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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4日，2017年“声音·责任”医药界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座谈会（以下简称“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座谈会由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等中国医药行业25家协（学）会共同主办，来自全国医药卫生行业的45位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包括国务院医改办、发改委CFDA在内的几乎所有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等20位参加了此次座谈会。
此次座谈会自2009年首次召开至今已经是第九届，是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和政协的最后一次大会。正值新医改供给侧改革带动整个医药产业结构调整的大变局时代，整个医药行业以前所未有的重要性被党中央和国务院频繁提及。尤其2015年下半年至今，整个医药行业的改革可谓轰轰烈烈，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仿制药质量与疗效一致性评价的推进、两票制的试点实施、中医药法的出台等一系列重磅政策出台并以雷霆之势开始在行业里落地执行。
下午2时，座谈会主持人中国化学制药工业协会执行会长潘广成在开场致辞时指出：“2017年是落实“十三五”规划的关键一年”。尤其是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改革完善药品生产流通使用政策的若干意见》（13号文），以及紧接着人社部8年之后正式公布2017年版医保目录，诸多大政预示着2017年将成为决定接下来数年整个产业发展方向的关键节点。而在场的多为医药企业家身份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以及政府各部委官员、行业协会人士以及企业人士等，他们传递出来的声音实际上正是是中国医药产业现状的写照，也是我国医药行业所有人心态的真实写照。
新政令：再完善一些
在半日的时间里，代表委员们的表达可以用“五味杂陈”来形容。一方面，一系列利好行业健康发展的改革让他们看到未来的希望，另一方面，面对突如其来的改变，一系列新政令也让企业一时之间显得有点手足无措。新举措很多，但现实问题也不胜枚举。全国人大代表、亚宝药业董事长任武贤在发言中表达了企业的感受：“医改进入了深水区，国家各部委出台了好多政策，企业已经学不过来，需要慢慢消化。现在更重要的是要进入落实阶段，希望政府出台实施细则，能够使改革深入推行下去。”
座谈会上，被谈及频率最高的话题莫过于仿制药质量与疗效一致性评价，这也是当前药企最重要且紧急的一项任务。从与会代表委员的态度来看，与过去一年观望相比，如今企业大多进入了实战阶段。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科伦药业董事长刘革新在发言中着重谈到该话题。他指出：“药品一致性评价，无论从保证人民群众用药的安全有效，参与国际竞争来说，还是从整体上提高中国制药行业水平，缩小与国际制药工业的差距来说，都是中国医药行业迈不过去的一个坎儿，这个阵痛是一定要经历的，这条路一定不能回头，绝不能因为技术性的困难让这项事业夭折。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完成以后，中国企业将会以崭新的面貌正面和跨国公司对战，从中发现新药开发的规律，树立我们的信心。”敢于面对改革挑战，勇于走向国际竞技场，傲然于世界的气质，这是新时期下代表委员们表现出来的新气质。
但面对一致性评价这一课题，企业当前必须直面参比制剂的确认和临床试验资源短缺两道难题。目前中检院审核公布的参比制剂仅12个品规，早前企业申报备案的參比制剂绝大多数还未得到一致性评价办公室的答复。与此同时，临床资源的紧张，研发成本的在飙升，再加上2018年的大限，企业的焦虑感显而易见。
有数据显示，如果采用研发外包的方式开展一致性评价，目前藥学研究费用已经上升到200万元以上，临床试验费用则飙升到600万元左右。全国人大代表、辰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杜振新在会上表示：“参比制剂弄不清楚，可能花了很大代价，做出来的结果是无用功。现在报上去的产品制剂是否可行没有答复，往往就可能把后面的时间耽误了，这是对所有涉及到一致性评价的企业都面临的问题。还有很多参比制剂不明确的产品，到底如何做临床，企业也需要更加明确的程序。”
