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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天人感应，母子连心。
2005年3月。我陪军委空军工作组赴闽西北检查调研。远眺四野，青苗随风起伏，菜花星星点点。不知是随车音乐的缘故，还是受到崎岖山路上一对母子牵手奋力前行画面的感染，我突然想起了遥远的故乡，想起了年迈病重的母亲，想起了30年前秋天母亲送我上学时的情景。
那年我15岁。父亲在外地工作，母亲送我到一个叫时堰的小镇读书。如果沿泰东河河堤步行，那里距我家草舍村北首也就10华里左右，只是要渡3条小河，一天早出晚归得花一毛两分钱，这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的农家，是绝对开销不起的。为了省下这笔钱，母亲带我从一个叫陶思庄的小村子绕过去，这样每天要多走近4华里。
陶思庄不大，但很是古旧，村中小道杂巷纵横交错，小桥流水随处可见，母亲带我走了三四趟，我才基本弄清了进出村子的途径。第二周，我坚决不让母亲陪送，那一天，我起得很早，天刚蒙蒙亮便上了路。快进陶思村的时候，天已大亮，我的脸上满是露水和汗水。进村后，凭着感觉，我迷迷糊糊地穿过了村子，似乎非常轻松地到了学校，心中的那份喜悦无以言表。放学了，回家的脚步异常欢快，当再次走到陶思村村口时，已是炊烟袅袅暮霭沉沉，我一头扎进了这座迷宫一般的村子。起初还算清醒，兴许是天黑的缘故，我三走二转便迷失了方向，走呀转呀，转呀走呀，越急越是找不到出村的路。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敲门问路。当我好不容易走出村口时，母亲已等候多时，她一把将我搂进怀里，又亲又摸，一个劲地责怪自己和安慰我。我哭了，等我慢慢平静下来后，母亲深一脚浅一脚地带我返回陶思村，娘儿俩一连走了两个来回。路上，母亲反复给我交代小巷的特点、小桥的位置、小河边的住家等标志，回到家，村中已是万籁俱寂。第二天，母亲执意要送我，我倔强地直摇头。
母亲无奈，只好在我临上路前千叮万嘱，别忘了回家的路。
车过长汀，路过一片坦荡的原野。我的手机终于苏醒，叮叮当当响个不停，这是对大山屏蔽、信号无法穿越的宣泄。我习惯性查看手机，看着看着，一条短信触目惊心：“妈妈早上8点左右病逝，接到信息速回。大哥。”
平地一声炸雷，顿时将我击晕，眼前一片模糊。我立即打电话回家，惊慌中拨错三次。接通电话后，传来老父亲泣不成声的话语……
母亲早上走了，差不多就是我想起她送我去上学的那个时刻。我不知道是上天传信，还是天人感应，怎么就在那个当口，突然想起了她老人家。我想，可能那个时候的母亲，生命弥留之际，在等待不在她身边的子女，她在用她特有的第六信号，用她慈母的顽强信念，用她包容乾坤的母爱，用心灵在呼唤早已一年多没有见面的儿子！我潸然泪下。应了母亲临别时的话语：我们母子还能见着面吗？
我决定赶厦门、飞南京、转苏北，悼亡灵。
当我第二天凌晨四点赶到老家时，母亲已整齐地穿戴好寿衣，头朝外、脚撑砖，安详地躺在大哥家的厅堂里。头前的小油灯，闪动着泪花，在寒风中颤抖。我“扑通”一声跪到母亲头前，泣不成声。墙上，母亲的遗容依然那么慈祥，那双始终关切的眼睛好像跟我说话：“儿啊，你终于回来了……”我失声痛哭：“妈妈，我回来了，我回来迟了，对不起啊，妈妈……”
母亲把我带到人间，我把母亲送入天堂。
我和哥弟们将母亲送到火化炉边。司炉工将母亲推到炉前，我们兄弟四人并排跪于母亲灵前，目送她进入炉中。
一串火光，一声轰响，一阵轻烟，一片空白。
二
母亲叫缪秀银，1925年10月21日（农历十月初六）出生在泰州附近一个叫苏城的中医世家。据她讲，她的祖父是方圆有名的中医。我的外祖父排行老二，继承了祖业。
母亲说，她是16岁那年跟随父母来到隐藏在连绵数百里布满了河岔、长满了芦苇、门前屋后都是湿地，名字叫草舍的小村子里的。这个村子不大，零零散散百来户人家，沿着古老的远盐官河———泰东河两岸住家，经济自给自足，主要靠开荒种地（水稻、小麦、油菜、棉花）谋生，副业主要从事制作砖瓦、榨油、捕鱼、编蒲，脑子活络的做点小买卖。生意做得大、有实力的主要有两户人家，其中一户姓赵，经营着砖瓦、棉花和食油等生意，加上赵家老爷是个儒雅之士，饱读《四书五经》，懂得诉讼文理，为人豁达豪爽，写得一手好字，交得各道朋友，遇事仗义疏财，经常济贫扶困，注重捐学修桥铺路，所以生意做得红红火火。赵家老爷大兴土木之余，乐于帮人打官司，据说在扬州、泰州、东台一带很有名气。母亲说，后来她才知道，那一年，这个世外桃源一般的水乡小村突然发生了可怕的疫情，很多青壮年得了一种怪病，皮肤发黄，浑身乏力，如果两条腿开始肿涨，之后肿得像大象腿后，不久就会死亡。而我的外祖父缪振松，从小研习中医，专攻黄病（血丝虫病，俗称“象皮腿”），而且敢动放水的手术，受这位名声远播的乡绅贤达赵老爷的专程邀请，前来治病救人。
后来，我终于知道，这个赵家老爷就是我的曾祖父赵桂城，即使现在当地方圆数十里，只要提到他的名字，不少老人依然肃然起敬。母亲之所以能够嫁给赵家长孙、我的父亲赵文俊，一来外公人品好、医术高、积德厚，救过当地不少人的性命；二来我的母亲清秀高挑，举止大方，性格温和，读过私塾，断文识字，背了一肚子孔孟之道，略懂医理，算盘打得流畅。我的父母于1947年正月结婚。这之前，内战已经爆发，上海很乱很恐怖，曾祖父怕长孙出事，只身冒险去了上海，强行将我父亲从当时的一所大学（复旦前身）接回，回来不久，便给父亲定了一桩门不当、户不对，年龄倒挂、文化学识相差甚远的亲事，这在封建思想浓厚的乡下简直不可思议。据说，结婚那天，父母之前都没有见过面，两人虽说心里都很别扭，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可违抗。1949年初，戴陶地区彻底解放，父亲响应号召，在人民政府支持下，在当地开办了第一所新式学校，由于父亲的不懈努力，学校办得有声有色，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他被政府任命为东台地区四个完全小学的校长之一。
从此，我的母亲跟随我的父亲辗转了东台许多乡村学校，沿着那条古老的泰东河生儿育女寻求生计，在范公堤西这片里下河水乡过起了寻常人家平凡的日子。 三
我于1961年6月底出生，是父母第6个孩子。据姐姐讲，母亲生我那天家中只剩半碗大米，还要招待接生的婆婆。母亲骨瘦如柴，怀我不易，但生我顺利，我生下来只有3斤多一点，像一只小猫，同样皮包骨头，阳春五月依然颤抖，基本没有哭声，接生的婆婆说我先天不足，体质太弱，不一定能够养活。母亲后来说，那时候看着我，心中特别难过，都没有力气哭，见我躺那儿不声不响手脚不动，只好用无力的手经常试检我的鼻子，是否还在喘气。好在父亲听说母亲生产了，匆匆赶回家，好容易在给我报户口的时候，乡里补助了几斤红糖。母亲就用这点红糖冲水喂我，自己吃哥哥姐姐们挖回来的野菜充饥，一口也舍不得沾口。由于严重营养不良，母亲没有一滴奶水，而且双脚浮肿。哥哥姐姐们能吃野菜米糠，而我的胃太嫩，只能靠流食维系。怎么办？几斤红糖能当几日吃喝，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孩子饿死。
母亲说，好在那一年她在黄连沟种了一点胡萝卜，挖回来做成糊糊能够喂点嗷嗷待哺的我。但有限的几根萝卜又能维持多久？
天无绝人之路。听说村上要办食堂，需要上好的杉木做大锅的上围和锅盖，支书到处打听找木料。母亲不知从哪里得知这一信息，急忙找上支书门，说我们家的墙上有上好的杉木衬板，愿意拿下来给村里使用。条件很简单，每日给三碗米汤即可。
