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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地方如天堂般美好但是,你一辈子未曾想到会去。看《天方夜谭》里那位美丽的公主讲许多故事,却不曾想到居然有一天真的身临其境——这是叙利亚——弹丸小国,却是世界最古老文明发源地之一。
叙利亚远非我们想象中的阿拉伯国家,或者甚至是西方某些舆论机器制作出来的某种类型的恐怖主义国家。这里有巍峨的大马士革古城和沃玛亚清真寺,沙漠里悠远的帕米拉古堡新娘和宝石拉剧场依然屹立在那里。在它被纳入罗马帝国版图以前,它还曾经历了西台、亚述、巴比伦、埃及、波斯、希腊以及腓尼基各个帝国。到现在,这天方夜谭般的国度,最为著名的去处估计就是大马士革城。这不仅仅是因为大马士革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的称号(它的历史可以回溯到4000年以前甚至更久),而是在于我们看到了截然不同的两座城市在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也照样可以浑然一体:新城和老城。 大马士革古城由几道具有城门的防卫城墙围护,它的布局保持了自倭马亚王朝的哈里发时期形成的风格,城市设计保留了一些罗马和拜占庭时期的规划结构。 走进大马士革古城区,《一千零一夜》中的东方市场景象立刻扑面而来:狭长的街道,首饰作坊和铜器店的敲打声不断,街上人来人往,烤羊肉的香味在空气中飘荡。不说那壮观的神庙、教堂和城堡……单单是这些活生生的叙利亚人生活的古宅深巷、浴室茶馆、集市商铺,就在大家心中抹下了厚重而神秘的阿拉伯世界色彩。
保罗神父的意外发现
然而,在叙利亚,不为外界所知却是最有意思的去处却是距离侯马城大概100公里的南阿拉伯沙漠腹地,有一个叫做ma musa的修道院。“公元6世纪的时候,一个埃塞而比亚王子因为不能忍受其父禁止其遁入空门,从王国出逃流亡。他从亚丁湾漂流过海,经过流淌着牛奶和蜂蜜的也门,来到天方麦加。之后他沿着阿拉伯沙漠一直北行,在距离大马士革80公里的一个废弃的古堡,他逗留下来。王子在里面静修,并带人精心打理并修葺古堡。可是好日子不长,拜占庭的士兵很快占领了这片土地。王子惨遭杀害,古堡陷入荒芜。 这个王子的名字就叫Musa,所以Mar Musa其意就是纪念王子殉道的地方。”2008年8月的一天,日渐黄昏,夕阳渐渐淹没在远处浩瀚沙漠和天际相交的地平线上。修女戴安娜和我在Mar musa古堡通往女修道院的廊桥上坐着,回想眼前这座古董修道院的蒙尘往事。
“这仅仅是一个传说,我们后人已经无法考证其真实与否。但有确切的史料记录是在公元前575年,这是从伦敦的大英博物馆里的档案发现的。当时记载着这里是牧羊人和一些神职人员呆的地方,他们长途跋涉经过这里,从水缸里取蓄存的雨水来解渴,攀谈。从十世纪以后,这里也经历了朝代的更迭和众多大大小小的战乱、灾难。 直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一个叫保罗的意大利传教士来到叙利亚。他当时是来这片荒漠中冥想静修的,结果无意中发现了这个虽然被抛弃但是由于气候干燥依然保存精美的古堡。”她继续她的描述,“保罗很喜欢这个地方。正如你看到的,礼拜堂里墙上的那些古老壁画,都保存完好,有的墙上依然有3层壁画的痕迹,拥有各个时期的艺术风格。所以,通过个人的努力,保罗向国际社会呼吁,从一些国际基金会那里争取到了资助,当地政府也很重视这件事情,于是开始重新开发这个地方。现在根据美国纽约当代艺术馆MOMA公布的资料和残片,这里是中世纪地中海东岸地区保存壁画最完整的宗教场所”。
