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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梳理夏商周考古学的学术史，从中总结出中国考古学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并总结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特点，并就今后的考古工作作了一些展望。
关键词：夏商周考古；研究现状；展望
中图分类号：K87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4-0037-01
夏商周考古的研究最开始是以商代考古的研究为起点的。1928年10月——1937年6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在安阳殷墟连续进行了15次发掘，取得了很大的收货。不仅对商代历史，而且对中国考古学史、对中华文明的起源研究都有重大意义。同年，马衡先生对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进行了调查，并作了小规模的发掘。1932年4月到1933年12月，中央研究院和河南古迹研究会对浚县辛村卫国墓地进行发掘。1933——1935年，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考古组由徐旭生在陕西渭河流域进行调查和发掘，最后由苏秉琦主持整理编写《斗鸡台沟东区墓葬》，首次运用类型学的方法做研究。1935年8——9月，由中研院会同河南的考古机构以郭宝钧为首的考古发掘团，进行了发掘。12月，在辉县琉璃阁发掘。
以上主要为解放前中国人自己所做的考古工作。国外的学者也做有零星的工作，如日本学者调查发掘了河北邯郸赵王城和山东曲阜鲁国故城等。这一系列的考古工作，为研究夏商周考古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也获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更为重要的是培养了中国第一代的考古学人才，这个时代的许多名字代表了中国“考古界的第一代精英。[1]”限于资料的缺乏，夏代考古没有启动。
建国以后，为配合国家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夏商周考古学迎来了它的春天。重大的研究课题有“商文化的渊源和夏文化的探索、殷墟的布局和文化分期、商周都城的形制和发展、商周的经济生活和少数民族的文化遗存等一系列重要的课题。[2]”建国后一直到今天，夏商考古的主要发现有二里头遗址，发现了宫殿区的道路系统，发掘了夯土建筑基址。在偃师商城的大城内发现小城，搞清楚了大城与小城的关系；在郑州发现的小双桥遗址，这是商代早期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遗址；在安阳殷墟，发现了甲骨卜辞；1999年，在殷墟以北发现洹北商城，是殷墟考古的又一重大突破。这是比较重要的考古发现。在这些重要资料的支撑下，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研究成果，中原地区的夏商周考古学文化编年体系已经建立。两周考古的年代标尺也已建立。随着各省市考古发掘与研究的深入，列国文化研究也热起来，周边地区的考古学年代谱系基本建立。青铜时代最重要的成就体现在青铜器上，众多青铜器的发现，加上科技手段的介入，对于了解当时青铜原料的开采，青铜冶炼，青铜铸造，青铜分配，青铜礼制以及文字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
目前学术界对于夏商文化的研究上，仍主要集中在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还是半夏半商亦或是完全的商文化。许宏认为“二里头遗址为商王朝都城”。“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二里头遗址的二里头文化一期并非最早的夏文化，豫西地区早于二里头文化一期、晚于河南龙山文化的“新砦期”遗存是夏代早期夏人的文化遗存的见解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重视和支持。[3]”
夏商文化的分界问题，主要分为三派，郑亳说以及新、旧西亳说，郑亳说与新西亳说在观点上已经十分接近，但关键点在于两派对于偃师商城是否为亳都的看法仍然不能达成共识，两派出于各自的考量，将最早的商文化确定在二里头四期后半段，而将以往的二里头文化二、三期，三四期分界说搁置。由于现有材料不能说服三方，所以寄希望于新材料的发现。对于先商文化的探索，目前学者们在漳河型文化、南关外期遗存以及岳石文化等考古学文化族属上存在分歧，亟需新材料的发现。目前学术界关于商文化的来源，更多的倾向于商人源自东方。对于先商文化与商文化的分界问题，更多人赞同“以为代表的二里岗下层早段遗存是商王朝建立后的商文化早期遗存。近两年郑州商城发掘的新资料，也证明了这一观点的正确性。[3]”