村支书姓蒋，听了这话先是不解，听我母亲说了没有一滴奶水、孩子嗷嗷待哺之后，不但十分爽快答应，而且承诺再给一点碎米。这真是救人所难，菩萨之心！母亲自是感激不尽。这一年村上一共生了两个孩子，其中就有村支书家一个儿子，那个孩子奶水充足，长得胖胖乎乎的。村支书之所以积德，也是为自己的宝贝儿子祈福！
村支书办事精明，为了不引起误会，在村上公开场合宣布此事，征得大家同意，木板换米汤的事就定了下来。从此，村上做饭的赵二奶奶，每天在开饭之前，事先滗一碗米汤留下，里边当然没有一粒米，然后，我的母亲当着众人面拿回家中。
我们老家称这种米汤叫“米油子”，米油子养人啊！个把月后，奇迹在我身上发生，我的体重居然增加了二斤，哭声渐大，只是营养仍然不良，整天哭闹不止，以至哭出了脐疝，鼓出时大如黄瓜。赵二奶奶每每见状即开玩笑，说：“双鸡鸡双鸡鸡，长大就是驸马爷。”我骨瘦如柴，看上去像一条饿狼，所以村庄上没有了我的名字，提到“饿狼”，全村人都知道是我。一直到后来我胖了壮了，这名字小伙伴们依然叫得响亮。我不计较这些，只管顺口答应。
家里的粮食十分紧张，为了全家生计，母亲在家前屋后所有空地，都种上了庄稼。当时父亲在外地教书，尽可能省下口粮，同时大哥在外地上初中，不得不为他准备一点吃的。尽管得到先烈公社一个叫顾家安的党委书记的几次救济，但连我一家7张口，一天怎么都得有几斤粮食。妈妈终日奔波，去亲戚朋友家求借，但大家都很困难，好容易张个口，借个三斤五斤的，根本无济于事。到了1962年春上青黄不接之时，实在撑不下去了，父亲母亲一商量，决定将我送人抚养，为我寻找一条生路。
四
这是梁垛镇郊的一户还算殷实的白姓人家，主人是生产队长，夫妻俩四十开外，膝下无子，三四间瓦房，几分自留地，吃粮似乎不成问题。通过中间人多次串掇，看着良好的生存环境，我的父亲似乎动了心思，可母亲终究拿不定主意。但看着一个个孩子饿得脸色苍白尖嘴猴腮，特别是看着我骨瘦如柴，母亲在万般无奈之下，终于迟疑做了决定。
据大哥讲，那一天，母亲彻夜未眠，早上起来两只眼睛肿得油桃一般红亮。她流着泪，用颤抖的双手，为我慢慢穿上白家事先送来的新衣。一起哭的，还有我已经懂事的大哥大姐，大哥流着泪说：“妈妈不要把小弟送人了，从今往后我不上学了。”大姐也哭着央求：“妈妈，我从现在开始每天吃一顿饭，留给弟弟吃，即使饿死，也不能把他送人，以后他长大了，我们一家人拿什么脸面见他呀？”
自己养不起，又不能送人，总得让孩子有条活路吧。终于，村上有了饿死人的传闻。这消息让母亲心绪杂乱震颤楚痛，难道真的眼睁睁看着孩子在自己怀中饿死。不行，不行，一定得为孩子寻条活路。
母亲的决定是坚决的，但行动却是迟疑的。那天下午，她抱着我，撕心裂肺。她不知道今后怎么面对我的兄弟姐妹。多少年以后，每每想起这件事，母亲都是一脸茫然。她说她也不知道当时自己是怎么到达白家的。她把我放下时，她以为我会哭，没想到我居然笑了，笑得比任何时候都灿烂。母亲心里一揪，心想，这孩子怎么了……难道他自己知道要出离苦海，难道这是上天的安排？当她丢下我怆然伤神准备离开时，也就是走出白家大门的一霎那，突然听到我扯破嗓子啼哭起来。天啦，这声号哭，哭得母亲万箭穿心，从来没有奶水的母亲，居然乳房一阵痉挛，流下了几滴苦涩的乳汁。母亲不相信自己的感觉，伸手胸前一摸，果然是乳汁，几年未见的乳汁。她顿时激动得“哇”地一声哭了起来，疯了一般冲进白家屋里，狼似地号叫起来：我儿有奶了，我儿有救了，我要带着我儿回家了……她麻利扯掉白家买给我的新衣。白家的女人被眼前的举动惊呆了、感动了，等缓过神来，说：“赵家妈妈，别脱了，就当他做我们的干儿子，你们母子回家吧，衣服就算我们送给干儿子的。”这叫母子连心，上天显灵，上天之命不可违啊！
白家夫妻不但没要衣服，反过来还强给了我母亲几斤大米和一小袋面粉，算是对我和我家的接济，并且专程雇小帮船，由女主人陪着把我和母亲送回家中，这对我家来说，绝对是雪中送炭啊。那情谊犹如向东流淌的泰东河水，滋润着我们全家干涸的心。多少年来，我们全家一直没有忘记这对好心的夫妻。兴许真的是上天显灵，过了年把，这对夫妻传来喜讯，女主人居然怀上了孩子，第二年的秋天生了一个胖胖的儿子。事后，白家夫妻反过来感谢我的母亲，夸赞她是现世的送子观音，他们说，如果没有赵家母亲的那滴乳汁，没有赵家母亲的那番举动，就不会感动他们，让他们做出那些善举，也就不会感动上苍，随后给他们带来福报。一切皆有因缘，全是人间好事。
这不是上天对好人的褒奖和福报又是什么呢？ 五
我曾经调动我的所有记忆，总是想起一件事情，那就是，什么时候知道或者说认识了自己的母亲。苦思冥想，终于发现，对于母亲开始有记忆，是她生小弟的那天。
那是一个晴好的早晨，我们兄弟姐妹一起吃早饭，母亲突然喊肚子痛，大姐赶紧扶母亲回卧室躺下，然后跑步冲出家门。一会儿工夫，大姐叫来一个笑容可掬的老婆子。后来，我听到屋里传来母亲的呻吟声，再后来听到了孩子的哭声。我被叫到卧室时，看到了一个白白胖胖、光着身子的男孩躺在母亲身边，两条腿在向空中乱蹬。
那一年，城镇户口压缩，我们全家下放回乡被安置到第四生产小队，每人每年可以平价购买几百斤原粮，可谓丰衣足食，印象最深的是家中的天井里堆满了开辟荒草地时生产队分回来的芦柴草，那草垛几乎堵住了正屋的大门，我出去时真有开门见“山”之势，晚上出门小便，记性差，一不小心撞上草垛，割斜的草根刺得我手脸生痛。
母亲奶水极其丰厚，每当小弟如饥似渴地吸食时，我就站在一边出神地看着。每每此时，母亲就会说：“来，你也喝点！”我只是傻笑。说心里话，看到弟弟那么卖劲狂吸，我的心中难免产生冲动，也想尝尝母亲奶水的滋味，可由于小时候没有喝过，所以没有一丝一毫的喝的概念，充其量就不会喝食，所以，妈妈招手时总感到别扭和奇怪。这个时候，母亲总会说：生你时妈妈没有一滴奶水，可那米油子也挺养人的。
这一年我已经4岁了，有了小弟以后，母亲和兄弟姐妹更多关注的是他。一天，母亲见我坐在天井旁边高大的梨树下发呆，她笑着问我：“宝宝有什么不开心呢？”我说：“做小弟太好了，大家都喜欢他，我怎么做，大家才能喜欢我呢？”
母亲笑了，我这一生中，感觉是她笑得最为亲切慈祥、最为灿烂美好的一次。母亲说：“弟弟小，不会吃饭，不会说话，不会走路，大家悉心照顾他，他才能像你一样成长。你小时候，大家也是这样爱护喜欢你的呀。”说完妈妈把我揽到怀里，此时，我闻到了母亲身上的奶香，于是，我悄声地对母亲说：“妈，我也想喝奶……”妈妈没有回答，解开衣服，将乳头塞进我的嘴里。说实在的，记忆中，刚进口还有一点甜味，但我真的不会喝奶，吸了一口居然咽不下去，但感到心里特别满足，从此，再也不嫉妒弟弟了。一年之后的秋天，父母去泰州办事，哥哥姐姐们都想去，母亲没有带他们，而是带我去了。由于我天性好动，在上轮船时，不小心掉进了冰冷的泰东河里。这可不得了，父亲手上抱着弟弟，母亲反应奇快，毫不犹豫，一下跳进湍急的水中，一手死命抓住我，一手死命抓住轮船的缆绳。直到船上水手下去，将她和我救上来，这才松开了已经发僵的双手。她究竟呛了喝了多少水，反正父亲说当时已经神志不清，但仍然死死攥着双手不丢。之后的岁月里，母亲经常提起这件事，她说当时她根本没有考虑自己不会游水，只是一个闪念，我儿不能被水冲走，他是我的命，虽然自己子女多，他们当中只要一个没了命，我的命也就没了。
每每听到这些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话语，我的内心就会激起狂澜。
六
说真的，我对“文革”是怎么一回事并不清楚，印象中，到处听到大喇叭的声音，到处看见举着红旗游行的队伍，到处是可见贴着层层叠叠大字报的墙壁，批斗会一场接一场，口号声此起彼伏。
