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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
邓小平说：“过去，我们很多方面学苏联，是吃了亏的。
世界上最先进的成果都要学习，引进来作为基础。”
在经历了艰辛的探索后，邓小平领导中国实行改革开放
延安时期，在一片“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的憧憬之中，有一位从苏联疗伤归来的杰出将领语惊四座：“中国的将来，肯定比苏联好。”这句狂言，在奉行“以俄为师”的当时，没有多少人信，但却令毛泽东如闻空谷足音，跫然而喜，以至于在十多年后仍然回味不已。早在1928年苏维埃革命在中国失败后，毛泽东就开始对照搬苏俄模式进行反思，并不断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事实上，中国共产党的成功，正是以逐步挣脱苏共教条来开辟的。
斯大林喜欢“站在别人头上发号施令”，毛泽东“见到他以后就更不高兴了”
建国之初，“国家建设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是生疏的，但是可以学会的。有苏联走过的道路可资借鉴”。毛泽东作出了“要将苏联的先进经验学到手”的指示，这并非个人主观意愿的产物，而是由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决定的。
一方面，新中国成立之初，苏联是唯一可资借鉴的模式。当时苏联模式的弊端尚未充分暴露，我们认为苏联模式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共产主义的原则设想，苏联已在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等方面都提供了成功的经验。因此，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和经济建设工作，基本上都是按照苏联模式并在苏联直接帮助下进行的。在当时，这对于迅速恢复国民经济，促进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体制;对于增强国力，打破西方国家的封锁，建立起自己的工业和国防，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另一方面，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亟需得到苏联“老大哥”的支持和帮助，有时也不得不忍受“老大哥”的发号施令。1947年，在苏联共产党的主导作用下，欧洲9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通过的决议中，把十月革命的道路和苏联模式绝对化、神圣化，要求各国共产党都要无条件地学习苏联，推行苏联模式。在这种氛围下，各国共产党、各社会主义国家，是否“以俄为师”，仿效苏联模式，成了是否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是否遵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正确路线的大是大非问题。南斯拉夫共产党就是因为抵制苏共对其内政的干涉，主张从本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独特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而在1948年6月被开除出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
毛泽东对此有清晰认识，在一次和外国客人谈话时毫不客气地说：“中国共产党曾经四次吃过斯大林的亏，第一次是王明‘左’倾路线;第二次是王明右倾路线;第三次是战后斯大林支持蒋介石，不让中国革命;第四次是怀疑我是半个铁托（前南斯拉夫领导人）。”他还表达了自己对斯大林的感觉：斯大林与列宁不同，喜欢“站在别人头上发号施令”，所以，“我在见到斯大林之前，从感情上说对他就不怎么样”。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率领代表团到苏联给斯大林祝寿。这次苏联之行，虽然中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但对毛泽东来说是一次不愉快的旅行。几年后，毛泽东在党的一次会议上，旧事重提：“……戏台上的英雄豪杰出来，踱方步，与众不同。斯大林就是那样的人，他比我矮，画家定要把他画高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多高多重是物质问题。苏联画家画我们两人坐像，他在抽烟，我手里拿一本书，表示向他学习。中国人奴隶当惯了，似乎还要当下去，盲目屈服于那时苏联的精神压力。马列主义对任何人都是平等的，应该平等待人。”
中苏的友好同盟关系中，潜藏着矛盾。
赫鲁晓夫的一声“惊雷”，促使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
为什么在1956年前后，发生了从“以俄为师”到“以苏为鉴”的转变呢？这是由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决定的。
首先，经过几年的实践，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开始取得一点儿经验，对苏联做法中的缺点与不足开始有所认识。毛泽东是最先察觉并指出来苏联模式的弊端的，他认为在经济工作方面，苏联模式至少存在三种弊端：重工轻农、重重轻轻、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这时，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任务被提上日程，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領导人不得不思考如何探索中国特色的建设道路。
其次，自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到1955年，苏联对斯大林的提法有了变化：开始批评个人崇拜现象，不再把斯大林和列宁相提并论，评论斯大林工作中和理论上的一些问题，提出要反对宣传工作中的教条主义。这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关注，促使他重新认识苏联经验中的一些问题。1954年6月，他在关于宪法草案的讲话中，提出了破除迷信的问题。他说：“我们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1955年，毛泽东在中央领导集体的小范围内，明确地提出了“以苏为鉴”的思想。
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批评了斯大林的错误和苏联模式的弊端。