关于2018年的大限，行业建议要以点带面有序推进，将基本药物化学仿制药口服固体制剂的完成时限延长至2021年底。待基药一致性评价工作取得实质进展后，再有序推进非基药一致性评价。而对于成本投入问题，刘革新提出：“通过一致性评价的成本将会数倍于现在产品的成本。高的成本一定要体现高的商品价格，这一点期待国家在未来大趋势的判断上要明确，改革要有代价，改革要有成果，改革的成本需要未来的盈利来覆盖。”
此外，一致性评价过程中可能引起的药品供应保障问题也在会上被提出。与会企业代表之一上海医药副总裁舒畅在会上指出，一致性评价的品种中有一部分是紧缺药，若后续政策不配套，紧缺药会变成短缺药，对市场稳定产生负面的影响。他建议：“应该有个分类，对价格低且量不大的品种，是否可以有豁免机制，或者在时间上能够分阶段进行。
全国政协委员、仁和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杨文龙则建议实施药品分类管理，对非处方药区别管理，监管体系要体现非处方药的特点。“按照目前一致性评价的原则，很多非处方药将面临着无法在2018年底前完成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中的口服液一体制剂一致性评价的尴尬境地。”他认为，目前中国监管体系对非处方药与处方药的管理比较模糊，限制了非处方药的创新，不利于非处方药的发展和参与国际竞争。
原料药的审批问题也在座谈会上被代表们频频提及。多位代表指出，当前造成原料药垄断和涨价现状重要的因素之一在于原料药审批制。
全国人大代表、羚锐集团董事长熊维政在发言中表示：“原料药非理性的涨价，经过调查好多问题是监管部门对原料的审核批准了才能生产。经销商抬高物价的现象目前已经非常严重，有的很普通的药原材料涨价，好多企业无法生产了，这个情况比较严重。”
代表们纷纷建议对原料药实行备案制，代替目前的审批制。杜振新指出：“审批制是事前管理，而备案制是属于事中及事后管理。国际上原料药都实行备案制，只有国内实行审批制，因此国内也应该尽快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并提高以品种为中心的检查水平，建立起从源头和实施全过程监管的制度，提高药品质量可控性和可追溯性。” 两票制也是一个绕不过的话题。两票制自试点以来在业内就备受争议，随着卫计委发布《在公立医疗机构药品采购中推行“两票制”的实施意见（试行）》，国家版两票制使得这一政策成为了板上钉。行业对于两票制的支持显而易见，但是他们更多的诉求在于其完善性，尤其是配套的保障制度。
全国人大代表、华兰生物董事长安康在发言中指出：“政策整体的方向企业都是支持拥护的，但两票制、一票制政策的落实，有些政策没有给时间，保障的措施也没有，比如一票制推行以后谁配送，冷链怎么配送，基层的疫苗供应如何能够不出现断档。”据悉，山东疫苗事件爆发后，疫苗一票制政策一出，大量流通企业的“消失”使得疫苗无法销售，一些企业处在流通领域的疫苗基本上报废，这也是2016年国内所有疫苗企业亏损的重要原因。
此外，目前正在试点省份试行的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以及正在准备进行的生产工艺自查核查也是关注重点。任武贤在发言中表示：“目前医药行业处于高速发展和改革时期，实践和机遇对企业来说非常宝贵，建议全面放开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并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出台具有可操作性的实施细则和办法，只有这样才能促进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的加快实施，促进国家建立现代化的监管机制，共同促进我国药品行业的健康发展。”谈到生产工藝自查核查，任武贤也建议建立合理的企业可操作的药品生产工艺指导原则要求，并及时进行更新，把大政策变成企业可操作的政策。
中药发展：春意来，寒未去
如果说“中医药的春天来了”是去年的行业基调，那么《中医药法》的出台，可以说是今年代表委员们感觉到的实实在在的温暖。《中医药法》将于2017年7月1日施行，这是国家层面第一次为中医药立法，标志着中医药发展进入历史性的新阶段，但是目前与《中医药法》相匹配的实施细则仍未出台。