这一年的暑假是我们全家灾难的开始。首先是我的父亲，当时他在志红大队（夏龙）小学当校长。由于有人觊觎他的位置急于造反夺权，加之当时要按比例抓阶级敌人，刚好他家庭出身高，又是旧时知识分子，于是在用蜡纸誊写文艺演出剧本时，遭人陷害（被人用火烬烤熔誊写蜡纸后，将剧本中毛泽覃的“覃”，改成毛泽东的“东”），戴上了诅咒革命领袖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罪行如此深重，他被监视居住、揪斗批斗、游街示众，一次批斗大会，被造反派从高台上推下去，摔得头破血流。一天夜里，他趁看守的人睡着，偷偷翻窗摸黑，趟过20里沼泽湿地芦苇荡，一口气跑回家中，准备与母亲作最后交代、托付和道别。他认为他余下的日子只有两种可能，一是被造反派打死斗死，二是自己受不了折磨自杀而亡。这件事我们兄弟姐妹都不知道，这是父亲事后讲给我们听的。父亲说，被人陷害，百口莫辩，他当时已经抱着必死的念头，所以那天荒野水田里有无毒蛇根本没有考虑。那天临别时，他与母亲抱着痛哭，但母亲十分坚强，他让父亲一定要挺住，不为别的，就是为了一帮儿女，也要咬紧牙关，除非被人打死，再大的精神和肉体痛苦都要挺住。母亲坚信，世上没有过不去的坎，人间没有受不了的罪！活着，就是希望！
其次，遭殃的是我的哥哥姐姐们。大哥高中毕业，取消高考，一脸茫然，他不听母亲劝阻，去井冈山串联，结果弄得一身伤痛，垂头丧气，返乡务农。大姐初中毕业，同样回乡务农，瘦小的身躯担起了沉重泥水和粪便。二哥小学毕业，回到生产队，开始了极其苦难的放牛生涯，一次不小心从牛背上摔到犁耙刀上，小腿肚上割开一道深及骨头的五寸多长的口子，要不是四叔和母亲带着针线和布带缝合捆扎，及时送往大队卫生院，可能早就流血而亡。二姐三姐终止上学，年纪轻轻小小身躯便加入到生产队插秧、收割、养猪和种菜的行列，受尽蔑视和屈辱。因我和弟弟太小，一个6岁一个3岁，只好在家自由放养。眼前这一切，让母亲十分难受，但她异常坚强，要求子女们闭上嘴巴少说话，挺起胸膛多干活。她说：“黄河都有澄清段，来日终究洗冤屈！狐狸皮值钱，水牛肉值钱，而人是骨头值钱，自己要活得有点自尊和骨气，千万不要自我作践。
一个寒气逼人的下午，不知哪来的造反派将我们一家赶出家门，然后封门，准备抄家。我和弟弟比较贪玩，造反派和大人走后，对自家门上那个打叉的白色封条十分好奇，上前察看，由于两扇木门开始关着，当我们用力一攀时，门被推开一道缝隙，这一来封条自然被撕开。这下不得了啦！造反派发现敌情后，马上荷枪实弹赶来，不容分说要抓我的母亲和哥哥。他们不知情，矢口否认。我吓坏了，马上承认是自己不小心弄坏的。造反派仍然不信，一口咬定是大人指使的。好在姓杭的贫下中农代表是我家邻居，他说他看到是两个孩子不小心弄坏的。虽然大人脱离了干系，但我和弟弟仍然逃脱不开。造反派不服输，一个小子拿着枪指着我骂道：“地富反坏右的狗崽子，给我听好了，再不老实老子一枪毙了你。”母亲本来是一脸愧意，一听这话，顿时怒火万丈，一步冲到那个造反派面前，把他的枪口一下拉到自己胸前，冷笑着对他说：“枪口对着谁呢？我也是贫苦人家出生，有种的朝这里打，冲孩子逞能算哪门子英雄。” 我生过三次大病，每次都让母亲肝肠欲断。
第一次是1973年的秋天。兴许是我吹笛子和唢呐的缘故，我突然患了阴囊鞘膜积液，必须进行手术治疗。当时，父母信赖的名医丁医生介绍我们去时堰水产养殖场，找下放劳动的正规医学院外科专业毕业的朱医生治疗。为了省钱，父母决定去这个连手术台、病房都没有的养殖场去给我手术。
我正在长身体，身子极其单薄。母亲对父亲说：“三儿要去开刀了，会流血，临去前，买点肉，炖点汤，给他补补身体吧。”那时候，家中已经没有肉票，到哪儿去买肉？这天，母亲听说河东有户本家杀猪，她立即告诉父亲，让去碰碰运气。父亲去了，讲了我的情况后，老本家十分同情，决定将猪头脸匀给我们。不要肉票，议价，二角五分钱一斤。四毛八分钱，父亲买到二斤猪头脸。母亲拿到那毛乎乎的猪头脸，激动万分，赶紧去毛、洗净、炖汤，就连我弟弟都不让沾上一点，吃得我一肚子狐疑，得到如此这般的特殊待遇，不知自己究竟得了什么重病。后来，我不吃，执意要大家一起吃。母亲无奈，只好用剩下的肉，做了一锅大白菜汤，即使这样，她和父亲也没有舍得吃上一口。
父母陪我步行十华里，下午三点到达养殖场。看到环境那么简陋，只一个医生一个助手，而且说马上手术，母亲犹豫了。她暗下对父亲说：“这可是动刀子，而且是男孩的关键部位，那是我儿的好皮好肉，万一有个闪失，那可不是弄着玩的。”父亲听了那位朱医生的自我介绍，尤其是他用英文开处方，非但没有动摇，而且私下说服母亲。最后，母亲问我怎么办？我不知道如何回答，只知道这次来肯定要吃苦头，就跟母亲说：“只要能治好病，谁治都行。”
母亲最终还是迟疑地答应了。我是躺在一间十分矮小的草房内的一张小餐桌上进行手术的。朱医生主刀，一名年轻的男助手，再有就是我的父亲母亲。母亲说，当朱医生拿起手术刀准备下手时，她的心简直要跳出喉咙，那一刀下去，鲜血流出，她的两只眼睛几乎什么都看不见了，流出的不是红色的血液，简直就是墨汁。好在我被麻药麻住了，如果我叫一声，她可能就会栽倒在地。母亲事后说，她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挺过来的。做完手术，她的腿已经迈不开，话也说不清，和我躺在一起，不停地出冷汗，比我还要虚弱。母亲说，这是她一生中见过的最为惊恐的血腥场面，从此以后，她连鸡都不敢宰杀一只。
第二次算是旧病复发，仅过了一年多工夫，我的阴囊鞘膜再次积液，而且比前次更加厉害。这次母亲不听父亲的话了，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把我送到东台人民医院去。这次的手术非常正规，术前检查十分烦琐复杂。就在我手术的前天夜里，我的外公去世了。母亲痛不欲生，一头要为老父亲送终，一头要为儿子治病。她瞒着我连夜赶往兴化奔丧，安排好外公的丧事后，连夜赶往东台。用她的话说，那两夜一天根本就不是人过的日子。看到我躺在病床上昏昏欲睡，母亲内疚极了。当我醒来后问她去了那里，她笑着对我说，外公病得很重，去看外公了。等我出院的时候，我从二哥口中得知，我那令人尊敬的外公，一个悬壶济世、救人无数的老中医，历经人间苦难，含恨与世长辞！这一年，外祖父的曾孙、孙子、孙媳妇、儿子，由于人为的因素，与他一起，共赴黄泉！加上我的身体，我的母亲真是哭干了眼泪。
我出院的那一天，父亲背着行李往轮船码头赶，母亲扶着我慢慢步行，沿着十里长街，好容易挨到海道桥，我跟母亲说：“妈，我太难受，实在走不动了。”母亲见我脸色苍白，汗如雨下，可交了30多元手术等各类费用后，母亲身上已没有钱叫黄包车了，她很难过，让我在路边歇息再走，见我实在不想动弹，母亲决定背我。我不让，母亲就一直蹲在地下，坚决要背。最后，还是让母亲背了。我在母亲背上泪水涟涟。母亲走不动啊，走几步，停几步，再扶我走几步，那一天，东台城的那条街道真是长啊！
到达轮船码头，母亲已是汗流浃背，气喘吁吁，快累瘫了。可是，由于出院太早，加之走路到轮船码头的劳累，回到家发现，我的刀口已经部分开裂，见此情景，母亲悔恨交加痛不欲生。此后的日子，母亲对我小心翼翼，精心护理，每天到赤脚医生处抓药，为我换洗，不敢有须臾大意，一个多月后，我痊愈了，母亲脸上这才露出笑意。
光阴荏苒，一转眼到了1984年春天，我已经军校毕业，分到南京空军某部飞机修理厂工作。我被查出患了腹沟斜疝，便在空军四五四医院动了手术，出院后，我将消息写信告诉母亲。母亲知道后，不容分说，与父亲一起赶到南京，亲自接我回家调养，杀了好几只下蛋的老母鸡，那黄黄的鸡汤配上竹笋蘑菇，喷香诱人，一点不腻。
九
我的身体始终是母亲心头的牵挂，她说别的孩子她放心，就是我家三儿不能干体力活。怎么办？初中毕业的我，只好在家休息。为了我能学门手艺，母亲四处打探托人。学木匠，人家说是体力活，不行；学钳工，人家说同样不轻松，也不行；学轮船驾驶，人家说这个可以，但要有肯带的师傅。
