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兵家思想的代表，孙武本人是春秋末期杰出的军事家，他的兵法在历史上影响极大。从军事管理的角度看，孙武堪称中国最早的战略理论家。他的兵法以“五事七计”为基本框架，构建了战略分析的古代模式。孙武对道义、天时、地利、将领、法度五大要素的分析，其逻辑性堪与当今盛行的SWOT法、五力模型相提并论。在战略分析的基础上，孙武以“兵者诡道”为宗旨，对战争策略的设计有着开创性的研究，并分析论证了军事战略选择中的优先次序问题，进而论证了君主与将领的关系，统兵将领的责任和战略能力，并以形、势、虚实的分析提出战略实现的途径，以形说明“胜可知”，以势说明“胜可为”，以奇正说明形势关系，以虚实转化形势为战斗力。孙武还以具体的军争策略、地形利用、士卒训练等内容为战略实施进行了具体论证。在先秦诸子中，孙武的兵法著作逻辑性和系统性超过了其他各家。学界有人认为，老子的辩证思维实际上来源于孙武。尽管孙武的著作在古代并未对工商业产生影响，却反映了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在军事领域的成就。
　　孙武及其兵法的传世
　　先秦诸子中，兵家是很重要的一家。中国古代的思想发展中，兵法思想是别具一格的一支。在兵学诸书中，《孙子兵法》独占鳌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它为“百代谈兵之祖”。
　　《孙子兵法》的作者孙武，本来是齐国人，他的出名却在吴国。他给吴王阖闾献上自己写的兵法书，吴王对他说：“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可以小试勒兵乎？”想对孙武的兵法来个实地测验。孙武当然毫不犹豫，一口承接。但是，吴王给他出了个难题，让他把兵法用在后宫美女身上试试看灵不灵。于是，孙武把阖闾后宫的美女180人编为两队，指定阖闾的两名宠姬为队长，申明纪律，开始队列训练。这些美女们丝毫不把军令纪律放在心上，嘻嘻哈哈当作游戏。经过孙武三令五申，依然哄笑不止，没有一点章法。孙武依据军法，下令将两名队长斩首。这一下，看台上的吴王坐不住了，赶忙让人给孙武传话说：“寡人已知将军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愿勿斩也。”孙武却一点也不买账，回答道：“臣既已受命为将，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两颗人头落地，美女们花容失色，队伍整肃，号令严明，娘子军变成了敢死队。孙武向吴王报告说，现在你可以下台观之令之，“惟王所欲用之，虽赴水火亦可也”。吴王正在为爱姬死于非命而痛心，但又不好对孙武发作，只得说：“将军罢休就舍，寡人不愿下观。”孙武却并不罢休，而是刺了吴王一句：“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实。”所幸孙武没有看错人，吴王阖闾并不昏庸，从此重用孙武，成就了吴国的霸业。“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史记 · 孙子吴起列传》）
　　孙武的这一故事，经过太史公的文学描述，广为流传，而且留下了“三令五申”的成语。当代推崇《孙子兵法》的管理咨询师，在效法孙武的时候不要忘了，如果要当孙武，自己的咨询报告就要能经得起业主的检验，哪怕是面对“后宫宠姬”照样有效，才有可能成就孙武一样的名声。如果咨询报告对业主的承诺，碰到“条件特殊”就无法兑现，那就趁早收手。当然，你要当孙武，还须业主是阖闾才成，这就要求咨询师要有好眼力，看得出吴王是未来的霸主，否则就会明珠暗投，说不定还会引来杀身之祸。
　　孙武之后，以兵法著名者还有孙膑，他们本来是一家，孙膑是孙武的后人，为了区别，后人称前者为吴孙子，后者为齐孙子。孙膑的用兵之术不在孙武之下，“田忌赛马”、“围魏救赵”的故事，就是出于孙膑。孙膑与庞涓斗法的传说，更是妇孺皆知。孙膑也以桂陵之战、马陵之战的胜绩“名显天下，世传其兵法”。从南宋以后，有不少人怀疑《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是一回事，近代的疑古思潮扩展了这种疑问。直到1972年临沂银雀山汉墓一并出土《孙子兵法》竹简和《孙膑兵法》残简，才使这一疑问得以澄清。
