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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安新区位于中国河北省保定市境内，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规划范围涵盖河北省雄县、容城、安新等3个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对雄县、容城、安新3县及周边区域实行托管，是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在此设立的国家级新区。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的历史性战略选择，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
雄安新区规划建设以特定区域为起步区先行开发，起步区面积约100平方公里，中期发展区面积约200平方公里，远期控制区面积约2000平方公里。雄安新区定位为二类大城市。
设立雄安新区，对于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调整优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培育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具有重要意义。
雄安新区不仅历史悠久，而且文化底蕴丰厚。考古资料表明，这里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有人类活动。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这片土地上产生了以“容城三贤”为代表的著名历史人物；以“宋辽榷场”为特色的商业文化和民族融合文化；以“雁翎队”为代表的红色文化，以及以各类国家级、省级、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代表的民俗文化。在雄县，现在仍有北宋抗辽名将杨六郎镇守“三关”时修建的古战道遗迹；在容城，考古发现有新石器时代生活遗存的上坡遗址、南阳遗址及黑龙口战国时期的燕长城等；在安新县，则有著名的国家5A级景区白洋淀……
雄县有“京南畿辅”之称，控扼津门，关锁中原，历史上为兵家必争之地。据清初顾祖禹所撰《读史方舆纪要》称：保定府雄县“县治西南二里，高峙数十丈，峰顶广夷，一名望山，以其标领群岫，为众望也。其左翼为小雄山，奇峰牙列，石罅甘泉出焉。五代周置雄州，盖因山为名。”
历史上雄县曾有过两座山，一为大雄山，一为小雄山，均在县城西南二里许。大雄山又名望山，高十余米，为“雄州八景”之首，曰“雄山晚照”。大雄山是宋景德初年（公元1004年），太守李允则在外罗城积土所建，明为预防水患设施，暗为观察敌情动态。金皇统二年（1142年），雄州节度使在上面修建了亭阁，增其景观。小雄山是宋朝时为防御契丹所筑，也有军事作用。因年代久远，这两座山逐渐缩小，后被平整，现已无存。雄县古志《嘉靖雄乘》称：此山“突出群表，屹然独尊，特领燕山，如顾如望。左翼小雄，如呼如携，俯视清河淀，若牛涔蜗角，带束星罗。”大雄山峰顶开阔，山上草亭屹立，古木参天。明代雄县知县王齐曾赋诗赞誉：“雄山屹立草亭孤，径仄林稀望眼苏。百里花封依日月，十年桑野半江湖。”
另传，“雄县”之得名与古代战事有关。《嘉靖雄乘》载：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周世宗柴荣伐辽，取瓦桥关、益津关、淤口关，收复了被契丹占领二十多年的瀛州（今河北河间）、莫州（今任丘）、易州（今易县）三地。后因病终止了北伐，回朝前，为固边，诏在瓦桥关设雄州，益津关设霸州。“雄霸”二字取“威烈”之意，以震辽，“雄”之名始于此。其含义第一为威武之意，向辽展示武力威严；第二是形势险要之意，当时瓦桥关凭河据淀扼控中原是南北必经之路；第三还有周世宗心怀大志、雄霸天下之意。
容城南阳遗址出土文物
古战道
古城墙及遗址
古雄州在宋辽时期是两国交界处，战事频繁，北宋名将杨延昭（即杨六郎）在此镇守达16年之久，小说、戏剧和演义中都有杨六郎镇守“三关”的故事。传统认为，杨六郎镇守的“三关”是山西的雁门关、偏头关和宁武关。据考证，“三关”实乃河北雄县的瓦桥关（也称雄关）、霸州的淤口关及益津关。这“三关”是宋辽边境上的重要防线，地理位置极为险要，而瓦桥关为“三关”之首，也是“雄州八景”之一，名为“瓦桥夜月”。为加强防守，杨延昭还修筑起一道地下防御工事——战道（地道），从雄县向东北延伸至霸州、文安、永清，长达数十里。战道呈穹形顶，全部是砖石结构，内设议事厅、兵器室、粮草处，并布有迷魂洞、藏兵洞等。工程浩大，结构复杂，有“地下长城”之誉。时至今日，在雄县祁岗和邢村等地仍保留着古战道的遗迹。
