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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团结争取了大批党外爱国民主人士，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增强了抗战力量，孤立了反共顽固势力，为夺取华中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起了重大作用。
礼贤下士，尊重民主人士
新四军在与民主人士交往过程中，以谦逊的态度，抱着虚心问政求策的态度，使他们感受到受尊重、受器重。为了争取地方实力派李明扬、李长江，陈毅冒险三进泰州。朱履先是辛亥革命耆宿，苏中著名士绅，因不满国民党腐败，闲居黄桥。 1940年7月底，新四军进驻黄桥第二天，陈毅就派管文蔚前去拜访朱履先。翌日，陈毅又在管文蔚陪同下亲自登门拜访朱老先生。
使民主人士感到共产党人的真诚。新四军领导人登门拜访民主人士，一次不见，再次登门。1942年春，鄂豫边区准备召开抗日人民代表大会，为使大会更具广泛的代表性，得知黄冈地区著名爱国绅士徐健吾，早年留学日本，曾加入同盟会，因对蒋介石不满，隐居林泉，在当地有较高的社会声望，自称“鄂东居士”，人们尊称他为徐公。中共黄冈县委即派人专门前去邀请他与会。然而他不仅不见，还传出话来：“莫说你是共党小吏，就是李先念、陈少敏亲自来，也难以从命。”边区党委代理书记陈少敏了解这一情况后，便和组织部长杨学诚一道亲赴徐府，邀请徐健吾作为特邀代表与会。当陈少敏、杨学诚一行抵达徐府时，徐健吾仍是托词外出，闭门不见。陈少敏等吃了闭门羮。后经好友鄂东另一名士高希珍劝说：“你经常讲，谁抗日就拥护谁，共产党领导亲自来邀你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共商抗日大计，你却摆臭架子不见人家。我看你是老糊涂了！回想我等在國民党政府任职时，受排挤，遭羞辱，是何等处境？而共产党却如此心诚，你扪心自问，这样对待人家不过分吗？你何不参加大会，了解其主张，再作定夺。”徐健吾听高希珍一番话，甚觉有理，当即交待家人，共产党若再来人，立即通报。过了几天，陈少敏和杨学诚二访徐公，徐健吾热情接待，抱歉地说：“听希珍说，陈将军要我参加人民代表大会，我乃一山野草民，竟劳您二次登门相邀，实感太过。蒙您诚意相邀，徐某我定然赴会。对抗日大事，徐某早已急不可待。无奈局居乡间，孤陋寡闻，恐使将军失望。”此后，徐健吾不仅参加了代表大会，还担任了鄂豫边区参议会议长。
1940年10月阜宁县抗日民主政府刚成立，县长宋乃德曾三次邀请庞友兰出任县参议会议长，庞友兰三次致书婉言辞谢。他认为“国共两党如两姑，地方士绅如子妇，两姑之间难为妇。” 1941年1月，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后刘少奇、陈毅邀请盐阜地区士绅召开座谈会，邀请庞友兰等民主人士参加，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一切力量抗击日军。听了陈毅、刘少奇的讲话，庞友兰对新四军领导人有了良好印象，对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有了较深的认识。2月庞友兰出任阜宁县参议会副议长，表示要为抗日战争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诚心采纳民主人士的建议。1940年新四军进驻黄桥地区后，部队给养困难，黄桥民主人士朱履先除带头捐资献粮外，并建议新四军开征田赋，以长期解决新四军的给养问题。陈毅欣然采纳了这个建议，为新四军解决供给问题找到了出路。1940年10月，阜宁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县长宋乃德慕名拜访阜东名士杨芷江，征询政府如何取信于民以利军民团结。杨提出三条建议：一、发还民枪，以安民心;二、兴筑海堤，以定民居;三、创办盐场，以纾民困。对这三条建议，宋乃德县长当即笑颜采纳，在不长时间内，先后全部兑现。
