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文说，锡兰作品的优点太过鲜明(工于摄影)，他要像罗丹那样，把“完美的手”给砍掉。对《安纳托利亚往事》，杜琪峰说，锡兰是“花了太多的时间，讲了太少的事”。导演看导演，果然是针尖对麦芒，简单直接。对戛纳评委来说，秀木不惧风，但《安纳托利亚往事》依然止步于评委会大奖，与2003年的《乌扎克》无异。有人说《安纳托利亚往事》改变不小，可看来看去，画面里的人物情绪、擅长表现的气象变化、对时间剪辑的迷恋，依然是再熟悉不过的锡兰。锡兰总是不主动介入现实主义题材，也不选择太过强烈的人物矛盾和社会冲突。在《三只猴子》里，他第一次承担起通俗剧的压力，涉及了政治、法律、家庭等诸多方面。面对《安纳托利亚往事》，他只是略加调整，大方向没有改变。故事就一句话：一行人带着罪犯寻找抛尸地点。到头来，谋杀始末没讲清楚，案情的来龙去脉也被抛弃。观众最关心的东西，他全都放弃了，转而呈现看似庞杂的群像人物。或者，只留一个背影。现实生活中，每每有听闻及谋杀犯罪报道，不管耸人听闻还是离奇诡异，不管是否有切身关系还是纯粹瞎操心，一般人都会迫不及待，发表起见解。在发表意见的过程中，多数人觉得，他们已经在靠近真相，或者正在做出尝试努力。但事实上，哪有所谓的真相。即便重回到案发现场，那也不代表，这些人就离事实真相更近。
　　《安纳托利亚往事》的用意即在于此，当人们还在聚焦谋杀案件本身，电影镜头却突然失焦。即便是那位更有参照意义的医生角色，在关键情节上，还是被导演放了空。除此之外，电影的大量留白，看似不相关的人物，他们开讲自己的那点事，零零碎碎，又好像说明了什么。当然，在批判现实的色彩上，锡兰也没有韩片那样犀利。无论《杀人回忆》、《孩子们》还是《熔炉》，韩国的犯罪片大多在表达同样的观点：死者死矣，卷入其中的生者命运却被彻底改变了——无论是警察是凶手，是受害者还是旁观者。这一点实在叫人动容，也相当微妙。
　　锡兰作品的人物情感相当克制，他们宁可把目光投向远方，替代并且延伸观众的视线，也不会急于总结陈词，让观众保持警醒。所以，《安纳托利亚往事》仍有惊雷闪电，这些冥冥中的自然规律和景象奇观，它们把土耳其的地域魅力无穷放大。车内的人争论不休，罪犯昏昏欲睡，这种情绪同样传达给了观众。如有神谕启示的光线，在夜晚里居然是迷人的金黄色泽。眼眶的泪、背身的阴影、说给观众听的台词、孩子的愤怒表情、饱含情感的注目和凝视……每到这些时候，我总是再度找到了迷恋锡兰作品的原因所在。他根本不是在跟人物交流，而是和人物置身的环境进行交流。
　　电影异常精确地把时间一分为二，夜与昼。在电影的进行时中，《安纳托利亚往事》始终在路上跑来转去，追寻谋杀案件。如果以这个时间作准，它好像并不是电影题目所指涉的往事。那锡兰为什么要以往事为题，抛出回忆、记忆之说?答案就在医生、警察、检察官、司机乃至是受害者亲属的身上。多年以后，谋杀成为了一段过去，然而记忆并没有被埋葬，它成了某个人口中的一则故事。谋杀也对很多人造成了无法挽回的影响和伤害，这种连环影响，有如安纳托利亚高原上的蜿蜒小路，延续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