全国人大代表、西藏奇正藏药集团董事长雷菊芳表示，中医药法的出台是重大利好，民族药也看到了光明。她建议尽快出台关于中医药法中提到的经典方注册的实施细则，以及民族药经典方的目录的编制能够进一步落地。
在全行业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局势下，大型中药企业主动洗牌的思路越来越清晰可见。全国人大代表、步长制药董事长赵超提出中医药现代化的发展和中医药国际化的发展要重点培育中医药大品种。“中医药大品种基本都是通过长期的社会实践和科学研究不断的优胜劣汰形成，而且负有中医药现代化的发展以及中医药国际化的发展的历史使命，没有大企业就承担不起产业的格局，而大企业必须要有大产品，大产品才有标准化的大品质。”
全国政协委员、天津达仁堂京万红药业总经理刘文伟也认为，中医药的洗牌是大势所趋，呼吁为中华老字号企业营造更好的生态场。他同时指出，中药的国际化是大势所趋，国家应该在中药外用药上做好策略和布局，引领中药国际化的进程。全国人大代表、扬子江药业董事长徐镜人也表示接下来要在国际化方面做出成绩。
尽管前景看似一片大好，但最近中药行业的一些改革措施也开始让企业略感紧张。当前热议的话题如中药注射剂再评价和中药更名，这让企业颇有初春中夹杂着寒意的意味。不久前，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毕井泉提出：“要探索注射剂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方法，要启动中药注射剂药品安全性、有效性的再评价工作。”
座谈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神威药业董事长李振江在新闻采访间的门外被一群媒体记者围堵，讨论的话题主要集中在中药注射剂的再评价。李振江指出，我国6年前提出中药注射液安全再评价，很多中药注射液企业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再评价，现在要对再评价有个总结，要有最后的结论，不能一概而论，不要一有问题就是中药注射液，应该精准的进行统计。
湖南正清制药集团董事长吴飞驰也在会上建议，要依法、依规、客观、积极稳妥的开展中药注射剂再评价，希望这次能有结果。
中药注射剂近几年可谓处在风口浪尖上。一些省份对于辅助用药或者重点监控用药，其中受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中药注射剂。李振江指出，医院为控制药占比，把中医药作为辅助用药，将会对中药产业给予巨大打击，极大挫伤中医药产业的积极性。
与此同时，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还于1月份发布《中成药通用名称命名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有猜测认为，国内的中成药“老字号”将受到影响。李振江的建议是：“中医药现在上万个产品，很多名字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比如防风通圣散、左归丸、右归丸等等，这些宝贵遗产我们应该发扬光大，建议新上市的产品应该规范；老祖宗留下来的产品，特别是一些有治疗作用的药品，政府一定要慎之又慎。”
改革在路上
历史是一面镜子，无论医改还是药改，“摸着石头过河”是我国过去实践与认识不断进步的真实写照。
2017年是医改启动的第8年，过去几年代表委员们提出的问题，有些已经得到了解决或取得明显改善。尤记得2015年座谈会现场，多位代表委员提出药品审评审批过慢的问题，CFDA副局长吴浈在现场给出了3年解决药品审评积压问题的时限，这也是外界首次得到CFDA的明确回应。如今两年过去，从CFDA药品审评中心近两年的年度审评报告来看，这一问题已经基本得到解决。
同样的，鼓励创新也不再是口头承诺或画饼。最新出台的2017版医保目录，诸多创新药被列入；解放创新的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正在一些省份城市试点，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也取得重大突破，尤其CFDA开通的优先审评通道后，一系列创新药、临床急需的首仿药、儿童药等进入审评审批的快车道。这些改革措施正在全方位为创新打通全身经脉。
从代表委员们现场的发言来看，也足见业界对于药品监管改革成果的肯定。“过去几年中国医药创新整体的政策环境，特别是在审批监管环节上有了明显改善。审评审批加快后，临床研究机制和能力的问题现在变得越来越突出，建议加速临床事业的发展，夯实医药创新的基础。”全国政协委员、辉瑞中国企业事务部总监冯丹龙说。 全国人大代表、天圣制药集团董事长刘群是第五次参加该座谈会。过去四届，他几乎都在指出行业存在的问题和一些批评的意见，这次他发言的核心是：“各监管部门对医改的重大突破确实让人看到了曙光。”