虚心听取民主人士的批评。1940年11月，“苏北临时参政会”召开，东台代表施文舫会下向陈毅反映：共产党的干部也有贪污腐化行为，瞒上欺下，跟国民党差不多，一样为非作歹，欺压老百姓。你是新四军的将军，东进抗日的指挥官，对这样的坏干部，怎么不管？这下惹恼了陈毅，语气有些生硬地反问施文舫“怎么，你来责备我？”施文舫听了当夜就离会回了家。 事后查明，东台确实有个干部如施文舫所说贪污腐化。了解真相后，陈毅亲自登门向施文舫道歉，并告知，已对该干部作出了处理。消除了施文舫对共产党意见，取得了他的信任。24年后，陈毅在《63岁生日述怀》一诗中追忆这起事：“难得是诤友，当面敢批评。有时难忍耐，猝然发雷霆。继思不大妥，道歉亲上门，于是又合作，相谅心气平。”
抓好上层，带动一片
新四军刚进驻黄桥地区，部队吃饭穿衣都成问题。陈毅找到黄桥地区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朱履先，朱履先号召黄桥工商界人士捐款，共募集6万大洋充作新四军军饷。在征收公粮动员大会上，朱履先以黄桥首户的身份发言，带头响应缴纳公粮，在他影响下，其他士绅积极响应，为解决新四军供给问题打下了物质基础。在黄桥战役中，朱履先还动员各烧饼店日夜赶做烧饼，送往新四军阵地。海安地区的韩国钧富有正义感和民族气节，在民国时期曾任江苏省省长，是苏北士绅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之一。韩德勤部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以下大小军官，多是他的拜帖学生。新四军进驻黄桥地区后，陈毅写信给韩国钧，反映韩德勤不容新四军在苏北抗战，挑起反共摩擦，使苏北局势十分严峻，建议韩老站出来主持正义，召开苏北各方代表会议，呼吁各种力量团结起来，一致对敌。韩国钧联合各方士绅，呼吁停止内争，团结对敌。黄桥战役后，陈毅在管文蔚陪同下登门拜访韩国钧时，韩以《吴王张士城载记》一书相赠，陈毅对韩国钧说：“紫老身居乡间，德高望重，只要登高一呼，军民一定景从。”湖北天门县参议长涂云庵和天门行委主席曹志坚竭诚共事，联络各地有名绅士出来支持抗战，为天门的民主政权建设做了大量工作，先后有20多位有名望的士绅、进步人士在县参议会和县区政权组织中担任重要职务，大多为抗战做出了积极贡献。一次，边区负责人李先念、陈少敏到天门指导工作，在渔南开会4天，涂云庵遍邀32乡士绅响应，鸣锣击鼓庆祝，陈少敏赞道：“涂议长好大威望！”
新四军还注意通过上层士绅推动减租减息政策的实施。减租减息是中共在抗战时期的农村基本经济政策，因触动地主的经济利益，刚开始时阻力是不小的。有的佃户怕变天，白天将减的租粮挑回家，晚上又退还给地主。在新四军的开导下，阜东县开明地主杨芷江，召集众佃户，当众将佃户贾某送还的租粮退还佃户。杨芷江这一行动，震动了周围的地主和佃户。一下子刹住了明减暗不减的歪风。东台县90多位居住在日伪据点的业主，听说开明士绅朱明熙带头减租减息的消息后，也纷纷下乡换约减租。 充分发挥民主人士的作用