后来，毛泽东在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代表团时说：“对斯大林的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了，可以自由思考，独立思考了。”实际上，毛泽东“一则以喜，一则以惧”，他考虑得更多的是：“去掉压力，解放思想，完全必要。但一棍子打死，我们就不赞成。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
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专门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引以为戒不等于完全否定苏联模式，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 《论十大关系》成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轫之作，开创了中国共产党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先河，而其中很多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对今天仍有指导作用。
毛泽东思想一贯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正如他所说：“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他继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照搬苏维埃城市暴动模式的失败经验中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之后，又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上，开始了艰辛的探索。
邓小平发展了毛泽东“以俄为鉴”的思路
思想上虽然打开了新局面，但由于当时的复杂形势，中共中央对如何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还有待探索。苏共二十大后，国际上出现一股“非斯大林化”的思潮，特别是波兰、匈牙利事件，造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混乱局面。在当时的冷战背景下，毛泽东十分担忧，他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说：“我们不像有些人那样丑化斯大林，毁灭斯大林，而是按照实际情况办事……你有多少资本呢？无非是一个列宁，一个斯大林。你把斯大林丢了，把列宁丢得差不多了，列宁的脚没有了，或者还有一个头，或者两只手砍掉了一只。”因此，中国仍然给予赫鲁晓夫支持。
然而，随着赫鲁晓夫地位得到巩固，他对华政策中的大党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却逐渐膨胀起来。
1958年，赫鲁晓夫提出要与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毛泽东将此举视作要控制中国，坚决加以抵制。
1959年9月30日，赫鲁晓夫最后一次访问中国，在释放在押美国人问题、中印边界问题、西藏问题和台湾问题上，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当赫鲁晓夫抱怨中国炮打金门、马祖没有和苏联商量，给苏联造成了“困难”，进而又责怪中国没有拿下金门、马祖时，陈毅反驳道：“炮击金门、马祖是我们的内政问题，赫鲁晓夫同志，你管这么多干什么？”
赫鲁晓夫霍地站了起来，指着陈毅大声咆哮说：“陈毅同志，论军衔，你比我高，你是元帅，而我只是中将。但在党内，我是第一书记！”
陈毅立即回答：“你是第一书记不错，但你说得对，我可以听，说得不对我当然反驳。”
一直冷眼旁观的毛泽东说：“我听了半天，你给我们扣了好些顶帽子，没有看住达赖呀，没团结尼赫鲁，不该打炮，大跃进也不对，又说我要标榜马列主义的正统派等等，那么我也送你一顶帽子，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这是中苏两党领导人之间发生的空前严重的一次争吵，最终双方不欢而散，没有取得任何成果。
1960年7月，苏联政府决定召回全部在华专家，停止供应中国急需的若干重要设备，停止向中国提供贷款。这使得中国大批建设项目陷于停滞状态，造成了巨大损失。
从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起，直至1966年3月中共拒绝出席苏共二十三大，中苏两党关系中断，两党之间相互口诛笔伐，史称“十年论战”。中苏论战中对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国际共运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于中共的影响是，加剧了中共的“左”倾错误，中共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和实践是这种错误的主要表现，它使中共自身建设遭受严重挫折。
“文革”结束后，重新执政后不久的邓小平总结历史经验时，说道：“过去，我们很多方面学苏联，是吃了亏的。世界上最先进的成果都要学习，引进来作为基础。”在经历了艰辛曲折的探索过程后，邓小平发展了毛泽东“以俄为鉴”的思路，领导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最终走上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苏联解体后的20来天，邓小平去了南方
1991年12月25日，苏联正式宣布解体。1992年1月18日，也就是苏联解体后20多天，邓小平开始南巡。
邓小平南巡到深圳时，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讲话”：“中国不搞社会主义，不搞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走任何一条路都是死路。改革开放动摇不得，继续发展，人们生活要不断继续提高，他才会相信你，才会拥护你。我们耽误了几十年，不耽误这几十年，我们的面貌就会很不同了……”国内很多人在怀疑红旗还能打多久，毕竟整个苏联阵营都垮台了，但邓小平看到的却是机会。
“南方谈话明确地回答了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因而是继真理标准大讨论之后的第二次思想大解放，其中关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精辟论述;关于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新概论;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和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理论等，都是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从理论上作出的新回答，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在理论上的巨大突破，而成为了党十四大的理论基础。”多年之后，人民日报社高级编辑凌志军在《交锋》一书中描述当年的情景：“黄钟大吕的声音一下子压过了‘左’的瓦釜之鸣。”
