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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同谷七歌》即《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一般认为是杜甫作于乾元二年的一组歌行，但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本文通过梳理文献资料认为《同谷七歌》确为杜甫所作，且系于乾元二年应无误。同时，后世对《同谷七歌》多有仿作，称为“同谷体”，通过对比这些作品和《同谷七歌》可以归纳“同谷体”在句法、用韵、篇制等方面的独特之处。
【关键词】 《同谷七歌》;同谷体;杜甫;陇右诗
【中图分类号】 I22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102（2021）02-0074-03
《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是一组七言八句体歌行作品，一般认为作于乾元二年杜甫寓居同谷县时。《同谷七歌》以其独特的句式、顿挫的风格和联篇歌行的独特形式，在存世的杜诗中独树一帜。目前学界对《同谷七歌》和“同谷体”的研究仍有薄弱之处，主要集中在“同谷体”诗体特征的归纳、后世“同谷体”作品对《同谷七歌》的继承和创新等方面。本文也将主要对这两方面进行探讨，以期方家。
一、《同谷七歌》的真伪及创作时地考
《同谷七歌》即《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一般认为是杜甫作于乾元二年寓居同谷县时，黄鹤、王嗣奭、仇兆鳌等均持此说，然而台湾学者简锦松提出异议，在《实见与辨伪——〈同谷七歌〉非杜甫所作》（以下均称“简文”）一文中根据自己的现地研究对七首诗逐一提出质疑，认定《同谷七歌》是托名杜甫的伪作。本文仅对简文中对其他质疑提出商榷意见。
首先是一歌，简文提出两点质疑：1.白头乱发垂过耳的形象，不合杜甫的性情习惯;2.所谓“岁拾橡栗随狙公”是用典，本无需坐实，且并不属实。第一，检搜杜诗，除简文所列，尚可发现“百年浑得醉，一月不梳头”（《屏迹三首》其二）、“衣裳垂素发，门巷落丹枫”（《秋峡》）等句，况且《同谷七歌》既为歌行，用夸张的笔法也属当然。第二，所谓“岁拾橡栗随狙公”，如简文所说，本无需坐实，然简文中提到九月中旬已是橡栗满地，推断十一月时必然所剩无几，实则杜甫无甚希望能拾橡栗果腹。虽然从自然环境的角度来说是有其合理性的，但此句的意蕴应再转一层，杜甫既明知橡栗所剩无几，仍不得不抱有一丝希望去艰难寻找，才足令人悲痛。
其次是二歌，简文认为杜甫有在秦州和同谷卜居的意愿，并且杜甫携家离开华州时，应当带有相当的资金供其求田问舍，理由是杜甫在长安、洛阳两地均有产业，且杜甫曾任左拾遗，至离开华州时，至少有两年以上稳定的官俸收入，不至于像《七歌》中所描写的生活如此艰难。然而简文也提到，祖产对杜甫的实际帮助应该不大，更重要的是时逢战乱，国家财政难以为继，考《通典》，“凡京文武官员每岁给禄……自至德之后不给”。参考《唐代财政史稿》，京官禄在永泰二年尚未恢复，则杜甫在左拾遗任上是没有官禄可领的。而俸料钱的供给也不容乐观，“乾元元年制，外官给半料与职田，京官不给料”，可见当时杜甫所能获得的俸禄实际并不会很多。而职田是官员在任时获得的土地，卸任时应转交下一任。杜甫在华州司功参军任上应有三顷职田，但由于任期不长，职田收入应当也很有限。那么杜甫从华州离任时是否有足够安居的资金是有待商榷的，而且乾元钱导致的物价上涨对杜甫的生活应该也造成了冲击，“乾元元年七月……御史中丞第五琦奏请改钱，以一当十……二年三月，琦入为相，又请更铸重伦乾元钱，一当五十，二十斤成贯。诏可之。于是新钱与乾元、开元通宝钱三品并行。寻而谷价腾贵，米斗至七千，饿死者相枕于道。”这或许也是杜甫离开华州的原因之一。而且当时秦州有族侄杜佐可以为接应，正如陈贻焮先生所分析，杜佐在穷乡僻壤中创出家业对生计艰难的杜甫来说也很有诱惑性和启发性。故杜甫有在秦州卜居的意愿不假，但很可能没有足够的资金。简文认为其诗全为伪作的结论仍需商榷。
