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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与王映霞的爱情传奇被认为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情事之一”,著名诗人柳亚子曾赠诗二人的结合,诗中有“富春江上神仙侣”一句,堪称经典。相比之下,郁达夫原配孙荃的知名度要低得多。可是,最富感染力的爱往往是以平淡打动人心的,孙荃对郁达夫的情意更令人动容。孙荃的父亲是饱读诗书之士,且经营笔竹生意、造纸厂等,孙家在当地可谓数得着的富裕人家。
在父亲的教育下,孙荃自幼诗书不辍,琴棋书画都是上上之选,一篇《戒缠足文》更是被列为私塾的教科范文。如此诗书门第的才女,郁达夫自然珍爱有加。因此,1917年当他得知父母给自己定了这门亲事,立即趁暑假时间赶回来相见。仅一面之缘,郁达夫就被虽其貌不扬,但颇有文采的孙荃深深折服。正式过了定亲礼,二人恩爱月余,直到九月初,郁达夫才恋恋不舍地登上了回日本的渡轮。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两人朝夕相处,诗歌唱和不亦乐乎。在分别后的日子里也是书信不断,郁达夫几乎每天寄出一封“和孙荃妹诗书”。孙荃的回信一般都很简短,多是一些随手记下的诗:“独在异乡为异客,风霜牢落有谁亲?纵然欲试心中事,其奈阳关少故人。”郁达夫的回信也多与之相和:“何堪岁晏更羁留,塞上河冰水不流;一曲阳关多少恨,梅花馆阁动清愁。”
二人飞雁传书,一时成为佳话。郁达夫本想留学归来后再谈婚论嫁,在给孙荃的诗中曾有“请守清宫再五年”之句,而孙荃也俨然把自己当成了未过门的妻子,经常去郁家侍奉双亲。
两年之后,郁达夫学业有成,回到老家。
只是,计划赶不上变化,接受了西方新思想的洗礼之后,郁达夫开始厌倦这个“裙布衣钗,貌颇不扬,然吐属风流,亦有可取处”的旧式女子,想退了这门亲事。但一来孙荃凡事中规中矩地遵从着一个未婚妻的本分,并无差错;二来父母年事已高,急需有人照料;而且自己家祖上未留余荫,孙荃本是大戶人家小姐,能屈尊下嫁已是郁家上辈子修来的福分。
鉴于此,郁达夫决定正式迎娶孙荃,但要求“一切均从节省,拜堂等事,均不执行,花轿鼓手,亦皆不用。家中只定酒五席,分二夜办……”即便如此,孙荃仍不觉委屈,一切听从夫君安排。
婚后两个月,郁达夫便离开妻子去洛阳,再辗转至上海、北京,只留下孙荃与年事已高的父母。
当时,新文化运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这个风度翩翩的才子身边自然少不了热烈的追随者,王映霞就是在这时出现的。二人纠缠了一段时间,1927年,郁达夫与满身新潮思想的王映霞正式订婚。而此时的孙荃正在产房里忍受分娩的痛苦。
孙荃得知消息之后,立刻写信给郁达夫,并以死相胁,但终究是恨抵不过爱,况且还有三个嗷嗷待哺的幼儿,最后孙荃断了一死了之的念头,成全了自己的夫君。之后,二人进入分居模式,孙荃独自带着三个儿女与郁母一起生活。
1931年3月,郁达夫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浙江富阳老家,多年未见的妻子虽然显得有些苍老憔悴,但是见到了三个儿女,郁达夫身为父亲的慈爱还是溢于言表的。
给母亲请安之后,郁达夫抱起儿子,心中充满欢喜和激动。孙荃微微一笑,转身弄了几个小菜,富春江特有的白鱼、新挖的笋,均是郁达夫过去爱好的口味,仿佛在暗示他勿忘富阳、勿忘妻儿。只是,孙荃面子上始终不肯让步,这种思想矛盾时起时伏,得不到解脱,以致敏感的她睡前特意在自己睡房门上贴了张纸:卧室重地,闲人勿入。
临别那天早上,郁达夫请来母亲做主,要母亲劝孙荃与自己一道去新加坡,被孙荃拒绝。之后,郁达夫在书桌上留了一张纸条:“钱牧斋(柳如是之夫)受人之劝,应死而不死,我受人之害不应死而死,使我逢得杨爱(柳如是本名)则忠节两全矣!”孙荃望着那些字句,说不清是爱、是恨、还是悔。这是郁达夫与孙荃最后一次相聚。随后郁达夫带着王映霞远赴苏门达腊,八年后与王映霞离婚,再娶妻,又过三年,被日寇杀害。