戴安娜长得特别安静。3年以前从法国来到这里。她当时是一个植物学的博士,来叙利亚背包旅游。像我一样,因偶然的机会来修道院参观,结果就喜欢上了这个与世隔绝的清静之地。现在,她发现,面前的这片土地已经成为她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保罗神父的带领下,包括她在内的一群神职人员在这里凿井、发电、种菜、植树、放羊、做奶酪,修建宗教图书馆,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戴安娜的具体工作,主要是和几个被雇佣的当地牧民一道,负责另一座山头上几十头羊的日常养殖和产奶。这些新鲜的羊奶,从山头上被农夫用特殊的轨道传送到古堡这一边,通过工作人员的手,就变成了我们早餐餐桌上的奶酪和酸奶。戴安娜还负责试验附近几座山上的种植计划。她发现虽然这里地处荒漠,山上居然长着一些不寻常的旱地植被,于是写了一个报告,结果有人帮助出钱维护这片地方,后来连叙利亚政府也答应把以修道院为中心方圆几个公里的一片区域划为国家自然保护区进行抢救、维护工作。
像戴安娜这样和修道院结缘的人不在少数。西方人好像历来有到中东冒险的传统和热情。从亚历山大到理查德·伯顿,从阿拉伯的劳伦斯到阿加莎·克里斯蒂,都对中东这个神奇而又不是很遥远的世界情有独钟。修道院里有一个叫Nidal的神父,也是在5年前离开法国到中东旅游,结果也在修道院留了下来。在这之前,他有一份很好的工作,是一个电气工程师。后来,在我住的窑洞附近、弥漫着奶酪香的厨房里,我碰到了保罗神父。他告诉我,因为吸收了众多多元文化的人在修道院工作,最近几年,虽然没有对外公开宣传,这里却成了背包客口口相传的一个“朝圣”场所,他们来这里盘桓一两个晚上,登楼远眺“大漠孤烟直”,静思冥想,体验远离尘嚣的肃静,通过帮助神父们做义工,修道院愿意为来访的客人提供免费的食宿,而慷慨的访客也会为修道院捐赠钱物。来这里的人真是各行各业都有。记得又一次,我特地统计了一下和我同桌吃饭的人的职业,他们分别是艺术系学生、时装陈列柜设计师、联合国某下属机构志愿者、家庭暴力调解员和阿拉伯语老师,而且他们分别来自很多国家。
“朝圣”的背包客们
Sebastian就是这样的一个背包客。哦,我记起来我当时是怎么混到修道院里来的了。当时我还在贝鲁特逗留,因为在北部的黎波里港又有人弹事件发生,全城戒备森严。本来还挺舒适的贝鲁特马上变得满城风雨。我决定连夜坐长途车过境回到大马士革。大马士革的几个舒适漂亮的背包客栈总是人满为患,当我深夜抵达大马士革的时候,我把自己扔在Rabie客店离水房很近的地方打地铺。德国人Sebastian就睡在我旁边,和他一起出来玩的,还有另外两个德国女孩。她们是在伦敦和汉堡的医院里负责给孩子接生的两个护士。也许是她们的职业原因,她们对我挺嘘寒问暖的,还特地叮嘱我要睡在第二天一早太阳晒不到的地方。所以,当第二天我去水房刷牙的时候,我们已经聊到要结伴出游了。这个时候,无神论者Sebastian就建议大家去修道院逛逛。她们都十分赞同,希望在一个很恬静的地方,完美结束她们的背包行。于是,我们就一起坐长途车出发了,而一路上,我残余的阿拉伯语,还居然发挥了一点侃价的优势,让他们觉得真是找对了同伴。