至于系年的问题，注家多将这一组诗系于乾元二年，主要的争议在于此诗作于十一月还是十二月，如黄鹤：“公乾元二年十二月至同谷，以十二月入蜀，寓居同谷才一月耳。”《杜甫全集校注》则在题注中明确提出本诗作于十一月。但仍存一种意见认为这组诗作于乾元二年但诗题并非定于当时，如翁方纲曰：“此乾元二年冬作，而乾元止有二年，不应尔时遽称‘乾元中’。且作诗时又岂即知明年即改上元元年而于题浑书乾元中耶？详此题，称乾元中者，必是少陵晚岁自定其诗，追诉标题云耳也。当时偶然作此七歌，未必先书题目于前耳。因斯以推，则前后诸篇题下有原注，皆是公后来所自为者，非出于后人也。”（《杜诗附记》卷六）此外，尚有质疑这组诗并非作于乾元二年者，见刘孟伉遗作《读诗小记——对〈同谷七歌〉的时间和地点问题质疑》（《文史杂志》1985年第2期），其中刘氏依据“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十年饥走荒山道”和杜甫《长沙送李十一衔》中“与子避地西康州，洞庭相逢十二秋”认为，根据杜甫的生平进行推算，这组诗应是大历五年秋作于长沙。
综合以上三种观点，首先应当探讨的是这组诗的题目——根据杜诗提供的线索以及学者的考证，杜甫于乾元二年到同谷县无疑，若此诗作于当时，则此“乾元中”应为乾元二年。考杜甫集中诗题，提及年份者虽为数不多，但均很明确，除《同谷七歌》外，尚有《天宝初，南曹小司寇舅，于我太夫人堂下，垒土为山，一匮盈尺，以代彼朽木，承诸焚香瓷瓯，瓯甚安矣。旁植慈竹，盖兹数峰，嵚岑婵娟，宛有尘外数致。乃不知兴之所至，而作是诗》《至德二载，甫自京金光门出，间道归凤翔。乾元初，从左拾遗移华州掾，与亲故别，因出此门，有悲往事》《大历二年九月三十日》《大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峡，久居夔府，将适江陵，漂泊有诗，凡四十韵》，除此以外，《扬旗》（3229）一首的小序中也提及年份：“二年夏六月，成都尹郑公置酒公堂，观骑士试新旗帜。”与这些诗题对比，只有《同谷七歌》使用了一个模糊的时间“乾元中”，而且前述几首诗的诗题除《大历二年九月三十日》外都颇具叙述性，相比之下《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诗题则回忆性較强，应非当时所加。恐正如翁方纲所言，是杜甫晚年自定其诗时，才补充了这一诗题。 其次是这组诗究竟作于何时，较为公认的意见是这组诗作于乾元二年杜甫寓居同谷县时，这是将题目解为“乾元中寓居同谷县（时），作歌七首”;而刘孟伉《读诗小记——对〈同谷七歌〉的时间和地点问题质疑》一文则认为这组诗作于大历五年，则是认为杜甫晚年追忆其在同谷县时的困苦生活时作了这组诗，这是将题目解为“（忆）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刘氏在此文提出的主要依据是“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十年饥走荒山道”一句，认为从乾元二年上推，杜甫并无“十年饥走”的经历;从乾元二年下推，则杜甫在长沙时实际离开同谷已十二年，与“十年饥走”“身已老”相符合，即认定此诗作于大历五年。十二年取成数作十年，似乎可以作为刘说的证据，但此句“十”字一作“三”，以此为据应需要同时注意《同谷七歌》其四中也提到了“十年”，即“有妹有妹在钟离，良人早殁诸孤痴。长淮浪高蛟龙怒，十年不见来何时”。