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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民国史上商人的公益行为以叶澄衷、盛宣怀、朱葆三、荣德生四个人最为典型，他们每个人都是一面镜子，展现了不同侧面的时代烙印，其百年后的声名与价值也因此跃然纸上，他们的公益活动历程，从清朝对皇家的效忠和家族的回馈上，转到普众的公益上，尤其在教育上特别突出。
叶澄衷：晚清“首善商人”
叶澄衷（1840-1899）有晚清“首善商人”之称，其所创办的叶氏义庄（后改称中兴小学）、叶记商务学馆、澄衷学堂等，是晚清买办着眼于培养洋务人才出发点的延续与超越。叶澄衷做慈善的最大亮点是建立了一套长效机制，实现对教育的持续捐助。当然现在社会体系已经发达，培养人不再需要企业去做，但叶澄衷这种前瞻性的思路，仍值得大家借鉴。
至今仍鲜有商人能达到叶澄衷的境界，他建立了从小学到中学的教育体系，堪称是中国商界成体系举办教育第一人，也因此孕育了一批商界大腕和精英，譬如，“世界船王”包玉刚、影视巨商邵逸夫，以及港台实业家赵安中、叶庚年等，都曾在叶氏义庄接受启蒙教育。澄衷中学则培养出了譬如竺可桢、乐嘉陵、陆道培、俞梦孙、卢于道、胡适，以及获得国际小行星命名的旅港实业家李达三、上海华成烟草公司创办人戴耕莘等在内的一大批多学科的名人名家。
叶澄衷的买办身份多少会妨碍人们对其的评价，但从宁波叶氏义庄出来的侨居海外的商界大佬们，延传了注重慈善的传统，这也是其价值的一种体现。包玉刚捐资成立宁波大学，至今仍是宁波当地的最高学府，包玉刚一生对内地的捐款高达数亿元。邵逸夫更是把慈善事业做到了极致，仅在内地就捐建了5000处左右的校舍。
盛宣怀：亦官亦商公益之道
与叶澄衷一样，盛宣怀（1844-1916）同样是晚清史上著名的公益商人。叶澄衷面向草根，培养企业发展需要的大量人才，以教育为突破口，孜孜不倦，及至受到光绪帝“启蒙种德”的褒奖，而盛宣怀则是典型的官商，其所作所为，基于政府意愿及新态势下的民意，卓有成效，其公益活动半官半民。
盛宣怀是江苏常州人，他涉足公益，最早是赈灾。其最为出彩的公益行动，是在甲午中日战争宣告洋务运动失败之时，代表新兴的政治力量，北在天津，南在上海，分别成立了中国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堂和后来是上海交大前身的中国第一所高等师范学堂——南洋公学。又创办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同时，盛宣怀还是中国红十字会的创办人之一。
当时做公益的官商分为三种情形，一种是先从商，尔后依附于官，迅速发家，并通过捐助等方式，获得与正式官员相应级别的官衔。第二种是亦官亦商者，官商充分利用了体制内的身份和近水楼台所能把控的资源，做了一些游离于透明与含糊之间的实事。无论在当时还是放到现在，官商都最具争议。第三种是由官而商者，换句话说，由体制内的人变成体制外的人。
盛宣怀做公益就属于第二种官商，他举办的北洋大学堂和南洋公学，都以洋务企业每年捐助的银两为经费。商人基于对自我的保护，期望在政治领域谋取一定的资本，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当官商之间的界限模糊时，也是评价可能异变之时。人们可以不认同盛宣怀化公为私的本事，但其公益行为却不应该被人所遗忘。
朱葆三：做公益的“逆贼”
朱葆三（1848—1926）是买办出身的近代金融家、实业家。他投资了不下五家银行和三家保险公司，此外参与投资上海华商电车公司、定海电气公司、汉口与广州自来水厂，以及上海绢丝厂、长兴煤矿公司、宁波和丰纱厂等15家企业。五四运动发生时，他是上海总商会会长。上海总商会正式鲜明地反对罢市，让他被指责为“奸人逆贼”因此而下课。然而在近代慈善史上，却难抹朱葆三一笔。