对于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同属于商都的观点已经成为共识，但对于两者间的年代早晚，以及其性质，尚不明确。
“年代后半期，越来越多的学者随着商文化分期研究的深入和郑州小双桥、邢台东先贤、安阳洹北花园庄等遗址的发掘认识到：在二里岗期商文化和以安阳大司空一期为代表的殷墟一期文化遗存之闾，存在着一个过渡阶段。最近，有的学者提出，应将其单独划分出来，作为商文化中期。此时期约相当于文献记载的商代历史上的“河檀甲居相”、“祖乙居邢”“南庚迁奄”，也包括商王武丁之前的三位商王——盘庚、小辛、小乙时期的遗存。这一观点正在受到学术界的重视。[3]”
对先周文化与西周文化的分界研究取得突破。“年，为配合夏商周断代工程而在西周都城沣镐遗址的沣西毛纺厂一带进行的考古发掘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收获——发现了考古学者们多年来孜孜以求、以18号灰坑及其出土遗物为代表的丰富的先周文化晚期（即文王迁丰之后至武王伐纣之前）的遗存。从先周文化晚期至西周晚期的系列地层及其遗存的发现，为研究先周文化的面貌及其同西周文化的分界提供了令人信服的标尺。[3]”但当前先周文化研究处于“战国时代”，雷兴山说：“在当前先周文化研究领域，如果有一种意见得到两个人认可的话，那就是多数派。[4]”对于西周考古的发现，最为重要的莫过于周原遗址，出土甲骨以及西周城、铸铜作坊、周公庙墓地等重要资料。
当前的研究形势是考古学正处于最好的时期。研究越来越深入，方向越来越多样，研究方法在更新，研究理念在创新。同时也存在观点对峙，谁也无法说服谁的尴尬境地，亟需新的材料介入以答疑解惑。个人认为，考古发掘已经从平原转向山区，“好吃肉已经被吃的差不多了，现在到了啃硬骨头的时候”，目前的研究困境可能与之前学界的关注点集中于那些自然条件好，现代交通便利的地方，再加上国家的重大基础设施的建设主要集中于这些地区。但现在，这一局面已经不能继续下去了，国家大力扶贫，山区地区的考古工作必然增多，考古工地的分布也更多的在山区，在山上，我们需要进山，上山，迎接山区考古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1] 井中伟等编《夏商周考古》科学出版社 2013年5月
[2]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二十年》《考古》1997年第8期
[3]王巍 近年来夏商周考古学研究的主要进展 《三代考古》2004年
[4]孙庆伟《追迹三代》 上海古迹出版社 2015年6月
作者简介：贾文涛，男，汉族，山西临汾人，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商周考古。
关键词：夏商周考古；研究现状；展望
中图分类号：K87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4-0037-01
夏商周考古的研究最开始是以商代考古的研究为起点的。1928年10月——1937年6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在安阳殷墟连续进行了15次发掘，取得了很大的收货。不仅对商代历史，而且对中国考古学史、对中华文明的起源研究都有重大意义。同年，马衡先生对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进行了调查，并作了小规模的发掘。1932年4月到1933年12月，中央研究院和河南古迹研究会对浚县辛村卫国墓地进行发掘。1933——1935年，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考古组由徐旭生在陕西渭河流域进行调查和发掘，最后由苏秉琦主持整理编写《斗鸡台沟东区墓葬》，首次运用类型学的方法做研究。1935年8——9月，由中研院会同河南的考古机构以郭宝钧为首的考古发掘团，进行了发掘。12月，在辉县琉璃阁发掘。
以上主要为解放前中国人自己所做的考古工作。国外的学者也做有零星的工作，如日本学者调查发掘了河北邯郸赵王城和山东曲阜鲁国故城等。这一系列的考古工作，为研究夏商周考古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也获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更为重要的是培养了中国第一代的考古学人才，这个时代的许多名字代表了中国“考古界的第一代精英。[1]”限于资料的缺乏，夏代考古没有启动。
