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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前不久，上海大学、复旦大学、《上海文学》杂志社和《当代文学评论》4家单位在上海联合主办了主题为“文学与当代生活”的文学圆桌会议，王安忆、莫言、张炜、严歌苓等著名作家出席了圆桌会议，并围绕着这一话题各抒己见，展开了丰富而生动的研讨，作家张炜特别就当代生活背景下文学创作中“个性”与“想象力”，独特而深刻地谈了自己的认识与观点，作家张炜的发言全文——
看作家就是这样——缺乏“小个性”不会成为作家;而没有了“大个性”，什么优秀、杰出、伟大，压根儿都是不成立的。
不知从哪里说起，就让我从几个基本的老词谈起吧，比如“个性”。作家和理论家对这些基本的词儿大概绕不过去。当然了，一个优秀的作家必须是有个性的。可是我们多年观察下来，会发现一些很有趣的现象：我们经常注意的，最为称许的，往往是一个作家很小的、局部的、有时甚至是微不足道的东西，比如说语言姿态，讲故事的噱头，还有某些所谓“出格”的表达等等。这固然是“个性”，或许非常好也非常重要。但仅仅这样还远远不够，因为有时候我们不能从更大更高，从全局的意义上，更远一些把握“个性”。比如我们缺乏将作家从整个时期、整个群体的创作倾向和精神潮流中区别出来的能力（或意识）。如果说前一种区别和分析只是鉴别“小个性”的话，那么后一种分析则是鉴别“大个性”，也是真正意义上的“个性”。
这种寻找需要时间，需要距离和高度，一般讲更难做到。所以有时候我们对“小个性”，局部的，细微末节的，很敏感也很容易认识，津津乐道。但我们对于“大个性”，比如说写作者与一个时期精神流向的对应关系，与这个时期艺术趣味的对应关系，却视而不见或不够注意。一个时期的文化趣味、精神倾向性，是有自己的总的流向的，有自己的脚步、自己的节奏、自己的色泽。每个时代都有自己最时髦的东西。看一个作家，比如自我审视，回顾十年或更长时间以来的创作，就要看是否顺从了这种时髦，要看其艺术追求和精神指向，是不是完全顺从了这个时代的流向。如果是完全合拍，或顶多是快一点慢一点，反正大家推动的东西我们也在推动，这就大可怀疑有没有个性了。
这时要停下来，要怀疑自己。实际上我们许多时候既没有发现什么也没有创造什么，只是以自己的方式（“小个性”）跟随和推动着，参加时代大合唱。我们作品中大量的肯定或否定、热衷的东西，与主流意识形态基本一致，有时只是潜性的一致，不过是外表不同，使用的语言不同，更爱使一点性子而已。我们的思想真的与上上下下都很合拍。看看吧，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在不停地一路解构下去，是很合拍的。其实我们的可怜之处，在于我们使用的不过是文学的符号和手法，其内在精神、内在作用，与上上下下的表达意愿总体是一致的，趣味也一致。退远一些看即可知道，我们哪里有什么“个性”。
大学、报刊、电视网络，许多时候都是综合进入一种时髦的，顶多是依赖一点自己的语言方式而已，即“小个性”——如果其中大部分连这种“小个性”也没有，那大家是不会理睬不会叫好的。但总体上看，许多创作的确是处于这种缺少真正个性的状态。我们现在收视（阅读）率非常高、受到极大追捧的部分东西，也包括我自己似乎值得自喜的某些东西，其实没有什么“个性”。我们没有在一路涌动的大潮流里站住，没有自己的思考发现，没有我们自己。
时间是无情的，几十年过去，历史还是要记住“大个性”，而不会太在意仅有一点灵性、聪明、爱狂欢、会顽皮、花花哨哨的东西。有时候我们老在谴责快餐文化、快餐作品，实际上我们自己整个的就是一道快餐。我们理解问题，表达思路，哪有什么大眼光，基本上沉不住气。看作家就是这样——缺乏“小个性”不会成为作家;而没有了“大个性”，什么优秀、杰出、伟大，压根儿都是不成立的。
再说“人品”，这也是个老词儿。通常说人品和人格最终决定了作品的高度和成就，这种说法既朴素又准确，非常深刻。但由于反复说，又是一些大词，一旦失去了时代内容和具体内容，反而显得浅薄可笑。实际上那种说法一点错都没有。我们对人格和人品不能做褊狭的、肤浅的、概念化的理解。我还是得说，现在杰出的作品少，关键还是作家关怀的力度、强度和深度不够，没有更高、更大的关怀，还是人格问题。这种强烈的关怀，执拗如一的人格力量，最终还是决定一个作家能否走远的最大因素。