　　战国时期，《孙子兵法》开始流传。按照韩非的说法：“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五蠹》）不过，先秦诸子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往往会夸大其词，所以韩非的说法不宜当作兵法普及的确凿证据。况且韩非还是为了证明兵法流传与作战能力提高不一致而言的，就更应该打个折扣。但是，即便兵法的流传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普遍，《孙子兵法》还是兵法著作中最出色的。秦汉以后，《孙子》流传过程多有佚亡。传至今天的版本，是曹操的注本。曹操对孙武十分推崇，称：“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曹注《孙子》序）打仗出身的君主李世民，也曾高度赞扬《孙子》，称“观诸兵书，无出孙武”（《李卫公问对》）。
　　中国古代的兵家经典，以孙武、孙膑、吴起、尉缭、司马穰苴这几位的著述为代表。正是先秦尤其是春秋战国的兼并战争，使兵家成为诸子中间独特的一家。秦汉以后兵家思想的发展，基本上没有超出先秦。到了宋代，因为武科举所需，正式被官方确认的兵家经典有“武经七书”。所谓武经七书，包括《孙子》《吴子》《司马法》《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尉缭子》《黄石公三略》和《六韬》，影响最大的是《孙子兵法》。《吴子》相传为吴起所作，但影响远不及《孙子》。《司马法》来自齐景公时的田穰苴，他担任司马时所创的兵法被齐国沿用，到齐威王时著成《司马穰苴兵法》，但传世至今的只有一小部分。《司马法》与《孙子》不同，主要是讲军法军令、编制训练，而不是谋略，其中谈制度的内容多已佚亡。《李卫公问对》托名唐代李靖与李世民的对话，但真伪难辨，是宋代重新编辑加工的版本。《三略》相传是楚汉相争之际黄石公传给张良的《太公兵法》，张良以此辅佐刘邦得了天下；《六韬》相传为姜太公所作，是姜太公与文王、武王的对话录，这两种兵书实际都是后人编纂，它们现存的版本同汉墓出土的相关残简大不相同，说明宋本与汉本已经不一样，而汉本同古本肯定也有差别。
　　按理来说，兵书应当包括战略、战术、军制、训练，乃至包括天文地理、兵器给养等等。汉代整理古籍，兵书是单独一门。在兵书门下，分有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类。“权谋者，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孙子兵法》列在权谋类之首。“形势者，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合背鄉，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者也。”《尉缭》属于形势类。“阴阳者，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技巧者，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者也。”（《汉书 · 艺文志》）阴阳类和技巧类兵书后世多佚。所谓权谋者，实际上是总括性质，包含有形势、阴阳、技巧等各种内容，《孙子兵法》当之无愧。所以，后代的兵书流行，《孙子兵法》独领风骚。 　　兵法直到近代之前，还是专门的军事读物，常人并不太关注。但是，即便是军人，读兵法也不是人人上手。按照常理，高级将领应该是兵法的爱好者，然而，不同的将领对兵法的反应并不一样。汉初大将韩信，其用兵作战可见明显的兵法痕迹，他还多次用《孙子兵法》对部下解释自己的战术战略。而西汉名将霍去病，则不那么看重传统兵法。汉武帝打算给他教孙吴兵法，他却回答道：“顾方略何如耳，不致学古兵法。”宋代对兵书的整理，很大程度上不是实战和训练的需要，而是武科举考试的需要。所以，唐宋以后兵法的流行，与其说是人们对战略的重视，不如说是应试教育的产物。很有意思的是，尽管武科举要考兵法，然而武科举历代都不受重视。古代当文官，科举出身是正途，中了进士就趾高气扬，“一日看遍长安花”，而当武官，则行伍出身是正途，武科举被人看不起。所以，兵法对战争的影响有限。反而是不打仗的人，却多从兵法中理解战争。研读兵法的将领，在历史上屈指可数。战国的秦军雄视天下，良将辈出，却基本没有兵法传世，汉代整理史籍，其保存的兵书名录出自秦国者仅仅有公孙鞅和尉缭（而且此尉缭和兵书《尉缭子》的作者是否一个人还有争论），秦国的名将，谈论兵法的也极少。从西汉以后，才有一些著名将领谈到兵法。从正史来看，依赖兵法打仗，似乎并不是常态。反而是一些文人，对兵法具有浓厚兴趣。例如唐代的杜牧，宋代的梅尧臣，都曾对《孙子兵法》做过注释。不过，由于兵法明显是对敌手段，“兵不厌诈”，“兵者诡道”，用兵讲究出奇不意，虚虚实实，所以，在古代人们多不明言把兵法用于生活与事业。尤其是儒家，虽然也讲权变，却从根本上反对以兵家权谋治理国家，他们基本上不推崇兵法。