充分发挥民主人士参政资政的积极作用。新四军在抗日根据地政权系统实行“三三制”，普遍设立了参议会的机构，吸收了大批民主人士参加各级政权工作。新四军吸纳大批民主人士参加参议会工作。韩国钧为苏北参政会名誉议长，朱履先为副议长;宋泽夫为盐阜区参议会议长;唐碧澄为盐城县参议会副议长;计雨亭为阜宁县参议会议长，杨芷江、庞友兰、王冀英为副议长;涂云庵为鄂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副议长;田丰为苏皖边区临时参议会议长;吴月波为淮海区参议会议长、苏皖边区参议会副议长;朱雨江为苏皖边区临时参议会副议长;吴静波为淮北苏皖边区参议会副议长，等等。民主人士为参政议政献计献策，建设抗日根据地作贡献。民主人士在政治上拥护共产党的政策，在经济上资助新四军抗日，在敌人扫荡时，冒着生命危险掩护新四军打埋伏的文化人和干部家属。杨芷江担任阜宁县参议会副议长后，积极为新四军和抗日民主政府工作，1941年至1943年，日伪军对盐阜区发动了多次大“扫荡”，杨芷江曾三次冒着生命危险，帮助新四军埋藏了一批重要军用物资和新四军三师师部的6麻袋抗币、两大木箱银元及金条;一些不便随军行动的党政军干部和投奔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高级知识分子，就在杨家“打埋伏”。
在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罪行方面，民主人士发声，比共产党、新四军的揭发效果更好。1940年黄桥战役之际，韩国钧、朱履先等民主人士向重庆当局反映：“韩德勤养兵10万不抗日，国家怎能不亡！”在黄桥战役前夕，苏北绅商学各界代表人物韩国钧、朱履先、陆小波联名向重庆当局揭露和控诉韩德勤的罪行：“以数十万军旅不能收复失地，扫荡敌氛，日惟排斥异己，殃及池鱼。虐待民众，视同刍狗。敌至则放弃一切，逃溃劫掠;敌去则捜劫行旅，抢掠村舍。不遂所欲，诬以汉奸;偶撄其怒，指为新四军之间谍。于烧杀拷打外，处以活埋、煮以石灰者，江邑独多……”揭露反共顽固派韩德勤的罪行淋漓尽致。
领导干部带头做民主人士的工作
党和部队领导人亲自出面是做好上层民主人士工作的关键。陈毅、刘少奇和各师的主要领导人谭震林、黄克诚、彭雪枫、李先念、陈少敏等都曾亲自做上层民主人士的工作，成为上层民主人士好朋友。
有些上层民主人士对新四军不了解，以为新四军是行伍出身的粗人，有些瞧不起。陈毅初次会见韩国钧时，韩就给他出了个上联：“陈韩陈韩，分二层含二心。”陈毅听出这“层”和陈近音，“含”和韩同音，意谓国共二条心难以合作，以此来试探陈毅。陈毅知韩对国共合作心有疑虑，遂对出下联：“国共国共，同一国共一天。”意思是说，国、共两方都是中国人，抗日不分彼此。这不仅打消了韩国钧心中的疑虑，而且使韩认识陈毅不仅是个武将，而且是个儒将，改变了对新四军的看法。
河南泌阳名士王友梅，掌握一方政权和武裝，人称“王半天”，傲气十足，一般人都不在他眼里。1938年初，彭雪枫只带一名警卫员，前往泌阳会见王友梅。当王友梅见到年轻英武、戎装整齐的彭雪枫，名片上印着“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少将处长”，顿生敬意，傲气收敛了不少。彭雪枫从文天祥、史可法、岳飞谈到抗战救国，从唇亡齿寒的典故到团结抗战才能胜利，说明新四军是抗日的队伍，保卫着大家的生命财产的安全，也保卫着您。经商谈，双方同意团结抗日。王友梅退还了从新四军竹沟留守处抢走的财物，还支援了新四军部分粮食。
针对个性，讲究方法
对于不同的民主人士，还要有针对性地做好工作。陈毅在这方面是典范，他与茶场经理纪振纲初次见面，就从纪振纲带来的茅峰茶叶聊“茶经”。陈毅从唐代茶圣陆羽谈到现时国内几十种名茶的优劣，拉近了与纪振纲的心理距离，进而谈到对抗战的看法，“纪先生不愿做亡国奴，武装自卫，我十分钦佩先生的民族气节。”纪振纲不受国民党的拉拢，不惧日伪的威胁，在离茅山赴上海时将200多支步枪、20多挺轻重机枪、1门迫击炮和大量弹药连同218名官兵全部交给了新四军。
1939年新四军第三支队谭震林副司令员两次宴请马仁寺主持通慧法师，谭震林亲自到大门口迎接客人，特地用素菜招待客人，席间谭震林向法师介绍了新四军为了民族利益，挺进敌后英勇抗战，不怕流血牺牲，一番话打动了通惠主持，终将沉在水塘里的3挺机枪、5支步枪、2箱子弹交给了谭震林。
