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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任何一段历史都有它不可替代的独特性，可是，1978—2011年的中国，却是最不可能被替代的。在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里，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日渐瓦解，中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试验场，它在众目睽睽之下，以不可逆转的姿态向市场经济转轨。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无论是经济、科技，乃至教育、文化、体育，世景变迁的幅度之大常让人恍如隔世。然而，历史变迁的背后，或显或隐都有其特定的桎梏，尤其是在高速运转之下。很多时候，人们看不清它的存在，是因为人们正处于这纷繁变幻的历史当下，而当一切繁荣生成之时，这些遗留在光荣背后的问题，才会如水底之瓢，慢慢浮出水面，兹待解决
或许你没有听说过陈玉梅这个名字，她是一名在鞍山齐大山铁矿北采矿场工作的普通女工。而在多年前，她还曾有这样一个身份——叱咤风云的马家军成员之一。陈玉梅个人的最好成绩是1992年汉城第三届世青赛800米亚军。如今，她的工作就是在铁矿里负责计数。
马家军的第一代队长陈颖是马家军最大的悲剧。1998年，她的尸体在沈阳棋盘山水库被发现。如果不是被学历卡住，她也许会成为梦寐以求的一名新闻记者。尽管她没有显赫的成绩，尽管她常半夜起来偷练，也没能取得世界冠军，但她却成为马家军中唯一会写诗，唯一用日记本记录了马家军历史的人。退役后，她曾到辽宁一家报社自荐做体育记者，但被这样回绝了：应征者必须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这对从小就进了运动队的她来说，这是是不可逾越的一道鸿沟。举目四望，前途一片茫然，之后她烧掉了在马家军7年间记录的十几本日记……而马家军中的王晓霞，退役后成了一个逃避计划生育的“农妇”。
说起冠军退役后的境况，很多人都会提到邹春兰，当她13岁时国家曾对她承诺，会照顾她一辈子——只要她好好练，取得好成绩。10年里，她拿过5个全国冠军，但当她要退役时，得到的照顾却是在举重队的厨房干粗活。3年后这点照顾也被取消。她重新回到社会上，卖过羊肉串，做过杂工，令她“扬名”的不是她当初的成绩，而是她退役后做搓澡工的经历。
从风光无限的全国冠军，到一次只挣1.25元、月收入总共不到500元的搓澡工，邹春兰自己也承认，目前的境遇，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自己的文化水平太低，连拼音都不会。由于常年从事体育训练，把学业彻底荒废了。除了没有文化，她还缺乏一技之长。除了举重，她在实用技术方面一无所长。
才力，这位“亚洲大力士”曾连续获得40多个全国冠军和20多个亚洲冠军，但退役后，在辽宁省体育运动技术学院的关照下，被安置当了一名门卫。
由于长期受困于运动生涯带来的各种痛苦的顽疾，才力在退役5年后去世，时年33岁。他去世的当天，家里只有300元钱，还留下欠账单800元。
他们怎么了？
斯蒂芬·茨威格曾在《人类群星闪耀时》中写道：“一个人命中最大的幸运，莫过于在他的人生中途，即在他年富力强的时候发现了自己生活的使命。”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成功或失败的运动员都是幸运的，因为在他们至少前30年的生命中，在应当由他们承担责任的这个年代，上演了一场场最具激荡力的狂欢，他们的使命与命运，影响了一个民族的荣誉。然而就在这项使命落幕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也都有着一段烟花般瞬间璀璨旋即又归于寂寞的命运。
对于这些从小到大多和队友、教练接触的运动员来说，退役之后他们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与社会生活脱轨。