这也影响到后人对《孙子兵法》的态度，清代学者遍注古书，考据风气浓厚，《孙子兵法》的注疏最少，也没有认真的校勘考证。只有孙星衍的校勘考证较详（而这一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出于他对本家的推崇）。魏源在《孙子集注序》中，把自己注释孙子的理由概括为“兵列五礼，学礼易及”，“有文事者必有武备”等儒家化解释，说明儒家力求同兵家的“诡诈”保持一定距离。即便近代以来在中西对抗的背景下热衷“商战”的洋务派和维新派，也没有把《孙子兵法》挂在口边。现代冯友兰写中国哲学史，最初不收录兵家，明地里是认为兵家没有哲学，暗中是否有传统儒家看不上兵家的潜意识就不得而知了。民国时期，蒋方震（百里）作为军事理论家，曾经对《孙子兵法》做过注释解读。当代国内对兵家思想尤其是对《孙子兵法》的研究形成热潮，并将其放在很高的地位，是同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紧密相关的；《孙子》文本的研究，是同70年代银雀山汉墓出土竹简本相关的。真正把《孙子兵法》当作商战教科书，在改革开放以来才蔚成风气。
　　至于《孙子兵法》在国外的影响，媒体也有所夸大。《孙子兵法》从唐代开始传到日本，但主要是作为宫廷藏书，社会影响不很大。到了明代，抗倭名将俞大猷有位谋士赵本学，曾经注释过《孙子兵法》。正因为俞大猷采用了赵氏的方法抗倭，从而使《孙子兵法》引起了日本人的重视。二战以后，日本有一些学者和企业家，研究用《孙子兵法》管理企业，形成了一定的影响。据李零考证，最早把《孙子兵法》翻译到西方是法国传教士钱德明（P. Josephus Maria Amiot），1772年巴黎出版了他的译本。但是，真正影响欧洲军事思想的，不是中国传去的《孙子兵法》，而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西方对《孙子兵法》的重视，是当代对毛泽东军事战略的研究而引发的，同工商业关系不大，即便研究《孙子兵法》，也是把它作为汉学的一个专题，而不是列入管理学或者工商战略研究。
　　那么，是不是《孙子兵法》就与管理无关？也不尽然。何炳棣曾经专门研究过《孙子兵法》，他认为，中国古代的辩证思维，尤其是两两相对的论证方法，来自《老子》，而《老子》来自《孙子》。他甚至断言，朱熹这样的道学家之所以不言《孙子》，是因为《孙子》的“诡道诈术”为儒家所不喜。而《孙子》的思想，在何炳棣眼里可以同当代行为主义心理学家、强化理论的提出者斯金纳相媲美。“人类史上最先主张以‘行为主义’心理学原则整兵治国者是《孙子》，柔化和缘饰《孙子》坦白冷酷愚民语句最微妙、最成功的是《老子》。”“在愚民理论上，《孙》《老》亲缘关系之所以特别明显，是因为它们都出自置道德是非于不顾（amoral），非常彻底的行为主义观点。这点上《孙》《老》如仍有不同的话，那是因为前者语言坦率无隐，有如对心理学实验室白鼠群而发，而后者同样冷酷的心肠却是用清静、无为、‘玄德’等清高的哲学语言表达的。”（何炳棣《有关〈孙子〉〈老子〉的三篇考证》），这就给考察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源流变化提供了一种思路。哪怕不认可何炳棣的观点，仅仅凭他把孙、老与斯金纳相对照，就足以值得今人从行为主义角度重新审视《孙子兵法》的管理思想价值。
　　从战略角度而言，古人确实不把《孙子兵法》用于工商，因为古代的工商业根本不存在所谓战略。所以，古代兵法的传世，与工商战略无关。无论是古代早期的范蠡陶朱公，还是古代后期的晋商徽商，都没有用《孙子兵法》经商的。但毫无疑问它属于军事战略，而军事战略可扩展到治国方略。在逻辑上，古代的管理思想，依然少不了兵家这一分支。企业经营中战略研究的兴起，从世界范围看，也是二战以后才出现的。从有了战略研究这一管理学分支开始，回过头来关注传统兵法，梳理其中的战略思想，对于今日的企业经营，当然应该。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有不少人以战争喻商业，然而，战争和商业是有区别的。“兵凶战危”是进入军事领域的警告牌，战争与增进社会福利的工商业具有本质区分。如果真按战争方式指导经商，那么，商业就会失去它的美好一面，只剩下令人战栗的惨烈。了解兵家思想，掌握古代兵法的思辨路数，目的在于使人们更清楚、更冷静地看到战争的逻辑，而不是把它照搬到工商领域。
　　权谋与战略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老子》57章），说明了治国与打仗的区别。但是，正和奇背后的“道”则只有一个。遵循这个道进行战争谋划，古代称为权谋，当今称为战略。