孙荃在战乱中,一个人拉扯着三个孩子,相继给公婆送终。相夫教子是旧式妇女的全部责任,郁达夫没有给她相夫的机会,她却将教子做得近乎完美。
1931年孙荃与郁达夫最后一次相见时,最大的孩子两岁多,最小的才三个月。可是,在说不尽的心酸中,她还是默认了丈夫与王映霞的婚姻,每天以给染坊修补纺机为生,省吃俭用,把三个孩子抚养成人。她也有恨,恨郁达夫不顾夫妻情分另觅新欢,恨他丢下自己和三个孩子。但随着时间流逝,看着孩子们渐渐长大,她心中的恨早已经被思念和担忧化解得踪影全无。
郁达夫在南洋抗日期间,报上凡有与他相关的消息她都会特别关注,细心地剪下来贴在本子上,报上署名郁达夫的文章她也一一收好。直到多年以后,她读到某革命学者发表的《郁达夫的流亡与失踪》,才得知郁达夫已经牺牲,连尸首都找不到。一连几个月,她每天以泪洗面,望着村口通往杭州、上海的大路,一个人坐着发呆。
无论郁达夫怎样忽视自己,在孙荃心中,对他仍是爱多于恨。那些诗词唱和的甜美过去,那些分别之后的牵挂和担忧,那些得知夫君遇害后的孤苦和心痛,随着一季季的花开花落,都已在孙荃的反复温习之后,变成旧日的风景,渐淡渐远,唯有深爱长留,和着一年年的春草绿,一夜夜的月独明。
郁达夫遇害之后,孙荃请回一尊菩萨,每日守斋念佛,祈望夫君安息,幼子健康。她除了念佛之外,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收集整理郁达夫的文字,包括当年他远在日本时与自己的书信互答。
她给孩子们讲他们父亲的传奇故事,告诉孩子们,他们现在住的房子本来叫“夕阳楼”。这个夕阳楼不仅是郁达夫取自与孙荃的诗稿合集《夕阳集》,更是郁达夫当年读书写作的地方,也是她与他的婚房,楼里的一切都按照郁达夫当年离开时的样子摆设,没有任何改动。
她余生最大的愿望就是整理郁达夫的作品,结成集子出版。遗憾的是,直到故去,她都没能亲眼看到夫君的作品集出版。
1978年,富春江畔的郁家祖坟里又添新坟,坟的主人叫孙荃。相隔半个世纪之后,她终于可以在天国与夫君相会。
墓碑上,她的儿子手刻了墓志铭:“对丈夫,她是一个柔顺而识大体的妻子;对儿女,她是严厉而又慈祥的母亲……”墓志铭的旁边则是当年孙荃与郁达夫依依惜别时作的那首诗:“许侬赤手拜云英,未嫁罗敷别有情;解识将离无限恨,阳关只唱第三声。”
摘自《百家讲坛》
在父亲的教育下,孙荃自幼诗书不辍,琴棋书画都是上上之选,一篇《戒缠足文》更是被列为私塾的教科范文。如此诗书门第的才女,郁达夫自然珍爱有加。因此,1917年当他得知父母给自己定了这门亲事,立即趁暑假时间赶回来相见。仅一面之缘,郁达夫就被虽其貌不扬,但颇有文采的孙荃深深折服。正式过了定亲礼,二人恩爱月余,直到九月初,郁达夫才恋恋不舍地登上了回日本的渡轮。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两人朝夕相处,诗歌唱和不亦乐乎。在分别后的日子里也是书信不断,郁达夫几乎每天寄出一封“和孙荃妹诗书”。孙荃的回信一般都很简短,多是一些随手记下的诗:“独在异乡为异客,风霜牢落有谁亲?纵然欲试心中事,其奈阳关少故人。”郁达夫的回信也多与之相和:“何堪岁晏更羁留,塞上河冰水不流;一曲阳关多少恨,梅花馆阁动清愁。”
二人飞雁传书,一时成为佳话。郁达夫本想留学归来后再谈婚论嫁,在给孙荃的诗中曾有“请守清宫再五年”之句,而孙荃也俨然把自己当成了未过门的妻子,经常去郁家侍奉双亲。
两年之后,郁达夫学业有成,回到老家。
只是,计划赶不上变化,接受了西方新思想的洗礼之后,郁达夫开始厌倦这个“裙布衣钗,貌颇不扬,然吐属风流,亦有可取处”的旧式女子,想退了这门亲事。但一来孙荃凡事中规中矩地遵从着一个未婚妻的本分,并无差错;二来父母年事已高,急需有人照料;而且自己家祖上未留余荫,孙荃本是大戶人家小姐,能屈尊下嫁已是郁家上辈子修来的福分。
鉴于此,郁达夫决定正式迎娶孙荃,但要求“一切均从节省,拜堂等事,均不执行,花轿鼓手,亦皆不用。家中只定酒五席,分二夜办……”即便如此,孙荃仍不觉委屈,一切听从夫君安排。
婚后两个月,郁达夫便离开妻子去洛阳,再辗转至上海、北京,只留下孙荃与年事已高的父母。