韩国钧去世后，陈毅专门写诗哀悼。5月5日，新四军又举行韩国钧追悼大会。陈毅在大会上发表演讲，高度赞扬韩国钧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誉之为“民族抗敌之楷模”。这对广大民主人士起到了很好的导向作用。
（责任编辑 金 锋）
礼贤下士，尊重民主人士
新四军在与民主人士交往过程中，以谦逊的态度，抱着虚心问政求策的态度，使他们感受到受尊重、受器重。为了争取地方实力派李明扬、李长江，陈毅冒险三进泰州。朱履先是辛亥革命耆宿，苏中著名士绅，因不满国民党腐败，闲居黄桥。 1940年7月底，新四军进驻黄桥第二天，陈毅就派管文蔚前去拜访朱履先。翌日，陈毅又在管文蔚陪同下亲自登门拜访朱老先生。
使民主人士感到共产党人的真诚。新四军领导人登门拜访民主人士，一次不见，再次登门。1942年春，鄂豫边区准备召开抗日人民代表大会，为使大会更具广泛的代表性，得知黄冈地区著名爱国绅士徐健吾，早年留学日本，曾加入同盟会，因对蒋介石不满，隐居林泉，在当地有较高的社会声望，自称“鄂东居士”，人们尊称他为徐公。中共黄冈县委即派人专门前去邀请他与会。然而他不仅不见，还传出话来：“莫说你是共党小吏，就是李先念、陈少敏亲自来，也难以从命。”边区党委代理书记陈少敏了解这一情况后，便和组织部长杨学诚一道亲赴徐府，邀请徐健吾作为特邀代表与会。当陈少敏、杨学诚一行抵达徐府时，徐健吾仍是托词外出，闭门不见。陈少敏等吃了闭门羮。后经好友鄂东另一名士高希珍劝说：“你经常讲，谁抗日就拥护谁，共产党领导亲自来邀你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共商抗日大计，你却摆臭架子不见人家。我看你是老糊涂了！回想我等在國民党政府任职时，受排挤，遭羞辱，是何等处境？而共产党却如此心诚，你扪心自问，这样对待人家不过分吗？你何不参加大会，了解其主张，再作定夺。”徐健吾听高希珍一番话，甚觉有理，当即交待家人，共产党若再来人，立即通报。过了几天，陈少敏和杨学诚二访徐公，徐健吾热情接待，抱歉地说：“听希珍说，陈将军要我参加人民代表大会，我乃一山野草民，竟劳您二次登门相邀，实感太过。蒙您诚意相邀，徐某我定然赴会。对抗日大事，徐某早已急不可待。无奈局居乡间，孤陋寡闻，恐使将军失望。”此后，徐健吾不仅参加了代表大会，还担任了鄂豫边区参议会议长。
1940年10月阜宁县抗日民主政府刚成立，县长宋乃德曾三次邀请庞友兰出任县参议会议长，庞友兰三次致书婉言辞谢。他认为“国共两党如两姑，地方士绅如子妇，两姑之间难为妇。” 1941年1月，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后刘少奇、陈毅邀请盐阜地区士绅召开座谈会，邀请庞友兰等民主人士参加，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一切力量抗击日军。听了陈毅、刘少奇的讲话，庞友兰对新四军领导人有了良好印象，对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有了较深的认识。2月庞友兰出任阜宁县参议会副议长，表示要为抗日战争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诚心采纳民主人士的建议。1940年新四军进驻黄桥地区后，部队给养困难，黄桥民主人士朱履先除带头捐资献粮外，并建议新四军开征田赋，以长期解决新四军的给养问题。陈毅欣然采纳了这个建议，为新四军解决供给问题找到了出路。1940年10月，阜宁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县长宋乃德慕名拜访阜东名士杨芷江，征询政府如何取信于民以利军民团结。杨提出三条建议：一、发还民枪，以安民心;二、兴筑海堤，以定民居;三、创办盐场，以纾民困。对这三条建议，宋乃德县长当即笑颜采纳，在不长时间内，先后全部兑现。