　　《孙子兵法》的《计》《作战》《谋攻》三篇（以下引文均出自这三篇，不再加注），可以看作从不同角度论证战略的一组文章。孙武强调“先计而后战”，就是说，战略是行动的前提。在强调“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后，孙武提出了一个战略分析的框架，即“五事七计”。 　　所谓五事，是道、天、地、将、法五个战略要素。道，指道义，民心向背如何，能不能做到上下一心，“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与之生，可与之死，而不危也”。天，指天时，“阴阳、寒暑、时制也”。地，指地形，“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指将领状态，“智、信、仁、勇、严也”。法，指军队的组织编制，“曲制、官道、主用也”。对五事要进行七种考量（五事加上兵卒和赏罚），“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七计是“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 士卒孰练？ 赏罚孰明？”君主是不是有道明君，能不能做到上下同意；将领的能力如何，决定将领能力的智、信、仁、勇、严五个要素的程度和组合如何；天时要进行阴阳吉凶的判断，对寒暑时令的分析，古代这方面的具体技术有观星、望云、省气等等，以考察己方占有何种天时，有何不利天时；地形要进行远近（长短）、险易（坡度大小和平仄程度）、广狭（宽窄）的分析，判断是生地还是死地；军法制度是不是健全，曲制（按照阵法的军队如何编制）、官道（各级军官如何配备）、主用（兵器甲胄和粮秣供给）各方面对作战的适应程度和范围；还有从军法延伸出来的兵士强弱程度，训练情况，赏罚执行的严明程度等。
　　五事七计的框架如果能够具体化，可以同当代管理中十分流行的SWOT法以及波特的“五力模型”相媲美。根据相关资料看，孙武对这个框架有着具体化的操作方法，即“庙算”。在《孙子》中，用的是“庙筭”。筭（suàn）就是筹，指计算用的小棍。《说文》曰：“筭。长六寸，计历数者，从竹从弄，言常弄乃不误也。”“算。数也，从竹从具，读若筭。”后代则筭算混用，算盘就是由筹算演变而来。后人读《孙子兵法》需要明确一点，孙武谈论五事七计，绝不是泛泛地抽象而论，而是有量化的具体计算。要对敌我双方的情况，根据所掌握的信息，一条一条列举出来，计算优劣，用算筹计数进行量化比较。对此，孙武明确指出：“夫未战而庙筭胜者，得筭多也；未战而庙筭不胜者，得筭少也。多筭胜，少筭不胜，而况于无筭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经过对战略要素的实力计算和比较，然后就要设计作战策略。在这一步，处处体现“兵以诈胜”的思路。孙武说：“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即便庙筭具有明确优势，也需要在对外行动中把优势变成战果。这就需要尽可能隐蔽自己的优势，给对方造成错觉，还要采取主动诱导对方出错，引发对方的判断失误，这才能够造成己方之“势”，发挥出己方的能量，以己之长攻人之短。这种作战策略立足于庙筭，但不能事先具体化，只能进行方略设计，在战争进行中灵活变动。庙筭为常，用计为变；庙筭力求确定性，用计全靠不确定性；对己要落实确定性，对敌要营造不确定性；二者结合，才能形成完整的战略。
　　任何战略，都建立在实力的基础上。孙武警告说，打仗打的是经济。春秋时期的战争以车战为主，千辆战车加上千辆辎重车出征，所需的补给粮秣和器材，日费千金。军费开支之大，任何统治者都不能掉以轻心。所以，战略的实施，还需要计算经济实力为后盾。更重要的是，一旦开战，能否快速取胜至为重要。如果久战不止，哪怕获胜也会挫伤军队锐气，攻城则后劲不继，暴师于野则国用不足（春秋的战争，一般是先野战后攻城）。更重要的是，春秋时期诸侯蜂起，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某国“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其他国家会趁机在背后捅一刀。如果陷入这种困境，“智者不能善其后矣”。所以，孙武强调，“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费钱耗时，这是用兵的大害。战略必须先虑其害后谋其利。“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故兵贵胜，不贵久。”在战略实施上，将帅必须把握住民力之限，“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不重复征发徭役，不多次运输粮草，古代的运输成本太高，尤其要注意不能长途补给。所以，要力争从敌人那里夺取给养。“故智将务食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 杆一石，当吾二十石。”这不是夸大，从敌军夺取粮秣，双方的供给就会一增一减，而且可以节约大量运输中转成本，因而孙武把它提高到战略高度。