立场、情怀，强烈的关注力，需要在时间里贯彻。这种力量有时是非常缓慢地被送走、被理解的，它會以自己的方式打动世界，需要去感悟。创作者会留下极大的感性空间，这个空间留得越大，创作越是自由，越是个性，越是出现许多连自己都把握不了的一些意蕴。不能用逻辑意志去压迫，不能丧失千姿百态的逸出和饱满。
我还是非常喜欢一些老词儿，我比较保守。比如人格、人品，仍然要谈，因为它仍然决定了最终的创作。现在有时理解起来则正好相反，好像只有坏一些才能写出好作品、大作品似的。（众笑）这怎么成，说白了，他对追求人类进步、追求完美没有感情也没有愿望，真的黑暗起来了，不是可怕吗？一路解构，还能解构到哪里去？
当然，走入理解上的简单化二元化也是可怕的，文学既不是揭发信也不是表扬信，表达大关怀甚至也可能使用反艺术的方式去处理。文学问题相当复杂，对世界的艺术把握相当复杂。看看，人们连当年那个语境下的“垮掉派”都没有否定，仍能肯定他们对于人类的成长和世界的进步所具有的意义。不过晚垮掉不如早垮掉，那是很久以前外国的事了，现在语境变了、世界变了，一路模仿下去可不灵。今天，我们甚至都没有否定物质丰饶之地的那一类极松弛、极无聊的写作，因为我们看到了文字背后透出的一种荒凉和绝望。可这需要是真的荒凉和绝望，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真实彻底，还有纯粹。
想象力其实是对语言的把握能力，是通过语言进入细节和独特世界的一种能力，是一个个绵密的细部的展现能力，而绝非仅仅是一些大幅度的编造勇气。 当代生活与创作，是个很宽泛的题目。现在的社会生活、现实矛盾，往往表现得非常激烈，已经远远超过了作家的想象力。生活中的故事，其强度、曲折性，作家们想都想不到。而由此我们也发现，越是处于社会各阶层激烈对抗的时期、个体和社会的对应关系处于十分紧张的时期，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创作，作家的想象力反而会出问题、会萎缩。而当一个社会相对平和，人的生活相对舒适，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较好的时期，作家们的想象力倒是比较发达，虚构能力强大起来。如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作家，他们在形式创新中极尽能事。文学的形式技法方面的革命，往往是发生在他们那里的。他们用在形式探索方面的力气很大，文字也极精致。但是统观起来，好像这些作品内容上有点苍白，没什么意思。
照理说，处于动荡变革中的社会生活，往往更能够刺激出作家强大的虚构力，但实际情形却常常相反。形式上千奇百怪的小说、大胆想象与结构的作品，不一定出现在第三世界。当代生活与小说创作的关系就这么奇妙，好像剧烈的现实生活正压迫着作家的想象力。超越这种局限，大概需要个体的强大，只有强大了，才能冲破这种压迫，获得自由。
说到想象力，我看起码有两种不同的想象力。一种是较大幅度的“情节动作”，如编织离奇的大故事，比如《西游记》、《变形记》、《聊斋志异》，其中有难忘的猴子造反，人变甲虫，狐狸媚人等等。这种想象固然需要，这也是作者的勇气、生命力和胆魄的表现;但是否还有另一种——另一种更难一点的，却又长久不被人注意和认识的想象力？
人们长期以来太过注重剧烈和离奇的故事，所以格外看重这方面的编造能力，甚至误以为这就是文学想象力的全部或主要部分。其实文学的想象力的重心，并不表现在这儿——或者严格一点讲，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想象力。正像社会生活中的千奇百怪直接记录下来毕竟不是小说一样，仅仅是幻想出一些怪异的故事也还不算文学。文学的想象力和刚才说的大胆编造幻想仍然有所不同，而是更内在、更复杂一些。比如说它可以是通过个性化的语言去完成和抵达的一个复杂的过程。文学作品写出的完全不是现实生活中一再重复的故事，而是经过了作家独特心灵过滤的东西。苛刻一点讲，文学的语言也不是生活的语言，而是虚构和创造出的一种语言，就是说，真正意义上的想象力首先从语言开始，然后是细节，再然后是作家自己的一个完整的世界。