虚心听取民主人士的批评。1940年11月，“苏北临时参政会”召开，东台代表施文舫会下向陈毅反映：共产党的干部也有贪污腐化行为，瞒上欺下，跟国民党差不多，一样为非作歹，欺压老百姓。你是新四军的将军，东进抗日的指挥官，对这样的坏干部，怎么不管？这下惹恼了陈毅，语气有些生硬地反问施文舫“怎么，你来责备我？”施文舫听了当夜就离会回了家。 事后查明，东台确实有个干部如施文舫所说贪污腐化。了解真相后，陈毅亲自登门向施文舫道歉，并告知，已对该干部作出了处理。消除了施文舫对共产党意见，取得了他的信任。24年后，陈毅在《63岁生日述怀》一诗中追忆这起事：“难得是诤友，当面敢批评。有时难忍耐，猝然发雷霆。继思不大妥，道歉亲上门，于是又合作，相谅心气平。”
抓好上层，带动一片
新四军刚进驻黄桥地区，部队吃饭穿衣都成问题。陈毅找到黄桥地区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朱履先，朱履先号召黄桥工商界人士捐款，共募集6万大洋充作新四军军饷。在征收公粮动员大会上，朱履先以黄桥首户的身份发言，带头响应缴纳公粮，在他影响下，其他士绅积极响应，为解决新四军供给问题打下了物质基础。在黄桥战役中，朱履先还动员各烧饼店日夜赶做烧饼，送往新四军阵地。海安地区的韩国钧富有正义感和民族气节，在民国时期曾任江苏省省长，是苏北士绅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之一。韩德勤部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以下大小军官，多是他的拜帖学生。新四军进驻黄桥地区后，陈毅写信给韩国钧，反映韩德勤不容新四军在苏北抗战，挑起反共摩擦，使苏北局势十分严峻，建议韩老站出来主持正义，召开苏北各方代表会议，呼吁各种力量团结起来，一致对敌。韩国钧联合各方士绅，呼吁停止内争，团结对敌。黄桥战役后，陈毅在管文蔚陪同下登门拜访韩国钧时，韩以《吴王张士城载记》一书相赠，陈毅对韩国钧说：“紫老身居乡间，德高望重，只要登高一呼，军民一定景从。”湖北天门县参议长涂云庵和天门行委主席曹志坚竭诚共事，联络各地有名绅士出来支持抗战，为天门的民主政权建设做了大量工作，先后有20多位有名望的士绅、进步人士在县参议会和县区政权组织中担任重要职务，大多为抗战做出了积极贡献。一次，边区负责人李先念、陈少敏到天门指导工作，在渔南开会4天，涂云庵遍邀32乡士绅响应，鸣锣击鼓庆祝，陈少敏赞道：“涂议长好大威望！”
新四军还注意通过上层士绅推动减租减息政策的实施。减租减息是中共在抗战时期的农村基本经济政策，因触动地主的经济利益，刚开始时阻力是不小的。有的佃户怕变天，白天将减的租粮挑回家，晚上又退还给地主。在新四军的开导下，阜东县开明地主杨芷江，召集众佃户，当众将佃户贾某送还的租粮退还佃户。杨芷江这一行动，震动了周围的地主和佃户。一下子刹住了明减暗不减的歪风。东台县90多位居住在日伪据点的业主，听说开明士绅朱明熙带头减租减息的消息后，也纷纷下乡换约减租。 充分发挥民主人士的作用
充分发挥民主人士参政资政的积极作用。新四军在抗日根据地政权系统实行“三三制”，普遍设立了参议会的机构，吸收了大批民主人士参加各级政权工作。新四军吸纳大批民主人士参加参议会工作。韩国钧为苏北参政会名誉议长，朱履先为副议长;宋泽夫为盐阜区参议会议长;唐碧澄为盐城县参议会副议长;计雨亭为阜宁县参议会议长，杨芷江、庞友兰、王冀英为副议长;涂云庵为鄂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副议长;田丰为苏皖边区临时参议会议长;吴月波为淮海区参议会议长、苏皖边区参议会副议长;朱雨江为苏皖边区临时参议会副议长;吴静波为淮北苏皖边区参议会副议长，等等。民主人士为参政议政献计献策，建设抗日根据地作贡献。民主人士在政治上拥护共产党的政策，在经济上资助新四军抗日，在敌人扫荡时，冒着生命危险掩护新四军打埋伏的文化人和干部家属。杨芷江担任阜宁县参议会副议长后，积极为新四军和抗日民主政府工作，1941年至1943年，日伪军对盐阜区发动了多次大“扫荡”，杨芷江曾三次冒着生命危险，帮助新四军埋藏了一批重要军用物资和新四军三师师部的6麻袋抗币、两大木箱银元及金条;一些不便随军行动的党政军干部和投奔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高级知识分子，就在杨家“打埋伏”。
