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集《商州初录》是作家贾平凹首次对故乡商洛进行成规模的文学书写。其由一篇《引言》和十四篇独立的文章组成，展示了商洛一系列代表性的自然人文风貌。该作品1983年5月在《钟山》杂志刊出之后，迅速受到文坛和外界较广泛关注，也使现实的商洛真正以文学地理坐标形式进入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不仅如此，20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的“寻根文学”思潮将《商州初录》追认为一份有代表性的样本，更加强调了作品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和地方精神属性。
　　虽然贾平凹至今尚未对商洛地方精神的内涵做出定义式的明确表述，但相关思考的意图已在其自述的《商州初录》创作动机中流露出来。《商州初录·引言》写道：“商州到底过去是什么样子，这么多年来又是什么样子，而现在又是什么样子，这已经成了急需向世界披露的问题，所以这也就是我写这本小书的目的。”此亦可谓贾平凹对商洛历史文化本质进行精神探寻的声明。
　　《商州初录》中，贾平凹对商洛地方精神的探寻从地方民情素描、地方民俗表现、地方山水抒情三方面予以了不同程度的表述，形成了清晰可辨的路径。对此路径进行梳理分析，贾平凹对“商洛精神”进行文学化建构的自觉亦可得到说明。
　　一、地方民情素描
　　商洛深处秦岭腹地，山坡沟峪孕育地方民气。山地文化由此成为商洛地方精神的天然底色：既有交通闭塞导致的落后保守，也不乏自给自足造就的天真淳朴。而以“商山四皓”和“商於古道”为代表的独特历史传统，又给予了此处民众一种隐逸恬淡、礼敬诗书的古风熏陶。二者水乳交融，成为贾平凹《商州初录》中不吝啬笔墨的描述对象。《莽岭一条沟》一文中对此叙述得最为集中：山路行人途中换新草鞋，习惯将旧草鞋整齐放在路边，为后来者提供方便;秋天树上结出核桃、板栗、柿子等当地特产，若偷摘之人被主家发现不但不会挨骂，还会被主家以礼相待，使行窃之人自觉羞愧;山民家家户户门前石条上都放着盛茶叶的罐子，免费为口干舌燥的行人舍茶供水;山中采药的老者挖草药救治跌伤的行路人，分文不收，甚至救助病狼……这类看似朴实无华的民情素描，实则蕴含着对道德品格的颂扬，闪耀着美好的精神之光。而对商洛因地处偏远、生活不易造成的民众生活困境，《商州初录》也从激发民众发展毅力和追求个人幸福勇气的角度予以美化点染。比如，莽岭中十六家住户共同集资筹款修路，半年才修了四公里，但他们并未就此放弃，而是激发出了愚公移山的斗志;（《商州初录·莽岭一条沟》）住山间河滩桃冲里的大娘小媳妇移植河南白麻，兴业致富，聚拢了一地的人心（《商州初录·桃冲》）;退伍军人以男儿的血气方刚冲破寡妇不能再嫁的世俗偏见和亡夫家的阻挠，将自己与年轻寡妇间的恋情公之于众（《商州初录·石头沟里一位退复军人》）;冯家湾村三十出头单身农民遭遇婚娶难题却不放弃用“漂流瓶”寻求爱情的希望（《商州初录·摸鱼捉鳖的人》）;宁可得罪老父也要自由恋爱的柞水姑娘（《商州初录·屠夫刘川海》）……无不向读者展现了商洛民众在古老土地上为新生活而做的憧憬和努力。
　　《商州初錄》对“商洛精神”在民情上的反映多以正面着眼。但在《小白菜》《刘家兄弟》《龙驹寨》《一对情人》《一对恩爱夫妻》诸篇中，贾平凹并未忽视商洛特殊历史时期发生的罪与罚、丑与恶，也直录了经济发展对传统社会的观念冲击及带来的新旧道德矛盾。虽然这些文章中对相关人情世态的描述仍是作为现象的呈现，尚未对个中复杂成因进行较为深入的反思（贾平凹后来创作的《商州再录》对此进行了一种弥补），但作者在地方民间种种不堪之处发掘人性善意的努力却一以贯之。于是，才有泥水匠苦心为弟赎罪（《商州初录·刘家兄弟》），戏曲女演员小白菜舍身抗暴（《商州初录·小白菜》），平凡夫妇历经痛苦依旧恩爱如初（《商州初录·一对恩爱夫妻》）以及默认了自己在时代进步中落伍的老父（《商州初录·一对情人》）。便是对龙驹寨里那些因沾了不良市场风气而变得势利算计的年轻人，贾平凹也不忘写下“白日在市场纠察，夜里在四邻走访”的厚道长者去对之进行约束和管教。可见，有心为故乡树碑立传的贾平凹明白：真正的地方精神的凝练从来就是基于真、善、美的恒常标准，不惧时间洪流的冲刷，也不会被现实的污浊所淹没。
　　二、地方民俗表现
