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橙色革命时，笔者曾发文提出：“乌克兰街头革命凸显的是民族情绪强烈的中西部地区与工业发达、讲俄语的东南部地区之间的分裂状况。也许库奇马和他的反对派要为乌克兰到底该成为一个议会制共和国还是总统制共和国争论不休，但这场大选危机却使得一个更重要的问题被提到了台面，即到底是联邦制还是邦联制，甚至是走向分裂。”
　　10年后，这一当初只是“提到台面”的问题不幸成为现实。继克里米亚独立并加入俄联邦后，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和哈尔科夫三座城市相继拉起自治大旗，西部利沃夫、南部敖德萨等城市的亲俄力量也与右翼激进力量展开乱战，各地军警倒戈事件时有发生，基辅几乎失去了对地方局势的控制，不得不将特种部队和坦克派到东部地区“反恐”，同时又暗示同意东部地区就“国家类型”举行公投。乌克兰危机发酵至今，这个独立才23年的国家已处在生死存亡的最危险关口。

地缘政治原罪

　　乌克兰危机的肇始，及其自2004年以来的政治动荡，一大原因就是外部势力对这个地缘政治夹缝中“必争之国”的争夺。与中小国家不同，大国出于维护自身绝对安全和参与国际权势斗争的需要，对周边地带总是高度敏感，希望争取排他的独占权或曰划分势力范围。作为一个被认为处在俄罗斯势力范围内的不发达国家，乌克兰在俄罗斯已经初步复兴而欧盟却危机重重的时候，想要通过加入欧盟这样一种政治指向性明显的选择实现脱离俄罗斯，在实践中必然会碰壁。
　　一方面，俄罗斯会坚决阻挠。其实早在2000年波罗的海三国加入欧盟问题上，普京就可以利用波罗的海舰队、俄语人口、能源供应等武器与西方斗法，只是他初掌权力根基不稳，犹豫不决中犯下了战略失误。现在乌克兰的情形和当年波罗的海三国很相似，普京却已今非昔比，仅仅是陈兵俄西部边境，就足以在克里米亚屈人之兵。
　　另一方面，欧盟在接纳乌克兰上并不积极，支持力度也显然不够。危机发生后，欧盟缺乏与俄争夺乌克兰的有力杠杆，要摆脱俄天然气供应转向从美进口页岩气，说易行难；美国虽可对俄实施最严厉制裁，但在对其更加重要的伊朗核问题、叙利亚局势上也害怕遭到俄国的报复。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米尔斯海默等现实主义代表人物都认为，西方在乌克兰危机上不但不会军事介入，甚至不会与俄罗斯对抗到底。
　　更何况，乌克兰当局者对自己的国家属性未获得理性认识。这一点与波罗的海三国不同。后者与俄罗斯的历史是负面的，入欧只是表象，脱俄才是真正动机。换句话说，即便没有欧盟，波罗的海三国也会加入斯堪的纳维亚共同体或其他地区性组织，借以宣告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新身份认同，从而彻底撇清与俄罗斯的关系。乌俄历史则基本是正面的。二战后乌克兰实现了历史上的首次统一，利沃夫、克里米亚等领土都是苏联为其争来或赐予的。乌俄间的矛盾，本属于正常的国家间矛盾，如果基辅的执政者能够认清现实而不是沉醉于不可预期的愿景，奉行适合的政策，完全可以做到入欧不脱俄。这在芬兰、哈萨克斯坦等国都有成功的先例。当然，这需要时间、智慧、相互谅解和利益协调，而在持续的街头政治面前，激进势力总是容易得势，然而却最容易坏事。