据《容城县志》记载：汉景帝中元三年（前147年），以匈奴降王徐卢封容城侯，是为容城侯国，“汉封降王有容氏于此，置容城县”。另有一说，其得名缘于“容成子”。“容成子”据传为道家始祖，道号“易家”。他曾脚踏龟背，观日月星象，受龟纹启示绘成阴阳道纹，后周丞相姜子牙在此基础上绘成八卦。文王演《易》后感容成子之功，追封容成子后代“易家”封号。封地之内，不纳税赋，不服徭役。后秦始皇“焚书坑儒”，此地渐渐荒芜。后代感念始祖恩德，遂将这里称为“容成子”，后演变为“容城”。
“容城”历史相当久远，从上坡遗址发掘中发现，这里有磁山、龙山、二里头和商代文化层，最早的磁山文化可上溯到8000年前。上坡遗址位于容城县城南0.5公里處上坡村南的一座高岗上，1981年至1982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现了新石器时代和商代等诸多时期的文化遗存，尤其是以陶盂为主要特征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的发现，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此外，容城还有南阳遗址、东牛遗址、午方遗址、北庄遗址，以及黑龙口战国时期的燕长城等历史文化遗存。 容城县历经两千多载，造就了很多名贤大儒和英雄豪杰，其中刘因、杨继盛和孙奇逢被誉为“容城三贤”。刘因，字梦吉，元雄州容城人，著名理学家。至元十九年（1282年）应召入朝，为承德郎、右赞善大夫，著有《四书精要》《易系辞说》等。其《静修集》收入各体诗词800余首，诗名冠元初诗坛。病逝后朝廷追赠其为翰林学士、资政大夫、上护军，追封“容城郡公”。杨继盛，号椒山，容城县北河照村人。明代进士，官至兵部员外郎。因上疏弹劾“仇鸾开马市”之议，被贬为狄道（今甘肃临洮）典史。在此他开办书院，兴修水利，开发煤山，造福一方。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因上疏列举奸相严嵩“十大罪状”，被严嵩所害。明穆宗即位后以杨继盛为直谏诸臣之首，追赠太常少卿。孙奇逢，号钟元，容城县北城村人。明末清初理学家。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中举，潜心研读各家经典，创立“夏峰学派”，著有《理学宗传》《圣学录》《北学编》《洛学编》等，有“北方孔子”之誉。
早在新石器时代，安新县境内已有人类生息繁衍。战国初期为燕国辖域，后为燕南赵北地，境内建有葛城（今安州镇）、三台城、浑埿城（今安新镇）。安新县建置在沿革上较为复杂，现境的西南部于东汉末年建有依政县，唐置唐兴县，宋建顺安军，金建安州，元代改名新安县，明、清因之，道光十二年（1832年）新安县入安州，明合实分。民国三年（1914年）取“安州”“新安”二地名各首字称“安新县”，并延续至今。
白洋淀位于安新县东部，旧称白阳淀，又称西淀，是在太行山前的永定河和滹沱河冲积扇交汇处的扇缘洼地上汇水形成，因淀水“汪洋浩淼，势连天际”，故称“白洋淀”为“安州八景”之一，其由来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很久以前的一个中秋之夜，嫦娥仙子偷吃仙药之后便身不由己，飘飘然离开月宫，就在她将要落入凡间的一瞬间，猛然惊醒，这一惊非同小可，随身宝镜落入人间，摔成了大大小小的143块，由此形成今天白洋淀的143个淀泊。
元明清时期，雄安地区成为畿辅文化的核心区。由于雄安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在其地域文化中受京都文化影响较大。
因白洋淀水域辽阔，有“北地西湖”“华北明珠”“鱼米之乡”之美誉，金、明、清三朝帝王都曾巡猎、驻跸于此。金章宗曾几次携爱妃李师儿巡幸渥城（今安新县城），并在此修建离宫。明成祖朱棣曾屯垦、驻跸白洋淀。清朝康熙年间曾于白洋淀兴建了圈头、赵北口、端村、郭里口四大行宫，行宫楼阁水影，葱翠环抱，华贵优雅。康熙、乾隆曾多次到行宫驻跸，留下许多赞美白洋淀风光的诗篇。盛行京都的昆弋腔流散到白洋淀地区，成为当地群众喜闻乐见的娱乐形式。据传有一次水围，忽然刮起大风，乾隆皇帝所乘龙船因过于高大，一下子被狂风刮翻了，他与群臣纷纷落水。幸有多位渔民相助，把他们救到岸上，由此“洛汪淀”被改称“捞王淀”。