　　既然战争如此凶险，所以，明智的统治者在战争的指导思想上，要尽可能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孙武说：“夫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这是一个十分完整的战略实施优先排序。用兵之法必须优先考虑保存实力，以最小成本换取最大收益。在成本计算上，按照国、军、旅、卒、伍的军事建制由大到小考虑。在行动策略上，先要进行战略计算，即“伐谋”，以确保获胜条件。其次为“伐交”，所谓伐交，不是仅仅凭嘴上功夫去交涉，而是以实力的威胁和巧妙的外交展示使敌方屈服。再次为陈兵，以军阵优势或者野战优势战胜敌人。最后为攻城，是其他行动都不能奏效后的不得已选择。
　　对于为什么攻城是不得已的选择，孙武有着详细说明。中国古代的城池，是冷兵器时代最优秀的防御工事体系，进攻者要付出极大代价，往往需要耗时较长的围困。即便有把握拿下，按照孙武的预计，制造和装备攻城器械需要三个月，修建工事土堙围困又需要三个月，驱使士兵爬城攻打会使三分之一的敢死队受损，万一攻不下来简直就是灾难。更重要的是，攻城会引起敌方的心理恐惧而拼死抵抗，激战和屠戮后能否长久占领仍然未知。所以，轻易不能采用攻城行动。“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
　　在伐谋、伐交之后，不得已要开战，则须计量兵力，选取具体的战术方案。“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在这里，孙武根本不讲以少胜多，而是严格地追求以多胜少。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将领，必须清楚什么仗能打什么仗不能打，拼命蛮干不是真正的勇敢，最少要做到力量相当。如果力量不及，要有逃跑预案和避战策略。“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是军事将领的基本准则。 　　将帅领兵作战，肩负着国家存亡的使命，所以，将帅要把自己放在国家辅佐的地位上考虑军事。春秋时期，已经形成了一个普遍的规则，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作为将领，必须能够判别什么是不能受的君命。孙武指出：“君之所以患于军者三：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战争局势必须现场判断，君主在不该进军时下令进军，不该退却时下令退却，这叫“縻军”，即不必要的牵制；不了解军队的事务而由君主直接指挥管理，会造成军士迷惑；不了解军务的权衡变化而由君主直接任免官员下达命令，会造成军士的疑虑。君主绝不能遥控指挥作战行动。所谓“决胜于千里之外”，顶多在庙筭阶段还可以，一旦进入战略实施，必须赋予现场指挥官全权。而作为将领，也要勇于担负责任，“故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于主，国之宝也。”（《地形》）做不到“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就不是合格的将领。
　　作为国君和将领，在战略上必须知道怎样才能获胜。孙武曰：“故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此五者，知胜之道也。”知道己方能战或者不能战之处，知道力量强弱多寡的使用方法，上下一致而同心同德，以有备对付无备，将领称职而君主不遥控，这就是制胜之道。如果稍微细心一点则可以发现，这五个知胜之道，需要建立在对敌我双方的比较上，而不是仅仅对己方的单一掌握上。所以，孙武强调：“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这句话已经成为《孙子兵法》中的名言，正与今天SWOT法的基本思路吻合。总体来看，孙武的五事七计庙筭分析、策略设计和造势路径、优先排序准则、具体战术方案、将领的战略能力，已经构成了完整的军事战略思想体系。
　　形势与虚实
　　战略的实现，有赖于形势和虚实。孙武用了《形》《势》《虚实》三篇，完成了这一论证（以下引文均出自这三篇，不再加注）。所谓形，就是战争实力；所谓势，就是人为态势；所谓虚实，就是形势的灵活运用。三者配合，构成战争中的核心竞争力。