父母绞尽脑汁，终于想起了多年前的老朋友徐老先生，他的大儿子是轮船驾驶员。徐家住在溱潼溱湖的南岸，离草舍有二十华里路。从此，父母的两条腿，迈在了通往溱湖南岸的泥土小道上。俗话说：“没钱渡河———远转。”为了节省来回渡溱湖的一毛钱，他们每次都围着湖岸转上一大圈，每次要多走三四华里，母亲每次回来腿脚都是肿的。可惜三个月连续跑了溱湖十趟，鞋子跑破了几双，还是没有结果。
这天上午，父母又去了溱潼溱湖。忽然，家里来了一个一脸络腮胡子的中年人。他自我介绍叫孙光焘，时堰中学老师，父亲的老同事，来找父亲办事。他见我在家无所事事，问愿不愿意去上中学。我不好回答，说要问我父母才行。父母回来后，留他吃饭。饭桌上，他提出让我去时堰中学一个叫“三时工读班”的编外高中班学习，我父母当时未置可否，说商量后再说。
那时，正值抗震防震期，一家人住在地震棚内。围绕这件事，全家七嘴八舌开始讨论。父亲认为读书无用，不如学门手艺。二姐认为与其窝在家中，不如送去读书，而且原来他班上许多同学都找门子上了高中。母亲进退两难，嘴上不想送我去，心里又感到不妥当。夜里，她睡不着觉，十分的烦躁。第二天一大早，她斩钉截铁地跟父亲说，溱湖她再也不去了，养儿不读书，不如养头猪，世事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多少年的古话怎么一时糊涂都抛到脑后去了呢？说不定哪天读书真的就有用了呢！母亲让我上午就去时中找孙老师报名，上高中去。 说起这个“三时工读班”实在令人不可思议，一间破旧的杂物房，大约19名来自时堰周边村庄没有被推荐上到高中的落榜应届初中生，没有课桌和板凳，没有固定的老师和课本，上午上课，下午基本劳动，因是另类生源，班上同学除了吃饭跟正规班次同学在一个食堂，其余时间几乎与他们没有联系。由于我的音乐特长，笛子、唢呐吹得好，学校业余文艺宣传队吸纳我进去，并成为骨干，从而使我在校内名气很响。这期间，我得到语文老师吴耀先（著名雕塑家吴为山之父）的垂爱，他自小爱文艺，会吹箫，邀我业余时间里辅导他的另一个儿子吴为人（空政文工团青年歌唱演员吴彦凝之父）音乐。我把这事告诉母亲。母亲说：“吴老师跟你爸是老朋友，他看得起你，你就去吧，不过，不能不懂装懂，那个老先生很有学问，你要向他学习。”从那时起，可能是家境相似的缘故（老师有7个子女，“文革”中被整，下放劳动做“920”，后被启用），我与吴家父子结下不解之缘。住校后，我几乎每天晚上都到他位于镇桥南吴家墩小河边的家中去，我发现吴老师读诗很有意思，不是朗诵，而是吟唱，当时我感到奇怪，多少年之后我才知道，那是一门极高的艺术。辅导之余，我与为山弟兄们同样玩到一起。一天，为山问我最喜欢他画的哪张画，我毫不犹豫地告诉他，碳素素描《你办事，我放心》（毛泽东与华国锋）。我还带为山拜访我的四叔，他用碳笔即兴为我画了一张很大的速写。到南京后，我与为山交往多年。吴老师与我亦有书信往来，并让为山登门赠诗作《瘦箫诗稿》（吴耀先著）一册纪念。
跟时堰中学正规班次相比，尽管受到了一些不公正待遇，甚至歧视，现在想来，母亲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尽管当时这个班对文化学习不重视，但在这儿，我学会了修理“195型”柴油机和驾驶“东风—12型”手扶拖拉机，学会了绕制小功率电动机，知道了“优选法（0.618法）”，阅读了孙光焘老师的大量藏书，受到了吴耀先老师的赏识，爱上了文学和写作。可以说，时堰中学的十个月，让我真正得到了尊重，唤回了自信，找回了人格，可谓如鱼得水。
现在想来，如果没有时堰中学这一步，就没有我的转入正规的溱东中学，就没有我的高考，就没有我的军旅……
十
粉碎“四人帮”后，母亲提出我转学到父亲所在的溱东中学就读。当时时堰中学把我当作特殊人才，不太愿意放我，母亲找到练荣广校长，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很快搞定这件事。
经过刻苦努力，1980年秋天，我终于以优异成绩考取军校，当时母亲并没有高兴。她反而十分忧虑，主要是担心我的身体，她怕部队复查把我刷下来。一直到我入校半年，她都时时担心。1981年春节，我第一次回家探亲，看到我身体十分健壮，她才舒展了皱了一年多的眉头。听说我想吃咸菜煮小杂鱼，大年初的到处打听，整整为我烧了半锅，那味道鲜美得天上有地上无。看到我吃得满头是汗，母亲的那份满足世间难寻。第一次探家，为了表达我的一份孝心，我为父亲买了两瓶酒，一条烟；为母亲买了一盒上好的铁盒包装的饼干和一袋麦乳精。母亲手捧食物十分感动，说：“今后回家什么都不要买，只要你平安回来，就是给爸爸妈妈最好的礼物！”令我不解和动容的是，第二年我回家休假，母亲居然拿出了我上一年买给她的食物。我问她为什么不吃，母亲说：“怎么舍得吃呀，看一眼就像见到你，再说也要等你回家一起吃才香。”我说：“放这么久不坏了吗？”母亲说：“哪能呢？我用锡纸包好埋在石灰里，肯定不会坏的。”我打开铁盒，饼干颜色虽然发暗了，但咬一口仍然咯嘣脆。我无话可说了，只是一个劲地说：“不能这样，哪天说不定这样就坏了。”母亲见我语气认真，连忙解释说：“不是我们小气，而是心中有个念想，儿行千里母担心，有你给我们买的食物在身边，等你回来一起吃，我和你爸还有你弟弟心里就很踏实。”那袋麦乳精可没那么幸运，硬得像石头，只好扔掉，但母亲没有可惜。
1982年9月，小弟考取大学，父母送其入校顺拢南京。我抽空陪他们游览了玄武湖和中山陵，参观了大校场机场。母亲说，这是她一生中玩得最惬意开心的几天，回到老家逢人就拿出照片，讲南京多么美，机场多么大，儿子多么棒，仿佛儿子把她带入了仙境。其实，南京城内还有太多太多的名胜古迹和迷人美景，可惜我都没有陪她多玩玩多看看。
1985年5月，我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将喜讯告诉父母，接到信后，母亲夜不能寐，连夜让父亲给我写信，夸我，同时提醒我：“荷花虽好，来自污泥，千万不能骄傲自满，不能做丢人现眼的事。”
1990年春天，我与爱人即将结束分居两地的生活，她和儿子决定迁往南京。那时的交通极不方便，老家的一点家具又舍不得丢弃。母亲不知从什么地方打听到，近期有运化肥的空船开往南京。于是跟我说，让我带上一点轻便的物品，其余由她和父亲跟人家的便船前往。那种小船驶在浩大长江上极不安全，而且吃住拉撒十分不便。10天以后，父母居然带着这批旧家具来到南京。父亲说，母亲晕船厉害，一路吐了不知多少回。送完家具，她见我们住的地方太小，第二天推说有急事要回苏北，怎么挽留都不行。那一年母亲已经65岁，多种疾病缠身，送她和父亲去长途汽车站，我的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苦涩。
我从1990年到1995年，由于特殊原因，整整6年没有回家过春节。父亲说：“每到大年三十，你妈就会坐在电视机前发愣，看到军人出场的节目，她十分认真，有时甚至落泪。”
1996年春节，我们全家回老家过年，母亲激动万分。此时，我已经是一名团职军官，而且当年荣立了三等功。我拿着金光闪闪的军功章给她看，她十分高兴，我说：“军功章有我一半，也有您和爸爸一半。”她笑了，然后揺了揺头，拉着我爱人说：“你说得不对，这军功章有你一半和她一半。真正给你帮助和持家的是她，你立了功，她也是功臣！”
1997年秋天，母亲突然跌断股骨，卧床不起。我工作繁忙，无法回家看望，电话中我让她保重，可她十分乐观，听起来没事儿一般，说不要分心走神，好好工作，再立新功。年底我回家看她，这时我才知道，其实她一直躺卧在床，根本不能动弹，接电话时都是爸爸扶着她，十分吃力，每次都是一身冷汗。我说：“养我这样的儿子有什么用，一点回报都没有。”母亲说：“你错了，只要你们一家平安，工作顺利，身体健康，就是对我和你爸的最大回报，反正我卧床休息，除非你回来了，我马上能站起来那还差不多。”