马拉松运动员艾冬梅由于生活所迫，在北京通州一家菜场卖服装。有人去探望她之前询问同行，硕大一个菜场，怎样才能找到她？对方说：“你就看地摊前低头坐着一个人，既不叫卖也不跟顾客多说话的那个人就是艾冬梅。”对此，艾冬梅解释：“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叫卖，也不知道别人还价时，我该怎么办。有时候顾客砍到5块钱一件还嫌贵，我真是气得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在摆地摊第一天，艾冬梅就收到了一张100元的假钞。
十多年前，曾经的亚洲赛艇锦标赛女子2000米双人双桨冠军获得者陈又香退役时，嫌弃过环卫工人的职业，她无法接受自己怀揣一堆奖牌和证书却要在退役后去扫大街的现实。此后的几年，为了生存，她做过福利院小工、家政服务、电梯清理工……因为儿子患有先天性疾病，在漂泊了一大圈之后，她不得不放下冠军的架子，答应城管局去做环卫工人。她觉得这至少是一个稳定的工作，可以免去每天到处投简历和找杂活，但是城管局却没有再给她回去的机会。这位昔日赛场上昂首挺胸的女英雄，却在退役后的生活面前低下了头：“为了能攒钱给儿子治病，什么活我都干。”
现在的陈又香与昔日在领奖台上风光无限、众星捧月的情景构成鲜明的对比。很多次，陈又香都在想，如果没有小时候超于常人的天赋，如果这种天赋没被父母发现，自己可能从此会变成另一个人：她会和常人一样继续上学，按部就班地构建自己的生活。可是，机遇偏偏选中了她，给了她一个灿烂的瞬间，却又残忍地将之收回。
这些并不是个案，年龄大、没文化、就业难、伤病缠身、缺少社会关爱，是目前我国部分体育项目退役运动员的现状。而出现这种情况，与我国所实行的专业化训练体制和缺少相应的配套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
竞技体育是一个金字塔，最后能站在塔尖上的毕竟是少数人，可大部分人在搭建塔基的过程中却付出了不可磨灭的代价——为了训练，他们失去了与其他同龄人竞争的基础，与此同时，因运动成绩没有达到顶尖水平而使他们默默无闻，失去了社会需要的“眼球效应”，这又再使他们的二次就业面临困难。
今天，我国体育人才的训练、培养还是沿袭前苏联的体系，走的是“县市少年业余体校-省体育运动学校(专业队)-国家队”这种特定的选拔培养路径。许多运动员从小从事专业训练，忽视了文化学习。在家长、教练的眼里，只要刻苦训练，将来拿世界冠军，一生就会有了依靠。在业余体校训练一段时间后，一部分运动员就被挑到省级专业队进行全封闭训练，文化课学习虽然还有，但基本上等于形同虚设，运动员在专业体校里，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拿金牌。但实际上，往往是几百人中才能出一两个世界冠军。
专业化的训练体制，使绝大部分运动员除了精通自己的专业项目外，退役后基本上成了“废人”——没有文化知识，且过了学知识的最好时机，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较差，不了解社会，容易四处碰壁。
根据调查结果显示，我国优秀运动员的教育水平所占比例为：小学水平占8.53%，中学水平占 37.32%，高中、中专水平占33.59%，大专水平占18.54%，大学本科水平占1.72%，运动员文化素质相对较低。而且更为尴尬的是，有些省份曾经出现过政策性安置的运动员因为不能胜任工作，90%被退回的事情。
而超强度的训练，造成很多运动员伤病缠身，在成了“文化知识的废人”的同时，他们也成了“身体的废人”。奥运会奖牌获得者、自行车运动员王艳，早在1999年就患有重症肌无力，这种病无法根治，而就在这种情况下，王艳还在坚持训练甚至比赛。柔道亚洲冠军潘松，身高1．90米，看起来很强壮，但20多岁的他已患有糖尿病，也坚持训练。他说:“幸亏院里已决定留我做教练，不然我真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
