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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1995年，韦努蒂在《译者的隐身》中首次提出归化原则和异化原则，为翻译过程中处理语言文化元素提供了有效指引。在翻译文学作品时，译者需适度处理其中的文化元素以达到促进文化交流的作用，那么便产生这样一个问题：译文到底是向读者靠拢，还是向原文原作靠拢？本文将以《陋室铭》为例，从文化角度进行分析，讨论归化和异化在其翻译过程中的应用。
关键词：归化 异化 文化 文学翻译
一.引言
翻译是语言转换的过程，旨在将原文含义传达给受众。然而，翻译不应只局限于文本层面。许钧在《翻译概论》一书中曾提到“翻译是符号的转换和意义的再生”。翻译不只需要准确再现原文本的文字信息，还应传达其中蕴含的深意，如文化内涵。归化和异化正为处理文本中的文化元素提供了理论指导。1813年，德国学者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在《论翻译的方法》中提出异化（alienating）和顺化（naturalizing）。基于施莱尔马赫的设想，1995年韦努蒂（Venuti）在《译者的隐身》中首次提出归化（domesticating）和异化（foreignizing）。
归化降低了原文的陌生感，使译文更符合目的语的语言文化习惯，拉近了译文与读者间的距离;异化则保留了原文的异国情调，使译文更具源文本的语言文化特征。二者各有侧重，因此，译者对在翻译过程中如何应用归化和异化产生了不同观点，大致可分为三种：一是支持应用归化策略以减少跨文化交流障碍，避免译文晦涩难懂;二是支持应用异化策略，从而保留原文的原汁原味，避免被异族文化同化;三是认为二者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相反，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并非绝对对立，可以相互补充。
本文选取罗经国《陋室铭》为语料进行分析。《陋室铭》由唐代文学家刘禹锡所著，是中国古典名篇，体现了古代中国文人的志趣，反映了刘禹锡不流于世俗、崇尚质朴的意志—中国传统文人的最高追求。文中包含数个能够象征中国传统文化的名词及典故，还有文言文常用的比兴手法，其译文不应只表达其字面含义，还应反映出其中蕴含的文化内涵，所以本文将从文化角度分析归化和异化策略在其翻译过程中的应用。
二.文献综述
韦努蒂认为归化即在翻译中多采用目的语读者可理解的词句、典故，尽量减少原文晦涩难懂的信息，使译文更符合译入语的语言文化习惯，拉近原文原作与译文读者间的距离;异化则更多地保留了原文的异国情调，着重突出原文的“异质性”，使译文读者在阅读时如临其境。相对而言，奈达更支持归化，认为翻译是对文本意思、内容的表达，并从功能对等的角度定义翻译为：“从语义到文体在译语中用最亲切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的信息。”他的这一思想可理解为是原文原作向译入语的靠拢，通过将源语本土化来寻求读者的接纳和共鸣。与之类似，巴斯奈特从文化角度指出：“译者在翻译中应使译语文化和源语文化在功能上等值，使译语文本对译语文化的读者产生源语文本对源语文化的读者相同的效果。”这意味着要实现不同文化的等值需进行一定程度的改写将文化进行转换，而这样的改写正是译入语读者需要的。
国内学者傅雷也曾于1951年在《高老头》重译本序中提出“化为我有”、“重神似而不重形式”，采用归化策略将外文本土化，使国内读者如读本国作者所著文章一般。鲁迅与朱生豪的翻译观点与傅雷追求的“神似说”则有所不同。朱生豪坚持忠实通顺的原则翻译莎剧，以弘扬中华文化，抵制异族的文化殖民。鲁迅也曾提出“宁信不顺”，通过吸收带有“洋味儿”的词句，充实刚刚起步的白话文。二者处于社会变革时期，对异化策略的选择符合时代的要求，而今天世界更加开放，文化更加多元，人们渴望新事物，不同文化间的交流迎合了人们的期待。由于时代需求不同，译者对异族文化的态度和对翻译策略的选择也应做出相应改变。下文中将以陋室铭为例，分析归化、异化在其翻译过程中的应用。
三.译文分析