朱葆三一生参与举办救济赈灾活动无数，致力于兴办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他参与创办或投资同济大学，创办定海公学、尚义学校、宁波益智学校等教育事业，中国红十字会、广义善堂、仁济善堂、上海公立医院、上海孤儿院、华洋义赈灾会、济良所、四明公所等公益组织。以其中的华洋义赈会为例，华洋义赈会被誉为中国近代最大规模的慈善救济组织，1906年在上海仁记路成立，“既赈一时之灾，亦防灾于未雨绸缪；既授人以食，更帮助灾民获得衣食本领”在近代中国救灾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与其他商人侧重举办教育不同，朱葆三在医疗体系建设方面，投入了更多精力。朱葆三曾在上海时疫流行时，募资举办时疫医院，但是他自己却因为冒着酷暑到医院巡查染病逝世。也因其对公益贡献，上海公共租界当局曾第一次以中国人命名一条界内马路——“朱葆三路”。
荣德生：至今仍在受益
作为中国民族工商业在民国时期的杰出代表，荣氏家族是中国商界在实业、商业智慧的集大成者。在公益方面，荣家亦是可圈可点。
无锡市内的很多学校都是由像荣家这样的锡商捐资建成，譬如1903年周舜卿开办的当时无锡第一所商业职校廷弼商业学堂，侯鸿鉴在1905年创办的竞志女学，杨寿楣1916年创办的杨氏小学，高阳1920年创办的私立无锡中学，匡仲谋1927年创办的匡村中学，沈瑞洲1936年创始的锡南中学等。此外，华鸿模1905年创办果育学堂，祝大椿创办大椿小学，周舜卿创办廷弼中学，浦文汀创办雅言小学，无锡一地，商人办学蔚然成风。抗战前各类学校为454所，学龄前儿童入学率领先于国内各县，办学盛况令人瞩目。同样，无锡荣家也捐助了大量学校。
荣德生1919年创办公益工商学校，这里不仅成为荣氏培育员工的摇篮，也对外招生，譬如经济学家孙冶方、导弹先驱钱伟长曾是该校学生。首任校长是清末第一批留洋学生、水利专家胡雨人。
1916年荣德生在无锡惠山创办大公图书馆，购入各类图书9万余册。他亲自主持馆务，聘请晚清学者严筱兰编著馆藏目录。收藏各类图书20余万卷，内容涵盖经、史、子、集各门类。当时，上海商务印书馆编审、著名藏书家孙毓修先生评价说：“我国乡村之有图书馆，且有书目，则以大公为始矣。” 1947年，荣德生捐资成立的私立江南大学在无锡荣巷开学典礼。尽管如今已经进入211工程的江南大学并非彼江南大学，但延续了当年荣德生起的这一校名。走在江南大学校内，荣德生父亲荣熙泰弥留之际的叮嘱开始变得鲜活而有张力：治家立身，有余顾族及乡，如有能力，即尽力社会。
荣德生的办学动机，一方面是传统商业伦理的延续，另一方面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良好的教育政策举足轻重，学校是日本崛起为世界强国的基础，这使荣德生深受到触动，在荣德生撰写的《略述办学之经过》一文中有所表述。
办学之外，以荣氏兄弟为代表的无锡商界还有捐赠公园的群体性行为，他们曾于1905年集体捐资建成江苏省历史上第一个供市民免费游乐的城市公园——公花园。而在无锡这样的公园毕比皆是，王禹卿修建的蠡园，杨翰西修建的横云山庄、澄澜堂、长春桥，王心如、王昆仑修建的七十二峰山馆等景点，都在建成后，免费向市民开放。现存的，还有商人陈仲言建的陈家花园和郑明山建的郑园。
荣德生修建梅园“为天下布芳馨种梅花万树，与众人同游”。郁达夫曾在《感伤的行旅》一文中这样写道：“我在此地要感谢荣氏竟能把我的空想去实现而造成这一个梅园，我更要感谢他既造成之后而能把它开放，并且非但把它开放，而又能在梅园里割出一席地来租给人家，去开设一个接待来游者的公共膳宿之场。”
除此之外，无锡市内及常州武进等地，由荣德生与无锡商界人士共同资助的桥梁多达一百座，说无锡的基本城市骨架主要由荣家牵头搭建而来，似乎也并不过分。
“公益”商人之群像
在叶澄衷、盛宣怀、朱葆三、荣德生这四位当时商界名流热衷公益的典型代表之外，商业人士的公益行为不胜枚举。例如，近代著名实业家张骞经营义庄，上海市电灯及自来水公司总经理陆伯鸿创建了新普育堂，上海著名乡绅王一亭主持参与创立广益善堂、普善山庄、中国救济妇孺总会等等。