在穆斯林占大多数的中东地区,Mar Musa修道院偏安一隅的存在并受到政府的重视,也许体现着伊斯兰教和其他教派之间的微妙关系。哪怕是在基督教传统更加深厚教众更众多的叙利亚也是如此。虽然修道院离大马士革市区也就80公里的路程,但是如果不是自己驱车前往,并没有专门的公共交通可以带你到那里。从长途车上下来,小镇的一个警察帮我们找到一个个体司机。我们坐着中国产的吉利轿车,穿过荒野沙漠,行驶在纵横交错、跌宕不平的小路上。行车快一个小时,远处沙漠的天际线上平地出现一座峡谷。在离平地最近的一座光秃秃的山上,巍峨耸立着那座坚固的防卫古堡。我知道,从地理位置上,其实这个地处大峡谷的古堡,守住了从沙漠向肥沃的草原过渡的一个要害之地。我们从山脚下背着行囊徒步行进半个小时,大汗淋漓,直至爬上古堡。
修道院的入口很有意思,设计得很犬儒。如果没有旁人指点,上山的路到了顶端就没了踪影,你根本不会想到,进入修道院必须低头弯腰钻过一个低矮的“狗洞”,然后才能瞥见别有洞天的那个古庙、一个400多平米的眺望露台、地下图书馆入口、厨房、神职人员住所。露台的风很大,顶上有用黑色毡毯撑起来的顶棚。夏天很多房客都愿意睡在这里,侧过身去,就能看到一望无际的沙漠和远处的落日,只是起得比你还早的蚊子总是那么恼人。不过,面对沉默不语的红色沙漠,你依然很容易浮想联翩。在沙漠的延伸处的几十公里的地方,在十几个世纪以前,曾经是一个繁华一时的古罗马商旅古镇—帕米拉。在那时,一个是商业中心,有珠宝香料中国丝绸,一个是宗教热地,有雨水牧笛和神父。很多商人一辈子都穿梭在来去这两点之间,把生命耗尽在路途劳顿中。很可惜,在公元1089年的一次特大地震中,帕米拉一夜之间倾倒,铸成了现在中东世界最著名最精致最伟大的古罗马遗迹。而我们的Mar Musa,依然屹立。
从露台上望下去,从山脚上来的路延绵不绝,戴安娜形象地把它比作长城。她说现在上山的入口很窄,那是大概相当于中国元朝初期的时间,修道院重新翻新的一个工程,目的很明确,是为了抵御当时蒙古人横扫亚洲的铁骑。她没有去过中国,但是这不影响她对长城的想象。我记得当天的午餐餐桌上正好有一本当月法国出版的《观点》杂志,因为北京的奥运会,里面有一期中国专题。长城的照片,清晰地印在专题封面上。 Nidal神父和戴安娜问了我一些中国的问题,和大多数法国人一样,他们还是很关心中国的。但是因为没有去过中国,他们对中国的理解还是停留在媒体的介绍上面。我们就当期《观点》的选题做了一些好玩的讨论。我觉得编辑的思路还是停留在一些老的信息上面,他们也表示认同。让我感到惊讶的是,他们告诉我,他们甚至有兴趣来中国做事情,他们最向往的地方是新疆喀什。
每天清晨六点三十分,当牛奶和其他物什从索道上传过来并敲响铃铛的时候,修道院就开始了一天的忙碌。这让人想起中世纪西奈山上著名的St. Catherine修道院一直保留的传统运输方法。我在修道院的一天,是从做奶酪和洗盘子、或者环保焚烧垃圾开始的。因为经常有不同国家文化背景的人挤在厨房里,有时候大家会为洗盘子的流程而探讨半天。这里最让背包客动容的一个项目,可能会公推每日晚餐前七点半开始为时一个小时的静坐冥想。那可是一场奇妙的意念旅行。试着想象一下,在这个200平米左右的古庙里面,光线昏暗,烛光闪烁,香炉袅袅,大家盘膝而坐,或倚或立,伴随着神父悠扬的笛声进入冥思世界。我们的身后是上千年的壁画,头上有一缕微弱的光柱,透过穹顶投射到古墙上,斑驳陆离。冥想之后是诵经讨论的时间。戴安娜和其他工作人员给大家发放《圣经》,走过来的时候,会先轻声问我是需要英语版还是阿拉伯语版,当然还有意大利语、德语等其他语种的译本。在我看来,诵经和讨论是在一种安静、轻松的气氛中展开的。大家更多是在通过这样的一个场所,提出自己在生活、感情、工作上遇到的一些问题,求得大家帮忙解答和帮助,有时甚至就是一种倾诉。而很多参加活动的背包客,其实也不是天主教徒。