在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罪行方面，民主人士发声，比共产党、新四军的揭发效果更好。1940年黄桥战役之际，韩国钧、朱履先等民主人士向重庆当局反映：“韩德勤养兵10万不抗日，国家怎能不亡！”在黄桥战役前夕，苏北绅商学各界代表人物韩国钧、朱履先、陆小波联名向重庆当局揭露和控诉韩德勤的罪行：“以数十万军旅不能收复失地，扫荡敌氛，日惟排斥异己，殃及池鱼。虐待民众，视同刍狗。敌至则放弃一切，逃溃劫掠;敌去则捜劫行旅，抢掠村舍。不遂所欲，诬以汉奸;偶撄其怒，指为新四军之间谍。于烧杀拷打外，处以活埋、煮以石灰者，江邑独多……”揭露反共顽固派韩德勤的罪行淋漓尽致。
领导干部带头做民主人士的工作
党和部队领导人亲自出面是做好上层民主人士工作的关键。陈毅、刘少奇和各师的主要领导人谭震林、黄克诚、彭雪枫、李先念、陈少敏等都曾亲自做上层民主人士的工作，成为上层民主人士好朋友。
有些上层民主人士对新四军不了解，以为新四军是行伍出身的粗人，有些瞧不起。陈毅初次会见韩国钧时，韩就给他出了个上联：“陈韩陈韩，分二层含二心。”陈毅听出这“层”和陈近音，“含”和韩同音，意谓国共二条心难以合作，以此来试探陈毅。陈毅知韩对国共合作心有疑虑，遂对出下联：“国共国共，同一国共一天。”意思是说，国、共两方都是中国人，抗日不分彼此。这不仅打消了韩国钧心中的疑虑，而且使韩认识陈毅不仅是个武将，而且是个儒将，改变了对新四军的看法。
河南泌阳名士王友梅，掌握一方政权和武裝，人称“王半天”，傲气十足，一般人都不在他眼里。1938年初，彭雪枫只带一名警卫员，前往泌阳会见王友梅。当王友梅见到年轻英武、戎装整齐的彭雪枫，名片上印着“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少将处长”，顿生敬意，傲气收敛了不少。彭雪枫从文天祥、史可法、岳飞谈到抗战救国，从唇亡齿寒的典故到团结抗战才能胜利，说明新四军是抗日的队伍，保卫着大家的生命财产的安全，也保卫着您。经商谈，双方同意团结抗日。王友梅退还了从新四军竹沟留守处抢走的财物，还支援了新四军部分粮食。
针对个性，讲究方法
对于不同的民主人士，还要有针对性地做好工作。陈毅在这方面是典范，他与茶场经理纪振纲初次见面，就从纪振纲带来的茅峰茶叶聊“茶经”。陈毅从唐代茶圣陆羽谈到现时国内几十种名茶的优劣，拉近了与纪振纲的心理距离，进而谈到对抗战的看法，“纪先生不愿做亡国奴，武装自卫，我十分钦佩先生的民族气节。”纪振纲不受国民党的拉拢，不惧日伪的威胁，在离茅山赴上海时将200多支步枪、20多挺轻重机枪、1门迫击炮和大量弹药连同218名官兵全部交给了新四军。
1939年新四军第三支队谭震林副司令员两次宴请马仁寺主持通慧法师，谭震林亲自到大门口迎接客人，特地用素菜招待客人，席间谭震林向法师介绍了新四军为了民族利益，挺进敌后英勇抗战，不怕流血牺牲，一番话打动了通惠主持，终将沉在水塘里的3挺机枪、5支步枪、2箱子弹交给了谭震林。
韩国钧去世后，陈毅专门写诗哀悼。5月5日，新四军又举行韩国钧追悼大会。陈毅在大会上发表演讲，高度赞扬韩国钧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誉之为“民族抗敌之楷模”。这对广大民主人士起到了很好的导向作用。
（责任编辑 金 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