想象力其实是对语言的把握能力，是通过语言进入细节和独特世界的一种能力，是一个个绵密的细部的展现能力，而绝非仅仅是一些大幅度地编造勇气。这种编造比较起来是没有难度的，是可以重复和仿制的。文学的想象力既需要付出一生的劳动，更需要天生的个性魅力。我们常说“只有说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就是指各种故事的发生是容易的，而“说”本身却是难的。作家写不到的故事，生活中已经发生，这是古已有之。可见我们今天强调的想象力，不是比谁更能编能造，比谁更能想出什么虚玄奇怪的事情，而是比怎样通过个人的语言去抵达奇妙的细节。整个事件的过程由细节表达，这些细节你无法看到，所以只有依靠想象力。这种能力，才是小说家的想象力——通过语言，展示细节，完成一系列非常复杂的过程。小说家的想象力当然要包括情节，但最重要的不是情节，而是细节，说白了，直接就是语言本身，是“说”。
我们也许长期以来对于想象力有一些误解，比如无法把握它的重点和重心。从这方面讲，就不是小问题。什么才是真正的文学想象力，这不是个通俗的问题，所以常常弄反。由此我们也就明白，为什么越是变动激烈的社会，反而越是压迫了人的想象力——它让我们只去追求和跟随社会上发生的故事，而忽视了语言方式、丧失了对细节的兴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期，一些毫无节制的胡编乱造反而像噱头一样被叫好，被复制。真正的想象力是无法复制的。在故事上过分热衷于大幅度动作的，恰恰是想象力萎缩的症候，并一定会因为这种丧失而丢弃了想象力的第一环节——语言。
实质上，只有弄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文学想象力，才有真正杰出的创造。激烈的当代生活怎么会压迫文学想象力？看看另一些第三世界，那里就有最優秀的创作，如拉美的“文学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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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看作家就是这样——缺乏“小个性”不会成为作家;而没有了“大个性”，什么优秀、杰出、伟大，压根儿都是不成立的。
不知从哪里说起，就让我从几个基本的老词谈起吧，比如“个性”。作家和理论家对这些基本的词儿大概绕不过去。当然了，一个优秀的作家必须是有个性的。可是我们多年观察下来，会发现一些很有趣的现象：我们经常注意的，最为称许的，往往是一个作家很小的、局部的、有时甚至是微不足道的东西，比如说语言姿态，讲故事的噱头，还有某些所谓“出格”的表达等等。这固然是“个性”，或许非常好也非常重要。但仅仅这样还远远不够，因为有时候我们不能从更大更高，从全局的意义上，更远一些把握“个性”。比如我们缺乏将作家从整个时期、整个群体的创作倾向和精神潮流中区别出来的能力（或意识）。如果说前一种区别和分析只是鉴别“小个性”的话，那么后一种分析则是鉴别“大个性”，也是真正意义上的“个性”。
这种寻找需要时间，需要距离和高度，一般讲更难做到。所以有时候我们对“小个性”，局部的，细微末节的，很敏感也很容易认识，津津乐道。但我们对于“大个性”，比如说写作者与一个时期精神流向的对应关系，与这个时期艺术趣味的对应关系，却视而不见或不够注意。一个时期的文化趣味、精神倾向性，是有自己的总的流向的，有自己的脚步、自己的节奏、自己的色泽。每个时代都有自己最时髦的东西。看一个作家，比如自我审视，回顾十年或更长时间以来的创作，就要看是否顺从了这种时髦，要看其艺术追求和精神指向，是不是完全顺从了这个时代的流向。如果是完全合拍，或顶多是快一点慢一点，反正大家推动的东西我们也在推动，这就大可怀疑有没有个性了。