杜甫至德二载作《元日寄韦氏妹》一诗，其中有“近闻韦氏妹，迎在汉钟离。朗伯殊方镇，京华旧国移”。蒋寅先生在《“郎伯”辨——兼考杜诗〈元日寄韦氏妹〉本事》（《文史知识》2016年第10期）一文中提出，“郎伯”解释为丈夫不合理，指的应该是丈夫的哥哥，则杜甫的韦氏妹去往钟离应当是与其丈夫去世有关，而且其夫应该至迟在天宝末就已去世，那么《同谷七歌》中的“良人早殁”也可以得到解释。若《同谷七歌》作于大历五年，则从韦氏妹赴钟离到杜甫写作《同谷七歌》已不止十年之久，从至德二载算起，至少已有十三年。即使是取成数作十年，大历五年时杜甫漂泊潇湘，其韦氏妹在钟离，恐与诗中“杳杳南国多旌旗”句不合，既言“南国”，则同谷作为“北地”，两处相距杳杳，漂泊分离之感愈发深刻。
最后，细读《同谷七歌》，不仅其中对陇右寒冬的描写具有十分强烈的现时感，而且其七全诗所流露的感情似乎颇有不甘和愤懑——“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十年饥走荒山道。长安卿相多少年，富贵应须致身早”，与杜甫大历五年作品的风格及其中体现出的心境不甚匹配。故《同谷七歌》应作于乾元二年短暂寓居同谷县时，不久杜甫即携家入蜀。
二、《同谷七歌》的体制渊源与诗体特征
宋元以来学者追溯《同谷七歌》体制渊源时，多认为其导源于《楚辞》《胡笳十八拍》《四愁诗》等作品，如浦起龙：“亦是乐府遗音，兼取《九歌》《四愁》《十八拍》诸调，而变化出之，遂成杜氏创体，文文山尝拟之”（《读杜心解》卷二之二），如黄生，“此体为子美创作，其源出于《四愁》，而自造机轴者也”（《杜诗说》卷十一）。
《同谷七歌》与《楚辞》的关系最直接表现在“兮”字的运用。“兮”字是“骚体”形式上的一个主要标志，刘勰在《文心雕龙·章句》中说：“又诗人以兮字入于句限，楚辞用之，字出句处。寻兮字成句，乃语助余声。”《同谷七歌》中每一首的第七句均嵌入一个“兮”字，构成了一种语气上的延宕，与“呜呼”结合起来，沉郁愤慨，凄楚动人，为整句和全诗增添了“歌”的节奏感和悲哀凄怆的感情色彩。《同谷七歌》中“悲风为我从天来”等句体现出一种卓异的抒情主体意识，诗人在天地间悲壮激越的巨大精神力量，无疑也是上承《楚辞》的。最后，“蛟龙”“蝮蛇”“鹙鸧”等意象的使用也使得全诗颇具楚辞般的奇异色彩，“呜呼五歌兮歌正长，魂招不来归故乡”一句更是直接用《招魂》的典故，使全诗具有了丰富的骚体意味。
从形式上来看，《同谷七歌》与《四愁诗》的渊源更为直接。首先，是每章开头“×思曰”的固定句式，被杜甫继承并化用为《同谷七歌》每章中“呜呼×歌”的句式。但《四愁诗》的四章之间是并列关系，而杜甫《同谷七歌》则蕴含着章法布置的匠心。《同谷七歌》首章的“呜呼一歌兮歌已哀”为全诗奠定了悲凉哀伤的感情基调，从“呜呼二歌兮歌始放”，中间“三发”“四奏”，五章“歌正长”，六章“歌思迟”到末章“呜呼七歌兮悄终曲”，次第分明。首章以“悲风为我从天来”作结，末章结句以“仰视皇天白日速”与之呼应。首两章描写诗人的穷苦生活，次两章写思念分离远方的弟妹和时局的动荡，五、六两章刻画寓居之地荒凉恶劣的生活环境，从对弟妹的想念回归现实，末章回顾自己“饥走荒山道”的坎坷经历，悲歌当哭。虽然各章内容并不相同，但其中贯穿着诗人深刻的悲苦心情，又使得全诗浑然一体，力量磅礴，诗人的情感起伏历历可见。其次，《四愁诗》采用了定格联章的篇制，《同谷七歌》也对此有所吸收，但更为灵活。《七歌》的前四章首句均采用双音节重复的格式，“有客有客”“长铲长铲”“有弟有弟”“有妹有妹”，通过有规律的重复，增强了诗句的节奏感，使得“歌”的特征更加突出。而且重复的音节以仄声居多，更增添了前四章呜咽如泣的顿挫感。最后，《同谷七歌》的换韵方式也与《四愁诗》有相似之处。《四愁诗》采用前三后四的换韵方式，《同谷七歌》则采用前六后二的换韵格式，且多为前六叶仄后二叶平。杨晓霭《论杜甫〈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之“作歌”》对此有详细研究，此处不再赘述。
