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算起，至1945年结束，中国的抗日战争持续了14年之久。在这14年间，日军的侵略除了给中国带来肉眼可见的深重灾难外，在文化、社会风俗等“看不见”的领域也带来了影响。语言就是其中之一。
比如，从《地道战》、《地雷战》到各种横店抗日神剧，几十年来日本鬼子在中国银幕上都是这样说话的：“你的，花姑娘的，哪里的有？”多数情况下，汉奸们会无障碍地听懂太君们的意思：“太君，这里的，花姑娘的，大大的有！”
鬼子真是这样跟中国人交流的吗？
这种影视剧中常见的奇怪汉语并非没有来头，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人和中国人之间的交流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一种叫做协和语的中介语言。
汉语和日语发音相差较大，互通性极低。自1931年日军占领东北到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其间大量日本人来华，不可避免要和中国人打交道。高级官员有翻译，但普通日本军民显然没有这个条件。
为了与中国人交流，日本人在占领区往往推行所谓的“皇民化教育”，日语教育是重点内容。台湾就在几十年的日语教育后培养了大批会说日语的民众。但日军在中国大陆活动的时间不很长，且长期处于战争状态，语言教育效果十分有限。
教中国人学日语不好办，让日本人学汉语是否可行呢？NO！当时的侵华日军相当自大，觉得中国文化是劣等的“支那文化”，不值得学习。而在中国的日本军民绝大多数都是第一代移民，相对集中地居住在军营、开垦团等地，无法指望他们能够有效学习汉语。即使日本军方从甲午战争初期就开始编撰《兵要中国语》、《日清会话》、《速成满洲语自修》之类的教材，绝大部分的日本军人汉语水平还是非常低下。
在双方都不谙对方语言的情况下，说一种不中不日、又中又日的语言，就成了历史的选择，此即所谓的协和语。
作为一种两个人群临时的交流工具，协和语与一般语言相比特点十分鲜明。
首先是较低的词汇量。协和语前身是侵华日军所谓的“大兵中国语”，即临时用语，表达上不会追求语言的丰富精确，对方能听懂就行。词汇往往局限于简单交流，如“要不要”、“你的”、“我的”、“他的”、“买不买”、“多儿钱”、“干活计”、“来”、“什么”、“王八”、“没有”之类。相应的，协和语在句式上也比较固定，方便在不同场合机械套用。
作为汉语和日语混合的产物，协和语也会引入一些通俗易懂的日语词汇。中国人熟知的“哟西（よし）”、“咪西（めし）”、“哈依（はい）”等日语词，很大程度上就是协和语。而诸如用“料理”表示“菜”、“便所”表示“厕所”、“料金”表示“费”、“出荷”表示“交公粮”之类的日语汉字词就更常见了。
此外，协和语受日语影响，出现了谓语后置等一般在汉语中不会出现的语法特征。而由于词汇和表达上的局限性，协和语中语词重复就有了重要的语法功能，如表示强调等等。
以上这些特征导致协和语与正常的汉语、日语差别都很大，如一句简单的“你把这个给我”，协和语的表达则是“你的，这个，我的，进上”。而“我吃饭”则用中国人听来非常奇怪的“我的，咪西咪西，干活计”来表达。
这两个短句颇能体现协和语的特征，词汇和句法都非常简单。谓语放在了句子最后，使用了重复的日语借词めしめし（咪西咪西）。而滥用“的”这个受日语影响产生的习惯正是中国人印象中侵华日军说话的一大特征，所以各种抗日神剧中“大大的有”、“你的”、“花姑娘的”之类的说法并非完全臆造。
首开近代规模化中外混搭语言先河的并不是协和语，而是皮钦语。皮钦语是英语Pidgin的翻译，一般认为是Business被广州人讹读的产物。后来上海开埠，又出现了上海版的皮钦语——洋泾浜英语。
英国和美国在东亚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以后，在广州这样的大型口岸产生了中国人和外国人生意往来上的交流需求。洋商来中国一般都是短期的商业行为，不会像传教士那样苦学汉语以争取能在华传播福音。出于维稳考虑，清廷也不鼓励中国商人学习外语，更忌讳他们教外国人汉语，甚至还出现过处死外商聘请的汉语老师这样的恶性事件。于是，用简单破碎的英语当作中介就成了唯一可行的选择。
与协和语类似，这种皮钦话同样是敷衍交流的产物，词汇和语法都较为简单，语音上也深受当地语言的影响，如在早期的《红毛通用番话》中，给“一”标音“温”，“非常”标音为“梭梭”，“医生”标音为“得打”，“酒杯”标音为“湾蛤”。“女人”标音为“乌闻”，“买卖”标音为“非些淋”，词汇多为生意场上常用的，标音也是以广州方言趋近英文原音。
上海开埠后，中外贸易迅速发展，交流需求也随之增加。相对排外情绪浓烈的广东人，江浙人对洋人更友好，学习外语的热情也更高，渐渐形成了上海版的皮钦话——洋泾浜英语。洋泾浜是上海苏州河的一条支流，1845年英租界建立以后，洋泾浜成为租界和华界的分界线，是英语和汉语接触最频繁的地方。上海洋泾浜英语就在此处诞生。以吴音标英语的《英字指南》也于1879年问世。