被誉为“金牌工厂”的辽宁省体育运动技术学院每年都有大批运动员退役，其中，全国冠军以上资历的就有70-80人，而学院691个工作编制早已严重超编，学院方面已不可能再给退役运动员安排工作，他们只能到社会上自谋职业。柔道队总教练刘永福说，20年来，辽宁柔道运动员数百名，而奥运会冠军只有4个。到2005年，辽宁柔道队退役几十人，包括2个奥运会冠军，还有全国冠军、亚洲冠军。前途较好一点的也就是2个奥运会冠军。其他的都不包分配，也没有什么名气，就业是很难的。当教练的毕竟是少数，而且现在也饱和了。部分退役运动员生计困难，表面上看，这是个运动员的退役安置问题，可实质暴露出运动员受教育程度偏低，适应社会能力不强，即便有些运动员手持大学文凭，但假如文凭含金量不高，心态没调整、转变，一旦被推进激烈的社会竞争中，他们依然会处于明显的劣势：生存技能匮乏、社会交往能力低下、心理的巨大落差和自我调节能力不高，于是，他们的生存现状必然会穷困潦倒。
“职业”和“事业”
“夺金牌难，找工作更难”——成了体育圈内流行的一句经典，而外界也有人以“有谁听见旧人哭”来描述运动员退役后出路的严峻形势。
在计划经济时期，退役运动员都属于政策性安置，这几乎是退役运动员再就业的唯一渠道。当时绝大多数退役运动员都能通过这种方式实现再就业。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劳动人事制度改革不断深化，但政策性安置仍然是退役运动员实现再就业的一条重要途径，尽管力度已大不如以前，数量也比以前大大减少。迄今，全国各地实行政策性安置的做法也都大同小异，即省级人民政府授权劳动、人事、体育、公安、财政等部门联合进行，基本按照“哪来哪去”的原则，每年安置一次。不过，这只限于优秀运动员，也就是那些在世界大赛上摘金夺银的一小部分运动员，而作为金字塔塔基的绝大多数运动员则无法从这个渠道再就业。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运动员选择退役后走进高校，求学深造，有人称之为“赛而优则学”。此后毕业时名人效应或可为运动员打开通往各种职业机会的大门。
上个世纪90年代后，一些体育明星退役后开始全方位选择，不少运动员加入体育记者的行列，有的则走出国门到国外发展，或开办运动学校，培养更多的体育人才。而需要注意的是，在当时，只有获得世界大赛前3名的运动员退役后才有免试进入高校学习的资格，现在国家体育总局已把限制条件放宽到全国比赛前3名。但即便这样，90％的退役运动员仍然得不到读书接受再教育的机会。
对于大多数运动成绩并不突出的运动员而言，他们的再就业形势不容乐观。现在机关、企事业单位用人自主权扩大，门槛越来越高，人员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尤其是事业单位实行全员聘用制，普遍实行竞聘上岗，这对长期缺失文化知识的运动员来说，无疑是最大的困难。另外，不同项目也有冷热之分，乒乓球、篮球等项目出路还不错，而像举重、摔跤、柔道等群众基础薄弱的项目出路较窄。在这样的背景下，除了个别极出色的运动员能被吸收到教练队伍外，各地都积压了一批无处可去、等待安置的退役运动员。据大杨扬介绍，在九十年代以前，被安置进入工厂的人比较多，之后，市场化越来越高，便少有单位再要“不对口”的运动员。
“安置”是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产物，而现在更流行的说法是“一次性补偿”。一般情况是，补偿额由各地方体育局自己做主，根据运龄、成绩和本人退役前体育津贴水平等因素计发一次性的经济补偿。
以湖南省为例，具体分为基础安置费、运龄补偿费、社会保障补偿费、运动成绩奖励费四部分。最大的一项是运动成绩奖励，即根据比赛成绩不同，给予5000元-6万元的奖励，获奥运会、亚运会、全运会冠军分别给6万、5万和4.5万元奖励。
根据国家体育总局人事司测算，实施经济补偿办法后，全国每年需要补偿经费1亿元左右，而全国每年退役的运动员在3000人以上。依此推算，平均每人不足3万元。 但问题是，补偿经费在上海、广东等经济发达地区基本可以保障，但是在西部等不发达地区，则显得十分困难。
在一片唏嘘声中，很多地方也在出台一些政策保护这些为了国家荣誉奉献青春的人。但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还有很多。著乒乓球教练蔡振华曾这样分析中国运动员与西方运动员的差异：“在西方人眼里，体育运动是一个职业，运动员要靠这个养家糊口；而在中国，体育运动是一项事业，运动员不惜一切代价来争取的事业。”此言一语中的，讲清了“职业”与“事业”间的区别。其实，不仅是运动员，整个国家都将此视为实力验证的一种途径，它承载着国家的光荣与梦想。