隐性的民间通道
这里有一种蔚为奇观的现象,就是我们能经常在修道院看到穆斯林的身影。在我逗留的那几天里,来了一个土耳其的穆斯林团队。她们身着黑衣,戴着头巾,在古庙里参观,与众人一起就餐,并参加晚上的冥想和诵经讨论。其实,后来根据我和保罗神父的交谈,我知道这是修道院成立之初的一个志向。保罗希望通过邀请中东的各界穆斯林人士到修道院访问,增加不同文化和宗教之交的交流。他甚至雇佣很多当地的穆斯林参与修道院的工作。他认为,事实上西方人和穆斯林之间之所有纠葛不断,是因为彼此打交道的时间不长,也没有很好的用信任的方式去了解对方。这和西方与交往较长的中国等远东地区国家是不一样的。修道院甚至在另一座山头上开辟了一个“会议中心”,每年会定期举行座谈,而受邀请的人士居然是叙利亚穆斯林长老会的一些高级宗教人士,甚至包括曾经是叙利亚掌管宗教事物的副总统。后来,我在地下图书馆里,看到图书馆收录了很多宗教交流的书籍。一个小小修道院里,居然有几百册伊斯兰教的书籍典故,这是很不同寻常的事情。而保罗神父自己也是著作颇丰,最近自己撰写出版的书籍,也是和这个话题有关。
保罗和我聊起一个人。他是19世纪赫赫有名的西方探险家,外交家、军人,阿拉伯名著《一千零一夜》英译本的翻译者,理查德·伯顿上尉。这位上尉先生曾经在他当英国驻叙利亚总领事的时候,“探访”过当时荒芜不堪的古堡,并顺走了一个很名贵的香炉,香炉上面精细地镶嵌了很多当年希腊东正教徒宗教生活场景的图案。 这个香炉,现在大英博物馆躺着。伯顿,这个曾经被大马士革的总督派骑兵三百追杀的英国人,一度把英国和叙利亚的关系搞得很紧张。 保罗觉得,西方人和伊斯兰世界的关系,也从理查德·伯顿的时代,走到了现在更加宽容的对话和共融时代。类似修道院所承担的这种民间隐性通道,对与911以后的西方如何和穆斯林交朋友,保罗神父认为有积极的意义。
令我感到惊讶的是,很多来这里的西方背包客,和我一样,都是无神论者。他们来这里,并没有很明确的宗教目的。就像我的那两位接生护士朋友,她们选择从这里结束中东的旅行,仅仅是认为相比聒噪的城市,这一片清静安分的土地,能为她们的旅程划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最后一天,正好是修道院所有神职人员例行的闭关日。他们穿上黑袍,用完早饭,收拾简单的行李上路。目的地是峡谷深处的另一座山顶。保罗为此在那里专门盖了几间小屋供工作人员留宿过夜。我跟随着他们翻过峡谷,一直来到这座小屋旁边,才和他们道别。一路上,我和Nidal神父边走边聊。这个电气工程师看来还不是很适应徒步爬山。他从路边捡了一根树枝当作拐杖。当我们到达山顶的时候,远处迷雾缭绕,加上拄着拐棍、穿着黑袍子的神父,远看起来像极了出埃及记里的某个场景。我注意到临近小屋子的地方有许多长出来的杏仁。戴安娜说那是她负责的另一个项目,是把叙利亚当地的野生梨和杏仁嫁接起来,试验看能否抵御沙漠干旱的气候。随后我还看到一个被拦起来的一个小水坝,是为了储蓄冬天的降雨的设施,他们希望通小水库来改造地表的含水量。这些都是和联合国粮食开发署一起合作的项目。满山的杏长势不错,他们根本吃不了,戴安娜让我装点杏仁带走,也算是留着做个纪念。
这些杏仁一直跟着我不离不弃。离开叙利亚,我坐上了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东方快车,前往土耳其和伊朗。我剥开一颗杏仁放在嘴里。果实坚硬而清香。这嫁接融合出来的东西,果然讨人喜欢。唉,这让人不离不弃的Mar Musa!