晚清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已经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自然经济虽然也受到一定程度冲击，但是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经济状况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宗法社会的基础仍然还很牢固。例如，家族宗族并没有解体，族田、义庄仍然存在。根据民国时期的民事习惯调查，江西宁都地方有聚族而居的风俗，各族之中多有众会。众会成立之时，由族人募集捐款，制定账簿，记载善款用途及其管理办法，以便后人遵守。此种公益募捐的目的在于修族谱、供祭祀、修道路或建醮禳灾等。可以说，晚清民国时期商人的公益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报效家族宗族习俗的延续。
在过渡时期，一方面，西方公益思想文化开始夹杂在各种理论学说中涌入中国。在中西交流中，中国人的公益理念得到升华，公益不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救灾、济贫等范围和狭窄的地域，而有了更广阔的领域和空间。另外一方面，社会形态急遽变化，由于交通、通讯等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变，公益募捐的施众和受众更加广泛。公益募捐的程序、机制得以突破传统的地域限制，在更广泛的社会空间有效运行。
因此，晚清民国的商人的公益行为，更显示出一个特别突出的特点：原来亦步亦趋贴着皇家报效或家族回馈的商人，开始走出自我的小天地，面向更为广阔的民众，施展自己的社会情怀和抱负。他们的公益行为，从清朝对皇家的效忠和家族的回馈上，转到普众公益上。叶澄衷“兴天下之利，莫大于兴学”的概念，盛宣怀的“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无锡荣德生“与众人同游”的思想，这与当时的时代特征是密不可分的。
从古至今，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少不了社会名人的参与。然而不论动机如何，纵使时光荏苒，应该看到最难能更可贵的是，晚清民国商人的很多公益行为，直到目前仍是人们生活的组成部分，人们至今仍在受益。
叶澄衷：晚清“首善商人”
叶澄衷（1840-1899）有晚清“首善商人”之称，其所创办的叶氏义庄（后改称中兴小学）、叶记商务学馆、澄衷学堂等，是晚清买办着眼于培养洋务人才出发点的延续与超越。叶澄衷做慈善的最大亮点是建立了一套长效机制，实现对教育的持续捐助。当然现在社会体系已经发达，培养人不再需要企业去做，但叶澄衷这种前瞻性的思路，仍值得大家借鉴。
至今仍鲜有商人能达到叶澄衷的境界，他建立了从小学到中学的教育体系，堪称是中国商界成体系举办教育第一人，也因此孕育了一批商界大腕和精英，譬如，“世界船王”包玉刚、影视巨商邵逸夫，以及港台实业家赵安中、叶庚年等，都曾在叶氏义庄接受启蒙教育。澄衷中学则培养出了譬如竺可桢、乐嘉陵、陆道培、俞梦孙、卢于道、胡适，以及获得国际小行星命名的旅港实业家李达三、上海华成烟草公司创办人戴耕莘等在内的一大批多学科的名人名家。
叶澄衷的买办身份多少会妨碍人们对其的评价，但从宁波叶氏义庄出来的侨居海外的商界大佬们，延传了注重慈善的传统，这也是其价值的一种体现。包玉刚捐资成立宁波大学，至今仍是宁波当地的最高学府，包玉刚一生对内地的捐款高达数亿元。邵逸夫更是把慈善事业做到了极致，仅在内地就捐建了5000处左右的校舍。
盛宣怀：亦官亦商公益之道
与叶澄衷一样，盛宣怀（1844-1916）同样是晚清史上著名的公益商人。叶澄衷面向草根，培养企业发展需要的大量人才，以教育为突破口，孜孜不倦，及至受到光绪帝“启蒙种德”的褒奖，而盛宣怀则是典型的官商，其所作所为，基于政府意愿及新态势下的民意，卓有成效，其公益活动半官半民。
盛宣怀是江苏常州人，他涉足公益，最早是赈灾。其最为出彩的公益行动，是在甲午中日战争宣告洋务运动失败之时，代表新兴的政治力量，北在天津，南在上海，分别成立了中国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堂和后来是上海交大前身的中国第一所高等师范学堂——南洋公学。又创办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同时，盛宣怀还是中国红十字会的创办人之一。