在中国，有一种特殊的、宜于奇迹萌芽的土壤。这可能跟东方人的审美趣味有关，我们总渴望有一些超出常规和想象的事情发生，并以此为兴奋剂来刺激我们的感官。因此，我们往往乐于看到奇迹的发生，并大声地将它传播。
然而，在任何一个奇迹的基因中，都生长着这样的一些特质：非理性的、激情的、超常规的、不可思议的……放在历史的大背景下，发源于西方的现代体育，一些体育落后的国家想要迎头赶上，势必会走一些超于常规的道路，举国体育就是一种。从结果看，这种体制的确带给我们无尽的荣誉，也实现了对各个运动项目的大力推广。但在经历过那个充满了变化和激情的年代后，它背后的缺陷也开始慢慢浮现出来，比如说，冷门项目运动员退役后的艰难境遇。这种排斥了商业运作机制的模式割断了体育作为一条产业链的完整性，其供给制运作，既无法满足运动员退役后的生活秩序，且更无力兼顾运动员的后续的生存需求。
“体制内的希望”
冬奥会首金得主杨扬对记者表示，除了国家体制方面进行改革以外，更主要的还是运动员的自身素质有待提高。“运动员要摆正自己的心态，依靠自己，管理好业余时间，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掌握适合自己的职业技能。”1998年长野冬奥会的失利，让杨扬开始有了危机感，“自己总有一天要退役，如果只会滑冰，退役后根本没办法生存。”她尝试过找工作、申请学校去学习，结果纷纷被拒。她也咨询过退役后安置的问题，同样不容她乐观，“如果不早作打算，我的生活不会像现在这样。”
在退役问题上开窍较早的杨扬，每年假期都会出国充电。出国这件事在她看来是个不小的考验，“从领登机牌到托运行李，以前队里都有专人负责，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办，到了国外也很少和别人有交流，到哪都是服从命令听指挥。”但随着接触的东西多了，她本能的好奇心和争取话语权的潜力被调动起来。
1999年，杨扬当选为国际滑联运动员委员会委员，经常到国外参加会议，她才知道原来运动员是可以发表意见的。 2003年，她当选世界反兴奋剂运动员委员会委员，2006年，她获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提名，成为国际奥委会妇女与体育工作委员会委员。之后，从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毕业的杨扬就任奥组委志愿者部的工作。
两年前，杨扬了解到国际奥委会的一个“运动员职业发展”的慈善项目，于是，她将这个国际奥委会运作了7年的运动员职业发展培训引进到中国，希望从根本上破解困扰中国已久的普通运动员出路难的问题。这个项目就是“冠军基金”。
央视评论员白岩松曾评价李娜是“体制外的胜利”，而我们所看到的“冠军基金”则是“体制内的希望”。
这个从2005年就开始实施的国际奥委会运动员职业发展项目，目前已拓展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上千个国际运动员提供了教育、生活技能、就业的咨询和培训。由世界最大的人力资源公司Adecco做技术支持，免费为运动员提供培训和推荐工作。
其实，早在2005年中国奥委会主席刘鹏在国家体育总局就会见了应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和美国奥委会主席尤伯罗斯的介绍，前来寻求合作的Adecco公司主席贾科布斯及公司总裁凯利。当时他们主要就北京奥运会志愿者的培训及退役运动员的安置，达成了初步的合作意向。作为曾是悉尼奥运会、雅典奥运会、美洲杯、戴维斯杯等大型体育赛事的合作伙伴，Adecco于2005年2月就已和国际奥委会签署了排他性协议，旨在协助20多个国家的退役运动员再就业。在2000-2004年间，它已帮助了西班牙、意大利和北欧诸国的700多名运动员，并在2005-2008年间，为2000名运动员提供了帮助。
而在中国，“冠军基金”启动之后, Fesco-Adecco将负责推动这一项目在国内的全面开展,为退役和现役运动员提供职业发展、就业渠道。