但不可否认的是，还有一些难啃的硬骨头还难以攻坚。中国中医科学院院士张伯礼总结我国医改进程时表示，从宏观上看，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从微观上看，医改仍面临很多的问题。
2016年底，央视报道医药代表“回扣门”事件，再次将医生和医药代表两个身份拉到行业最前方。谁在决定用药？谁才是药价虚高的罪魁祸首？这些问題再次在社会上被广泛议论。而根源实际上还在于我国以药养医的医疗体制。
全国人大代表、康恩贝集团董事长胡季强指出：“以药养医的问题如果不解决，用药就不能按照病人真正的需要去用药，而是被钱这个指挥棒指挥。推进医药分业，斩断医生和药之间一一对应的关系，可能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关键所在，才能让医和药都回归到以服务人的健康为中心的本质上来。”
无论是医改，还是药改，医生都是一个核心角色。在座谈会上，“解放医生”的呼声已经越来越迫切。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内科及心脏中心主任霍勇表示：“医生现在受各种的管理，参考律师20年前从公检法机构走出来，自己形成律所，如今医生也应该走这条路。从建立医生集团为抓手来推动分级诊疗，通过医生集团的建立，建设标准，使行医过程更加规范，医生做医生的事，医生不要做医生不该做的事。”
吴飞驰也提出：“要彻底解放医生，尊重医生，保护医生；要高度警惕过度“药改”造成的危害。如二次议价对药企的杀伤非常大。不能重复强制降价导致劣药驱逐良药的过程，要旗帜鲜明地保护药企，保护合理的药价，只有合理的药价药企才能生存。”
另一个重要角色，医药代表的职业化问题也自2015年被列入提案后重新被提及。不久前，国务院13号文明确了要加快对医药代表的管理，建立医药代表登记备案制度，这为规范管理指明了方向。冯丹龙在发言中指出：“医药代表关系到药物的合理安全使用，也关系到患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应该尽早地将其列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建立完善的职业标准和国家职业管理体系来规范从业人员，使医药代表成为真正的从事药品信息传递、沟通、反馈的专业人员。”
任何改革都不会立竿见影，更多是一步步潜移默化的改变。但改革仍然在路上，正如中国中医科学院院士张伯礼在会上所说：“改革就是磕磕碰碰、左左右右，但总是在前进。医改是个世界性的难题，要正视其复杂性和长期性，要有耐心。”
此次座谈会自2009年首次召开至今已经是第九届，是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和政协的最后一次大会。正值新医改供给侧改革带动整个医药产业结构调整的大变局时代，整个医药行业以前所未有的重要性被党中央和国务院频繁提及。尤其2015年下半年至今，整个医药行业的改革可谓轰轰烈烈，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仿制药质量与疗效一致性评价的推进、两票制的试点实施、中医药法的出台等一系列重磅政策出台并以雷霆之势开始在行业里落地执行。
下午2时，座谈会主持人中国化学制药工业协会执行会长潘广成在开场致辞时指出：“2017年是落实“十三五”规划的关键一年”。尤其是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改革完善药品生产流通使用政策的若干意见》（13号文），以及紧接着人社部8年之后正式公布2017年版医保目录，诸多大政预示着2017年将成为决定接下来数年整个产业发展方向的关键节点。而在场的多为医药企业家身份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以及政府各部委官员、行业协会人士以及企业人士等，他们传递出来的声音实际上正是是中国医药产业现状的写照，也是我国医药行业所有人心态的真实写照。
新政令：再完善一些
在半日的时间里，代表委员们的表达可以用“五味杂陈”来形容。一方面，一系列利好行业健康发展的改革让他们看到未来的希望，另一方面，面对突如其来的改变，一系列新政令也让企业一时之间显得有点手足无措。新举措很多，但现实问题也不胜枚举。全国人大代表、亚宝药业董事长任武贤在发言中表达了企业的感受：“医改进入了深水区，国家各部委出台了好多政策，企业已经学不过来，需要慢慢消化。现在更重要的是要进入落实阶段，希望政府出台实施细则，能够使改革深入推行下去。”