　　形是看得见的军事格局，不是人的努力就可以改变的。所以，军事将领未见胜，先见败。首先考虑自己如何不被对方战胜。“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必可胜。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这一点很重要，打仗不能抱侥幸心理，不能把获胜希望放在敌方犯错误或者不堪一击上。衡量一支军队的好坏，首先要看它的自保能力。那种侥幸获得的胜利，并不是好的胜利。善战者首先要循规蹈矩，老老实实，打庙筭能够获胜的仗。“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故其战胜不忒。不忒者，其所措胜，胜已败者也。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正是先从形胜出发，孙武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真正的胜兵，是先具备了胜的条件，即形胜，然后求战，这样的胜利者，看起来平淡无奇，似乎没有惊险的计谋和壮烈的功绩，不过是打败了肯定失败的对手而已。但这正是理想的将领，那种先打起来再求胜的将领，从战略角度看是要不得的。
　　形胜依赖于庙筭。“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这里的庙筭，同前面的“五事七计”不一样，是指支持军事的物质基础。所谓兵法，在这里是指计算实力的方法。度是长度，指对土地的丈量；量是容积，指对粮食的计算；数是筹数，指出卒的数量；称是衡器，指对敌我双方兵力的比较；胜是比较的结果，得出有无胜算的结论。由此可见，形是不可作假的。这样说，对于小国、弱国来说，岂不是永无胜算？不见得，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正是通过庙筭，可以清楚地看到自己的长中有何短，短中有何长。这正是形的功用。一旦具备了形胜，就具备了获胜的势能。
　　形和势紧密关联，但形不等于势。从形的角度看，“胜可知，而不可为”；从势的角度看，则是“胜可为”。实力强弱为形，形决定攻守之势。但人们可以用形造势，取得战争优势。在孙武的词汇中，强弱属于形，勇怯属于势。按照李零的考证，形型相通，指形状样式，也就是范儿；势（執）本来是兿，本意是园艺，是人为发挥。形是静态，势是动态。按照荀悦之言：“形者言其大体得失之数也；势者言其临时之宜也，进退之机也。”（《前汉纪》）孙武的比喻是：“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形也。”“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其中的关联和细微差别，需要仔细揣摩。
　　形与势的关系，是正与奇的关系。孙武说：“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海。终而复始，日月是也。死而更生，四时是也。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哉！”奇正相生，可以制造出无数优势。五音可以变化出无数音乐，五色可以变化出无数图案，五味可以变化出无数味道，战争之势，也可以产生如此效果。造势的目的，是掌握战争的主动性。“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待之。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释）人而任势。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木石之性，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造势可以战胜敌人，包括以假象（形之）迷惑敌人，以诱饵引来敌人，以小利调动敌人而以重兵伏击敌人。在人和势的关系上，打仗要靠势来获胜而不是求于人，依赖势打仗，就好像从山顶转动滚木雷石一样。