从此，中国迎来新一轮思想大解放，经济飞速增长，地处改革前沿的深圳更是创下了“深圳速度”的神话。
2004年，李肇星作为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的特使，出席美国前总统里根的葬礼。在回程的飞机上，他碰巧和苏联前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同坐一架飞机，两人聊了起来。李肇星问：“多年来，包括我在内的許多中国朋友，一直特别想知道，为什么那么大的苏联，那么强的社会主义大国，在短短的几年内就解体了？”戈尔巴乔夫犹豫了片刻，面色凝重地说：“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告诉你的是，在各国领导人当中，我最敬佩的是邓小平先生。而我们那里没有个邓小平。”在戈尔巴乔夫看来，由于邓小平领导中国走上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才没有像苏联那样解体。
苏联解体，极大地改变了二战后40多年世界历史的发展历程，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及国际格局的发展演变产生了深远影响。与苏共同为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中共，对于苏联亡党亡国的原因、历史教训进行了认真研究和总结，以作为前车之鉴。
1992年，针对西方搞“和平演变”和苏东剧变事件，邓小平明确指出：“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就可以放心睡大觉。”
20多年来，中共不断汲取苏联的经验教训，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和探索。从党的十四大起，历届党的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对加强党的建设，相继提出了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一直到十九大，党的政治建设成为一个新提法，是中国共产党总结建党96年经验教训提出的关于党的建设的第六大建设，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习近平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这种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带来的国家发展，反过来促使俄罗斯向中国取经。俄罗斯联邦总统顾问、俄罗斯联邦科学院院士及学术委员会主席格拉兹耶夫·谢尔盖·尤里耶维奇表示：“俄罗斯应该向中国学习如何发展经济，要努力学习‘中国奇迹’的经验。”
（责编/陈小婷 责校/闻立 来源/《中俄揭秘档案——毛泽东四会赫鲁晓夫》，彭学涛、郑瑞峰/文，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09年6月1日;《毛泽东：提起斯大林就三肚子气》，张家康/文，《党史文苑》2005年第5期;《苏联解体时刻 中共抉择》，田毅、张恒、王晓/文，2012年第3期;《从以俄为师到以俄为鉴》，《党史研究与教学》，韩荣璋/文，1997年第11期;《党建历史上的“师俄”与“苏鉴”》，王巧荣/文，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1年11月7日）
邓小平说：“过去，我们很多方面学苏联，是吃了亏的。
世界上最先进的成果都要学习，引进来作为基础。”
在经历了艰辛的探索后，邓小平领导中国实行改革开放
延安时期，在一片“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的憧憬之中，有一位从苏联疗伤归来的杰出将领语惊四座：“中国的将来，肯定比苏联好。”这句狂言，在奉行“以俄为师”的当时，没有多少人信，但却令毛泽东如闻空谷足音，跫然而喜，以至于在十多年后仍然回味不已。早在1928年苏维埃革命在中国失败后，毛泽东就开始对照搬苏俄模式进行反思，并不断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事实上，中国共产党的成功，正是以逐步挣脱苏共教条来开辟的。
斯大林喜欢“站在别人头上发号施令”，毛泽东“见到他以后就更不高兴了”
建国之初，“国家建设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是生疏的，但是可以学会的。有苏联走过的道路可资借鉴”。毛泽东作出了“要将苏联的先进经验学到手”的指示，这并非个人主观意愿的产物，而是由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决定的。
一方面，新中国成立之初，苏联是唯一可资借鉴的模式。当时苏联模式的弊端尚未充分暴露，我们认为苏联模式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共产主义的原则设想，苏联已在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等方面都提供了成功的经验。因此，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和经济建设工作，基本上都是按照苏联模式并在苏联直接帮助下进行的。在当时，这对于迅速恢复国民经济，促进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体制;对于增强国力，打破西方国家的封锁，建立起自己的工业和国防，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另一方面，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亟需得到苏联“老大哥”的支持和帮助，有时也不得不忍受“老大哥”的发号施令。1947年，在苏联共产党的主导作用下，欧洲9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通过的决议中，把十月革命的道路和苏联模式绝对化、神圣化，要求各国共产党都要无条件地学习苏联，推行苏联模式。在这种氛围下，各国共产党、各社会主义国家，是否“以俄为师”，仿效苏联模式，成了是否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是否遵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正确路线的大是大非问题。南斯拉夫共产党就是因为抵制苏共对其内政的干涉，主张从本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独特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而在1948年6月被开除出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