座谈会上，被谈及频率最高的话题莫过于仿制药质量与疗效一致性评价，这也是当前药企最重要且紧急的一项任务。从与会代表委员的态度来看，与过去一年观望相比，如今企业大多进入了实战阶段。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科伦药业董事长刘革新在发言中着重谈到该话题。他指出：“药品一致性评价，无论从保证人民群众用药的安全有效，参与国际竞争来说，还是从整体上提高中国制药行业水平，缩小与国际制药工业的差距来说，都是中国医药行业迈不过去的一个坎儿，这个阵痛是一定要经历的，这条路一定不能回头，绝不能因为技术性的困难让这项事业夭折。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完成以后，中国企业将会以崭新的面貌正面和跨国公司对战，从中发现新药开发的规律，树立我们的信心。”敢于面对改革挑战，勇于走向国际竞技场，傲然于世界的气质，这是新时期下代表委员们表现出来的新气质。
但面对一致性评价这一课题，企业当前必须直面参比制剂的确认和临床试验资源短缺两道难题。目前中检院审核公布的参比制剂仅12个品规，早前企业申报备案的參比制剂绝大多数还未得到一致性评价办公室的答复。与此同时，临床资源的紧张，研发成本的在飙升，再加上2018年的大限，企业的焦虑感显而易见。
有数据显示，如果采用研发外包的方式开展一致性评价，目前藥学研究费用已经上升到200万元以上，临床试验费用则飙升到600万元左右。全国人大代表、辰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杜振新在会上表示：“参比制剂弄不清楚，可能花了很大代价，做出来的结果是无用功。现在报上去的产品制剂是否可行没有答复，往往就可能把后面的时间耽误了，这是对所有涉及到一致性评价的企业都面临的问题。还有很多参比制剂不明确的产品，到底如何做临床，企业也需要更加明确的程序。”
关于2018年的大限，行业建议要以点带面有序推进，将基本药物化学仿制药口服固体制剂的完成时限延长至2021年底。待基药一致性评价工作取得实质进展后，再有序推进非基药一致性评价。而对于成本投入问题，刘革新提出：“通过一致性评价的成本将会数倍于现在产品的成本。高的成本一定要体现高的商品价格，这一点期待国家在未来大趋势的判断上要明确，改革要有代价，改革要有成果，改革的成本需要未来的盈利来覆盖。”
此外，一致性评价过程中可能引起的药品供应保障问题也在会上被提出。与会企业代表之一上海医药副总裁舒畅在会上指出，一致性评价的品种中有一部分是紧缺药，若后续政策不配套，紧缺药会变成短缺药，对市场稳定产生负面的影响。他建议：“应该有个分类，对价格低且量不大的品种，是否可以有豁免机制，或者在时间上能够分阶段进行。
全国政协委员、仁和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杨文龙则建议实施药品分类管理，对非处方药区别管理，监管体系要体现非处方药的特点。“按照目前一致性评价的原则，很多非处方药将面临着无法在2018年底前完成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中的口服液一体制剂一致性评价的尴尬境地。”他认为，目前中国监管体系对非处方药与处方药的管理比较模糊，限制了非处方药的创新，不利于非处方药的发展和参与国际竞争。
原料药的审批问题也在座谈会上被代表们频频提及。多位代表指出，当前造成原料药垄断和涨价现状重要的因素之一在于原料药审批制。
全国人大代表、羚锐集团董事长熊维政在发言中表示：“原料药非理性的涨价，经过调查好多问题是监管部门对原料的审核批准了才能生产。经销商抬高物价的现象目前已经非常严重，有的很普通的药原材料涨价，好多企业无法生产了，这个情况比较严重。”
代表们纷纷建议对原料药实行备案制，代替目前的审批制。杜振新指出：“审批制是事前管理，而备案制是属于事中及事后管理。国际上原料药都实行备案制，只有国内实行审批制，因此国内也应该尽快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并提高以品种为中心的检查水平，建立起从源头和实施全过程监管的制度，提高药品质量可控性和可追溯性。” 两票制也是一个绕不过的话题。两票制自试点以来在业内就备受争议，随着卫计委发布《在公立医疗机构药品采购中推行“两票制”的实施意见（试行）》，国家版两票制使得这一政策成为了板上钉。行业对于两票制的支持显而易见，但是他们更多的诉求在于其完善性，尤其是配套的保障制度。