天人感应，母子连心。
2005年3月。我陪军委空军工作组赴闽西北检查调研。远眺四野，青苗随风起伏，菜花星星点点。不知是随车音乐的缘故，还是受到崎岖山路上一对母子牵手奋力前行画面的感染，我突然想起了遥远的故乡，想起了年迈病重的母亲，想起了30年前秋天母亲送我上学时的情景。
那年我15岁。父亲在外地工作，母亲送我到一个叫时堰的小镇读书。如果沿泰东河河堤步行，那里距我家草舍村北首也就10华里左右，只是要渡3条小河，一天早出晚归得花一毛两分钱，这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的农家，是绝对开销不起的。为了省下这笔钱，母亲带我从一个叫陶思庄的小村子绕过去，这样每天要多走近4华里。
陶思庄不大，但很是古旧，村中小道杂巷纵横交错，小桥流水随处可见，母亲带我走了三四趟，我才基本弄清了进出村子的途径。第二周，我坚决不让母亲陪送，那一天，我起得很早，天刚蒙蒙亮便上了路。快进陶思村的时候，天已大亮，我的脸上满是露水和汗水。进村后，凭着感觉，我迷迷糊糊地穿过了村子，似乎非常轻松地到了学校，心中的那份喜悦无以言表。放学了，回家的脚步异常欢快，当再次走到陶思村村口时，已是炊烟袅袅暮霭沉沉，我一头扎进了这座迷宫一般的村子。起初还算清醒，兴许是天黑的缘故，我三走二转便迷失了方向，走呀转呀，转呀走呀，越急越是找不到出村的路。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敲门问路。当我好不容易走出村口时，母亲已等候多时，她一把将我搂进怀里，又亲又摸，一个劲地责怪自己和安慰我。我哭了，等我慢慢平静下来后，母亲深一脚浅一脚地带我返回陶思村，娘儿俩一连走了两个来回。路上，母亲反复给我交代小巷的特点、小桥的位置、小河边的住家等标志，回到家，村中已是万籁俱寂。第二天，母亲执意要送我，我倔强地直摇头。
母亲无奈，只好在我临上路前千叮万嘱，别忘了回家的路。
车过长汀，路过一片坦荡的原野。我的手机终于苏醒，叮叮当当响个不停，这是对大山屏蔽、信号无法穿越的宣泄。我习惯性查看手机，看着看着，一条短信触目惊心：“妈妈早上8点左右病逝，接到信息速回。大哥。”
平地一声炸雷，顿时将我击晕，眼前一片模糊。我立即打电话回家，惊慌中拨错三次。接通电话后，传来老父亲泣不成声的话语……
母亲早上走了，差不多就是我想起她送我去上学的那个时刻。我不知道是上天传信，还是天人感应，怎么就在那个当口，突然想起了她老人家。我想，可能那个时候的母亲，生命弥留之际，在等待不在她身边的子女，她在用她特有的第六信号，用她慈母的顽强信念，用她包容乾坤的母爱，用心灵在呼唤早已一年多没有见面的儿子！我潸然泪下。应了母亲临别时的话语：我们母子还能见着面吗？
我决定赶厦门、飞南京、转苏北，悼亡灵。
当我第二天凌晨四点赶到老家时，母亲已整齐地穿戴好寿衣，头朝外、脚撑砖，安详地躺在大哥家的厅堂里。头前的小油灯，闪动着泪花，在寒风中颤抖。我“扑通”一声跪到母亲头前，泣不成声。墙上，母亲的遗容依然那么慈祥，那双始终关切的眼睛好像跟我说话：“儿啊，你终于回来了……”我失声痛哭：“妈妈，我回来了，我回来迟了，对不起啊，妈妈……”
母亲把我带到人间，我把母亲送入天堂。
我和哥弟们将母亲送到火化炉边。司炉工将母亲推到炉前，我们兄弟四人并排跪于母亲灵前，目送她进入炉中。
一串火光，一声轰响，一阵轻烟，一片空白。
二
母亲叫缪秀银，1925年10月21日（农历十月初六）出生在泰州附近一个叫苏城的中医世家。据她讲，她的祖父是方圆有名的中医。我的外祖父排行老二，继承了祖业。
母亲说，她是16岁那年跟随父母来到隐藏在连绵数百里布满了河岔、长满了芦苇、门前屋后都是湿地，名字叫草舍的小村子里的。这个村子不大，零零散散百来户人家，沿着古老的远盐官河———泰东河两岸住家，经济自给自足，主要靠开荒种地（水稻、小麦、油菜、棉花）谋生，副业主要从事制作砖瓦、榨油、捕鱼、编蒲，脑子活络的做点小买卖。生意做得大、有实力的主要有两户人家，其中一户姓赵，经营着砖瓦、棉花和食油等生意，加上赵家老爷是个儒雅之士，饱读《四书五经》，懂得诉讼文理，为人豁达豪爽，写得一手好字，交得各道朋友，遇事仗义疏财，经常济贫扶困，注重捐学修桥铺路，所以生意做得红红火火。赵家老爷大兴土木之余，乐于帮人打官司，据说在扬州、泰州、东台一带很有名气。母亲说，后来她才知道，那一年，这个世外桃源一般的水乡小村突然发生了可怕的疫情，很多青壮年得了一种怪病，皮肤发黄，浑身乏力，如果两条腿开始肿涨，之后肿得像大象腿后，不久就会死亡。而我的外祖父缪振松，从小研习中医，专攻黄病（血丝虫病，俗称“象皮腿”），而且敢动放水的手术，受这位名声远播的乡绅贤达赵老爷的专程邀请，前来治病救人。
后来，我终于知道，这个赵家老爷就是我的曾祖父赵桂城，即使现在当地方圆数十里，只要提到他的名字，不少老人依然肃然起敬。母亲之所以能够嫁给赵家长孙、我的父亲赵文俊，一来外公人品好、医术高、积德厚，救过当地不少人的性命；二来我的母亲清秀高挑，举止大方，性格温和，读过私塾，断文识字，背了一肚子孔孟之道，略懂医理，算盘打得流畅。我的父母于1947年正月结婚。这之前，内战已经爆发，上海很乱很恐怖，曾祖父怕长孙出事，只身冒险去了上海，强行将我父亲从当时的一所大学（复旦前身）接回，回来不久，便给父亲定了一桩门不当、户不对，年龄倒挂、文化学识相差甚远的亲事，这在封建思想浓厚的乡下简直不可思议。据说，结婚那天，父母之前都没有见过面，两人虽说心里都很别扭，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可违抗。1949年初，戴陶地区彻底解放，父亲响应号召，在人民政府支持下，在当地开办了第一所新式学校，由于父亲的不懈努力，学校办得有声有色，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他被政府任命为东台地区四个完全小学的校长之一。
从此，我的母亲跟随我的父亲辗转了东台许多乡村学校，沿着那条古老的泰东河生儿育女寻求生计，在范公堤西这片里下河水乡过起了寻常人家平凡的日子。 三
我于1961年6月底出生，是父母第6个孩子。据姐姐讲，母亲生我那天家中只剩半碗大米，还要招待接生的婆婆。母亲骨瘦如柴，怀我不易，但生我顺利，我生下来只有3斤多一点，像一只小猫，同样皮包骨头，阳春五月依然颤抖，基本没有哭声，接生的婆婆说我先天不足，体质太弱，不一定能够养活。母亲后来说，那时候看着我，心中特别难过，都没有力气哭，见我躺那儿不声不响手脚不动，只好用无力的手经常试检我的鼻子，是否还在喘气。好在父亲听说母亲生产了，匆匆赶回家，好容易在给我报户口的时候，乡里补助了几斤红糖。母亲就用这点红糖冲水喂我，自己吃哥哥姐姐们挖回来的野菜充饥，一口也舍不得沾口。由于严重营养不良，母亲没有一滴奶水，而且双脚浮肿。哥哥姐姐们能吃野菜米糠，而我的胃太嫩，只能靠流食维系。怎么办？几斤红糖能当几日吃喝，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孩子饿死。
母亲说，好在那一年她在黄连沟种了一点胡萝卜，挖回来做成糊糊能够喂点嗷嗷待哺的我。但有限的几根萝卜又能维持多久？
天无绝人之路。听说村上要办食堂，需要上好的杉木做大锅的上围和锅盖，支书到处打听找木料。母亲不知从哪里得知这一信息，急忙找上支书门，说我们家的墙上有上好的杉木衬板，愿意拿下来给村里使用。条件很简单，每日给三碗米汤即可。
村支书姓蒋，听了这话先是不解，听我母亲说了没有一滴奶水、孩子嗷嗷待哺之后，不但十分爽快答应，而且承诺再给一点碎米。这真是救人所难，菩萨之心！母亲自是感激不尽。这一年村上一共生了两个孩子，其中就有村支书家一个儿子，那个孩子奶水充足，长得胖胖乎乎的。村支书之所以积德，也是为自己的宝贝儿子祈福！