罗经国翻译了多篇《古文观止》中的名篇，他的风格忠实原文。在《陋室铭》的译文中，他一方面保留了原文的文化元素，一方面恰当地增添了自己的理解，使译文更加准确易懂。他结合了归化策略和异化策略，在保留异国风情的基础上降低译文陌生感，利于宣传中国文化，便于外国读者理解文化内涵。
罗经国将题目译成An Epigraph in Praise of My Humble Home，epigraph指篆刻的篇章，“铭”指刻于石碑上用于警示人們的篇章，象征着一个人的志向、道德观和心理活动，二者有着相近的含义。同时罗经国添加了他对题目的理解，in praise of展现了“铭”的作用，如此读者不只了解什么是“铭”也了解了原文的主题。此处是异化策略的应用。
Deity指上帝和众神，是拥有高于普通人能力的生物，与人们交往，使人们到达超出世俗生活的新境界。西方文化中，Deity和献祭是分不开的，通过献祭和祷告以求神灵的祝福与庇佑。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们封建迷信，认为钟灵毓秀的山峰中居住着山神，并称其为“仙”。每逢佳节，人们向仙人定居的山峰献祭，祈求幸福安康、风调雨顺、政权稳固。deity有与“仙”相似的含义，较准确的向读者展现了源文本的文化现象，为异化策略的应用。
“灵”意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神仙独有的能力。古人相信鬼魂的存在，它们有神奇的力量可以给凡人带来财富、幸福、灾难。罗经国将“灵”译成supernatural power，体现了deity拥有非自然的神力，是比较准确的，是异化原则的应用。罗经国将开头的四句比兴以列出结果再解释的结构呈现，不拘泥于原有模式，打破源文本的句子结构，更符合译入语的语言规范，对读者来说易于理解。在文字排列上呈现了归化的特征，与应用异化策略的deity和supernatural power共同体现了源文本的文化内涵。
“My home is humble. But it enjoys the fame of virtue so long as I am living in it.”意为虽然作者居于“陋室”中，但他不以为耻，因为无论身处何地作为一个有德行的人他都将保持操守不受困扰。译文解释了作者的德行和“陋室”的名声之间的关系，在不损害原文结构和含义的情况下降低了陌生感。此处很难界定到底是归化还是异化，似乎是二者的融合应用，不只再现原文所要抒发的情感，还解释了其中关联便于读者理解。
关键词：归化 异化 文化 文学翻译
一.引言
翻译是语言转换的过程，旨在将原文含义传达给受众。然而，翻译不应只局限于文本层面。许钧在《翻译概论》一书中曾提到“翻译是符号的转换和意义的再生”。翻译不只需要准确再现原文本的文字信息，还应传达其中蕴含的深意，如文化内涵。归化和异化正为处理文本中的文化元素提供了理论指导。1813年，德国学者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在《论翻译的方法》中提出异化（alienating）和顺化（naturalizing）。基于施莱尔马赫的设想，1995年韦努蒂（Venuti）在《译者的隐身》中首次提出归化（domesticating）和异化（foreignizing）。
归化降低了原文的陌生感，使译文更符合目的语的语言文化习惯，拉近了译文与读者间的距离;异化则保留了原文的异国情调，使译文更具源文本的语言文化特征。二者各有侧重，因此，译者对在翻译过程中如何应用归化和异化产生了不同观点，大致可分为三种：一是支持应用归化策略以减少跨文化交流障碍，避免译文晦涩难懂;二是支持应用异化策略，从而保留原文的原汁原味，避免被异族文化同化;三是认为二者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相反，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并非绝对对立，可以相互补充。
本文选取罗经国《陋室铭》为语料进行分析。《陋室铭》由唐代文学家刘禹锡所著，是中国古典名篇，体现了古代中国文人的志趣，反映了刘禹锡不流于世俗、崇尚质朴的意志—中国传统文人的最高追求。文中包含数个能够象征中国传统文化的名词及典故，还有文言文常用的比兴手法，其译文不应只表达其字面含义，还应反映出其中蕴含的文化内涵，所以本文将从文化角度分析归化和异化策略在其翻译过程中的应用。