　　“民俗，是民众生产、生活和情感的地域性表征，是人民大众文化创造的鲜活符号。……代表着一个民族、一个地域的文化根基和主体性。”“商洛精神”并不是一种抽象的空想，而是凝结于商洛民众的衣食住行中。《商州初录》将此作为商洛民俗予以文学的表现，既描绘出商洛民众繁衍生息的朴实状貌，也凸显出“商洛精神”的日常形态。
　　“民以食为天”，《商州初录》中对商洛饮食民俗的描写最具特色。比如，《商州初录·引言》中就勾勒了商洛人的特有饮食偏好—他们认为玉米、土豆极能养人，把玉米粒碾碎再加土豆熬制成糊，一天三顿也吃不腻。又如，商洛民众都喜储熏肉，一是家庭富裕程度的象征;二是熏肉由盐腌制，不易变质。若遇家中来客，主菜必有足量的熏肉，辅以土酿的柿子酒、苞谷酒，方显待客之道（《商州初录·莽岭一条沟》）。在类似以耐饥抵饿为主要特点的饮食风习中，商洛民众务实、尚俭的精神品性可见一斑。
　　至于商洛地方的服饰、民居、婚嫁、集会、曲艺等民俗样貌，在《商州初录》的《龙驹寨》《棣花》《白浪街》等篇章中叙写较多，皆作为对地方民众生活热情欢闹的外在形态予以呈现，趋向着乐观、明朗的精神维度。由此发端，贾平凹在后来以商洛为题材或背景的小说、散文创作中对商洛民俗的持续书写，使之文学表现倍加丰富，最终形成了“商洛精神”这一重要文学载体。
　　值得另加提及的是，商洛山民留客居住的特殊风俗在《商州初录》的《黑龙口》一文中留下了引人注目的记录：从西安到商州，第一个地界是黑龙口，遇上风雪阻路，旅客就在黑龙口住店过夜。若住到山民家中，主客便会同睡一炕，男主人只用身体做墙隔开客人与家属。若男主人夜里外出，就在炕中间放一条扁担，回来便端一碗凉水让客人喝，客人喝了凉水就算自证清白，若是不喝就会被认定是做了对不起主家的事，得挨主家一顿打后被赶出门，随身携带的行李也要留在主人家里。对此种略带传奇性质的民俗，贾平凹并未夸大其戏剧性，而将其视作商洛民俗原生态的文化表现。“商洛精神”在此特定情境中化入一种民众性格和地方伦理的具体形象，更让人可亲可感。 　　三、地方山水抒情
　　《商州初录》中部分篇章直接用商洛山水地理或区域地标命名（如《黑龙口》《莽岭一条沟》《桃冲》《镇柞的山》《白浪街》等），其中对山川地貌、风景民居描绘详细，不仅体现出商洛自然地理相关特点，更渲染出一种诗情画意的文学地理氛围。商洛山水在贾平凹笔下充满灵性。比如，“镇安柞水一带的山，纵横千里，高耸入云，却从未被天下知晓，究其原因，似乎所有名山的特点无不包括……”又如，“那里不论到任何地方，只要有水，掏之则甜，若发生口渴，随时见着有长猪耳朵草的地方，用手掘掘，便可见一洼清泉，白日倒影白云，夜晚可见明月，冬喝不渗牙，夏饮肚不疼”。这样的山水鸟兽自在、万物和谐，堪称“生命乡土”。商洛民众依山傍水而居，自当陶然长乐。比如《桃冲》中的摆渡老汉，其家住河滩平台上，周围种满桃树，又在桃林中栽植翠竹，红绿掩映，每日悦目赏心。又如，“一石分三省”（陕西、河南、湖北）的白浪街上，四十二户住家都做生意，却既不抢生意，又不给他人使绊，彼此爱其所同、敬其所异（《商州初录·白浪街》），堪称人人乐得其所的“精神家园”。
　　上述综合了“生命乡土”与“精神家园”的文學演绎正是贾平凹对商洛灵山秀水的最美抒情（继《商州初录》而作的《商州又录》更将此种抒情特质推而向远）。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商州初录》最具散文魅力之处不在于叙事情节的曲折动人，而在于抒发了对一方水土的真情，其对商洛山水的渲染便是无处不在的纽带，将散布其间的人物和故事聚集为对一种理想生活的诉求，也成全着贾平凹对地方精神价值的永恒希望的由衷讴歌—“商州，实在是一个神奇的土地呢。它偏远，却并不荒凉;它瘠贫，但异常美丽。……其山川河谷，风土人情，兼北部之野旷，融南部之灵秀;五谷杂粮茂生，春夏秋冬分明，人民聪慧而不狡黠，风情纯朴绝无混沌。”
　　四、结语
　　贾平凹以《商州初录》为商洛立下了首个文学的纪念碑。其笔下的“文学商州”版图由此不断扩大，对“商洛精神”的包容与探寻亦不断丰富和深入。但无论如何，“商洛精神”源于自然环境的塑造，饱含历史文化的积淀，在商洛民众世代传承发展中所秉承的文化价值核心—真、善、美始终不变。《商州初录》证明了这一路径向度的自觉，也奠定了其文学建构的基调。
　　基金项目：本论文为2020年陕西省社科界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项目“贾平凹散文对‘陕西精神’的文学化构建研究”（2020Z118）的研究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