霍布斯困境

　　一般来讲，政权合法性的获得主要通过三种手段。一是民主的手段，也就是说在法律框架内完成权力交接。二是政权的功能性手段。当局要确保所代表主权地域内的主权领土完整、政治稳定和经济增长。三是民族主义的手段，即依靠民族主义广泛的认同感，形成内部强大的凝聚力。在这三方面，现在的基辅临时政权都可以用失败来形容。
　　具体而言，以街头革命获取权力的方式使其在民主性上存在先天瑕疵；克里米亚脱乌入俄使其成为国家分裂的直接责任者；最后，“促成一种民族主义产生的往往是对另一种民族主义的敌视”，投机性的、煽动性的民族主义举措使其成为内部对抗乃至民族冲突的罪人。一直反对橙色革命的乌克兰独立议员叶尔默林指出：“政权的更替一定要经过充分的酝酿和准备，在政治领域不存在任何的奇迹。也许你可以在街头政治的支持下轻而易举改换政权，但要管理一个国家，那又是一回事。”
　　乌克兰学者在与笔者的交流中，自始至终拒不承认本国的国家认同问题。但事实是，作为新独立的民族国家，乌克兰在强调民族国家认同、凝聚社会团结上做得很不够。其直接后果有三：一是频繁破坏游戏规则，长时间陷入政治内耗。二是民众对现行政治运行普遍不满，政府失去权威，非政府、非党派的社会力量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迅速增加。三是理性被极端裹挟，右翼极端势力在此次政权变更中起了关键作用就是体现。如此一来，乌克兰有可能陷入霍布斯描述的极端无政府状态下“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困境。
　　面对这样一个可能全输的结局，“欧洲卖当”（EuroMaidan）的三驾马车已经出现了分道扬镳的迹象。自由党领导人基格尼博克公开抱怨，现在乌克兰被“涂了颜料的黑帮”掌控。该党把持着临时政权副总理、总检察长和副议长等重要位置，时刻准备着在祖国党犯下致命错误后取而代之。打击党领导人克里钦科则有意在公开场合与季莫申科拉开距离，并在所有重大问题上与临时政权划清界限，其放弃本次总统竞选更说明不愿接手现在的烂摊子，而宁愿静观其变，以谋长远。此外，民调中亲俄大亨波罗申科领先于季莫申科，这也让临时政权借大选实现“转正”的企图充满了变数。相信经过危机之初的喧嚣和冲动后，乌克兰大多数人应该能冷静下来面对现实。他们在5月25日的总统选举中能否投出理性的一票，将决定乌克兰危机的走向。

中立 联邦制？

　　普京在乌克兰下一步的目标是什么，这是影响乌克兰未来的关键。近期笔者与俄乌两国驻华大使先后座谈，明显感觉到双方在该问题上针锋相对。俄大使杰尼索夫强调普京真心不希望乌克兰分裂，暗示“一个统一的、对俄友好的乌克兰”才是普京的根本目标；乌大使焦明则明确表示，俄罗斯得到克里米亚的同时失去了整个乌克兰，失去了斯拉夫民族的尊重和信任。
　　倘若真如焦明所说俄罗斯将失去整个乌克兰，那么分裂乌克兰东部成立某种“第聂伯乌克兰”国，对莫斯科不失为一种次优选择，对乌克兰则将是灭顶之灾。在后一情况下，除了保有首都基辅和乌克兰的国号外，乌克兰可以说输得一无所有。也正因如此，基辅临时政权不愿与俄为敌，即便决定在东部展开针对亲俄分子的“反恐”行动，也不敢对莫斯科采取断交、开战一类的极端措施。
　　乌克兰危机的根源是人民对政权体制不满，但要走出当前困境却必须借助外力的作用以获得内部稳定的前提。换句话说，俄美欧是否有共同底线，将决定乌克兰危机能否降温。俄罗斯现在已经不再关注谁上台执政或者乌克兰采用何种政体，莫斯科现在的目标是根本性地改变乌克兰的国体。俄驻意大利大使也向当地媒体透露：“我们不想看到分裂。但乌克兰应该成为中立国并变为联邦制。”俄财长的话也非常清楚，可以向乌克兰提供“财政和天然气援助”，但必须满足四个前提：宪法改革；合法的总统大选并组建可以与俄协商的新政府；承认克里米亚现状；缓解东部紧张局势。
　　在克里米亚问题上，西方不可能忍气吞声，现在的焦点就是能否接受“中立 联邦制”的新乌克兰，这将是美、俄、欧、乌四方日内瓦会晤的最重要内容。目前看，难度仍然很大。西方分析家大多认为，俄罗斯这些条件的本质就是要迫使基辅现政权下台，至于中立，则是旨在使乌克兰回归俄罗斯经济和政治轨道的中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