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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印象中的加沙，是战争与冲突、难民和鲜血，而以色列则是一个始终笼罩在炸弹袭击阴影之下的国家。但现实中，它们位于地中海滨，有着温暖的地中海式气候和灿烂的阳光，在和平时期，都是适合生活的地方。
从加沙到以色列，一群中国人生活在巴以冲突的狭长地带，有劳工，有生意人，也有在当地工作生活的白领。当加沙战事日趋紧张的时候，他们的境况如何？
杨阳：加沙唯一的中国人
北京人杨阳（化名）和她的三个孩子，住在加沙城区中心一个400平方米的大房子里。她可能是现在加沙唯一的中国人。只有她一人与中国使馆保持着联系。
她是2008年12月2日从北京回到加沙的。之前她和巴勒斯坦丈夫在中国做生意，三个孩子住在加沙。因为想念孩子了，她一个人回了加沙。
加沙地区阳光充足，冬天天气也很好，杨阳在电话中感叹，如果不是战乱，真是一个生活的好地方。
空袭改变了这一切。12月27日，她孩子正在学校考试。“大约11点半的时候，孩子刚考完试，就听到飞机掠过空中和炸弹爆炸的声音。”随后全城学校宣布放假。
以军的战机主要轰炸加沙海边地带，那边是政府新建的新区，哈马斯的许多政府机关都在那边，所以损毁严重。杨阳家在加沙城中心，基本上没有影响。
轰炸导致加沙全城停电、停水，手机信号中断。杨阳事先储备了一些汽油，用家中的自备发电机，每天可以用上几小时电，她同时用电把水抽到楼顶的水箱，这样可以保证家里冷热水供应。
因为冰箱没法用，食物和蔬菜也储备不了太多。不过杨阳对食品并不担心，外面食品店还是有一些开的，虽然价钱高了不少，供应暂时倒也没有问题。
虽然煤气供应还没出现问题，但她已经没有心情做饭了，“面包奶酪和香肠对付一下就行了”。
白天她和孩子们都不出去，一直呆在家里。最难过的是晚上，没有电，只能点煤气灯或者蜡烛。“漫漫长夜，怎么也睡不着，非常难熬。”杨阳说。
在以色列封锁之前，每天有几万巴勒斯坦人到以色列上班，封锁后他们过不去以色列了，那边的雇主就给雇员家里寄钱。以色列也有不少非政府组织，专门聘请律师帮助巴勒斯坦人打官司。
杨阳的朋友中，有许多来自美国、巴西等地。他们在这里生活，一些外国人和当地人通婚，“许多妇女在加沙也不戴头巾”。
以色列军队发动地面进攻后，每次进攻前都会用直升机散发传单，要求当地居民撤离。“以色列军队执行的是定点清除战略。”“很幸运，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接到以军要求撤离的通知。”杨阳在电话里说。
杨子：海法的生活一切如常
以军空袭加沙后，在以色列北部的海法市工作的中国姑娘杨子，收到了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的邮件，提醒她尽量呆在家里，不要去人多的地方，如果有什么事情，直接和大使馆联系。
海法距离加沙开车有3小时左右的路程。在这里听不到轰炸和战火，杨子觉得自己的生活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她照常上班，回家，上MSN，聊天和浏览新闻。
2007年，她随以色列丈夫一起搬到海法。她先生在海法理工大学上学，她则在这里的一家公司做起了会计。
但以色列人对这场战争的平静程度，却出乎她的意料。她的先生甚至也没有延长看新闻的时间，晚上按时休息。她先生的弟弟在军队里服役，已在以色列北部驻防，兄弟间电话，也只是简单问候几句。
这些天来，以色列电视10台派多路记者深入现场，对加沙军事行动进行直播。杨子注意到，在以色列电视上，已经用上了“战争”的字眼，这是以前很少见的。
杨子刚来海法时受国内舆论影响，很担心安全问题。后来发现这里生活比国内平静得多，“说我担心这里的战争安全问题，不如说我更担心这里的交通事故。以色列每年交通事故伤亡的人数远超战争死亡人数。”她说。
郝文明：习惯火箭弹
“你听，马上就能听到战斗机起飞的声音。”电话中的郝文明突然停下说话，让记者听战斗机发出的轰鸣声。他的声音里听不到任何惊恐。
郝文明的工地紧挨一座战斗机场，每天可以看到飞机从头顶起落。他今年38岁，来自山西。过去服务于山西建工集团在以色列的工地，现在则换到一家以色列建筑公司，和他一起在这个工地干活的中国人目前有五六十个，来自福建、江苏、山东等地。
这次加沙军事行动爆发后，家里人“搞不清状况”，非常担心郝文明的安全，他就耐心地安慰，“让他们千万放心。”这些天来，他和同屋的吉林老乡，聊来聊去都是今天放了多少火箭弹了，加沙死了多少人。
以军空袭加沙后，每天都有几枚哈马斯火箭弹打到他所在的镇上。刚开始，郝文明所在的工地没有人躲过，但是最近几天开始躲了，“昨天有两次在我们附近爆炸。电话前一个半小时，一枚火箭弹在我们工地附近爆炸，好像有一个小女孩受伤了”。
郝文明工作的地方是个几千人的镇，尽管脸上看不到惊慌，但只要警报拉响，大家还是飞快往防弹室跑。
防弹室是一个约十三四平米的房子，由30公分厚的钢筋混凝土建成。“以色列的房子大多是别墅，防弹室一般建在底下，装有钢板门窗，火箭弹是可以对付的。”“我们尽量少去超市，因为超市没有防弹室。”郝文明说。