村支书办事精明，为了不引起误会，在村上公开场合宣布此事，征得大家同意，木板换米汤的事就定了下来。从此，村上做饭的赵二奶奶，每天在开饭之前，事先滗一碗米汤留下，里边当然没有一粒米，然后，我的母亲当着众人面拿回家中。
我们老家称这种米汤叫“米油子”，米油子养人啊！个把月后，奇迹在我身上发生，我的体重居然增加了二斤，哭声渐大，只是营养仍然不良，整天哭闹不止，以至哭出了脐疝，鼓出时大如黄瓜。赵二奶奶每每见状即开玩笑，说：“双鸡鸡双鸡鸡，长大就是驸马爷。”我骨瘦如柴，看上去像一条饿狼，所以村庄上没有了我的名字，提到“饿狼”，全村人都知道是我。一直到后来我胖了壮了，这名字小伙伴们依然叫得响亮。我不计较这些，只管顺口答应。
家里的粮食十分紧张，为了全家生计，母亲在家前屋后所有空地，都种上了庄稼。当时父亲在外地教书，尽可能省下口粮，同时大哥在外地上初中，不得不为他准备一点吃的。尽管得到先烈公社一个叫顾家安的党委书记的几次救济，但连我一家7张口，一天怎么都得有几斤粮食。妈妈终日奔波，去亲戚朋友家求借，但大家都很困难，好容易张个口，借个三斤五斤的，根本无济于事。到了1962年春上青黄不接之时，实在撑不下去了，父亲母亲一商量，决定将我送人抚养，为我寻找一条生路。
四
这是梁垛镇郊的一户还算殷实的白姓人家，主人是生产队长，夫妻俩四十开外，膝下无子，三四间瓦房，几分自留地，吃粮似乎不成问题。通过中间人多次串掇，看着良好的生存环境，我的父亲似乎动了心思，可母亲终究拿不定主意。但看着一个个孩子饿得脸色苍白尖嘴猴腮，特别是看着我骨瘦如柴，母亲在万般无奈之下，终于迟疑做了决定。
据大哥讲，那一天，母亲彻夜未眠，早上起来两只眼睛肿得油桃一般红亮。她流着泪，用颤抖的双手，为我慢慢穿上白家事先送来的新衣。一起哭的，还有我已经懂事的大哥大姐，大哥流着泪说：“妈妈不要把小弟送人了，从今往后我不上学了。”大姐也哭着央求：“妈妈，我从现在开始每天吃一顿饭，留给弟弟吃，即使饿死，也不能把他送人，以后他长大了，我们一家人拿什么脸面见他呀？”
自己养不起，又不能送人，总得让孩子有条活路吧。终于，村上有了饿死人的传闻。这消息让母亲心绪杂乱震颤楚痛，难道真的眼睁睁看着孩子在自己怀中饿死。不行，不行，一定得为孩子寻条活路。
母亲的决定是坚决的，但行动却是迟疑的。那天下午，她抱着我，撕心裂肺。她不知道今后怎么面对我的兄弟姐妹。多少年以后，每每想起这件事，母亲都是一脸茫然。她说她也不知道当时自己是怎么到达白家的。她把我放下时，她以为我会哭，没想到我居然笑了，笑得比任何时候都灿烂。母亲心里一揪，心想，这孩子怎么了……难道他自己知道要出离苦海，难道这是上天的安排？当她丢下我怆然伤神准备离开时，也就是走出白家大门的一霎那，突然听到我扯破嗓子啼哭起来。天啦，这声号哭，哭得母亲万箭穿心，从来没有奶水的母亲，居然乳房一阵痉挛，流下了几滴苦涩的乳汁。母亲不相信自己的感觉，伸手胸前一摸，果然是乳汁，几年未见的乳汁。她顿时激动得“哇”地一声哭了起来，疯了一般冲进白家屋里，狼似地号叫起来：我儿有奶了，我儿有救了，我要带着我儿回家了……她麻利扯掉白家买给我的新衣。白家的女人被眼前的举动惊呆了、感动了，等缓过神来，说：“赵家妈妈，别脱了，就当他做我们的干儿子，你们母子回家吧，衣服就算我们送给干儿子的。”这叫母子连心，上天显灵，上天之命不可违啊！
白家夫妻不但没要衣服，反过来还强给了我母亲几斤大米和一小袋面粉，算是对我和我家的接济，并且专程雇小帮船，由女主人陪着把我和母亲送回家中，这对我家来说，绝对是雪中送炭啊。那情谊犹如向东流淌的泰东河水，滋润着我们全家干涸的心。多少年来，我们全家一直没有忘记这对好心的夫妻。兴许真的是上天显灵，过了年把，这对夫妻传来喜讯，女主人居然怀上了孩子，第二年的秋天生了一个胖胖的儿子。事后，白家夫妻反过来感谢我的母亲，夸赞她是现世的送子观音，他们说，如果没有赵家母亲的那滴乳汁，没有赵家母亲的那番举动，就不会感动他们，让他们做出那些善举，也就不会感动上苍，随后给他们带来福报。一切皆有因缘，全是人间好事。
这不是上天对好人的褒奖和福报又是什么呢？ 五
我曾经调动我的所有记忆，总是想起一件事情，那就是，什么时候知道或者说认识了自己的母亲。苦思冥想，终于发现，对于母亲开始有记忆，是她生小弟的那天。
那是一个晴好的早晨，我们兄弟姐妹一起吃早饭，母亲突然喊肚子痛，大姐赶紧扶母亲回卧室躺下，然后跑步冲出家门。一会儿工夫，大姐叫来一个笑容可掬的老婆子。后来，我听到屋里传来母亲的呻吟声，再后来听到了孩子的哭声。我被叫到卧室时，看到了一个白白胖胖、光着身子的男孩躺在母亲身边，两条腿在向空中乱蹬。
那一年，城镇户口压缩，我们全家下放回乡被安置到第四生产小队，每人每年可以平价购买几百斤原粮，可谓丰衣足食，印象最深的是家中的天井里堆满了开辟荒草地时生产队分回来的芦柴草，那草垛几乎堵住了正屋的大门，我出去时真有开门见“山”之势，晚上出门小便，记性差，一不小心撞上草垛，割斜的草根刺得我手脸生痛。
母亲奶水极其丰厚，每当小弟如饥似渴地吸食时，我就站在一边出神地看着。每每此时，母亲就会说：“来，你也喝点！”我只是傻笑。说心里话，看到弟弟那么卖劲狂吸，我的心中难免产生冲动，也想尝尝母亲奶水的滋味，可由于小时候没有喝过，所以没有一丝一毫的喝的概念，充其量就不会喝食，所以，妈妈招手时总感到别扭和奇怪。这个时候，母亲总会说：生你时妈妈没有一滴奶水，可那米油子也挺养人的。
这一年我已经4岁了，有了小弟以后，母亲和兄弟姐妹更多关注的是他。一天，母亲见我坐在天井旁边高大的梨树下发呆，她笑着问我：“宝宝有什么不开心呢？”我说：“做小弟太好了，大家都喜欢他，我怎么做，大家才能喜欢我呢？”
母亲笑了，我这一生中，感觉是她笑得最为亲切慈祥、最为灿烂美好的一次。母亲说：“弟弟小，不会吃饭，不会说话，不会走路，大家悉心照顾他，他才能像你一样成长。你小时候，大家也是这样爱护喜欢你的呀。”说完妈妈把我揽到怀里，此时，我闻到了母亲身上的奶香，于是，我悄声地对母亲说：“妈，我也想喝奶……”妈妈没有回答，解开衣服，将乳头塞进我的嘴里。说实在的，记忆中，刚进口还有一点甜味，但我真的不会喝奶，吸了一口居然咽不下去，但感到心里特别满足，从此，再也不嫉妒弟弟了。一年之后的秋天，父母去泰州办事，哥哥姐姐们都想去，母亲没有带他们，而是带我去了。由于我天性好动，在上轮船时，不小心掉进了冰冷的泰东河里。这可不得了，父亲手上抱着弟弟，母亲反应奇快，毫不犹豫，一下跳进湍急的水中，一手死命抓住我，一手死命抓住轮船的缆绳。直到船上水手下去，将她和我救上来，这才松开了已经发僵的双手。她究竟呛了喝了多少水，反正父亲说当时已经神志不清，但仍然死死攥着双手不丢。之后的岁月里，母亲经常提起这件事，她说当时她根本没有考虑自己不会游水，只是一个闪念，我儿不能被水冲走，他是我的命，虽然自己子女多，他们当中只要一个没了命，我的命也就没了。
每每听到这些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话语，我的内心就会激起狂澜。
六
说真的，我对“文革”是怎么一回事并不清楚，印象中，到处听到大喇叭的声音，到处看见举着红旗游行的队伍，到处是可见贴着层层叠叠大字报的墙壁，批斗会一场接一场，口号声此起彼伏。