全国人大代表、华兰生物董事长安康在发言中指出：“政策整体的方向企业都是支持拥护的，但两票制、一票制政策的落实，有些政策没有给时间，保障的措施也没有，比如一票制推行以后谁配送，冷链怎么配送，基层的疫苗供应如何能够不出现断档。”据悉，山东疫苗事件爆发后，疫苗一票制政策一出，大量流通企业的“消失”使得疫苗无法销售，一些企业处在流通领域的疫苗基本上报废，这也是2016年国内所有疫苗企业亏损的重要原因。
此外，目前正在试点省份试行的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以及正在准备进行的生产工艺自查核查也是关注重点。任武贤在发言中表示：“目前医药行业处于高速发展和改革时期，实践和机遇对企业来说非常宝贵，建议全面放开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并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出台具有可操作性的实施细则和办法，只有这样才能促进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的加快实施，促进国家建立现代化的监管机制，共同促进我国药品行业的健康发展。”谈到生产工藝自查核查，任武贤也建议建立合理的企业可操作的药品生产工艺指导原则要求，并及时进行更新，把大政策变成企业可操作的政策。
中药发展：春意来，寒未去
如果说“中医药的春天来了”是去年的行业基调，那么《中医药法》的出台，可以说是今年代表委员们感觉到的实实在在的温暖。《中医药法》将于2017年7月1日施行，这是国家层面第一次为中医药立法，标志着中医药发展进入历史性的新阶段，但是目前与《中医药法》相匹配的实施细则仍未出台。
全国人大代表、西藏奇正藏药集团董事长雷菊芳表示，中医药法的出台是重大利好，民族药也看到了光明。她建议尽快出台关于中医药法中提到的经典方注册的实施细则，以及民族药经典方的目录的编制能够进一步落地。
在全行业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局势下，大型中药企业主动洗牌的思路越来越清晰可见。全国人大代表、步长制药董事长赵超提出中医药现代化的发展和中医药国际化的发展要重点培育中医药大品种。“中医药大品种基本都是通过长期的社会实践和科学研究不断的优胜劣汰形成，而且负有中医药现代化的发展以及中医药国际化的发展的历史使命，没有大企业就承担不起产业的格局，而大企业必须要有大产品，大产品才有标准化的大品质。”
全国政协委员、天津达仁堂京万红药业总经理刘文伟也认为，中医药的洗牌是大势所趋，呼吁为中华老字号企业营造更好的生态场。他同时指出，中药的国际化是大势所趋，国家应该在中药外用药上做好策略和布局，引领中药国际化的进程。全国人大代表、扬子江药业董事长徐镜人也表示接下来要在国际化方面做出成绩。
尽管前景看似一片大好，但最近中药行业的一些改革措施也开始让企业略感紧张。当前热议的话题如中药注射剂再评价和中药更名，这让企业颇有初春中夹杂着寒意的意味。不久前，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毕井泉提出：“要探索注射剂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方法，要启动中药注射剂药品安全性、有效性的再评价工作。”
座谈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神威药业董事长李振江在新闻采访间的门外被一群媒体记者围堵，讨论的话题主要集中在中药注射剂的再评价。李振江指出，我国6年前提出中药注射液安全再评价，很多中药注射液企业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再评价，现在要对再评价有个总结，要有最后的结论，不能一概而论，不要一有问题就是中药注射液，应该精准的进行统计。
湖南正清制药集团董事长吴飞驰也在会上建议，要依法、依规、客观、积极稳妥的开展中药注射剂再评价，希望这次能有结果。
中药注射剂近几年可谓处在风口浪尖上。一些省份对于辅助用药或者重点监控用药，其中受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中药注射剂。李振江指出，医院为控制药占比，把中医药作为辅助用药，将会对中药产业给予巨大打击，极大挫伤中医药产业的积极性。
与此同时，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还于1月份发布《中成药通用名称命名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有猜测认为，国内的中成药“老字号”将受到影响。李振江的建议是：“中医药现在上万个产品，很多名字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比如防风通圣散、左归丸、右归丸等等，这些宝贵遗产我们应该发扬光大，建议新上市的产品应该规范；老祖宗留下来的产品，特别是一些有治疗作用的药品，政府一定要慎之又慎。”
