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毛泽东在审阅中国外交部对印度外交部外事秘书杜德谈话的答复稿时加写过一段文字,他说印度不是中国的敌对者,是中国的朋友。“一千多年来是如此,今后一千年一万年,我们相信也将是如此。”
　　48年后,中国和印度的关系几经风雨,但毛泽东的这句话仍具有深遠意义。
　　“对印度人民来说,毛泽东是友好邻国的一位伟大领袖。他被当作中华民族的父亲那样被尊重,就像领导印度人民从英国人那里夺回自由的圣雄甘地。两位领导人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两位领导人都注重动员广大区域的群众,唤起他们参与斗争。虽然两位领导人采取的方式不同,印度人民对他们的评价都很高。”前印度工商联合会的高级顾问、中印友好使者巴拉伯说。
　　上世纪50年代初,英国出版了英文版的《毛泽东选集》1-3卷,巴拉伯立即买来阅读,这使他对中国的革命和解放事业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此后巴拉伯一直希望来中国,见到毛泽东。
　　1956年,中方想邀请一些印度专家来中国从事印地文书刊出版工作,印中友协秘书长森德拉尔推荐了巴拉伯。“我没有多想就同意了,至于在中国会有多少工资、有什么样的待遇我都不知道,也不在乎。”
　　巴拉伯很快就启程了,到北京的那一天是1956年的9月29日,紧接着就到了中国国庆的日子,“我有幸受邀请参加了天安门国庆观礼,我在观礼台上,第一次近距离地看到了毛主席,他非常平易近人,笑容可掬,我当时真的很激动。”巴拉伯对《华人世界》记者如是说。
　　在老北京的四合院里的藤条椅上,听着红旗牌收音机放出的《咱们工人有力量》,闻着庭院的桂花香,巴拉伯感受着浓郁的中国文化,他开始读斯诺的《西行漫记》,读毛泽东的《纪念白求恩》等,他开始了解毛泽东,了解中国共产党,因此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更多的肯定。
　　1961年,对巴拉伯来说是终生难忘的日子。由于在华工作出色,在人民大会堂,巴拉伯受到了高贵的礼遇,并被周恩来总理授予“友好纪念章”。他说:“这是中印友谊的见证,也是中国政府对我个人奉献的认可。它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我要把它一代一代传下去。”巴拉伯对记者表示。
　　之后,巴拉伯花了足足10年的时间翻译完毛选四卷却没有收一分钱,他对《华人世界》记者说:“ 能亲自把毛选翻译成印地语,我觉得我是在做两国沟通的桥梁作用,是为两国的革命斗争做工作,我感到很光荣很自豪。”
　　巴拉伯的小儿子5年前开始担任印度工商联合会中国执行董事,但他在中国经商的时间更长。从2004年5月起,巴拉伯和妻子夏玛主要在北京居住,夏玛曾经是中国国际台最早的印度播音员之一。而他们在中国出生的大儿子,目前在新加坡工作。“我们的晚年就在北京过了,希望能为印中友好再做点事。”巴拉伯对记者说。
　　斯里查姆·纳塔拉金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他经常在印度各大媒体发表关于毛泽东思想研究的论文,他的文章被印度各界人士所推崇。谈到毛泽东,斯里查姆说,毛泽东最大的功绩是改变了历史进程,把中国推到了“应该呆的地方”。1949年注定要与毛泽东紧紧联系在一起。此前,中国不断受到西方强国的欺负。而1949年之后,中国摆脱了被他人支配的状况。毛使绝大多数处于底层的人获得了新生,重新站到了同一起跑线上,消除了旧有的严重不平等。毛泽东留下了一套理论和思想,这对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有启发和借鉴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