叙利亚远非我们想象中的阿拉伯国家,或者甚至是西方某些舆论机器制作出来的某种类型的恐怖主义国家。这里有巍峨的大马士革古城和沃玛亚清真寺,沙漠里悠远的帕米拉古堡新娘和宝石拉剧场依然屹立在那里。在它被纳入罗马帝国版图以前,它还曾经历了西台、亚述、巴比伦、埃及、波斯、希腊以及腓尼基各个帝国。到现在,这天方夜谭般的国度,最为著名的去处估计就是大马士革城。这不仅仅是因为大马士革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的称号(它的历史可以回溯到4000年以前甚至更久),而是在于我们看到了截然不同的两座城市在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也照样可以浑然一体:新城和老城。 大马士革古城由几道具有城门的防卫城墙围护,它的布局保持了自倭马亚王朝的哈里发时期形成的风格,城市设计保留了一些罗马和拜占庭时期的规划结构。 走进大马士革古城区,《一千零一夜》中的东方市场景象立刻扑面而来:狭长的街道,首饰作坊和铜器店的敲打声不断,街上人来人往,烤羊肉的香味在空气中飘荡。不说那壮观的神庙、教堂和城堡……单单是这些活生生的叙利亚人生活的古宅深巷、浴室茶馆、集市商铺,就在大家心中抹下了厚重而神秘的阿拉伯世界色彩。
保罗神父的意外发现
然而,在叙利亚,不为外界所知却是最有意思的去处却是距离侯马城大概100公里的南阿拉伯沙漠腹地,有一个叫做ma musa的修道院。“公元6世纪的时候,一个埃塞而比亚王子因为不能忍受其父禁止其遁入空门,从王国出逃流亡。他从亚丁湾漂流过海,经过流淌着牛奶和蜂蜜的也门,来到天方麦加。之后他沿着阿拉伯沙漠一直北行,在距离大马士革80公里的一个废弃的古堡,他逗留下来。王子在里面静修,并带人精心打理并修葺古堡。可是好日子不长,拜占庭的士兵很快占领了这片土地。王子惨遭杀害,古堡陷入荒芜。 这个王子的名字就叫Musa,所以Mar Musa其意就是纪念王子殉道的地方。”2008年8月的一天,日渐黄昏,夕阳渐渐淹没在远处浩瀚沙漠和天际相交的地平线上。修女戴安娜和我在Mar musa古堡通往女修道院的廊桥上坐着,回想眼前这座古董修道院的蒙尘往事。
“这仅仅是一个传说,我们后人已经无法考证其真实与否。但有确切的史料记录是在公元前575年,这是从伦敦的大英博物馆里的档案发现的。当时记载着这里是牧羊人和一些神职人员呆的地方,他们长途跋涉经过这里,从水缸里取蓄存的雨水来解渴,攀谈。从十世纪以后,这里也经历了朝代的更迭和众多大大小小的战乱、灾难。 直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一个叫保罗的意大利传教士来到叙利亚。他当时是来这片荒漠中冥想静修的,结果无意中发现了这个虽然被抛弃但是由于气候干燥依然保存精美的古堡。”她继续她的描述,“保罗很喜欢这个地方。正如你看到的,礼拜堂里墙上的那些古老壁画,都保存完好,有的墙上依然有3层壁画的痕迹,拥有各个时期的艺术风格。所以,通过个人的努力,保罗向国际社会呼吁,从一些国际基金会那里争取到了资助,当地政府也很重视这件事情,于是开始重新开发这个地方。现在根据美国纽约当代艺术馆MOMA公布的资料和残片,这里是中世纪地中海东岸地区保存壁画最完整的宗教场所”。