洋泾浜英语不但发音奇怪，语法上也深受汉语影响，如catch和belong出现的频率极高，近乎无所不能，而英语中各种复杂时态和人称体系也被彻底抛弃。“已经变冷”本应说“It has become cold”，但在洋泾浜英语中说成“This thing hab catchee cold”，have不但音讹了，而且也没有按照英语第三人称单数该有的形式变成has。
在实际应用中，洋泾浜英语由于缺乏规范，不少词到底怎么来的已经失考，如“辣里龙/la-li-lung（贼）”上海人以为是来自外国的洋词，洋人又觉得这是外国话。甚至会出现真老外根本难以理解的情况，如洋泾浜英语“I want give you some colour see see”是中文“我想给你一些颜色看看”的直译，但是洋大人们能不能理解那就天知道了。
协和语和洋泾浜英语在历史上都是昙花一现。前者在日本战败后很快消失，后者也在上海失去“冒险家乐园”的魅力后自然消亡。只剩“拿摩温（number one）”等少数词至今仍存留在方言之中。
消亡难道是这种混合语言的宿命吗？
倒也未必，混合语言虽然初期粗糙不堪，但假以时日功能也会逐渐完善，一定条件下，甚至会变成一个人群的母语，形成所谓的“克里奥尔语现象”。
如元朝北方的汉语口语就受到蒙古语的严重影响。古本《老乞大》（朝鲜学习汉语的课本）中就有大量当时受蒙古语影响的口语，如“死的后头，不拣甚么，都做不得主张有”、“穿衣服呵，按四时穿衣服，每日出套换套有”。
这种奇怪的汉语非常重要。《老乞大》甚至这样说：“如今朝廷一统天下，世间用著的是汉儿言语。咱这高丽语，只是高丽天地里行的，过的义州，汉儿田地里来，都是汉儿言语。”而在公文中，更是出现了逐词硬译蒙古语的汉语。汉儿言语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了明朝早期。
事实上，协和语当时也已经有了去俚俗化的兆头。不但在口语中被广泛使用，甚至还进入了书面语，而且已经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大兵话”的低级粗糙感，如民国20年（1931年）8月14日的《关东报》中出现了这样一篇广告：
“梅雨时泼渐过、酷暑天气已来使至今日、为一年中皮肤生病发时之盛之际。故药物肤法，莫逾于天恩水，因杀菌力破强富于深奥之理想，且毫无刺力痛苦之者而皮肤病竟得豁然冰释、欲购虞请问日本东京芝区田村町东京药或各药房、订买定也！”
比如，从《地道战》、《地雷战》到各种横店抗日神剧，几十年来日本鬼子在中国银幕上都是这样说话的：“你的，花姑娘的，哪里的有？”多数情况下，汉奸们会无障碍地听懂太君们的意思：“太君，这里的，花姑娘的，大大的有！”
鬼子真是这样跟中国人交流的吗？
这种影视剧中常见的奇怪汉语并非没有来头，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人和中国人之间的交流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一种叫做协和语的中介语言。
汉语和日语发音相差较大，互通性极低。自1931年日军占领东北到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其间大量日本人来华，不可避免要和中国人打交道。高级官员有翻译，但普通日本军民显然没有这个条件。
为了与中国人交流，日本人在占领区往往推行所谓的“皇民化教育”，日语教育是重点内容。台湾就在几十年的日语教育后培养了大批会说日语的民众。但日军在中国大陆活动的时间不很长，且长期处于战争状态，语言教育效果十分有限。
教中国人学日语不好办，让日本人学汉语是否可行呢？NO！当时的侵华日军相当自大，觉得中国文化是劣等的“支那文化”，不值得学习。而在中国的日本军民绝大多数都是第一代移民，相对集中地居住在军营、开垦团等地，无法指望他们能够有效学习汉语。即使日本军方从甲午战争初期就开始编撰《兵要中国语》、《日清会话》、《速成满洲语自修》之类的教材，绝大部分的日本军人汉语水平还是非常低下。
在双方都不谙对方语言的情况下，说一种不中不日、又中又日的语言，就成了历史的选择，此即所谓的协和语。
作为一种两个人群临时的交流工具，协和语与一般语言相比特点十分鲜明。
首先是较低的词汇量。协和语前身是侵华日军所谓的“大兵中国语”，即临时用语，表达上不会追求语言的丰富精确，对方能听懂就行。词汇往往局限于简单交流，如“要不要”、“你的”、“我的”、“他的”、“买不买”、“多儿钱”、“干活计”、“来”、“什么”、“王八”、“没有”之类。相应的，协和语在句式上也比较固定，方便在不同场合机械套用。
作为汉语和日语混合的产物，协和语也会引入一些通俗易懂的日语词汇。中国人熟知的“哟西（よし）”、“咪西（めし）”、“哈依（はい）”等日语词，很大程度上就是协和语。而诸如用“料理”表示“菜”、“便所”表示“厕所”、“料金”表示“费”、“出荷”表示“交公粮”之类的日语汉字词就更常见了。