这时要停下来，要怀疑自己。实际上我们许多时候既没有发现什么也没有创造什么，只是以自己的方式（“小个性”）跟随和推动着，参加时代大合唱。我们作品中大量的肯定或否定、热衷的东西，与主流意识形态基本一致，有时只是潜性的一致，不过是外表不同，使用的语言不同，更爱使一点性子而已。我们的思想真的与上上下下都很合拍。看看吧，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在不停地一路解构下去，是很合拍的。其实我们的可怜之处，在于我们使用的不过是文学的符号和手法，其内在精神、内在作用，与上上下下的表达意愿总体是一致的，趣味也一致。退远一些看即可知道，我们哪里有什么“个性”。
大学、报刊、电视网络，许多时候都是综合进入一种时髦的，顶多是依赖一点自己的语言方式而已，即“小个性”——如果其中大部分连这种“小个性”也没有，那大家是不会理睬不会叫好的。但总体上看，许多创作的确是处于这种缺少真正个性的状态。我们现在收视（阅读）率非常高、受到极大追捧的部分东西，也包括我自己似乎值得自喜的某些东西，其实没有什么“个性”。我们没有在一路涌动的大潮流里站住，没有自己的思考发现，没有我们自己。
时间是无情的，几十年过去，历史还是要记住“大个性”，而不会太在意仅有一点灵性、聪明、爱狂欢、会顽皮、花花哨哨的东西。有时候我们老在谴责快餐文化、快餐作品，实际上我们自己整个的就是一道快餐。我们理解问题，表达思路，哪有什么大眼光，基本上沉不住气。看作家就是这样——缺乏“小个性”不会成为作家;而没有了“大个性”，什么优秀、杰出、伟大，压根儿都是不成立的。
再说“人品”，这也是个老词儿。通常说人品和人格最终决定了作品的高度和成就，这种说法既朴素又准确，非常深刻。但由于反复说，又是一些大词，一旦失去了时代内容和具体内容，反而显得浅薄可笑。实际上那种说法一点错都没有。我们对人格和人品不能做褊狭的、肤浅的、概念化的理解。我还是得说，现在杰出的作品少，关键还是作家关怀的力度、强度和深度不够，没有更高、更大的关怀，还是人格问题。这种强烈的关怀，执拗如一的人格力量，最终还是决定一个作家能否走远的最大因素。
立场、情怀，强烈的关注力，需要在时间里贯彻。这种力量有时是非常缓慢地被送走、被理解的，它會以自己的方式打动世界，需要去感悟。创作者会留下极大的感性空间，这个空间留得越大，创作越是自由，越是个性，越是出现许多连自己都把握不了的一些意蕴。不能用逻辑意志去压迫，不能丧失千姿百态的逸出和饱满。
我还是非常喜欢一些老词儿，我比较保守。比如人格、人品，仍然要谈，因为它仍然决定了最终的创作。现在有时理解起来则正好相反，好像只有坏一些才能写出好作品、大作品似的。（众笑）这怎么成，说白了，他对追求人类进步、追求完美没有感情也没有愿望，真的黑暗起来了，不是可怕吗？一路解构，还能解构到哪里去？
当然，走入理解上的简单化二元化也是可怕的，文学既不是揭发信也不是表扬信，表达大关怀甚至也可能使用反艺术的方式去处理。文学问题相当复杂，对世界的艺术把握相当复杂。看看，人们连当年那个语境下的“垮掉派”都没有否定，仍能肯定他们对于人类的成长和世界的进步所具有的意义。不过晚垮掉不如早垮掉，那是很久以前外国的事了，现在语境变了、世界变了，一路模仿下去可不灵。今天，我们甚至都没有否定物质丰饶之地的那一类极松弛、极无聊的写作，因为我们看到了文字背后透出的一种荒凉和绝望。可这需要是真的荒凉和绝望，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真实彻底，还有纯粹。
二
想象力其实是对语言的把握能力，是通过语言进入细节和独特世界的一种能力，是一个个绵密的细部的展现能力，而绝非仅仅是一些大幅度的编造勇气。 当代生活与创作，是个很宽泛的题目。现在的社会生活、现实矛盾，往往表现得非常激烈，已经远远超过了作家的想象力。生活中的故事，其强度、曲折性，作家们想都想不到。而由此我们也发现，越是处于社会各阶层激烈对抗的时期、个体和社会的对应关系处于十分紧张的时期，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创作，作家的想象力反而会出问题、会萎缩。而当一个社会相对平和，人的生活相对舒适，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较好的时期，作家们的想象力倒是比较发达，虚构能力强大起来。如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作家，他们在形式创新中极尽能事。文学的形式技法方面的革命，往往是发生在他们那里的。他们用在形式探索方面的力气很大，文字也极精致。但是统观起来，好像这些作品内容上有点苍白，没什么意思。