这一年的暑假是我们全家灾难的开始。首先是我的父亲，当时他在志红大队（夏龙）小学当校长。由于有人觊觎他的位置急于造反夺权，加之当时要按比例抓阶级敌人，刚好他家庭出身高，又是旧时知识分子，于是在用蜡纸誊写文艺演出剧本时，遭人陷害（被人用火烬烤熔誊写蜡纸后，将剧本中毛泽覃的“覃”，改成毛泽东的“东”），戴上了诅咒革命领袖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罪行如此深重，他被监视居住、揪斗批斗、游街示众，一次批斗大会，被造反派从高台上推下去，摔得头破血流。一天夜里，他趁看守的人睡着，偷偷翻窗摸黑，趟过20里沼泽湿地芦苇荡，一口气跑回家中，准备与母亲作最后交代、托付和道别。他认为他余下的日子只有两种可能，一是被造反派打死斗死，二是自己受不了折磨自杀而亡。这件事我们兄弟姐妹都不知道，这是父亲事后讲给我们听的。父亲说，被人陷害，百口莫辩，他当时已经抱着必死的念头，所以那天荒野水田里有无毒蛇根本没有考虑。那天临别时，他与母亲抱着痛哭，但母亲十分坚强，他让父亲一定要挺住，不为别的，就是为了一帮儿女，也要咬紧牙关，除非被人打死，再大的精神和肉体痛苦都要挺住。母亲坚信，世上没有过不去的坎，人间没有受不了的罪！活着，就是希望！
其次，遭殃的是我的哥哥姐姐们。大哥高中毕业，取消高考，一脸茫然，他不听母亲劝阻，去井冈山串联，结果弄得一身伤痛，垂头丧气，返乡务农。大姐初中毕业，同样回乡务农，瘦小的身躯担起了沉重泥水和粪便。二哥小学毕业，回到生产队，开始了极其苦难的放牛生涯，一次不小心从牛背上摔到犁耙刀上，小腿肚上割开一道深及骨头的五寸多长的口子，要不是四叔和母亲带着针线和布带缝合捆扎，及时送往大队卫生院，可能早就流血而亡。二姐三姐终止上学，年纪轻轻小小身躯便加入到生产队插秧、收割、养猪和种菜的行列，受尽蔑视和屈辱。因我和弟弟太小，一个6岁一个3岁，只好在家自由放养。眼前这一切，让母亲十分难受，但她异常坚强，要求子女们闭上嘴巴少说话，挺起胸膛多干活。她说：“黄河都有澄清段，来日终究洗冤屈！狐狸皮值钱，水牛肉值钱，而人是骨头值钱，自己要活得有点自尊和骨气，千万不要自我作践。
一个寒气逼人的下午，不知哪来的造反派将我们一家赶出家门，然后封门，准备抄家。我和弟弟比较贪玩，造反派和大人走后，对自家门上那个打叉的白色封条十分好奇，上前察看，由于两扇木门开始关着，当我们用力一攀时，门被推开一道缝隙，这一来封条自然被撕开。这下不得了啦！造反派发现敌情后，马上荷枪实弹赶来，不容分说要抓我的母亲和哥哥。他们不知情，矢口否认。我吓坏了，马上承认是自己不小心弄坏的。造反派仍然不信，一口咬定是大人指使的。好在姓杭的贫下中农代表是我家邻居，他说他看到是两个孩子不小心弄坏的。虽然大人脱离了干系，但我和弟弟仍然逃脱不开。造反派不服输，一个小子拿着枪指着我骂道：“地富反坏右的狗崽子，给我听好了，再不老实老子一枪毙了你。”母亲本来是一脸愧意，一听这话，顿时怒火万丈，一步冲到那个造反派面前，把他的枪口一下拉到自己胸前，冷笑着对他说：“枪口对着谁呢？我也是贫苦人家出生，有种的朝这里打，冲孩子逞能算哪门子英雄。” 我生过三次大病，每次都让母亲肝肠欲断。
第一次是1973年的秋天。兴许是我吹笛子和唢呐的缘故，我突然患了阴囊鞘膜积液，必须进行手术治疗。当时，父母信赖的名医丁医生介绍我们去时堰水产养殖场，找下放劳动的正规医学院外科专业毕业的朱医生治疗。为了省钱，父母决定去这个连手术台、病房都没有的养殖场去给我手术。
我正在长身体，身子极其单薄。母亲对父亲说：“三儿要去开刀了，会流血，临去前，买点肉，炖点汤，给他补补身体吧。”那时候，家中已经没有肉票，到哪儿去买肉？这天，母亲听说河东有户本家杀猪，她立即告诉父亲，让去碰碰运气。父亲去了，讲了我的情况后，老本家十分同情，决定将猪头脸匀给我们。不要肉票，议价，二角五分钱一斤。四毛八分钱，父亲买到二斤猪头脸。母亲拿到那毛乎乎的猪头脸，激动万分，赶紧去毛、洗净、炖汤，就连我弟弟都不让沾上一点，吃得我一肚子狐疑，得到如此这般的特殊待遇，不知自己究竟得了什么重病。后来，我不吃，执意要大家一起吃。母亲无奈，只好用剩下的肉，做了一锅大白菜汤，即使这样，她和父亲也没有舍得吃上一口。
父母陪我步行十华里，下午三点到达养殖场。看到环境那么简陋，只一个医生一个助手，而且说马上手术，母亲犹豫了。她暗下对父亲说：“这可是动刀子，而且是男孩的关键部位，那是我儿的好皮好肉，万一有个闪失，那可不是弄着玩的。”父亲听了那位朱医生的自我介绍，尤其是他用英文开处方，非但没有动摇，而且私下说服母亲。最后，母亲问我怎么办？我不知道如何回答，只知道这次来肯定要吃苦头，就跟母亲说：“只要能治好病，谁治都行。”
母亲最终还是迟疑地答应了。我是躺在一间十分矮小的草房内的一张小餐桌上进行手术的。朱医生主刀，一名年轻的男助手，再有就是我的父亲母亲。母亲说，当朱医生拿起手术刀准备下手时，她的心简直要跳出喉咙，那一刀下去，鲜血流出，她的两只眼睛几乎什么都看不见了，流出的不是红色的血液，简直就是墨汁。好在我被麻药麻住了，如果我叫一声，她可能就会栽倒在地。母亲事后说，她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挺过来的。做完手术，她的腿已经迈不开，话也说不清，和我躺在一起，不停地出冷汗，比我还要虚弱。母亲说，这是她一生中见过的最为惊恐的血腥场面，从此以后，她连鸡都不敢宰杀一只。
第二次算是旧病复发，仅过了一年多工夫，我的阴囊鞘膜再次积液，而且比前次更加厉害。这次母亲不听父亲的话了，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把我送到东台人民医院去。这次的手术非常正规，术前检查十分烦琐复杂。就在我手术的前天夜里，我的外公去世了。母亲痛不欲生，一头要为老父亲送终，一头要为儿子治病。她瞒着我连夜赶往兴化奔丧，安排好外公的丧事后，连夜赶往东台。用她的话说，那两夜一天根本就不是人过的日子。看到我躺在病床上昏昏欲睡，母亲内疚极了。当我醒来后问她去了那里，她笑着对我说，外公病得很重，去看外公了。等我出院的时候，我从二哥口中得知，我那令人尊敬的外公，一个悬壶济世、救人无数的老中医，历经人间苦难，含恨与世长辞！这一年，外祖父的曾孙、孙子、孙媳妇、儿子，由于人为的因素，与他一起，共赴黄泉！加上我的身体，我的母亲真是哭干了眼泪。
我出院的那一天，父亲背着行李往轮船码头赶，母亲扶着我慢慢步行，沿着十里长街，好容易挨到海道桥，我跟母亲说：“妈，我太难受，实在走不动了。”母亲见我脸色苍白，汗如雨下，可交了30多元手术等各类费用后，母亲身上已没有钱叫黄包车了，她很难过，让我在路边歇息再走，见我实在不想动弹，母亲决定背我。我不让，母亲就一直蹲在地下，坚决要背。最后，还是让母亲背了。我在母亲背上泪水涟涟。母亲走不动啊，走几步，停几步，再扶我走几步，那一天，东台城的那条街道真是长啊！
到达轮船码头，母亲已是汗流浃背，气喘吁吁，快累瘫了。可是，由于出院太早，加之走路到轮船码头的劳累，回到家发现，我的刀口已经部分开裂，见此情景，母亲悔恨交加痛不欲生。此后的日子，母亲对我小心翼翼，精心护理，每天到赤脚医生处抓药，为我换洗，不敢有须臾大意，一个多月后，我痊愈了，母亲脸上这才露出笑意。
光阴荏苒，一转眼到了1984年春天，我已经军校毕业，分到南京空军某部飞机修理厂工作。我被查出患了腹沟斜疝，便在空军四五四医院动了手术，出院后，我将消息写信告诉母亲。母亲知道后，不容分说，与父亲一起赶到南京，亲自接我回家调养，杀了好几只下蛋的老母鸡，那黄黄的鸡汤配上竹笋蘑菇，喷香诱人，一点不腻。
九
我的身体始终是母亲心头的牵挂，她说别的孩子她放心，就是我家三儿不能干体力活。怎么办？初中毕业的我，只好在家休息。为了我能学门手艺，母亲四处打探托人。学木匠，人家说是体力活，不行；学钳工，人家说同样不轻松，也不行；学轮船驾驶，人家说这个可以，但要有肯带的师傅。
父母绞尽脑汁，终于想起了多年前的老朋友徐老先生，他的大儿子是轮船驾驶员。徐家住在溱潼溱湖的南岸，离草舍有二十华里路。从此，父母的两条腿，迈在了通往溱湖南岸的泥土小道上。俗话说：“没钱渡河———远转。”为了节省来回渡溱湖的一毛钱，他们每次都围着湖岸转上一大圈，每次要多走三四华里，母亲每次回来腿脚都是肿的。可惜三个月连续跑了溱湖十趟，鞋子跑破了几双，还是没有结果。