此外，协和语受日语影响，出现了谓语后置等一般在汉语中不会出现的语法特征。而由于词汇和表达上的局限性，协和语中语词重复就有了重要的语法功能，如表示强调等等。
以上这些特征导致协和语与正常的汉语、日语差别都很大，如一句简单的“你把这个给我”，协和语的表达则是“你的，这个，我的，进上”。而“我吃饭”则用中国人听来非常奇怪的“我的，咪西咪西，干活计”来表达。
这两个短句颇能体现协和语的特征，词汇和句法都非常简单。谓语放在了句子最后，使用了重复的日语借词めしめし（咪西咪西）。而滥用“的”这个受日语影响产生的习惯正是中国人印象中侵华日军说话的一大特征，所以各种抗日神剧中“大大的有”、“你的”、“花姑娘的”之类的说法并非完全臆造。
首开近代规模化中外混搭语言先河的并不是协和语，而是皮钦语。皮钦语是英语Pidgin的翻译，一般认为是Business被广州人讹读的产物。后来上海开埠，又出现了上海版的皮钦语——洋泾浜英语。
英国和美国在东亚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以后，在广州这样的大型口岸产生了中国人和外国人生意往来上的交流需求。洋商来中国一般都是短期的商业行为，不会像传教士那样苦学汉语以争取能在华传播福音。出于维稳考虑，清廷也不鼓励中国商人学习外语，更忌讳他们教外国人汉语，甚至还出现过处死外商聘请的汉语老师这样的恶性事件。于是，用简单破碎的英语当作中介就成了唯一可行的选择。
与协和语类似，这种皮钦话同样是敷衍交流的产物，词汇和语法都较为简单，语音上也深受当地语言的影响，如在早期的《红毛通用番话》中，给“一”标音“温”，“非常”标音为“梭梭”，“医生”标音为“得打”，“酒杯”标音为“湾蛤”。“女人”标音为“乌闻”，“买卖”标音为“非些淋”，词汇多为生意场上常用的，标音也是以广州方言趋近英文原音。
上海开埠后，中外贸易迅速发展，交流需求也随之增加。相对排外情绪浓烈的广东人，江浙人对洋人更友好，学习外语的热情也更高，渐渐形成了上海版的皮钦话——洋泾浜英语。洋泾浜是上海苏州河的一条支流，1845年英租界建立以后，洋泾浜成为租界和华界的分界线，是英语和汉语接触最频繁的地方。上海洋泾浜英语就在此处诞生。以吴音标英语的《英字指南》也于1879年问世。
洋泾浜英语不但发音奇怪，语法上也深受汉语影响，如catch和belong出现的频率极高，近乎无所不能，而英语中各种复杂时态和人称体系也被彻底抛弃。“已经变冷”本应说“It has become cold”，但在洋泾浜英语中说成“This thing hab catchee cold”，have不但音讹了，而且也没有按照英语第三人称单数该有的形式变成has。
在实际应用中，洋泾浜英语由于缺乏规范，不少词到底怎么来的已经失考，如“辣里龙/la-li-lung（贼）”上海人以为是来自外国的洋词，洋人又觉得这是外国话。甚至会出现真老外根本难以理解的情况，如洋泾浜英语“I want give you some colour see see”是中文“我想给你一些颜色看看”的直译，但是洋大人们能不能理解那就天知道了。
协和语和洋泾浜英语在历史上都是昙花一现。前者在日本战败后很快消失，后者也在上海失去“冒险家乐园”的魅力后自然消亡。只剩“拿摩温（number one）”等少数词至今仍存留在方言之中。
消亡难道是这种混合语言的宿命吗？
倒也未必，混合语言虽然初期粗糙不堪，但假以时日功能也会逐渐完善，一定条件下，甚至会变成一个人群的母语，形成所谓的“克里奥尔语现象”。
如元朝北方的汉语口语就受到蒙古语的严重影响。古本《老乞大》（朝鲜学习汉语的课本）中就有大量当时受蒙古语影响的口语，如“死的后头，不拣甚么，都做不得主张有”、“穿衣服呵，按四时穿衣服，每日出套换套有”。
这种奇怪的汉语非常重要。《老乞大》甚至这样说：“如今朝廷一统天下，世间用著的是汉儿言语。咱这高丽语，只是高丽天地里行的，过的义州，汉儿田地里来，都是汉儿言语。”而在公文中，更是出现了逐词硬译蒙古语的汉语。汉儿言语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了明朝早期。
事实上，协和语当时也已经有了去俚俗化的兆头。不但在口语中被广泛使用，甚至还进入了书面语，而且已经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大兵话”的低级粗糙感，如民国20年（1931年）8月14日的《关东报》中出现了这样一篇广告：
“梅雨时泼渐过、酷暑天气已来使至今日、为一年中皮肤生病发时之盛之际。故药物肤法，莫逾于天恩水，因杀菌力破强富于深奥之理想，且毫无刺力痛苦之者而皮肤病竟得豁然冰释、欲购虞请问日本东京芝区田村町东京药或各药房、订买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