尽管《胡笳十八拍》的创作问题还有待进一步考证，但不妨仅立足文本简单分析《同谷七歌》与其存在的联系。首先是联章长歌的形式，以每章的数字体现全诗的章法布置和感情起伏，“呜呼×歌兮”的句式与此相关，但《同谷七歌》较之更为工整，以七言句为主，每章八句，格式更为确定，此即仇兆鳌所谓“七歌结语，皆本笳曲”。《胡笳十八拍》则每章句数不一，除七言句外，八言、九言句为数不少。其次，《胡笳十八拍》的用韵和换韵较为杂乱，这一方面对《同谷七歌》影响不大。
以上通过对《同谷七歌》体制渊源的追溯，简单梳理了《同谷七歌》较为突出的诗体特征，现归纳如下：1.《同谷七歌》采用了前六后二换韵的格式。2.就句式而言，《同谷七歌》“呜呼×歌兮”的句式与章法布置密切相关，首句的双音节重复尤其是“有×有×”的格式，增添了“歌”的节奏感。3.采用了定格联章的篇法，全诗七章，每章八句，以七言句为主，受《四愁诗》和《胡笳十八拍》的影响，但更富变化，也更工整。4.全诗具有强烈的抒情主体意识和豪宕奇崛的风格。
《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作于乾元二年杜甫寓居同谷县时，正如萧涤非先生所说：“这一年是杜甫行路最多的一年……也是他一生中最苦的一年。”这一年杜甫离开华州，“一岁四行役”，颠沛辗转，期待能够在同谷安顿家人，但终于未果，落到衣食断绝的境地。《同谷七歌》借鉴了《楚辞》《四愁诗》《胡笳十八拍》等作品的句式、篇制和卓异的抒情精神，形成鲜明的诗体特征，多为后世诗人仿效。
【参考文献】
[1]杜佑.通典[M].王文锦，王永兴，刘俊文，徐庭云，谢方，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8.
[2]刘煦.旧唐书[M].上海：中华书局，1979.
[3]仇兆鳌.杜诗详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9.
[4]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5]萧涤非.杜甫全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6]温虎林.“同谷体”论略[J].杜甫研究学刊，2016（4）：36-40.
[7]杨晓霭.论杜甫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之“作歌”[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8（6）：52-60.
【关键词】 《同谷七歌》;同谷体;杜甫;陇右诗
【中图分类号】 I22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102（2021）02-0074-03
《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是一组七言八句体歌行作品，一般认为作于乾元二年杜甫寓居同谷县时。《同谷七歌》以其独特的句式、顿挫的风格和联篇歌行的独特形式，在存世的杜诗中独树一帜。目前学界对《同谷七歌》和“同谷体”的研究仍有薄弱之处，主要集中在“同谷体”诗体特征的归纳、后世“同谷体”作品对《同谷七歌》的继承和创新等方面。本文也将主要对这两方面进行探讨，以期方家。
一、《同谷七歌》的真伪及创作时地考
《同谷七歌》即《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一般认为是杜甫作于乾元二年寓居同谷县时，黄鹤、王嗣奭、仇兆鳌等均持此说，然而台湾学者简锦松提出异议，在《实见与辨伪——〈同谷七歌〉非杜甫所作》（以下均称“简文”）一文中根据自己的现地研究对七首诗逐一提出质疑，认定《同谷七歌》是托名杜甫的伪作。本文仅对简文中对其他质疑提出商榷意见。