“容城三贤”文集
雄安地区三县在明代时，都曾大规模地修筑城墙，如雄县全城取“T”形，城墙皆按此形来建设，四面都建有城墙，有正南、正西、正北三座城门，城门处都建有城楼，下为城台，上做重楼。全城城河，自西城流入，围绕全城四周挖成护城河，十分完整。安州城经明代万历中期以三合土为基，以大青砖修筑，至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兵部尚书陈德华，离职回籍，自请效力修葺该城，未竟，命侄陈筠代修。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重修，内土外砖，四门有瓮城。
雄安地区处于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的结合部，少数民族与汉民族冲突和休养生息的前沿地，因此融合文化是其地域文化的主基调。先秦时期，这里是“燕南赵北”之地，而原生态的燕赵文化本身就具有农耕和游牧二重文化属性。白洋淀地区战国时期的燕国南境文化，不仅有着赵、齐等中原诸侯国的同质文化渊源，同时也夹杂某些北方戎狄部族的文化元素，但更具有春秋以来燕国文化的本地特色。这也是自史前以来走廊文化传统的长期延续。西汉景帝封匈奴降王徐卢为容城侯，封东胡降王卢他之为亚谷侯，说明此地是匈奴、东胡和汉族重要的聚集地。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各少數民族进入中原，雄安地区再次成为民族融合的重要区域。至唐代，此地成为抗击契丹的前哨，曾在此设置北义州和归义县，以安置契丹、奚等部众。五代石敬瑭献燕云十六州后，致使雄安成为辽国疆域。周世宗收复河北三关后，在瓦桥关设置雄州，以镇遏契丹。
宋初与辽经过多次战争，最终签订“澶渊之盟”，以拒马河为界与辽形成对峙局面，一直持续到北宋灭亡。北宋时期，雄州除突出的军事职能外，还有以榷场为主要特色的特殊经济职能。北宋在雄州设榷场，由官方办理交易。榷场交易的物品，从宋输向辽的有绢帛、茶叶、瓷器等。辽在榷场交流的产品为马、羊及皮制品等。雄州榷场的设立，促进了宋辽两国的经济交流，满足了两国的经济需求，带动了雄州经济的发展。同时，使胡汉民族在商业交流中实现文明互鉴、共融共生，推进了民族融合。
雄安地区历史上是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交界地带，因此雄安历史文化始终具有开放包容的胸怀，既接受内地移民亦兼采边地少数民族的文化特点和风俗习惯，同时在学术上具有综合百家、成一家之言的气度和品格。正是由于雄安地域历史文化中具有“融合文化”的因子，因此在雄安新区建设中能够以海纳百川的气度，接受外来文化并逐渐内化为自身文化。
雄安新区规划建设以特定区域为起步区先行开发，起步区面积约100平方公里，中期发展区面积约200平方公里，远期控制区面积约2000平方公里。雄安新区定位为二类大城市。
设立雄安新区，对于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调整优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培育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具有重要意义。
雄安新区不仅历史悠久，而且文化底蕴丰厚。考古资料表明，这里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有人类活动。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这片土地上产生了以“容城三贤”为代表的著名历史人物；以“宋辽榷场”为特色的商业文化和民族融合文化；以“雁翎队”为代表的红色文化，以及以各类国家级、省级、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代表的民俗文化。在雄县，现在仍有北宋抗辽名将杨六郎镇守“三关”时修建的古战道遗迹；在容城，考古发现有新石器时代生活遗存的上坡遗址、南阳遗址及黑龙口战国时期的燕长城等；在安新县，则有著名的国家5A级景区白洋淀……
“雄县”因大雄山得名
雄县有“京南畿辅”之称，控扼津门，关锁中原，历史上为兵家必争之地。据清初顾祖禹所撰《读史方舆纪要》称：保定府雄县“县治西南二里，高峙数十丈，峰顶广夷，一名望山，以其标领群岫，为众望也。其左翼为小雄山，奇峰牙列，石罅甘泉出焉。五代周置雄州，盖因山为名。”