毛泽东对此有清晰认识，在一次和外国客人谈话时毫不客气地说：“中国共产党曾经四次吃过斯大林的亏，第一次是王明‘左’倾路线;第二次是王明右倾路线;第三次是战后斯大林支持蒋介石，不让中国革命;第四次是怀疑我是半个铁托（前南斯拉夫领导人）。”他还表达了自己对斯大林的感觉：斯大林与列宁不同，喜欢“站在别人头上发号施令”，所以，“我在见到斯大林之前，从感情上说对他就不怎么样”。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率领代表团到苏联给斯大林祝寿。这次苏联之行，虽然中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但对毛泽东来说是一次不愉快的旅行。几年后，毛泽东在党的一次会议上，旧事重提：“……戏台上的英雄豪杰出来，踱方步，与众不同。斯大林就是那样的人，他比我矮，画家定要把他画高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多高多重是物质问题。苏联画家画我们两人坐像，他在抽烟，我手里拿一本书，表示向他学习。中国人奴隶当惯了，似乎还要当下去，盲目屈服于那时苏联的精神压力。马列主义对任何人都是平等的，应该平等待人。”
中苏的友好同盟关系中，潜藏着矛盾。
赫鲁晓夫的一声“惊雷”，促使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
为什么在1956年前后，发生了从“以俄为师”到“以苏为鉴”的转变呢？这是由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决定的。
首先，经过几年的实践，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开始取得一点儿经验，对苏联做法中的缺点与不足开始有所认识。毛泽东是最先察觉并指出来苏联模式的弊端的，他认为在经济工作方面，苏联模式至少存在三种弊端：重工轻农、重重轻轻、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这时，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任务被提上日程，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領导人不得不思考如何探索中国特色的建设道路。
其次，自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到1955年，苏联对斯大林的提法有了变化：开始批评个人崇拜现象，不再把斯大林和列宁相提并论，评论斯大林工作中和理论上的一些问题，提出要反对宣传工作中的教条主义。这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关注，促使他重新认识苏联经验中的一些问题。1954年6月，他在关于宪法草案的讲话中，提出了破除迷信的问题。他说：“我们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1955年，毛泽东在中央领导集体的小范围内，明确地提出了“以苏为鉴”的思想。
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批评了斯大林的错误和苏联模式的弊端。
后来，毛泽东在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代表团时说：“对斯大林的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了，可以自由思考，独立思考了。”实际上，毛泽东“一则以喜，一则以惧”，他考虑得更多的是：“去掉压力，解放思想，完全必要。但一棍子打死，我们就不赞成。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
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专门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引以为戒不等于完全否定苏联模式，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 《论十大关系》成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轫之作，开创了中国共产党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先河，而其中很多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对今天仍有指导作用。
毛泽东思想一贯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正如他所说：“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他继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照搬苏维埃城市暴动模式的失败经验中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之后，又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上，开始了艰辛的探索。
邓小平发展了毛泽东“以俄为鉴”的思路
思想上虽然打开了新局面，但由于当时的复杂形势，中共中央对如何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还有待探索。苏共二十大后，国际上出现一股“非斯大林化”的思潮，特别是波兰、匈牙利事件，造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混乱局面。在当时的冷战背景下，毛泽东十分担忧，他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说：“我们不像有些人那样丑化斯大林，毁灭斯大林，而是按照实际情况办事……你有多少资本呢？无非是一个列宁，一个斯大林。你把斯大林丢了，把列宁丢得差不多了，列宁的脚没有了，或者还有一个头，或者两只手砍掉了一只。”因此，中国仍然给予赫鲁晓夫支持。
然而，随着赫鲁晓夫地位得到巩固，他对华政策中的大党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却逐渐膨胀起来。
1958年，赫鲁晓夫提出要与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毛泽东将此举视作要控制中国，坚决加以抵制。
1959年9月30日，赫鲁晓夫最后一次访问中国，在释放在押美国人问题、中印边界问题、西藏问题和台湾问题上，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当赫鲁晓夫抱怨中国炮打金门、马祖没有和苏联商量，给苏联造成了“困难”，进而又责怪中国没有拿下金门、马祖时，陈毅反驳道：“炮击金门、马祖是我们的内政问题，赫鲁晓夫同志，你管这么多干什么？”
赫鲁晓夫霍地站了起来，指着陈毅大声咆哮说：“陈毅同志，论军衔，你比我高，你是元帅，而我只是中将。但在党内，我是第一书记！”
陈毅立即回答：“你是第一书记不错，但你说得对，我可以听，说得不对我当然反驳。”