当时,新文化运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这个风度翩翩的才子身边自然少不了热烈的追随者,王映霞就是在这时出现的。二人纠缠了一段时间,1927年,郁达夫与满身新潮思想的王映霞正式订婚。而此时的孙荃正在产房里忍受分娩的痛苦。
孙荃得知消息之后,立刻写信给郁达夫,并以死相胁,但终究是恨抵不过爱,况且还有三个嗷嗷待哺的幼儿,最后孙荃断了一死了之的念头,成全了自己的夫君。之后,二人进入分居模式,孙荃独自带着三个儿女与郁母一起生活。
1931年3月,郁达夫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浙江富阳老家,多年未见的妻子虽然显得有些苍老憔悴,但是见到了三个儿女,郁达夫身为父亲的慈爱还是溢于言表的。
给母亲请安之后,郁达夫抱起儿子,心中充满欢喜和激动。孙荃微微一笑,转身弄了几个小菜,富春江特有的白鱼、新挖的笋,均是郁达夫过去爱好的口味,仿佛在暗示他勿忘富阳、勿忘妻儿。只是,孙荃面子上始终不肯让步,这种思想矛盾时起时伏,得不到解脱,以致敏感的她睡前特意在自己睡房门上贴了张纸:卧室重地,闲人勿入。
临别那天早上,郁达夫请来母亲做主,要母亲劝孙荃与自己一道去新加坡,被孙荃拒绝。之后,郁达夫在书桌上留了一张纸条:“钱牧斋(柳如是之夫)受人之劝,应死而不死,我受人之害不应死而死,使我逢得杨爱(柳如是本名)则忠节两全矣!”孙荃望着那些字句,说不清是爱、是恨、还是悔。这是郁达夫与孙荃最后一次相聚。随后郁达夫带着王映霞远赴苏门达腊,八年后与王映霞离婚,再娶妻,又过三年,被日寇杀害。
孙荃在战乱中,一个人拉扯着三个孩子,相继给公婆送终。相夫教子是旧式妇女的全部责任,郁达夫没有给她相夫的机会,她却将教子做得近乎完美。
1931年孙荃与郁达夫最后一次相见时,最大的孩子两岁多,最小的才三个月。可是,在说不尽的心酸中,她还是默认了丈夫与王映霞的婚姻,每天以给染坊修补纺机为生,省吃俭用,把三个孩子抚养成人。她也有恨,恨郁达夫不顾夫妻情分另觅新欢,恨他丢下自己和三个孩子。但随着时间流逝,看着孩子们渐渐长大,她心中的恨早已经被思念和担忧化解得踪影全无。
郁达夫在南洋抗日期间,报上凡有与他相关的消息她都会特别关注,细心地剪下来贴在本子上,报上署名郁达夫的文章她也一一收好。直到多年以后,她读到某革命学者发表的《郁达夫的流亡与失踪》,才得知郁达夫已经牺牲,连尸首都找不到。一连几个月,她每天以泪洗面,望着村口通往杭州、上海的大路,一个人坐着发呆。
无论郁达夫怎样忽视自己,在孙荃心中,对他仍是爱多于恨。那些诗词唱和的甜美过去,那些分别之后的牵挂和担忧,那些得知夫君遇害后的孤苦和心痛,随着一季季的花开花落,都已在孙荃的反复温习之后,变成旧日的风景,渐淡渐远,唯有深爱长留,和着一年年的春草绿,一夜夜的月独明。
郁达夫遇害之后,孙荃请回一尊菩萨,每日守斋念佛,祈望夫君安息,幼子健康。她除了念佛之外,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收集整理郁达夫的文字,包括当年他远在日本时与自己的书信互答。
她给孩子们讲他们父亲的传奇故事,告诉孩子们,他们现在住的房子本来叫“夕阳楼”。这个夕阳楼不仅是郁达夫取自与孙荃的诗稿合集《夕阳集》,更是郁达夫当年读书写作的地方,也是她与他的婚房,楼里的一切都按照郁达夫当年离开时的样子摆设,没有任何改动。
她余生最大的愿望就是整理郁达夫的作品,结成集子出版。遗憾的是,直到故去,她都没能亲眼看到夫君的作品集出版。
1978年,富春江畔的郁家祖坟里又添新坟,坟的主人叫孙荃。相隔半个世纪之后,她终于可以在天国与夫君相会。
墓碑上,她的儿子手刻了墓志铭:“对丈夫,她是一个柔顺而识大体的妻子;对儿女,她是严厉而又慈祥的母亲……”墓志铭的旁边则是当年孙荃与郁达夫依依惜别时作的那首诗:“许侬赤手拜云英,未嫁罗敷别有情;解识将离无限恨,阳关只唱第三声。”
摘自《百家讲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