历史上雄县曾有过两座山，一为大雄山，一为小雄山，均在县城西南二里许。大雄山又名望山，高十余米，为“雄州八景”之首，曰“雄山晚照”。大雄山是宋景德初年（公元1004年），太守李允则在外罗城积土所建，明为预防水患设施，暗为观察敌情动态。金皇统二年（1142年），雄州节度使在上面修建了亭阁，增其景观。小雄山是宋朝时为防御契丹所筑，也有军事作用。因年代久远，这两座山逐渐缩小，后被平整，现已无存。雄县古志《嘉靖雄乘》称：此山“突出群表，屹然独尊，特领燕山，如顾如望。左翼小雄，如呼如携，俯视清河淀，若牛涔蜗角，带束星罗。”大雄山峰顶开阔，山上草亭屹立，古木参天。明代雄县知县王齐曾赋诗赞誉：“雄山屹立草亭孤，径仄林稀望眼苏。百里花封依日月，十年桑野半江湖。”
另传，“雄县”之得名与古代战事有关。《嘉靖雄乘》载：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周世宗柴荣伐辽，取瓦桥关、益津关、淤口关，收复了被契丹占领二十多年的瀛州（今河北河间）、莫州（今任丘）、易州（今易县）三地。后因病终止了北伐，回朝前，为固边，诏在瓦桥关设雄州，益津关设霸州。“雄霸”二字取“威烈”之意，以震辽，“雄”之名始于此。其含义第一为威武之意，向辽展示武力威严；第二是形势险要之意，当时瓦桥关凭河据淀扼控中原是南北必经之路；第三还有周世宗心怀大志、雄霸天下之意。
古雄州在宋辽时期是两国交界处，战事频繁，北宋名将杨延昭（即杨六郎）在此镇守达16年之久，小说、戏剧和演义中都有杨六郎镇守“三关”的故事。传统认为，杨六郎镇守的“三关”是山西的雁门关、偏头关和宁武关。据考证，“三关”实乃河北雄县的瓦桥关（也称雄关）、霸州的淤口关及益津关。这“三关”是宋辽边境上的重要防线，地理位置极为险要，而瓦桥关为“三关”之首，也是“雄州八景”之一，名为“瓦桥夜月”。为加强防守，杨延昭还修筑起一道地下防御工事——战道（地道），从雄县向东北延伸至霸州、文安、永清，长达数十里。战道呈穹形顶，全部是砖石结构，内设议事厅、兵器室、粮草处，并布有迷魂洞、藏兵洞等。工程浩大，结构复杂，有“地下长城”之誉。时至今日，在雄县祁岗和邢村等地仍保留着古战道的遗迹。
“容城”之名始见于汉代
据《容城县志》记载：汉景帝中元三年（前147年），以匈奴降王徐卢封容城侯，是为容城侯国，“汉封降王有容氏于此，置容城县”。另有一说，其得名缘于“容成子”。“容成子”据传为道家始祖，道号“易家”。他曾脚踏龟背，观日月星象，受龟纹启示绘成阴阳道纹，后周丞相姜子牙在此基础上绘成八卦。文王演《易》后感容成子之功，追封容成子后代“易家”封号。封地之内，不纳税赋，不服徭役。后秦始皇“焚书坑儒”，此地渐渐荒芜。后代感念始祖恩德，遂将这里称为“容成子”，后演变为“容城”。
“容城”历史相当久远，从上坡遗址发掘中发现，这里有磁山、龙山、二里头和商代文化层，最早的磁山文化可上溯到8000年前。上坡遗址位于容城县城南0.5公里處上坡村南的一座高岗上，1981年至1982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现了新石器时代和商代等诸多时期的文化遗存，尤其是以陶盂为主要特征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的发现，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此外，容城还有南阳遗址、东牛遗址、午方遗址、北庄遗址，以及黑龙口战国时期的燕长城等历史文化遗存。 容城县历经两千多载，造就了很多名贤大儒和英雄豪杰，其中刘因、杨继盛和孙奇逢被誉为“容城三贤”。刘因，字梦吉，元雄州容城人，著名理学家。至元十九年（1282年）应召入朝，为承德郎、右赞善大夫，著有《四书精要》《易系辞说》等。其《静修集》收入各体诗词800余首，诗名冠元初诗坛。病逝后朝廷追赠其为翰林学士、资政大夫、上护军，追封“容城郡公”。杨继盛，号椒山，容城县北河照村人。明代进士，官至兵部员外郎。因上疏弹劾“仇鸾开马市”之议，被贬为狄道（今甘肃临洮）典史。在此他开办书院，兴修水利，开发煤山，造福一方。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因上疏列举奸相严嵩“十大罪状”，被严嵩所害。明穆宗即位后以杨继盛为直谏诸臣之首，追赠太常少卿。孙奇逢，号钟元，容城县北城村人。明末清初理学家。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中举，潜心研读各家经典，创立“夏峰学派”，著有《理学宗传》《圣学录》《北学编》《洛学编》等，有“北方孔子”之誉。
“安新”由新安和安州合并得名