2011年5月24日，项目启动时，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理事长郭长江、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于再清、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运动委员会主席弗兰克·弗雷德里克斯、国际奥委会运动员职业发展项目副总裁帕特里克·格兰能(Patrick Glennon)等出席并致辞，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特意发来贺电。杨扬、李小鹏等4名退役运动员，以及来自FESCO的4名职业发展顾问成为第一批“运动员职业发展培训大使”。
或许你没有听说过陈玉梅这个名字，她是一名在鞍山齐大山铁矿北采矿场工作的普通女工。而在多年前，她还曾有这样一个身份——叱咤风云的马家军成员之一。陈玉梅个人的最好成绩是1992年汉城第三届世青赛800米亚军。如今，她的工作就是在铁矿里负责计数。
马家军的第一代队长陈颖是马家军最大的悲剧。1998年，她的尸体在沈阳棋盘山水库被发现。如果不是被学历卡住，她也许会成为梦寐以求的一名新闻记者。尽管她没有显赫的成绩，尽管她常半夜起来偷练，也没能取得世界冠军，但她却成为马家军中唯一会写诗，唯一用日记本记录了马家军历史的人。退役后，她曾到辽宁一家报社自荐做体育记者，但被这样回绝了：应征者必须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这对从小就进了运动队的她来说，这是是不可逾越的一道鸿沟。举目四望，前途一片茫然，之后她烧掉了在马家军7年间记录的十几本日记……而马家军中的王晓霞，退役后成了一个逃避计划生育的“农妇”。
说起冠军退役后的境况，很多人都会提到邹春兰，当她13岁时国家曾对她承诺，会照顾她一辈子——只要她好好练，取得好成绩。10年里，她拿过5个全国冠军，但当她要退役时，得到的照顾却是在举重队的厨房干粗活。3年后这点照顾也被取消。她重新回到社会上，卖过羊肉串，做过杂工，令她“扬名”的不是她当初的成绩，而是她退役后做搓澡工的经历。
从风光无限的全国冠军，到一次只挣1.25元、月收入总共不到500元的搓澡工，邹春兰自己也承认，目前的境遇，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自己的文化水平太低，连拼音都不会。由于常年从事体育训练，把学业彻底荒废了。除了没有文化，她还缺乏一技之长。除了举重，她在实用技术方面一无所长。
才力，这位“亚洲大力士”曾连续获得40多个全国冠军和20多个亚洲冠军，但退役后，在辽宁省体育运动技术学院的关照下，被安置当了一名门卫。
由于长期受困于运动生涯带来的各种痛苦的顽疾，才力在退役5年后去世，时年33岁。他去世的当天，家里只有300元钱，还留下欠账单800元。
他们怎么了？
斯蒂芬·茨威格曾在《人类群星闪耀时》中写道：“一个人命中最大的幸运，莫过于在他的人生中途，即在他年富力强的时候发现了自己生活的使命。”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成功或失败的运动员都是幸运的，因为在他们至少前30年的生命中，在应当由他们承担责任的这个年代，上演了一场场最具激荡力的狂欢，他们的使命与命运，影响了一个民族的荣誉。然而就在这项使命落幕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也都有着一段烟花般瞬间璀璨旋即又归于寂寞的命运。
对于这些从小到大多和队友、教练接触的运动员来说，退役之后他们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与社会生活脱轨。
马拉松运动员艾冬梅由于生活所迫，在北京通州一家菜场卖服装。有人去探望她之前询问同行，硕大一个菜场，怎样才能找到她？对方说：“你就看地摊前低头坐着一个人，既不叫卖也不跟顾客多说话的那个人就是艾冬梅。”对此，艾冬梅解释：“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叫卖，也不知道别人还价时，我该怎么办。有时候顾客砍到5块钱一件还嫌贵，我真是气得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在摆地摊第一天，艾冬梅就收到了一张100元的假钞。