　　所谓虚实，就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使形势转化为战斗力。孙武说：“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出其所必趋，趋其所不意。”其核心是“致人而不致于人”。这方面可以采用多种手段，使敌方的优势转化为劣势，使自己的劣势转化为优势。把敌方由逸变劳，由饱变饥，由安变动。尤其是“出其所必趋”，准确打击；“趋其所不意”，让对方想不到。李世民认为《孙子兵法》的精华在《虚实》，原因在于，人人都知道避实击虚，但上了战场却鲜识虚实。可能也是出于同样担忧，孙武对虚实的论证要比其他篇章更具体，如：“行千里而不劳者，行于无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必攻也。”“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战，虽画地而守之，敌不得与我战者，乖其所之也。”孙武特别强调“我专而敌分”，即分散敌方兵力，以众击寡。“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还有在作战地点上迷惑敌人，在作战时间上调动敌人，等等。这样，敌人虽近，却难以救援；其兵力虽多，却无益于战。归纳起来，所谓虚实，就是把不可为的“形”变为可为的“势”。“故曰：胜可为也。敌虽众，可使无斗。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计，候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故形兵之极，至于无形。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因形而措胜于众，众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故其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 　　形势和虚实的结合，可以把兵法用活。“夫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就像五行的相生相克、四时的消长变化一样，战略的活用，可把战争变成艺术。
　　战争的策略及其运用
　　战争的艺术是复杂的，更是多变的。在《军争》《九变》《行军》《地形》《九地》各篇中，孙武对战争的艺术性有着多方面的发挥。
　　孙武认为，用兵之法最难的是军争，而军争的关键是“以迂为直，以患为利”。现实中我们常常会观察到，捷径走到最后，其实是弯路。但是，在开始选择时，捷径却有着极大的吸引力。真正掌握了迂直关系，才可做到“后人发，先人至”。以行军速度为例，带着辎重行军，则行进缓慢；而提高速度，则要放弃辎重。如果一味求快，日行百里，只能有十分之一的兵士赶到，三军将领被敌方俘虏；日行五十里，可以有半数兵士赶到，先头部队将领被俘；日行三十里，则三分之二兵士可以赶到。这就需要权衡利弊，恰当安排行军路线和速度。军争需要将领充分掌握相关信息。“故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鄉导者，不能得地利。”在掌握信息的基础上，利用计谋、利诱、兵力集散变化等方式，准确把握迂直关系。“故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和为变者也。故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震。掠乡分众，廓地分利，悬权而动。先知迂直之计者胜，此军争之法也。”
　　在军争中，要善于运用旌旗金鼓信号系统，做到“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将领要善于治气、治心、治力、治变。“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是故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无邀正正之旗，无击堂堂之陈，此治变者也。”所谓治气，就是掌握敌我双方士气状态（曹刿论战就是典型事例）；所谓治心，就是掌握双方士兵心理状态；所谓治力，就是掌握双方士兵体力状态；所谓治变，就是掌握双方战局变动状态。在具体作战中，还要根据地理、气候、战阵的相关信息，注意用兵的禁忌。“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从，锐卒勿攻，饵兵勿食，归师勿遏，围师必阙，穷寇勿迫，此用兵之法也。”这些禁忌来自于长期的战争经验总结，即不要仰攻高地，布阵背向高丘面向开阔地，佯败之敌不能追，精锐之卒不能攻，小股饵兵不能吃，归国之军不能挡，围困敌军要留下缺口，陷入绝境之敌不能进逼。