首先是一歌，简文提出两点质疑：1.白头乱发垂过耳的形象，不合杜甫的性情习惯;2.所谓“岁拾橡栗随狙公”是用典，本无需坐实，且并不属实。第一，检搜杜诗，除简文所列，尚可发现“百年浑得醉，一月不梳头”（《屏迹三首》其二）、“衣裳垂素发，门巷落丹枫”（《秋峡》）等句，况且《同谷七歌》既为歌行，用夸张的笔法也属当然。第二，所谓“岁拾橡栗随狙公”，如简文所说，本无需坐实，然简文中提到九月中旬已是橡栗满地，推断十一月时必然所剩无几，实则杜甫无甚希望能拾橡栗果腹。虽然从自然环境的角度来说是有其合理性的，但此句的意蕴应再转一层，杜甫既明知橡栗所剩无几，仍不得不抱有一丝希望去艰难寻找，才足令人悲痛。
其次是二歌，简文认为杜甫有在秦州和同谷卜居的意愿，并且杜甫携家离开华州时，应当带有相当的资金供其求田问舍，理由是杜甫在长安、洛阳两地均有产业，且杜甫曾任左拾遗，至离开华州时，至少有两年以上稳定的官俸收入，不至于像《七歌》中所描写的生活如此艰难。然而简文也提到，祖产对杜甫的实际帮助应该不大，更重要的是时逢战乱，国家财政难以为继，考《通典》，“凡京文武官员每岁给禄……自至德之后不给”。参考《唐代财政史稿》，京官禄在永泰二年尚未恢复，则杜甫在左拾遗任上是没有官禄可领的。而俸料钱的供给也不容乐观，“乾元元年制，外官给半料与职田，京官不给料”，可见当时杜甫所能获得的俸禄实际并不会很多。而职田是官员在任时获得的土地，卸任时应转交下一任。杜甫在华州司功参军任上应有三顷职田，但由于任期不长，职田收入应当也很有限。那么杜甫从华州离任时是否有足够安居的资金是有待商榷的，而且乾元钱导致的物价上涨对杜甫的生活应该也造成了冲击，“乾元元年七月……御史中丞第五琦奏请改钱，以一当十……二年三月，琦入为相，又请更铸重伦乾元钱，一当五十，二十斤成贯。诏可之。于是新钱与乾元、开元通宝钱三品并行。寻而谷价腾贵，米斗至七千，饿死者相枕于道。”这或许也是杜甫离开华州的原因之一。而且当时秦州有族侄杜佐可以为接应，正如陈贻焮先生所分析，杜佐在穷乡僻壤中创出家业对生计艰难的杜甫来说也很有诱惑性和启发性。故杜甫有在秦州卜居的意愿不假，但很可能没有足够的资金。简文认为其诗全为伪作的结论仍需商榷。
至于系年的问题，注家多将这一组诗系于乾元二年，主要的争议在于此诗作于十一月还是十二月，如黄鹤：“公乾元二年十二月至同谷，以十二月入蜀，寓居同谷才一月耳。”《杜甫全集校注》则在题注中明确提出本诗作于十一月。但仍存一种意见认为这组诗作于乾元二年但诗题并非定于当时，如翁方纲曰：“此乾元二年冬作，而乾元止有二年，不应尔时遽称‘乾元中’。且作诗时又岂即知明年即改上元元年而于题浑书乾元中耶？详此题，称乾元中者，必是少陵晚岁自定其诗，追诉标题云耳也。当时偶然作此七歌，未必先书题目于前耳。因斯以推，则前后诸篇题下有原注，皆是公后来所自为者，非出于后人也。”（《杜诗附记》卷六）此外，尚有质疑这组诗并非作于乾元二年者，见刘孟伉遗作《读诗小记——对〈同谷七歌〉的时间和地点问题质疑》（《文史杂志》1985年第2期），其中刘氏依据“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十年饥走荒山道”和杜甫《长沙送李十一衔》中“与子避地西康州，洞庭相逢十二秋”认为，根据杜甫的生平进行推算，这组诗应是大历五年秋作于长沙。