十多年前，曾经的亚洲赛艇锦标赛女子2000米双人双桨冠军获得者陈又香退役时，嫌弃过环卫工人的职业，她无法接受自己怀揣一堆奖牌和证书却要在退役后去扫大街的现实。此后的几年，为了生存，她做过福利院小工、家政服务、电梯清理工……因为儿子患有先天性疾病，在漂泊了一大圈之后，她不得不放下冠军的架子，答应城管局去做环卫工人。她觉得这至少是一个稳定的工作，可以免去每天到处投简历和找杂活，但是城管局却没有再给她回去的机会。这位昔日赛场上昂首挺胸的女英雄，却在退役后的生活面前低下了头：“为了能攒钱给儿子治病，什么活我都干。”
现在的陈又香与昔日在领奖台上风光无限、众星捧月的情景构成鲜明的对比。很多次，陈又香都在想，如果没有小时候超于常人的天赋，如果这种天赋没被父母发现，自己可能从此会变成另一个人：她会和常人一样继续上学，按部就班地构建自己的生活。可是，机遇偏偏选中了她，给了她一个灿烂的瞬间，却又残忍地将之收回。
这些并不是个案，年龄大、没文化、就业难、伤病缠身、缺少社会关爱，是目前我国部分体育项目退役运动员的现状。而出现这种情况，与我国所实行的专业化训练体制和缺少相应的配套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
竞技体育是一个金字塔，最后能站在塔尖上的毕竟是少数人，可大部分人在搭建塔基的过程中却付出了不可磨灭的代价——为了训练，他们失去了与其他同龄人竞争的基础，与此同时，因运动成绩没有达到顶尖水平而使他们默默无闻，失去了社会需要的“眼球效应”，这又再使他们的二次就业面临困难。
今天，我国体育人才的训练、培养还是沿袭前苏联的体系，走的是“县市少年业余体校-省体育运动学校(专业队)-国家队”这种特定的选拔培养路径。许多运动员从小从事专业训练，忽视了文化学习。在家长、教练的眼里，只要刻苦训练，将来拿世界冠军，一生就会有了依靠。在业余体校训练一段时间后，一部分运动员就被挑到省级专业队进行全封闭训练，文化课学习虽然还有，但基本上等于形同虚设，运动员在专业体校里，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拿金牌。但实际上，往往是几百人中才能出一两个世界冠军。
专业化的训练体制，使绝大部分运动员除了精通自己的专业项目外，退役后基本上成了“废人”——没有文化知识，且过了学知识的最好时机，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较差，不了解社会，容易四处碰壁。
根据调查结果显示，我国优秀运动员的教育水平所占比例为：小学水平占8.53%，中学水平占 37.32%，高中、中专水平占33.59%，大专水平占18.54%，大学本科水平占1.72%，运动员文化素质相对较低。而且更为尴尬的是，有些省份曾经出现过政策性安置的运动员因为不能胜任工作，90%被退回的事情。
而超强度的训练，造成很多运动员伤病缠身，在成了“文化知识的废人”的同时，他们也成了“身体的废人”。奥运会奖牌获得者、自行车运动员王艳，早在1999年就患有重症肌无力，这种病无法根治，而就在这种情况下，王艳还在坚持训练甚至比赛。柔道亚洲冠军潘松，身高1．90米，看起来很强壮，但20多岁的他已患有糖尿病，也坚持训练。他说:“幸亏院里已决定留我做教练，不然我真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
被誉为“金牌工厂”的辽宁省体育运动技术学院每年都有大批运动员退役，其中，全国冠军以上资历的就有70-80人，而学院691个工作编制早已严重超编，学院方面已不可能再给退役运动员安排工作，他们只能到社会上自谋职业。柔道队总教练刘永福说，20年来，辽宁柔道运动员数百名，而奥运会冠军只有4个。到2005年，辽宁柔道队退役几十人，包括2个奥运会冠军，还有全国冠军、亚洲冠军。前途较好一点的也就是2个奥运会冠军。其他的都不包分配，也没有什么名气，就业是很难的。当教练的毕竟是少数，而且现在也饱和了。部分退役运动员生计困难，表面上看，这是个运动员的退役安置问题，可实质暴露出运动员受教育程度偏低，适应社会能力不强，即便有些运动员手持大学文凭，但假如文凭含金量不高，心态没调整、转变，一旦被推进激烈的社会竞争中，他们依然会处于明显的劣势：生存技能匮乏、社会交往能力低下、心理的巨大落差和自我调节能力不高，于是，他们的生存现状必然会穷困潦倒。
“职业”和“事业”
“夺金牌难，找工作更难”——成了体育圈内流行的一句经典，而外界也有人以“有谁听见旧人哭”来描述运动员退役后出路的严峻形势。