建国以后，为配合国家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夏商周考古学迎来了它的春天。重大的研究课题有“商文化的渊源和夏文化的探索、殷墟的布局和文化分期、商周都城的形制和发展、商周的经济生活和少数民族的文化遗存等一系列重要的课题。[2]”建国后一直到今天，夏商考古的主要发现有二里头遗址，发现了宫殿区的道路系统，发掘了夯土建筑基址。在偃师商城的大城内发现小城，搞清楚了大城与小城的关系；在郑州发现的小双桥遗址，这是商代早期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遗址；在安阳殷墟，发现了甲骨卜辞；1999年，在殷墟以北发现洹北商城，是殷墟考古的又一重大突破。这是比较重要的考古发现。在这些重要资料的支撑下，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研究成果，中原地区的夏商周考古学文化编年体系已经建立。两周考古的年代标尺也已建立。随着各省市考古发掘与研究的深入，列国文化研究也热起来，周边地区的考古学年代谱系基本建立。青铜时代最重要的成就体现在青铜器上，众多青铜器的发现，加上科技手段的介入，对于了解当时青铜原料的开采，青铜冶炼，青铜铸造，青铜分配，青铜礼制以及文字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
目前学术界对于夏商文化的研究上，仍主要集中在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还是半夏半商亦或是完全的商文化。许宏认为“二里头遗址为商王朝都城”。“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二里头遗址的二里头文化一期并非最早的夏文化，豫西地区早于二里头文化一期、晚于河南龙山文化的“新砦期”遗存是夏代早期夏人的文化遗存的见解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重视和支持。[3]”
夏商文化的分界问题，主要分为三派，郑亳说以及新、旧西亳说，郑亳说与新西亳说在观点上已经十分接近，但关键点在于两派对于偃师商城是否为亳都的看法仍然不能达成共识，两派出于各自的考量，将最早的商文化确定在二里头四期后半段，而将以往的二里头文化二、三期，三四期分界说搁置。由于现有材料不能说服三方，所以寄希望于新材料的发现。对于先商文化的探索，目前学者们在漳河型文化、南关外期遗存以及岳石文化等考古学文化族属上存在分歧，亟需新材料的发现。目前学术界关于商文化的来源，更多的倾向于商人源自东方。对于先商文化与商文化的分界问题，更多人赞同“以为代表的二里岗下层早段遗存是商王朝建立后的商文化早期遗存。近两年郑州商城发掘的新资料，也证明了这一观点的正确性。[3]”
对于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同属于商都的观点已经成为共识，但对于两者间的年代早晚，以及其性质，尚不明确。
“年代后半期，越来越多的学者随着商文化分期研究的深入和郑州小双桥、邢台东先贤、安阳洹北花园庄等遗址的发掘认识到：在二里岗期商文化和以安阳大司空一期为代表的殷墟一期文化遗存之闾，存在着一个过渡阶段。最近，有的学者提出，应将其单独划分出来，作为商文化中期。此时期约相当于文献记载的商代历史上的“河檀甲居相”、“祖乙居邢”“南庚迁奄”，也包括商王武丁之前的三位商王——盘庚、小辛、小乙时期的遗存。这一观点正在受到学术界的重视。[3]”
对先周文化与西周文化的分界研究取得突破。“年，为配合夏商周断代工程而在西周都城沣镐遗址的沣西毛纺厂一带进行的考古发掘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收获——发现了考古学者们多年来孜孜以求、以18号灰坑及其出土遗物为代表的丰富的先周文化晚期（即文王迁丰之后至武王伐纣之前）的遗存。从先周文化晚期至西周晚期的系列地层及其遗存的发现，为研究先周文化的面貌及其同西周文化的分界提供了令人信服的标尺。[3]”但当前先周文化研究处于“战国时代”，雷兴山说：“在当前先周文化研究领域，如果有一种意见得到两个人认可的话，那就是多数派。[4]”对于西周考古的发现，最为重要的莫过于周原遗址，出土甲骨以及西周城、铸铜作坊、周公庙墓地等重要资料。
当前的研究形势是考古学正处于最好的时期。研究越来越深入，方向越来越多样，研究方法在更新，研究理念在创新。同时也存在观点对峙，谁也无法说服谁的尴尬境地，亟需新的材料介入以答疑解惑。个人认为，考古发掘已经从平原转向山区，“好吃肉已经被吃的差不多了，现在到了啃硬骨头的时候”，目前的研究困境可能与之前学界的关注点集中于那些自然条件好，现代交通便利的地方，再加上国家的重大基础设施的建设主要集中于这些地区。但现在，这一局面已经不能继续下去了，国家大力扶贫，山区地区的考古工作必然增多，考古工地的分布也更多的在山区，在山上，我们需要进山，上山，迎接山区考古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1] 井中伟等编《夏商周考古》科学出版社 2013年5月
[2]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二十年》《考古》1997年第8期
[3]王巍 近年来夏商周考古学研究的主要进展 《三代考古》2004年
[4]孙庆伟《追迹三代》 上海古迹出版社 2015年6月
作者简介：贾文涛，男，汉族，山西临汾人，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商周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