　　在行军和驻扎营地的选择上，《行军》分析了四种地形的利弊，山地扎营，要“视生处高”，前有开阔出口，占据制高点；渡河扎营，要远离河道；沼泽地扎营，要依水草而靠树林；平陆地扎营，要右背高峻而左前开阔。特别要注意有六种绝地，驻军必须避开。“凡地有绝涧、天井、天牢、天罗、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这六种地形，基本都是裂缝陷坑类型。凡是驻地旁边有“险阻、潢井、蒹葭、小林、蘙荟”等障碍草丛灌木，容易有伏击，需要谨慎搜索。对敌营的观察，孙武一口气写出了33种迹象，作为判断敌方动向的依据。仅仅以道路的尘土而言，尘土“高而锐”是有车来，“卑而广”是有徒来，“散而条达”是樵采，“少而往来”是营军。有兴趣细究者，请参考原文。
　　关于地形，孙武在《地形》篇中列举了六种，“地形有通者、有挂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险者、有远者。”通是通达，挂是易往难返，支是进退两难，隘是出口狭隘，险是高下悬殊，远是距离较大。这六种地形，在驻军打仗时有不同的对策。如挂形，敌无备则出战可胜，敌有备则不能出战。“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隘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
　　在《九变》中，孙武指出了将领的五个致命危险。“故将有五危，必死可杀，必生可虏，忿速可侮，廉洁可辱，爱民可烦。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在这里，必死之志，求生之念，廉洁之节，爱民之心，一般来说都不是坏事，为何孙武把这些列入五危？孙武并不反对这些品行本身，他要求将领警惕的是这些品行引发的偏执。兵凶战危，灵活性居于第一位。一旦“必”字当头，难免刚愎自用。正因为这些品行中有不少得到人们的赞扬和肯定，所以才需要格外警惕。
　　将领平时训练不当，组织不力，会导致“六败”。“凡兵有走者、有驰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乱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地之灾，将之过也。夫势均，以一击十，曰走；卒强吏弱，曰驰；吏强卒弱，曰陷；大吏怒而不服，遇敌怼而自战，将不知其能，曰崩；将弱不严，教道不明，吏卒无常，陈兵纵横，曰乱；将不能料敌，以少合众，以弱击强，兵无选锋，曰北。凡此六者，败之道也，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也。”指挥不当导致以一击十会产生逃兵，士兵蛮横军官软弱会纪律松弛，军官蛮横士兵孱弱会陷敌包围，军官逞一时之忿擅自出战导致战阵崩溃，训练不严吏卒无常导致战阵混乱，统帅不能料敌以弱击强导致败北。所以，平时的组织与训练十分重要，军官与士卒的关系也十分重要。“视卒如婴儿，故可以与之赴深谿；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
　　归结起来，孙武总结的制胜之道是：“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敌之不可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胜之半也。故知兵者，动而不迷，举而不穷。故曰：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
　　根据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的战争局势，孙武按照主客关系，把用兵之地分为“九地”，包括散地、轻地、争地、交地、衢地、重地、氾地、围地、死地，在不同地方有不同的用兵方法。此处从略。人们所熟悉的“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以及“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就是出于这篇。《孙子兵法》还有两篇作战特种技术的论述，一是《火攻》，一是《用间》。此处从略。
　　总体来看，《孙子兵法》在中国古代兵书中首屈一指，后来的兵书，不过是给它注释解释而已。然而，军事和工商有着性质的区别，军事以征服为目标，工商以交易为基础，所以，古人基本上没有认为《孙子兵法》可以用于指导工商经营的。但是，古代兵法的分析框架，孙武两两相对的思辨方式，对中国思想文化的进展影响极大，对道家、法家、纵横家都有渗透。在中国管理思想史上，兵法有它的一席之地。不过，从“军用”向“民用”的转变，需要有一个创造性转化，从对抗性思维转向交易性思维，剔除把竞争对手当作敌人的成分，尤其是要防范把利益相关者敌对化的倾向。当代对《孙子兵法》的重视，有可能为实现这种转化开辟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