改革在路上
历史是一面镜子，无论医改还是药改，“摸着石头过河”是我国过去实践与认识不断进步的真实写照。
2017年是医改启动的第8年，过去几年代表委员们提出的问题，有些已经得到了解决或取得明显改善。尤记得2015年座谈会现场，多位代表委员提出药品审评审批过慢的问题，CFDA副局长吴浈在现场给出了3年解决药品审评积压问题的时限，这也是外界首次得到CFDA的明确回应。如今两年过去，从CFDA药品审评中心近两年的年度审评报告来看，这一问题已经基本得到解决。
同样的，鼓励创新也不再是口头承诺或画饼。最新出台的2017版医保目录，诸多创新药被列入；解放创新的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正在一些省份城市试点，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也取得重大突破，尤其CFDA开通的优先审评通道后，一系列创新药、临床急需的首仿药、儿童药等进入审评审批的快车道。这些改革措施正在全方位为创新打通全身经脉。
从代表委员们现场的发言来看，也足见业界对于药品监管改革成果的肯定。“过去几年中国医药创新整体的政策环境，特别是在审批监管环节上有了明显改善。审评审批加快后，临床研究机制和能力的问题现在变得越来越突出，建议加速临床事业的发展，夯实医药创新的基础。”全国政协委员、辉瑞中国企业事务部总监冯丹龙说。 全国人大代表、天圣制药集团董事长刘群是第五次参加该座谈会。过去四届，他几乎都在指出行业存在的问题和一些批评的意见，这次他发言的核心是：“各监管部门对医改的重大突破确实让人看到了曙光。”
但不可否认的是，还有一些难啃的硬骨头还难以攻坚。中国中医科学院院士张伯礼总结我国医改进程时表示，从宏观上看，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从微观上看，医改仍面临很多的问题。
2016年底，央视报道医药代表“回扣门”事件，再次将医生和医药代表两个身份拉到行业最前方。谁在决定用药？谁才是药价虚高的罪魁祸首？这些问題再次在社会上被广泛议论。而根源实际上还在于我国以药养医的医疗体制。
全国人大代表、康恩贝集团董事长胡季强指出：“以药养医的问题如果不解决，用药就不能按照病人真正的需要去用药，而是被钱这个指挥棒指挥。推进医药分业，斩断医生和药之间一一对应的关系，可能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关键所在，才能让医和药都回归到以服务人的健康为中心的本质上来。”
无论是医改，还是药改，医生都是一个核心角色。在座谈会上，“解放医生”的呼声已经越来越迫切。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内科及心脏中心主任霍勇表示：“医生现在受各种的管理，参考律师20年前从公检法机构走出来，自己形成律所，如今医生也应该走这条路。从建立医生集团为抓手来推动分级诊疗，通过医生集团的建立，建设标准，使行医过程更加规范，医生做医生的事，医生不要做医生不该做的事。”
吴飞驰也提出：“要彻底解放医生，尊重医生，保护医生；要高度警惕过度“药改”造成的危害。如二次议价对药企的杀伤非常大。不能重复强制降价导致劣药驱逐良药的过程，要旗帜鲜明地保护药企，保护合理的药价，只有合理的药价药企才能生存。”
另一个重要角色，医药代表的职业化问题也自2015年被列入提案后重新被提及。不久前，国务院13号文明确了要加快对医药代表的管理，建立医药代表登记备案制度，这为规范管理指明了方向。冯丹龙在发言中指出：“医药代表关系到药物的合理安全使用，也关系到患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应该尽早地将其列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建立完善的职业标准和国家职业管理体系来规范从业人员，使医药代表成为真正的从事药品信息传递、沟通、反馈的专业人员。”
任何改革都不会立竿见影，更多是一步步潜移默化的改变。但改革仍然在路上，正如中国中医科学院院士张伯礼在会上所说：“改革就是磕磕碰碰、左左右右，但总是在前进。医改是个世界性的难题，要正视其复杂性和长期性，要有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