在计划经济时期，退役运动员都属于政策性安置，这几乎是退役运动员再就业的唯一渠道。当时绝大多数退役运动员都能通过这种方式实现再就业。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劳动人事制度改革不断深化，但政策性安置仍然是退役运动员实现再就业的一条重要途径，尽管力度已大不如以前，数量也比以前大大减少。迄今，全国各地实行政策性安置的做法也都大同小异，即省级人民政府授权劳动、人事、体育、公安、财政等部门联合进行，基本按照“哪来哪去”的原则，每年安置一次。不过，这只限于优秀运动员，也就是那些在世界大赛上摘金夺银的一小部分运动员，而作为金字塔塔基的绝大多数运动员则无法从这个渠道再就业。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运动员选择退役后走进高校，求学深造，有人称之为“赛而优则学”。此后毕业时名人效应或可为运动员打开通往各种职业机会的大门。
上个世纪90年代后，一些体育明星退役后开始全方位选择，不少运动员加入体育记者的行列，有的则走出国门到国外发展，或开办运动学校，培养更多的体育人才。而需要注意的是，在当时，只有获得世界大赛前3名的运动员退役后才有免试进入高校学习的资格，现在国家体育总局已把限制条件放宽到全国比赛前3名。但即便这样，90％的退役运动员仍然得不到读书接受再教育的机会。
对于大多数运动成绩并不突出的运动员而言，他们的再就业形势不容乐观。现在机关、企事业单位用人自主权扩大，门槛越来越高，人员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尤其是事业单位实行全员聘用制，普遍实行竞聘上岗，这对长期缺失文化知识的运动员来说，无疑是最大的困难。另外，不同项目也有冷热之分，乒乓球、篮球等项目出路还不错，而像举重、摔跤、柔道等群众基础薄弱的项目出路较窄。在这样的背景下，除了个别极出色的运动员能被吸收到教练队伍外，各地都积压了一批无处可去、等待安置的退役运动员。据大杨扬介绍，在九十年代以前，被安置进入工厂的人比较多，之后，市场化越来越高，便少有单位再要“不对口”的运动员。
“安置”是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产物，而现在更流行的说法是“一次性补偿”。一般情况是，补偿额由各地方体育局自己做主，根据运龄、成绩和本人退役前体育津贴水平等因素计发一次性的经济补偿。
以湖南省为例，具体分为基础安置费、运龄补偿费、社会保障补偿费、运动成绩奖励费四部分。最大的一项是运动成绩奖励，即根据比赛成绩不同，给予5000元-6万元的奖励，获奥运会、亚运会、全运会冠军分别给6万、5万和4.5万元奖励。
根据国家体育总局人事司测算，实施经济补偿办法后，全国每年需要补偿经费1亿元左右，而全国每年退役的运动员在3000人以上。依此推算，平均每人不足3万元。 但问题是，补偿经费在上海、广东等经济发达地区基本可以保障，但是在西部等不发达地区，则显得十分困难。
在一片唏嘘声中，很多地方也在出台一些政策保护这些为了国家荣誉奉献青春的人。但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还有很多。著乒乓球教练蔡振华曾这样分析中国运动员与西方运动员的差异：“在西方人眼里，体育运动是一个职业，运动员要靠这个养家糊口；而在中国，体育运动是一项事业，运动员不惜一切代价来争取的事业。”此言一语中的，讲清了“职业”与“事业”间的区别。其实，不仅是运动员，整个国家都将此视为实力验证的一种途径，它承载着国家的光荣与梦想。
在中国，有一种特殊的、宜于奇迹萌芽的土壤。这可能跟东方人的审美趣味有关，我们总渴望有一些超出常规和想象的事情发生，并以此为兴奋剂来刺激我们的感官。因此，我们往往乐于看到奇迹的发生，并大声地将它传播。
然而，在任何一个奇迹的基因中，都生长着这样的一些特质：非理性的、激情的、超常规的、不可思议的……放在历史的大背景下，发源于西方的现代体育，一些体育落后的国家想要迎头赶上，势必会走一些超于常规的道路，举国体育就是一种。从结果看，这种体制的确带给我们无尽的荣誉，也实现了对各个运动项目的大力推广。但在经历过那个充满了变化和激情的年代后，它背后的缺陷也开始慢慢浮现出来，比如说，冷门项目运动员退役后的艰难境遇。这种排斥了商业运作机制的模式割断了体育作为一条产业链的完整性，其供给制运作，既无法满足运动员退役后的生活秩序，且更无力兼顾运动员的后续的生存需求。