二.文献综述
韦努蒂认为归化即在翻译中多采用目的语读者可理解的词句、典故，尽量减少原文晦涩难懂的信息，使译文更符合译入语的语言文化习惯，拉近原文原作与译文读者间的距离;异化则更多地保留了原文的异国情调，着重突出原文的“异质性”，使译文读者在阅读时如临其境。相对而言，奈达更支持归化，认为翻译是对文本意思、内容的表达，并从功能对等的角度定义翻译为：“从语义到文体在译语中用最亲切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的信息。”他的这一思想可理解为是原文原作向译入语的靠拢，通过将源语本土化来寻求读者的接纳和共鸣。与之类似，巴斯奈特从文化角度指出：“译者在翻译中应使译语文化和源语文化在功能上等值，使译语文本对译语文化的读者产生源语文本对源语文化的读者相同的效果。”这意味着要实现不同文化的等值需进行一定程度的改写将文化进行转换，而这样的改写正是译入语读者需要的。
国内学者傅雷也曾于1951年在《高老头》重译本序中提出“化为我有”、“重神似而不重形式”，采用归化策略将外文本土化，使国内读者如读本国作者所著文章一般。鲁迅与朱生豪的翻译观点与傅雷追求的“神似说”则有所不同。朱生豪坚持忠实通顺的原则翻译莎剧，以弘扬中华文化，抵制异族的文化殖民。鲁迅也曾提出“宁信不顺”，通过吸收带有“洋味儿”的词句，充实刚刚起步的白话文。二者处于社会变革时期，对异化策略的选择符合时代的要求，而今天世界更加开放，文化更加多元，人们渴望新事物，不同文化间的交流迎合了人们的期待。由于时代需求不同，译者对异族文化的态度和对翻译策略的选择也应做出相应改变。下文中将以陋室铭为例，分析归化、异化在其翻译过程中的应用。
三.译文分析
罗经国翻译了多篇《古文观止》中的名篇，他的风格忠实原文。在《陋室铭》的译文中，他一方面保留了原文的文化元素，一方面恰当地增添了自己的理解，使译文更加准确易懂。他结合了归化策略和异化策略，在保留异国风情的基础上降低译文陌生感，利于宣传中国文化，便于外国读者理解文化内涵。
罗经国将题目译成An Epigraph in Praise of My Humble Home，epigraph指篆刻的篇章，“铭”指刻于石碑上用于警示人們的篇章，象征着一个人的志向、道德观和心理活动，二者有着相近的含义。同时罗经国添加了他对题目的理解，in praise of展现了“铭”的作用，如此读者不只了解什么是“铭”也了解了原文的主题。此处是异化策略的应用。
Deity指上帝和众神，是拥有高于普通人能力的生物，与人们交往，使人们到达超出世俗生活的新境界。西方文化中，Deity和献祭是分不开的，通过献祭和祷告以求神灵的祝福与庇佑。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们封建迷信，认为钟灵毓秀的山峰中居住着山神，并称其为“仙”。每逢佳节，人们向仙人定居的山峰献祭，祈求幸福安康、风调雨顺、政权稳固。deity有与“仙”相似的含义，较准确的向读者展现了源文本的文化现象，为异化策略的应用。
“灵”意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神仙独有的能力。古人相信鬼魂的存在，它们有神奇的力量可以给凡人带来财富、幸福、灾难。罗经国将“灵”译成supernatural power，体现了deity拥有非自然的神力，是比较准确的，是异化原则的应用。罗经国将开头的四句比兴以列出结果再解释的结构呈现，不拘泥于原有模式，打破源文本的句子结构，更符合译入语的语言规范，对读者来说易于理解。在文字排列上呈现了归化的特征，与应用异化策略的deity和supernatural power共同体现了源文本的文化内涵。
“My home is humble. But it enjoys the fame of virtue so long as I am living in it.”意为虽然作者居于“陋室”中，但他不以为耻，因为无论身处何地作为一个有德行的人他都将保持操守不受困扰。译文解释了作者的德行和“陋室”的名声之间的关系，在不损害原文结构和含义的情况下降低了陌生感。此处很难界定到底是归化还是异化，似乎是二者的融合应用，不只再现原文所要抒发的情感，还解释了其中关联便于读者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