当时做公益的官商分为三种情形，一种是先从商，尔后依附于官，迅速发家，并通过捐助等方式，获得与正式官员相应级别的官衔。第二种是亦官亦商者，官商充分利用了体制内的身份和近水楼台所能把控的资源，做了一些游离于透明与含糊之间的实事。无论在当时还是放到现在，官商都最具争议。第三种是由官而商者，换句话说，由体制内的人变成体制外的人。
盛宣怀做公益就属于第二种官商，他举办的北洋大学堂和南洋公学，都以洋务企业每年捐助的银两为经费。商人基于对自我的保护，期望在政治领域谋取一定的资本，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当官商之间的界限模糊时，也是评价可能异变之时。人们可以不认同盛宣怀化公为私的本事，但其公益行为却不应该被人所遗忘。
朱葆三：做公益的“逆贼”
朱葆三（1848—1926）是买办出身的近代金融家、实业家。他投资了不下五家银行和三家保险公司，此外参与投资上海华商电车公司、定海电气公司、汉口与广州自来水厂，以及上海绢丝厂、长兴煤矿公司、宁波和丰纱厂等15家企业。五四运动发生时，他是上海总商会会长。上海总商会正式鲜明地反对罢市，让他被指责为“奸人逆贼”因此而下课。然而在近代慈善史上，却难抹朱葆三一笔。
朱葆三一生参与举办救济赈灾活动无数，致力于兴办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他参与创办或投资同济大学，创办定海公学、尚义学校、宁波益智学校等教育事业，中国红十字会、广义善堂、仁济善堂、上海公立医院、上海孤儿院、华洋义赈灾会、济良所、四明公所等公益组织。以其中的华洋义赈会为例，华洋义赈会被誉为中国近代最大规模的慈善救济组织，1906年在上海仁记路成立，“既赈一时之灾，亦防灾于未雨绸缪；既授人以食，更帮助灾民获得衣食本领”在近代中国救灾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与其他商人侧重举办教育不同，朱葆三在医疗体系建设方面，投入了更多精力。朱葆三曾在上海时疫流行时，募资举办时疫医院，但是他自己却因为冒着酷暑到医院巡查染病逝世。也因其对公益贡献，上海公共租界当局曾第一次以中国人命名一条界内马路——“朱葆三路”。
荣德生：至今仍在受益
作为中国民族工商业在民国时期的杰出代表，荣氏家族是中国商界在实业、商业智慧的集大成者。在公益方面，荣家亦是可圈可点。
无锡市内的很多学校都是由像荣家这样的锡商捐资建成，譬如1903年周舜卿开办的当时无锡第一所商业职校廷弼商业学堂，侯鸿鉴在1905年创办的竞志女学，杨寿楣1916年创办的杨氏小学，高阳1920年创办的私立无锡中学，匡仲谋1927年创办的匡村中学，沈瑞洲1936年创始的锡南中学等。此外，华鸿模1905年创办果育学堂，祝大椿创办大椿小学，周舜卿创办廷弼中学，浦文汀创办雅言小学，无锡一地，商人办学蔚然成风。抗战前各类学校为454所，学龄前儿童入学率领先于国内各县，办学盛况令人瞩目。同样，无锡荣家也捐助了大量学校。
荣德生1919年创办公益工商学校，这里不仅成为荣氏培育员工的摇篮，也对外招生，譬如经济学家孙冶方、导弹先驱钱伟长曾是该校学生。首任校长是清末第一批留洋学生、水利专家胡雨人。
1916年荣德生在无锡惠山创办大公图书馆，购入各类图书9万余册。他亲自主持馆务，聘请晚清学者严筱兰编著馆藏目录。收藏各类图书20余万卷，内容涵盖经、史、子、集各门类。当时，上海商务印书馆编审、著名藏书家孙毓修先生评价说：“我国乡村之有图书馆，且有书目，则以大公为始矣。” 1947年，荣德生捐资成立的私立江南大学在无锡荣巷开学典礼。尽管如今已经进入211工程的江南大学并非彼江南大学，但延续了当年荣德生起的这一校名。走在江南大学校内，荣德生父亲荣熙泰弥留之际的叮嘱开始变得鲜活而有张力：治家立身，有余顾族及乡，如有能力，即尽力社会。
