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之前，人的快乐逐年下降，全球的平均低谷是46岁，随后触底反弹，一路走高。
　　如今几乎没有人想要长大。30岁的女白领自称“宝宝”，胡子拉碴的大叔喜欢用时髦词，那些科技公司为了营造“自然舒适、有创造力”的空间，纷纷在辦公楼里安装了滑梯、海洋球、蹦床和糖果屋。与此同时，没有人觉得这是幼稚的，反而认为这是自由和纯真的标志。
　　美国学者苏珊·奈曼写过一本哲学小书，名为《为什么长大》，其中就提到，如今的社会恐怕不是一个鼓励人走向成熟的社会，因为孩子更容易成为顺从的公民（兼消费者）。成长比你想象得难太多了，难到你想要抗拒。在你的经验体系中，成人的世界是惨淡荒凉的：一方面，总有人不断提醒你，要接受现实，放弃做梦，学会妥协。另一方面，有人源源不断地将各种保健品、营养素和美容霜塞到你手里，鼓励你买买买，通过购物，获得自我认同。生怕你有一点儿不高兴，希望你永远兴高采烈，但事实上，只有孩子才遵循快乐至上原则，成年人都应该明白，人生本来就有很多痛苦。
　　消费社会为我们提供了一系列玩具，它们“助长了我们懒惰的天性，使我们幼儿化的过程更为简单微妙”。这些玩具包括智能手机、汽车、电脑等等，当然，它们不会被描述为玩具，而被描述为成年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工具。奈曼接下来说，如此一来，“创造更公正更人性的世界的理想被说成是孩子气的梦想。得到玩具——例如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以巩固我们在消费经济中的位置——是正事，为了它必须放弃梦想。这种虚假的本末倒置使我们永远滞留在迷惑之中。难怪康德说，远离自我招致的不成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重要的革命”。
　　提到工作，上世纪60年代，保罗·古德曼在《荒谬的成长》一书中就曾说过，成年之后的工作应当是有意义的，你投入时间、精力、能力和热情，换来荣誉和尊严。然而实际上，这样的工作越来越少，“演员像小丑一样工作；作家和设计师像白痴一样思考；广播公司和保险公司知道事情的真相，而且煽风点火。他们时而自信满满、谎话连篇、油嘴滑舌，时而阿谀奉承、傲慢无礼”。50年后看来，越来越多的人陷入职业倦怠，只能通过买新一轮的“玩具”来麻痹自己，工作的焦点不在于它本身带给你的满足感和意义感，而是消费能力和虚拟“地位”的提升，我们似乎已经走进了古德曼所说的“永远处在青春期的社会”。
　　难道孩童是自由的吗？青春期别别扭扭的少男少女们是自由的吗？这里的“自由”恐怕是相对成年的“严肃”而言。严肃意味着不苟言笑、冷酷、严厉，也意味着果断、认真、责任——这些含义杂糅在一起，令人想逃避。但那种自由就是真的自由吗？真正的自由恐怕是一种很沉重的东西。就像一位哲学家所说，到了20世纪，自由成为人避之不及的命运，因为它实实在在地落到了具体的个人身上，不再是抽象的、普遍性的东西，它意味着选择，也意味着我们必须为自己做的一切承担责任，迎接后果。
　　以往，人们在40岁以后面临精神危机，现在则有了新名词叫“前中年危机”，意思是30岁出头的人就开始有危机了。这种所谓前中年危机，可能是面对青春丧失的不甘，他们不能再像年轻人那样不负责任了，却还没学会像以往的中年人那样负责，过一种无聊反胃平庸的家庭生活。或许我们把成年想得太差了，把老年想得太差了。奈曼书的最后一章中援引了一些心理学和经济学研究，研究表明，大多数人越老越快乐。许多人的汇报呈“U”型现象：中年之前，人的快乐逐年下降，全球的平均低谷是46岁，随后触底反弹，一路走高。成长和变老并不完全是一个衰退的过程。
　　歌手科恩说，他的骨头可能“会在曾经活跃的地方出现疼痛”，但他依然在努力使自己成为想要成为的人，他的生活充满了他以前未发现的意义。科恩的人生，如今已尘埃落定，他算不算得上是成年生活的典范呢？我们每个人大概都有自己的典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