综合以上三种观点，首先应当探讨的是这组诗的题目——根据杜诗提供的线索以及学者的考证，杜甫于乾元二年到同谷县无疑，若此诗作于当时，则此“乾元中”应为乾元二年。考杜甫集中诗题，提及年份者虽为数不多，但均很明确，除《同谷七歌》外，尚有《天宝初，南曹小司寇舅，于我太夫人堂下，垒土为山，一匮盈尺，以代彼朽木，承诸焚香瓷瓯，瓯甚安矣。旁植慈竹，盖兹数峰，嵚岑婵娟，宛有尘外数致。乃不知兴之所至，而作是诗》《至德二载，甫自京金光门出，间道归凤翔。乾元初，从左拾遗移华州掾，与亲故别，因出此门，有悲往事》《大历二年九月三十日》《大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峡，久居夔府，将适江陵，漂泊有诗，凡四十韵》，除此以外，《扬旗》（3229）一首的小序中也提及年份：“二年夏六月，成都尹郑公置酒公堂，观骑士试新旗帜。”与这些诗题对比，只有《同谷七歌》使用了一个模糊的时间“乾元中”，而且前述几首诗的诗题除《大历二年九月三十日》外都颇具叙述性，相比之下《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诗题则回忆性較强，应非当时所加。恐正如翁方纲所言，是杜甫晚年自定其诗时，才补充了这一诗题。 其次是这组诗究竟作于何时，较为公认的意见是这组诗作于乾元二年杜甫寓居同谷县时，这是将题目解为“乾元中寓居同谷县（时），作歌七首”;而刘孟伉《读诗小记——对〈同谷七歌〉的时间和地点问题质疑》一文则认为这组诗作于大历五年，则是认为杜甫晚年追忆其在同谷县时的困苦生活时作了这组诗，这是将题目解为“（忆）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刘氏在此文提出的主要依据是“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十年饥走荒山道”一句，认为从乾元二年上推，杜甫并无“十年饥走”的经历;从乾元二年下推，则杜甫在长沙时实际离开同谷已十二年，与“十年饥走”“身已老”相符合，即认定此诗作于大历五年。十二年取成数作十年，似乎可以作为刘说的证据，但此句“十”字一作“三”，以此为据应需要同时注意《同谷七歌》其四中也提到了“十年”，即“有妹有妹在钟离，良人早殁诸孤痴。长淮浪高蛟龙怒，十年不见来何时”。杜甫至德二载作《元日寄韦氏妹》一诗，其中有“近闻韦氏妹，迎在汉钟离。朗伯殊方镇，京华旧国移”。蒋寅先生在《“郎伯”辨——兼考杜诗〈元日寄韦氏妹〉本事》（《文史知识》2016年第10期）一文中提出，“郎伯”解释为丈夫不合理，指的应该是丈夫的哥哥，则杜甫的韦氏妹去往钟离应当是与其丈夫去世有关，而且其夫应该至迟在天宝末就已去世，那么《同谷七歌》中的“良人早殁”也可以得到解释。若《同谷七歌》作于大历五年，则从韦氏妹赴钟离到杜甫写作《同谷七歌》已不止十年之久，从至德二载算起，至少已有十三年。即使是取成数作十年，大历五年时杜甫漂泊潇湘，其韦氏妹在钟离，恐与诗中“杳杳南国多旌旗”句不合，既言“南国”，则同谷作为“北地”，两处相距杳杳，漂泊分离之感愈发深刻。
最后，细读《同谷七歌》，不仅其中对陇右寒冬的描写具有十分强烈的现时感，而且其七全诗所流露的感情似乎颇有不甘和愤懑——“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十年饥走荒山道。长安卿相多少年，富贵应须致身早”，与杜甫大历五年作品的风格及其中体现出的心境不甚匹配。故《同谷七歌》应作于乾元二年短暂寓居同谷县时，不久杜甫即携家入蜀。
二、《同谷七歌》的体制渊源与诗体特征
宋元以来学者追溯《同谷七歌》体制渊源时，多认为其导源于《楚辞》《胡笳十八拍》《四愁诗》等作品，如浦起龙：“亦是乐府遗音，兼取《九歌》《四愁》《十八拍》诸调，而变化出之，遂成杜氏创体，文文山尝拟之”（《读杜心解》卷二之二），如黄生，“此体为子美创作，其源出于《四愁》，而自造机轴者也”（《杜诗说》卷十一）。