荣德生的办学动机，一方面是传统商业伦理的延续，另一方面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良好的教育政策举足轻重，学校是日本崛起为世界强国的基础，这使荣德生深受到触动，在荣德生撰写的《略述办学之经过》一文中有所表述。
办学之外，以荣氏兄弟为代表的无锡商界还有捐赠公园的群体性行为，他们曾于1905年集体捐资建成江苏省历史上第一个供市民免费游乐的城市公园——公花园。而在无锡这样的公园毕比皆是，王禹卿修建的蠡园，杨翰西修建的横云山庄、澄澜堂、长春桥，王心如、王昆仑修建的七十二峰山馆等景点，都在建成后，免费向市民开放。现存的，还有商人陈仲言建的陈家花园和郑明山建的郑园。
荣德生修建梅园“为天下布芳馨种梅花万树，与众人同游”。郁达夫曾在《感伤的行旅》一文中这样写道：“我在此地要感谢荣氏竟能把我的空想去实现而造成这一个梅园，我更要感谢他既造成之后而能把它开放，并且非但把它开放，而又能在梅园里割出一席地来租给人家，去开设一个接待来游者的公共膳宿之场。”
除此之外，无锡市内及常州武进等地，由荣德生与无锡商界人士共同资助的桥梁多达一百座，说无锡的基本城市骨架主要由荣家牵头搭建而来，似乎也并不过分。
“公益”商人之群像
在叶澄衷、盛宣怀、朱葆三、荣德生这四位当时商界名流热衷公益的典型代表之外，商业人士的公益行为不胜枚举。例如，近代著名实业家张骞经营义庄，上海市电灯及自来水公司总经理陆伯鸿创建了新普育堂，上海著名乡绅王一亭主持参与创立广益善堂、普善山庄、中国救济妇孺总会等等。
晚清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已经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自然经济虽然也受到一定程度冲击，但是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经济状况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宗法社会的基础仍然还很牢固。例如，家族宗族并没有解体，族田、义庄仍然存在。根据民国时期的民事习惯调查，江西宁都地方有聚族而居的风俗，各族之中多有众会。众会成立之时，由族人募集捐款，制定账簿，记载善款用途及其管理办法，以便后人遵守。此种公益募捐的目的在于修族谱、供祭祀、修道路或建醮禳灾等。可以说，晚清民国时期商人的公益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报效家族宗族习俗的延续。
在过渡时期，一方面，西方公益思想文化开始夹杂在各种理论学说中涌入中国。在中西交流中，中国人的公益理念得到升华，公益不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救灾、济贫等范围和狭窄的地域，而有了更广阔的领域和空间。另外一方面，社会形态急遽变化，由于交通、通讯等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变，公益募捐的施众和受众更加广泛。公益募捐的程序、机制得以突破传统的地域限制，在更广泛的社会空间有效运行。
因此，晚清民国的商人的公益行为，更显示出一个特别突出的特点：原来亦步亦趋贴着皇家报效或家族回馈的商人，开始走出自我的小天地，面向更为广阔的民众，施展自己的社会情怀和抱负。他们的公益行为，从清朝对皇家的效忠和家族的回馈上，转到普众公益上。叶澄衷“兴天下之利，莫大于兴学”的概念，盛宣怀的“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无锡荣德生“与众人同游”的思想，这与当时的时代特征是密不可分的。
从古至今，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少不了社会名人的参与。然而不论动机如何，纵使时光荏苒，应该看到最难能更可贵的是，晚清民国商人的很多公益行为，直到目前仍是人们生活的组成部分，人们至今仍在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