这天上午，父母又去了溱潼溱湖。忽然，家里来了一个一脸络腮胡子的中年人。他自我介绍叫孙光焘，时堰中学老师，父亲的老同事，来找父亲办事。他见我在家无所事事，问愿不愿意去上中学。我不好回答，说要问我父母才行。父母回来后，留他吃饭。饭桌上，他提出让我去时堰中学一个叫“三时工读班”的编外高中班学习，我父母当时未置可否，说商量后再说。
那时，正值抗震防震期，一家人住在地震棚内。围绕这件事，全家七嘴八舌开始讨论。父亲认为读书无用，不如学门手艺。二姐认为与其窝在家中，不如送去读书，而且原来他班上许多同学都找门子上了高中。母亲进退两难，嘴上不想送我去，心里又感到不妥当。夜里，她睡不着觉，十分的烦躁。第二天一大早，她斩钉截铁地跟父亲说，溱湖她再也不去了，养儿不读书，不如养头猪，世事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多少年的古话怎么一时糊涂都抛到脑后去了呢？说不定哪天读书真的就有用了呢！母亲让我上午就去时中找孙老师报名，上高中去。 说起这个“三时工读班”实在令人不可思议，一间破旧的杂物房，大约19名来自时堰周边村庄没有被推荐上到高中的落榜应届初中生，没有课桌和板凳，没有固定的老师和课本，上午上课，下午基本劳动，因是另类生源，班上同学除了吃饭跟正规班次同学在一个食堂，其余时间几乎与他们没有联系。由于我的音乐特长，笛子、唢呐吹得好，学校业余文艺宣传队吸纳我进去，并成为骨干，从而使我在校内名气很响。这期间，我得到语文老师吴耀先（著名雕塑家吴为山之父）的垂爱，他自小爱文艺，会吹箫，邀我业余时间里辅导他的另一个儿子吴为人（空政文工团青年歌唱演员吴彦凝之父）音乐。我把这事告诉母亲。母亲说：“吴老师跟你爸是老朋友，他看得起你，你就去吧，不过，不能不懂装懂，那个老先生很有学问，你要向他学习。”从那时起，可能是家境相似的缘故（老师有7个子女，“文革”中被整，下放劳动做“920”，后被启用），我与吴家父子结下不解之缘。住校后，我几乎每天晚上都到他位于镇桥南吴家墩小河边的家中去，我发现吴老师读诗很有意思，不是朗诵，而是吟唱，当时我感到奇怪，多少年之后我才知道，那是一门极高的艺术。辅导之余，我与为山弟兄们同样玩到一起。一天，为山问我最喜欢他画的哪张画，我毫不犹豫地告诉他，碳素素描《你办事，我放心》（毛泽东与华国锋）。我还带为山拜访我的四叔，他用碳笔即兴为我画了一张很大的速写。到南京后，我与为山交往多年。吴老师与我亦有书信往来，并让为山登门赠诗作《瘦箫诗稿》（吴耀先著）一册纪念。
跟时堰中学正规班次相比，尽管受到了一些不公正待遇，甚至歧视，现在想来，母亲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尽管当时这个班对文化学习不重视，但在这儿，我学会了修理“195型”柴油机和驾驶“东风—12型”手扶拖拉机，学会了绕制小功率电动机，知道了“优选法（0.618法）”，阅读了孙光焘老师的大量藏书，受到了吴耀先老师的赏识，爱上了文学和写作。可以说，时堰中学的十个月，让我真正得到了尊重，唤回了自信，找回了人格，可谓如鱼得水。
现在想来，如果没有时堰中学这一步，就没有我的转入正规的溱东中学，就没有我的高考，就没有我的军旅……
十
粉碎“四人帮”后，母亲提出我转学到父亲所在的溱东中学就读。当时时堰中学把我当作特殊人才，不太愿意放我，母亲找到练荣广校长，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很快搞定这件事。
经过刻苦努力，1980年秋天，我终于以优异成绩考取军校，当时母亲并没有高兴。她反而十分忧虑，主要是担心我的身体，她怕部队复查把我刷下来。一直到我入校半年，她都时时担心。1981年春节，我第一次回家探亲，看到我身体十分健壮，她才舒展了皱了一年多的眉头。听说我想吃咸菜煮小杂鱼，大年初的到处打听，整整为我烧了半锅，那味道鲜美得天上有地上无。看到我吃得满头是汗，母亲的那份满足世间难寻。第一次探家，为了表达我的一份孝心，我为父亲买了两瓶酒，一条烟；为母亲买了一盒上好的铁盒包装的饼干和一袋麦乳精。母亲手捧食物十分感动，说：“今后回家什么都不要买，只要你平安回来，就是给爸爸妈妈最好的礼物！”令我不解和动容的是，第二年我回家休假，母亲居然拿出了我上一年买给她的食物。我问她为什么不吃，母亲说：“怎么舍得吃呀，看一眼就像见到你，再说也要等你回家一起吃才香。”我说：“放这么久不坏了吗？”母亲说：“哪能呢？我用锡纸包好埋在石灰里，肯定不会坏的。”我打开铁盒，饼干颜色虽然发暗了，但咬一口仍然咯嘣脆。我无话可说了，只是一个劲地说：“不能这样，哪天说不定这样就坏了。”母亲见我语气认真，连忙解释说：“不是我们小气，而是心中有个念想，儿行千里母担心，有你给我们买的食物在身边，等你回来一起吃，我和你爸还有你弟弟心里就很踏实。”那袋麦乳精可没那么幸运，硬得像石头，只好扔掉，但母亲没有可惜。
1982年9月，小弟考取大学，父母送其入校顺拢南京。我抽空陪他们游览了玄武湖和中山陵，参观了大校场机场。母亲说，这是她一生中玩得最惬意开心的几天，回到老家逢人就拿出照片，讲南京多么美，机场多么大，儿子多么棒，仿佛儿子把她带入了仙境。其实，南京城内还有太多太多的名胜古迹和迷人美景，可惜我都没有陪她多玩玩多看看。
1985年5月，我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将喜讯告诉父母，接到信后，母亲夜不能寐，连夜让父亲给我写信，夸我，同时提醒我：“荷花虽好，来自污泥，千万不能骄傲自满，不能做丢人现眼的事。”
1990年春天，我与爱人即将结束分居两地的生活，她和儿子决定迁往南京。那时的交通极不方便，老家的一点家具又舍不得丢弃。母亲不知从什么地方打听到，近期有运化肥的空船开往南京。于是跟我说，让我带上一点轻便的物品，其余由她和父亲跟人家的便船前往。那种小船驶在浩大长江上极不安全，而且吃住拉撒十分不便。10天以后，父母居然带着这批旧家具来到南京。父亲说，母亲晕船厉害，一路吐了不知多少回。送完家具，她见我们住的地方太小，第二天推说有急事要回苏北，怎么挽留都不行。那一年母亲已经65岁，多种疾病缠身，送她和父亲去长途汽车站，我的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苦涩。
我从1990年到1995年，由于特殊原因，整整6年没有回家过春节。父亲说：“每到大年三十，你妈就会坐在电视机前发愣，看到军人出场的节目，她十分认真，有时甚至落泪。”
1996年春节，我们全家回老家过年，母亲激动万分。此时，我已经是一名团职军官，而且当年荣立了三等功。我拿着金光闪闪的军功章给她看，她十分高兴，我说：“军功章有我一半，也有您和爸爸一半。”她笑了，然后揺了揺头，拉着我爱人说：“你说得不对，这军功章有你一半和她一半。真正给你帮助和持家的是她，你立了功，她也是功臣！”
1997年秋天，母亲突然跌断股骨，卧床不起。我工作繁忙，无法回家看望，电话中我让她保重，可她十分乐观，听起来没事儿一般，说不要分心走神，好好工作，再立新功。年底我回家看她，这时我才知道，其实她一直躺卧在床，根本不能动弹，接电话时都是爸爸扶着她，十分吃力，每次都是一身冷汗。我说：“养我这样的儿子有什么用，一点回报都没有。”母亲说：“你错了，只要你们一家平安，工作顺利，身体健康，就是对我和你爸的最大回报，反正我卧床休息，除非你回来了，我马上能站起来那还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