《同谷七歌》与《楚辞》的关系最直接表现在“兮”字的运用。“兮”字是“骚体”形式上的一个主要标志，刘勰在《文心雕龙·章句》中说：“又诗人以兮字入于句限，楚辞用之，字出句处。寻兮字成句，乃语助余声。”《同谷七歌》中每一首的第七句均嵌入一个“兮”字，构成了一种语气上的延宕，与“呜呼”结合起来，沉郁愤慨，凄楚动人，为整句和全诗增添了“歌”的节奏感和悲哀凄怆的感情色彩。《同谷七歌》中“悲风为我从天来”等句体现出一种卓异的抒情主体意识，诗人在天地间悲壮激越的巨大精神力量，无疑也是上承《楚辞》的。最后，“蛟龙”“蝮蛇”“鹙鸧”等意象的使用也使得全诗颇具楚辞般的奇异色彩，“呜呼五歌兮歌正长，魂招不来归故乡”一句更是直接用《招魂》的典故，使全诗具有了丰富的骚体意味。
从形式上来看，《同谷七歌》与《四愁诗》的渊源更为直接。首先，是每章开头“×思曰”的固定句式，被杜甫继承并化用为《同谷七歌》每章中“呜呼×歌”的句式。但《四愁诗》的四章之间是并列关系，而杜甫《同谷七歌》则蕴含着章法布置的匠心。《同谷七歌》首章的“呜呼一歌兮歌已哀”为全诗奠定了悲凉哀伤的感情基调，从“呜呼二歌兮歌始放”，中间“三发”“四奏”，五章“歌正长”，六章“歌思迟”到末章“呜呼七歌兮悄终曲”，次第分明。首章以“悲风为我从天来”作结，末章结句以“仰视皇天白日速”与之呼应。首两章描写诗人的穷苦生活，次两章写思念分离远方的弟妹和时局的动荡，五、六两章刻画寓居之地荒凉恶劣的生活环境，从对弟妹的想念回归现实，末章回顾自己“饥走荒山道”的坎坷经历，悲歌当哭。虽然各章内容并不相同，但其中贯穿着诗人深刻的悲苦心情，又使得全诗浑然一体，力量磅礴，诗人的情感起伏历历可见。其次，《四愁诗》采用了定格联章的篇制，《同谷七歌》也对此有所吸收，但更为灵活。《七歌》的前四章首句均采用双音节重复的格式，“有客有客”“长铲长铲”“有弟有弟”“有妹有妹”，通过有规律的重复，增强了诗句的节奏感，使得“歌”的特征更加突出。而且重复的音节以仄声居多，更增添了前四章呜咽如泣的顿挫感。最后，《同谷七歌》的换韵方式也与《四愁诗》有相似之处。《四愁诗》采用前三后四的换韵方式，《同谷七歌》则采用前六后二的换韵格式，且多为前六叶仄后二叶平。杨晓霭《论杜甫〈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之“作歌”》对此有详细研究，此处不再赘述。
尽管《胡笳十八拍》的创作问题还有待进一步考证，但不妨仅立足文本简单分析《同谷七歌》与其存在的联系。首先是联章长歌的形式，以每章的数字体现全诗的章法布置和感情起伏，“呜呼×歌兮”的句式与此相关，但《同谷七歌》较之更为工整，以七言句为主，每章八句，格式更为确定，此即仇兆鳌所谓“七歌结语，皆本笳曲”。《胡笳十八拍》则每章句数不一，除七言句外，八言、九言句为数不少。其次，《胡笳十八拍》的用韵和换韵较为杂乱，这一方面对《同谷七歌》影响不大。
以上通过对《同谷七歌》体制渊源的追溯，简单梳理了《同谷七歌》较为突出的诗体特征，现归纳如下：1.《同谷七歌》采用了前六后二换韵的格式。2.就句式而言，《同谷七歌》“呜呼×歌兮”的句式与章法布置密切相关，首句的双音节重复尤其是“有×有×”的格式，增添了“歌”的节奏感。3.采用了定格联章的篇法，全诗七章，每章八句，以七言句为主，受《四愁诗》和《胡笳十八拍》的影响，但更富变化，也更工整。4.全诗具有强烈的抒情主体意识和豪宕奇崛的风格。
《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作于乾元二年杜甫寓居同谷县时，正如萧涤非先生所说：“这一年是杜甫行路最多的一年……也是他一生中最苦的一年。”这一年杜甫离开华州，“一岁四行役”，颠沛辗转，期待能够在同谷安顿家人，但终于未果，落到衣食断绝的境地。《同谷七歌》借鉴了《楚辞》《四愁诗》《胡笳十八拍》等作品的句式、篇制和卓异的抒情精神，形成鲜明的诗体特征，多为后世诗人仿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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