一直冷眼旁观的毛泽东说：“我听了半天，你给我们扣了好些顶帽子，没有看住达赖呀，没团结尼赫鲁，不该打炮，大跃进也不对，又说我要标榜马列主义的正统派等等，那么我也送你一顶帽子，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这是中苏两党领导人之间发生的空前严重的一次争吵，最终双方不欢而散，没有取得任何成果。
1960年7月，苏联政府决定召回全部在华专家，停止供应中国急需的若干重要设备，停止向中国提供贷款。这使得中国大批建设项目陷于停滞状态，造成了巨大损失。
从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起，直至1966年3月中共拒绝出席苏共二十三大，中苏两党关系中断，两党之间相互口诛笔伐，史称“十年论战”。中苏论战中对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国际共运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于中共的影响是，加剧了中共的“左”倾错误，中共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和实践是这种错误的主要表现，它使中共自身建设遭受严重挫折。
“文革”结束后，重新执政后不久的邓小平总结历史经验时，说道：“过去，我们很多方面学苏联，是吃了亏的。世界上最先进的成果都要学习，引进来作为基础。”在经历了艰辛曲折的探索过程后，邓小平发展了毛泽东“以俄为鉴”的思路，领导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最终走上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苏联解体后的20来天，邓小平去了南方
1991年12月25日，苏联正式宣布解体。1992年1月18日，也就是苏联解体后20多天，邓小平开始南巡。
邓小平南巡到深圳时，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讲话”：“中国不搞社会主义，不搞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走任何一条路都是死路。改革开放动摇不得，继续发展，人们生活要不断继续提高，他才会相信你，才会拥护你。我们耽误了几十年，不耽误这几十年，我们的面貌就会很不同了……”国内很多人在怀疑红旗还能打多久，毕竟整个苏联阵营都垮台了，但邓小平看到的却是机会。
“南方谈话明确地回答了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因而是继真理标准大讨论之后的第二次思想大解放，其中关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精辟论述;关于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新概论;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和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理论等，都是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从理论上作出的新回答，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在理论上的巨大突破，而成为了党十四大的理论基础。”多年之后，人民日报社高级编辑凌志军在《交锋》一书中描述当年的情景：“黄钟大吕的声音一下子压过了‘左’的瓦釜之鸣。”
从此，中国迎来新一轮思想大解放，经济飞速增长，地处改革前沿的深圳更是创下了“深圳速度”的神话。
2004年，李肇星作为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的特使，出席美国前总统里根的葬礼。在回程的飞机上，他碰巧和苏联前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同坐一架飞机，两人聊了起来。李肇星问：“多年来，包括我在内的許多中国朋友，一直特别想知道，为什么那么大的苏联，那么强的社会主义大国，在短短的几年内就解体了？”戈尔巴乔夫犹豫了片刻，面色凝重地说：“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告诉你的是，在各国领导人当中，我最敬佩的是邓小平先生。而我们那里没有个邓小平。”在戈尔巴乔夫看来，由于邓小平领导中国走上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才没有像苏联那样解体。
苏联解体，极大地改变了二战后40多年世界历史的发展历程，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及国际格局的发展演变产生了深远影响。与苏共同为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中共，对于苏联亡党亡国的原因、历史教训进行了认真研究和总结，以作为前车之鉴。
1992年，针对西方搞“和平演变”和苏东剧变事件，邓小平明确指出：“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就可以放心睡大觉。”
20多年来，中共不断汲取苏联的经验教训，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和探索。从党的十四大起，历届党的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对加强党的建设，相继提出了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一直到十九大，党的政治建设成为一个新提法，是中国共产党总结建党96年经验教训提出的关于党的建设的第六大建设，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习近平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这种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带来的国家发展，反过来促使俄罗斯向中国取经。俄罗斯联邦总统顾问、俄罗斯联邦科学院院士及学术委员会主席格拉兹耶夫·谢尔盖·尤里耶维奇表示：“俄罗斯应该向中国学习如何发展经济，要努力学习‘中国奇迹’的经验。”
（责编/陈小婷 责校/闻立 来源/《中俄揭秘档案——毛泽东四会赫鲁晓夫》，彭学涛、郑瑞峰/文，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09年6月1日;《毛泽东：提起斯大林就三肚子气》，张家康/文，《党史文苑》2005年第5期;《苏联解体时刻 中共抉择》，田毅、张恒、王晓/文，2012年第3期;《从以俄为师到以俄为鉴》，《党史研究与教学》，韩荣璋/文，1997年第11期;《党建历史上的“师俄”与“苏鉴”》，王巧荣/文，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1年11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