“体制内的希望”
冬奥会首金得主杨扬对记者表示，除了国家体制方面进行改革以外，更主要的还是运动员的自身素质有待提高。“运动员要摆正自己的心态，依靠自己，管理好业余时间，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掌握适合自己的职业技能。”1998年长野冬奥会的失利，让杨扬开始有了危机感，“自己总有一天要退役，如果只会滑冰，退役后根本没办法生存。”她尝试过找工作、申请学校去学习，结果纷纷被拒。她也咨询过退役后安置的问题，同样不容她乐观，“如果不早作打算，我的生活不会像现在这样。”
在退役问题上开窍较早的杨扬，每年假期都会出国充电。出国这件事在她看来是个不小的考验，“从领登机牌到托运行李，以前队里都有专人负责，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办，到了国外也很少和别人有交流，到哪都是服从命令听指挥。”但随着接触的东西多了，她本能的好奇心和争取话语权的潜力被调动起来。
1999年，杨扬当选为国际滑联运动员委员会委员，经常到国外参加会议，她才知道原来运动员是可以发表意见的。 2003年，她当选世界反兴奋剂运动员委员会委员，2006年，她获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提名，成为国际奥委会妇女与体育工作委员会委员。之后，从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毕业的杨扬就任奥组委志愿者部的工作。
两年前，杨扬了解到国际奥委会的一个“运动员职业发展”的慈善项目，于是，她将这个国际奥委会运作了7年的运动员职业发展培训引进到中国，希望从根本上破解困扰中国已久的普通运动员出路难的问题。这个项目就是“冠军基金”。
央视评论员白岩松曾评价李娜是“体制外的胜利”，而我们所看到的“冠军基金”则是“体制内的希望”。
这个从2005年就开始实施的国际奥委会运动员职业发展项目，目前已拓展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上千个国际运动员提供了教育、生活技能、就业的咨询和培训。由世界最大的人力资源公司Adecco做技术支持，免费为运动员提供培训和推荐工作。
其实，早在2005年中国奥委会主席刘鹏在国家体育总局就会见了应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和美国奥委会主席尤伯罗斯的介绍，前来寻求合作的Adecco公司主席贾科布斯及公司总裁凯利。当时他们主要就北京奥运会志愿者的培训及退役运动员的安置，达成了初步的合作意向。作为曾是悉尼奥运会、雅典奥运会、美洲杯、戴维斯杯等大型体育赛事的合作伙伴，Adecco于2005年2月就已和国际奥委会签署了排他性协议，旨在协助20多个国家的退役运动员再就业。在2000-2004年间，它已帮助了西班牙、意大利和北欧诸国的700多名运动员，并在2005-2008年间，为2000名运动员提供了帮助。
而在中国，“冠军基金”启动之后, Fesco-Adecco将负责推动这一项目在国内的全面开展,为退役和现役运动员提供职业发展、就业渠道。
2011年5月24日，项目启动时，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理事长郭长江、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于再清、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运动委员会主席弗兰克·弗雷德里克斯、国际奥委会运动员职业发展项目副总裁帕特里克·格兰能(Patrick Glennon)等出席并致辞，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特意发来贺电。杨扬、李小鹏等4名退役运动员，以及来自FESCO的4名职业发展顾问成为第一批“运动员职业发展培训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