照理说，处于动荡变革中的社会生活，往往更能够刺激出作家强大的虚构力，但实际情形却常常相反。形式上千奇百怪的小说、大胆想象与结构的作品，不一定出现在第三世界。当代生活与小说创作的关系就这么奇妙，好像剧烈的现实生活正压迫着作家的想象力。超越这种局限，大概需要个体的强大，只有强大了，才能冲破这种压迫，获得自由。
说到想象力，我看起码有两种不同的想象力。一种是较大幅度的“情节动作”，如编织离奇的大故事，比如《西游记》、《变形记》、《聊斋志异》，其中有难忘的猴子造反，人变甲虫，狐狸媚人等等。这种想象固然需要，这也是作者的勇气、生命力和胆魄的表现;但是否还有另一种——另一种更难一点的，却又长久不被人注意和认识的想象力？
人们长期以来太过注重剧烈和离奇的故事，所以格外看重这方面的编造能力，甚至误以为这就是文学想象力的全部或主要部分。其实文学的想象力的重心，并不表现在这儿——或者严格一点讲，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想象力。正像社会生活中的千奇百怪直接记录下来毕竟不是小说一样，仅仅是幻想出一些怪异的故事也还不算文学。文学的想象力和刚才说的大胆编造幻想仍然有所不同，而是更内在、更复杂一些。比如说它可以是通过个性化的语言去完成和抵达的一个复杂的过程。文学作品写出的完全不是现实生活中一再重复的故事，而是经过了作家独特心灵过滤的东西。苛刻一点讲，文学的语言也不是生活的语言，而是虚构和创造出的一种语言，就是说，真正意义上的想象力首先从语言开始，然后是细节，再然后是作家自己的一个完整的世界。
想象力其实是对语言的把握能力，是通过语言进入细节和独特世界的一种能力，是一个个绵密的细部的展现能力，而绝非仅仅是一些大幅度地编造勇气。这种编造比较起来是没有难度的，是可以重复和仿制的。文学的想象力既需要付出一生的劳动，更需要天生的个性魅力。我们常说“只有说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就是指各种故事的发生是容易的，而“说”本身却是难的。作家写不到的故事，生活中已经发生，这是古已有之。可见我们今天强调的想象力，不是比谁更能编能造，比谁更能想出什么虚玄奇怪的事情，而是比怎样通过个人的语言去抵达奇妙的细节。整个事件的过程由细节表达，这些细节你无法看到，所以只有依靠想象力。这种能力，才是小说家的想象力——通过语言，展示细节，完成一系列非常复杂的过程。小说家的想象力当然要包括情节，但最重要的不是情节，而是细节，说白了，直接就是语言本身，是“说”。
我们也许长期以来对于想象力有一些误解，比如无法把握它的重点和重心。从这方面讲，就不是小问题。什么才是真正的文学想象力，这不是个通俗的问题，所以常常弄反。由此我们也就明白，为什么越是变动激烈的社会，反而越是压迫了人的想象力——它让我们只去追求和跟随社会上发生的故事，而忽视了语言方式、丧失了对细节的兴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期，一些毫无节制的胡编乱造反而像噱头一样被叫好，被复制。真正的想象力是无法复制的。在故事上过分热衷于大幅度动作的，恰恰是想象力萎缩的症候，并一定会因为这种丧失而丢弃了想象力的第一环节——语言。
实质上，只有弄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文学想象力，才有真正杰出的创造。激烈的当代生活怎么会压迫文学想象力？看看另一些第三世界，那里就有最優秀的创作，如拉美的“文学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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