目前，以色列靠近边境的一些居民已经撤到中部来了，但郝文明却没有离开的想法，他觉得以色列的工作环境要比国内好得多，“机械化程度高，不太累”。
摘自《南方周末》2009.1.8
从加沙到以色列，一群中国人生活在巴以冲突的狭长地带，有劳工，有生意人，也有在当地工作生活的白领。当加沙战事日趋紧张的时候，他们的境况如何？
杨阳：加沙唯一的中国人
北京人杨阳（化名）和她的三个孩子，住在加沙城区中心一个400平方米的大房子里。她可能是现在加沙唯一的中国人。只有她一人与中国使馆保持着联系。
她是2008年12月2日从北京回到加沙的。之前她和巴勒斯坦丈夫在中国做生意，三个孩子住在加沙。因为想念孩子了，她一个人回了加沙。
加沙地区阳光充足，冬天天气也很好，杨阳在电话中感叹，如果不是战乱，真是一个生活的好地方。
空袭改变了这一切。12月27日，她孩子正在学校考试。“大约11点半的时候，孩子刚考完试，就听到飞机掠过空中和炸弹爆炸的声音。”随后全城学校宣布放假。
以军的战机主要轰炸加沙海边地带，那边是政府新建的新区，哈马斯的许多政府机关都在那边，所以损毁严重。杨阳家在加沙城中心，基本上没有影响。
轰炸导致加沙全城停电、停水，手机信号中断。杨阳事先储备了一些汽油，用家中的自备发电机，每天可以用上几小时电，她同时用电把水抽到楼顶的水箱，这样可以保证家里冷热水供应。
因为冰箱没法用，食物和蔬菜也储备不了太多。不过杨阳对食品并不担心，外面食品店还是有一些开的，虽然价钱高了不少，供应暂时倒也没有问题。
虽然煤气供应还没出现问题，但她已经没有心情做饭了，“面包奶酪和香肠对付一下就行了”。
白天她和孩子们都不出去，一直呆在家里。最难过的是晚上，没有电，只能点煤气灯或者蜡烛。“漫漫长夜，怎么也睡不着，非常难熬。”杨阳说。
在以色列封锁之前，每天有几万巴勒斯坦人到以色列上班，封锁后他们过不去以色列了，那边的雇主就给雇员家里寄钱。以色列也有不少非政府组织，专门聘请律师帮助巴勒斯坦人打官司。
杨阳的朋友中，有许多来自美国、巴西等地。他们在这里生活，一些外国人和当地人通婚，“许多妇女在加沙也不戴头巾”。
以色列军队发动地面进攻后，每次进攻前都会用直升机散发传单，要求当地居民撤离。“以色列军队执行的是定点清除战略。”“很幸运，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接到以军要求撤离的通知。”杨阳在电话里说。
杨子：海法的生活一切如常
以军空袭加沙后，在以色列北部的海法市工作的中国姑娘杨子，收到了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的邮件，提醒她尽量呆在家里，不要去人多的地方，如果有什么事情，直接和大使馆联系。
海法距离加沙开车有3小时左右的路程。在这里听不到轰炸和战火，杨子觉得自己的生活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她照常上班，回家，上MSN，聊天和浏览新闻。
2007年，她随以色列丈夫一起搬到海法。她先生在海法理工大学上学，她则在这里的一家公司做起了会计。
但以色列人对这场战争的平静程度，却出乎她的意料。她的先生甚至也没有延长看新闻的时间，晚上按时休息。她先生的弟弟在军队里服役，已在以色列北部驻防，兄弟间电话，也只是简单问候几句。
这些天来，以色列电视10台派多路记者深入现场，对加沙军事行动进行直播。杨子注意到，在以色列电视上，已经用上了“战争”的字眼，这是以前很少见的。
杨子刚来海法时受国内舆论影响，很担心安全问题。后来发现这里生活比国内平静得多，“说我担心这里的战争安全问题，不如说我更担心这里的交通事故。以色列每年交通事故伤亡的人数远超战争死亡人数。”她说。
郝文明：习惯火箭弹
“你听，马上就能听到战斗机起飞的声音。”电话中的郝文明突然停下说话，让记者听战斗机发出的轰鸣声。他的声音里听不到任何惊恐。
郝文明的工地紧挨一座战斗机场，每天可以看到飞机从头顶起落。他今年38岁，来自山西。过去服务于山西建工集团在以色列的工地，现在则换到一家以色列建筑公司，和他一起在这个工地干活的中国人目前有五六十个，来自福建、江苏、山东等地。
这次加沙军事行动爆发后，家里人“搞不清状况”，非常担心郝文明的安全，他就耐心地安慰，“让他们千万放心。”这些天来，他和同屋的吉林老乡，聊来聊去都是今天放了多少火箭弹了，加沙死了多少人。
以军空袭加沙后，每天都有几枚哈马斯火箭弹打到他所在的镇上。刚开始，郝文明所在的工地没有人躲过，但是最近几天开始躲了，“昨天有两次在我们附近爆炸。电话前一个半小时，一枚火箭弹在我们工地附近爆炸，好像有一个小女孩受伤了”。
郝文明工作的地方是个几千人的镇，尽管脸上看不到惊慌，但只要警报拉响，大家还是飞快往防弹室跑。
防弹室是一个约十三四平米的房子，由30公分厚的钢筋混凝土建成。“以色列的房子大多是别墅，防弹室一般建在底下，装有钢板门窗，火箭弹是可以对付的。”“我们尽量少去超市，因为超市没有防弹室。”郝文明说。
目前，以色列靠近边境的一些居民已经撤到中部来了，但郝文明却没有离开的想法，他觉得以色列的工作环境要比国内好得多，“机械化程度高，不太累”。
摘自《南方周末》200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