早在新石器时代，安新县境内已有人类生息繁衍。战国初期为燕国辖域，后为燕南赵北地，境内建有葛城（今安州镇）、三台城、浑埿城（今安新镇）。安新县建置在沿革上较为复杂，现境的西南部于东汉末年建有依政县，唐置唐兴县，宋建顺安军，金建安州，元代改名新安县，明、清因之，道光十二年（1832年）新安县入安州，明合实分。民国三年（1914年）取“安州”“新安”二地名各首字称“安新县”，并延续至今。
白洋淀位于安新县东部，旧称白阳淀，又称西淀，是在太行山前的永定河和滹沱河冲积扇交汇处的扇缘洼地上汇水形成，因淀水“汪洋浩淼，势连天际”，故称“白洋淀”为“安州八景”之一，其由来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很久以前的一个中秋之夜，嫦娥仙子偷吃仙药之后便身不由己，飘飘然离开月宫，就在她将要落入凡间的一瞬间，猛然惊醒，这一惊非同小可，随身宝镜落入人间，摔成了大大小小的143块，由此形成今天白洋淀的143个淀泊。
元明清时期，雄安地区成为畿辅文化的核心区。由于雄安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在其地域文化中受京都文化影响较大。
因白洋淀水域辽阔，有“北地西湖”“华北明珠”“鱼米之乡”之美誉，金、明、清三朝帝王都曾巡猎、驻跸于此。金章宗曾几次携爱妃李师儿巡幸渥城（今安新县城），并在此修建离宫。明成祖朱棣曾屯垦、驻跸白洋淀。清朝康熙年间曾于白洋淀兴建了圈头、赵北口、端村、郭里口四大行宫，行宫楼阁水影，葱翠环抱，华贵优雅。康熙、乾隆曾多次到行宫驻跸，留下许多赞美白洋淀风光的诗篇。盛行京都的昆弋腔流散到白洋淀地区，成为当地群众喜闻乐见的娱乐形式。据传有一次水围，忽然刮起大风，乾隆皇帝所乘龙船因过于高大，一下子被狂风刮翻了，他与群臣纷纷落水。幸有多位渔民相助，把他们救到岸上，由此“洛汪淀”被改称“捞王淀”。
融合的文化基因
雄安地区三县在明代时，都曾大规模地修筑城墙，如雄县全城取“T”形，城墙皆按此形来建设，四面都建有城墙，有正南、正西、正北三座城门，城门处都建有城楼，下为城台，上做重楼。全城城河，自西城流入，围绕全城四周挖成护城河，十分完整。安州城经明代万历中期以三合土为基，以大青砖修筑，至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兵部尚书陈德华，离职回籍，自请效力修葺该城，未竟，命侄陈筠代修。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重修，内土外砖，四门有瓮城。
雄安地区处于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的结合部，少数民族与汉民族冲突和休养生息的前沿地，因此融合文化是其地域文化的主基调。先秦时期，这里是“燕南赵北”之地，而原生态的燕赵文化本身就具有农耕和游牧二重文化属性。白洋淀地区战国时期的燕国南境文化，不仅有着赵、齐等中原诸侯国的同质文化渊源，同时也夹杂某些北方戎狄部族的文化元素，但更具有春秋以来燕国文化的本地特色。这也是自史前以来走廊文化传统的长期延续。西汉景帝封匈奴降王徐卢为容城侯，封东胡降王卢他之为亚谷侯，说明此地是匈奴、东胡和汉族重要的聚集地。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各少數民族进入中原，雄安地区再次成为民族融合的重要区域。至唐代，此地成为抗击契丹的前哨，曾在此设置北义州和归义县，以安置契丹、奚等部众。五代石敬瑭献燕云十六州后，致使雄安成为辽国疆域。周世宗收复河北三关后，在瓦桥关设置雄州，以镇遏契丹。
宋初与辽经过多次战争，最终签订“澶渊之盟”，以拒马河为界与辽形成对峙局面，一直持续到北宋灭亡。北宋时期，雄州除突出的军事职能外，还有以榷场为主要特色的特殊经济职能。北宋在雄州设榷场，由官方办理交易。榷场交易的物品，从宋输向辽的有绢帛、茶叶、瓷器等。辽在榷场交流的产品为马、羊及皮制品等。雄州榷场的设立，促进了宋辽两国的经济交流，满足了两国的经济需求，带动了雄州经济的发展。同时，使胡汉民族在商业交流中实现文明互鉴、共融共生，推进了民族融合。
雄安地区历史上是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交界地带，因此雄安历史文化始终具有开放包容的胸怀，既接受内地移民亦兼采边地少数民族的文化特点和风俗习惯，同时在学术上具有综合百家、成一家之言的气度和品格。正是由于雄安地域历史文化中具有“融合文化”的因子，因此在雄安新区建设中能够以海纳百川的气度，接受外来文化并逐渐内化为自身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