戴安娜长得特别安静。3年以前从法国来到这里。她当时是一个植物学的博士,来叙利亚背包旅游。像我一样,因偶然的机会来修道院参观,结果就喜欢上了这个与世隔绝的清静之地。现在,她发现,面前的这片土地已经成为她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保罗神父的带领下,包括她在内的一群神职人员在这里凿井、发电、种菜、植树、放羊、做奶酪,修建宗教图书馆,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戴安娜的具体工作,主要是和几个被雇佣的当地牧民一道,负责另一座山头上几十头羊的日常养殖和产奶。这些新鲜的羊奶,从山头上被农夫用特殊的轨道传送到古堡这一边,通过工作人员的手,就变成了我们早餐餐桌上的奶酪和酸奶。戴安娜还负责试验附近几座山上的种植计划。她发现虽然这里地处荒漠,山上居然长着一些不寻常的旱地植被,于是写了一个报告,结果有人帮助出钱维护这片地方,后来连叙利亚政府也答应把以修道院为中心方圆几个公里的一片区域划为国家自然保护区进行抢救、维护工作。
像戴安娜这样和修道院结缘的人不在少数。西方人好像历来有到中东冒险的传统和热情。从亚历山大到理查德·伯顿,从阿拉伯的劳伦斯到阿加莎·克里斯蒂,都对中东这个神奇而又不是很遥远的世界情有独钟。修道院里有一个叫Nidal的神父,也是在5年前离开法国到中东旅游,结果也在修道院留了下来。在这之前,他有一份很好的工作,是一个电气工程师。后来,在我住的窑洞附近、弥漫着奶酪香的厨房里,我碰到了保罗神父。他告诉我,因为吸收了众多多元文化的人在修道院工作,最近几年,虽然没有对外公开宣传,这里却成了背包客口口相传的一个“朝圣”场所,他们来这里盘桓一两个晚上,登楼远眺“大漠孤烟直”,静思冥想,体验远离尘嚣的肃静,通过帮助神父们做义工,修道院愿意为来访的客人提供免费的食宿,而慷慨的访客也会为修道院捐赠钱物。来这里的人真是各行各业都有。记得又一次,我特地统计了一下和我同桌吃饭的人的职业,他们分别是艺术系学生、时装陈列柜设计师、联合国某下属机构志愿者、家庭暴力调解员和阿拉伯语老师,而且他们分别来自很多国家。
“朝圣”的背包客们
Sebastian就是这样的一个背包客。哦,我记起来我当时是怎么混到修道院里来的了。当时我还在贝鲁特逗留,因为在北部的黎波里港又有人弹事件发生,全城戒备森严。本来还挺舒适的贝鲁特马上变得满城风雨。我决定连夜坐长途车过境回到大马士革。大马士革的几个舒适漂亮的背包客栈总是人满为患,当我深夜抵达大马士革的时候,我把自己扔在Rabie客店离水房很近的地方打地铺。德国人Sebastian就睡在我旁边,和他一起出来玩的,还有另外两个德国女孩。她们是在伦敦和汉堡的医院里负责给孩子接生的两个护士。也许是她们的职业原因,她们对我挺嘘寒问暖的,还特地叮嘱我要睡在第二天一早太阳晒不到的地方。所以,当第二天我去水房刷牙的时候,我们已经聊到要结伴出游了。这个时候,无神论者Sebastian就建议大家去修道院逛逛。她们都十分赞同,希望在一个很恬静的地方,完美结束她们的背包行。于是,我们就一起坐长途车出发了,而一路上,我残余的阿拉伯语,还居然发挥了一点侃价的优势,让他们觉得真是找对了同伴。
在穆斯林占大多数的中东地区,Mar Musa修道院偏安一隅的存在并受到政府的重视,也许体现着伊斯兰教和其他教派之间的微妙关系。哪怕是在基督教传统更加深厚教众更众多的叙利亚也是如此。虽然修道院离大马士革市区也就80公里的路程,但是如果不是自己驱车前往,并没有专门的公共交通可以带你到那里。从长途车上下来,小镇的一个警察帮我们找到一个个体司机。我们坐着中国产的吉利轿车,穿过荒野沙漠,行驶在纵横交错、跌宕不平的小路上。行车快一个小时,远处沙漠的天际线上平地出现一座峡谷。在离平地最近的一座光秃秃的山上,巍峨耸立着那座坚固的防卫古堡。我知道,从地理位置上,其实这个地处大峡谷的古堡,守住了从沙漠向肥沃的草原过渡的一个要害之地。我们从山脚下背着行囊徒步行进半个小时,大汗淋漓,直至爬上古堡。
