哥孙周一炮而红的导演处女作，拍摄地是北大荒。那次他们从北京出发，直到把中国往北的铁路全部走完，再乘坐半天小巴，才抵达拍摄地。
冰天雪地中根本分不清天地交界，偶尔会有火红的狐狸从远处划过。因为天气严寒，摄像机根本无法工作；带在兜里的鸡蛋，掏出来就是冰疙瘩；来回路上假如下车撒尿，得拿着猎枪冲天打，吓退不远处眼睛发绿的狼群。
在那里，孙淳认识了一个老乡，他戴着眼镜，做派不同于别人，一问才知，此人是上海知青。大哥姓罗，在当地娶妻生子，放弃回城。妻子虽然是个农妇，得知缘由后，偷偷帮罗大哥填了回城申请，办了相关手续。她说：如果我不支持你走，你会恨我一辈子。后来罗大哥回到上海，亲戚朋友笑脸相迎，但是他再也没有办法融入城市。半年后，找不到工作的他又回到了北大荒。
回来那天是晚饭时间，一人深的雪把门都堵住了，得让外面的人挖开。快过年了，家家户户门口挂着红灯笼，看着雪地上升腾起来的炊烟，罗大哥心里踏实了：这里才是我的家。“你看，这就是人的一生。如果没有做演员，我可能跟我的那些工友一样，做一辈子工人。每一个活着的人，都只有一种命运。”
“你可以不停尝试，但只有一种结果，跟你的命运息息相关。很多人跟罗大哥一样，只能呆在自己内心感到踏实的地方。剧组的生活屏蔽掉了很多内容，所以做演员非常枯燥，但这是我的命。”孙淳说，“直到现在，我出演每个新角色，依然如履薄冰。因为在新角色上，用哪一次的经验都不灵。人生就是如此，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撞到绝路，你只能在战战兢兢中，等待下一个柳暗花明。”
（实习生简文超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