修道院的入口很有意思,设计得很犬儒。如果没有旁人指点,上山的路到了顶端就没了踪影,你根本不会想到,进入修道院必须低头弯腰钻过一个低矮的“狗洞”,然后才能瞥见别有洞天的那个古庙、一个400多平米的眺望露台、地下图书馆入口、厨房、神职人员住所。露台的风很大,顶上有用黑色毡毯撑起来的顶棚。夏天很多房客都愿意睡在这里,侧过身去,就能看到一望无际的沙漠和远处的落日,只是起得比你还早的蚊子总是那么恼人。不过,面对沉默不语的红色沙漠,你依然很容易浮想联翩。在沙漠的延伸处的几十公里的地方,在十几个世纪以前,曾经是一个繁华一时的古罗马商旅古镇—帕米拉。在那时,一个是商业中心,有珠宝香料中国丝绸,一个是宗教热地,有雨水牧笛和神父。很多商人一辈子都穿梭在来去这两点之间,把生命耗尽在路途劳顿中。很可惜,在公元1089年的一次特大地震中,帕米拉一夜之间倾倒,铸成了现在中东世界最著名最精致最伟大的古罗马遗迹。而我们的Mar Musa,依然屹立。
从露台上望下去,从山脚上来的路延绵不绝,戴安娜形象地把它比作长城。她说现在上山的入口很窄,那是大概相当于中国元朝初期的时间,修道院重新翻新的一个工程,目的很明确,是为了抵御当时蒙古人横扫亚洲的铁骑。她没有去过中国,但是这不影响她对长城的想象。我记得当天的午餐餐桌上正好有一本当月法国出版的《观点》杂志,因为北京的奥运会,里面有一期中国专题。长城的照片,清晰地印在专题封面上。 Nidal神父和戴安娜问了我一些中国的问题,和大多数法国人一样,他们还是很关心中国的。但是因为没有去过中国,他们对中国的理解还是停留在媒体的介绍上面。我们就当期《观点》的选题做了一些好玩的讨论。我觉得编辑的思路还是停留在一些老的信息上面,他们也表示认同。让我感到惊讶的是,他们告诉我,他们甚至有兴趣来中国做事情,他们最向往的地方是新疆喀什。
每天清晨六点三十分,当牛奶和其他物什从索道上传过来并敲响铃铛的时候,修道院就开始了一天的忙碌。这让人想起中世纪西奈山上著名的St. Catherine修道院一直保留的传统运输方法。我在修道院的一天,是从做奶酪和洗盘子、或者环保焚烧垃圾开始的。因为经常有不同国家文化背景的人挤在厨房里,有时候大家会为洗盘子的流程而探讨半天。这里最让背包客动容的一个项目,可能会公推每日晚餐前七点半开始为时一个小时的静坐冥想。那可是一场奇妙的意念旅行。试着想象一下,在这个200平米左右的古庙里面,光线昏暗,烛光闪烁,香炉袅袅,大家盘膝而坐,或倚或立,伴随着神父悠扬的笛声进入冥思世界。我们的身后是上千年的壁画,头上有一缕微弱的光柱,透过穹顶投射到古墙上,斑驳陆离。冥想之后是诵经讨论的时间。戴安娜和其他工作人员给大家发放《圣经》,走过来的时候,会先轻声问我是需要英语版还是阿拉伯语版,当然还有意大利语、德语等其他语种的译本。在我看来,诵经和讨论是在一种安静、轻松的气氛中展开的。大家更多是在通过这样的一个场所,提出自己在生活、感情、工作上遇到的一些问题,求得大家帮忙解答和帮助,有时甚至就是一种倾诉。而很多参加活动的背包客,其实也不是天主教徒。
隐性的民间通道
这里有一种蔚为奇观的现象,就是我们能经常在修道院看到穆斯林的身影。在我逗留的那几天里,来了一个土耳其的穆斯林团队。她们身着黑衣,戴着头巾,在古庙里参观,与众人一起就餐,并参加晚上的冥想和诵经讨论。其实,后来根据我和保罗神父的交谈,我知道这是修道院成立之初的一个志向。保罗希望通过邀请中东的各界穆斯林人士到修道院访问,增加不同文化和宗教之交的交流。他甚至雇佣很多当地的穆斯林参与修道院的工作。他认为,事实上西方人和穆斯林之间之所有纠葛不断,是因为彼此打交道的时间不长,也没有很好的用信任的方式去了解对方。这和西方与交往较长的中国等远东地区国家是不一样的。修道院甚至在另一座山头上开辟了一个“会议中心”,每年会定期举行座谈,而受邀请的人士居然是叙利亚穆斯林长老会的一些高级宗教人士,甚至包括曾经是叙利亚掌管宗教事物的副总统。后来,我在地下图书馆里,看到图书馆收录了很多宗教交流的书籍。一个小小修道院里,居然有几百册伊斯兰教的书籍典故,这是很不同寻常的事情。而保罗神父自己也是著作颇丰,最近自己撰写出版的书籍,也是和这个话题有关。
保罗和我聊起一个人。他是19世纪赫赫有名的西方探险家,外交家、军人,阿拉伯名著《一千零一夜》英译本的翻译者,理查德·伯顿上尉。这位上尉先生曾经在他当英国驻叙利亚总领事的时候,“探访”过当时荒芜不堪的古堡,并顺走了一个很名贵的香炉,香炉上面精细地镶嵌了很多当年希腊东正教徒宗教生活场景的图案。 这个香炉,现在大英博物馆躺着。伯顿,这个曾经被大马士革的总督派骑兵三百追杀的英国人,一度把英国和叙利亚的关系搞得很紧张。 保罗觉得,西方人和伊斯兰世界的关系,也从理查德·伯顿的时代,走到了现在更加宽容的对话和共融时代。类似修道院所承担的这种民间隐性通道,对与911以后的西方如何和穆斯林交朋友,保罗神父认为有积极的意义。
令我感到惊讶的是,很多来这里的西方背包客,和我一样,都是无神论者。他们来这里,并没有很明确的宗教目的。就像我的那两位接生护士朋友,她们选择从这里结束中东的旅行,仅仅是认为相比聒噪的城市,这一片清静安分的土地,能为她们的旅程划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最后一天,正好是修道院所有神职人员例行的闭关日。他们穿上黑袍,用完早饭,收拾简单的行李上路。目的地是峡谷深处的另一座山顶。保罗为此在那里专门盖了几间小屋供工作人员留宿过夜。我跟随着他们翻过峡谷,一直来到这座小屋旁边,才和他们道别。一路上,我和Nidal神父边走边聊。这个电气工程师看来还不是很适应徒步爬山。他从路边捡了一根树枝当作拐杖。当我们到达山顶的时候,远处迷雾缭绕,加上拄着拐棍、穿着黑袍子的神父,远看起来像极了出埃及记里的某个场景。我注意到临近小屋子的地方有许多长出来的杏仁。戴安娜说那是她负责的另一个项目,是把叙利亚当地的野生梨和杏仁嫁接起来,试验看能否抵御沙漠干旱的气候。随后我还看到一个被拦起来的一个小水坝,是为了储蓄冬天的降雨的设施,他们希望通小水库来改造地表的含水量。这些都是和联合国粮食开发署一起合作的项目。满山的杏长势不错,他们根本吃不了,戴安娜让我装点杏仁带走,也算是留着做个纪念。
这些杏仁一直跟着我不离不弃。离开叙利亚,我坐上了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东方快车,前往土耳其和伊朗。我剥开一颗杏仁放在嘴里。果实坚硬而清香。这嫁接融合出来的东西,果然讨人喜欢。唉,这让人不离不弃的Mar Mus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