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政治沟通是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但在治理评估研究中却长期被忽视.地方政府沟通指数将政治沟通纳入地方治理评估过程,以“平台—政府—民众”为框架构建指标体系,以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实现对各级地方政府沟通水平的测算和排名.从测算结果看,当前我国各级地方政府与民众在不同层面上开展沟通,但呈现较为明显的不均衡、不充分特点.作为衡量地方政府与民众沟通的重要指标,地方政府沟通指数不同程度地受到地理条件、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政治资源配置等因素影响.通过构建和测算地方政府沟通指数,既可为我国的地方治理评
【机 构】
：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科学高等研究院,湖北武汉430079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政治沟通是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但在治理评估研究中却长期被忽视.地方政府沟通指数将政治沟通纳入地方治理评估过程,以“平台—政府—民众”为框架构建指标体系,以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实现对各级地方政府沟通水平的测算和排名.从测算结果看,当前我国各级地方政府与民众在不同层面上开展沟通,但呈现较为明显的不均衡、不充分特点.作为衡量地方政府与民众沟通的重要指标,地方政府沟通指数不同程度地受到地理条件、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政治资源配置等因素影响.通过构建和测算地方政府沟通指数,既可为我国的地方治理评估引入一个新的分析视角,也对提升地方政府沟通能力具有启示意义.
其他文献
习近平有关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重要论述具有清晰的逻辑理路.这集中体现在“为什么要加强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建设”“什么是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何以加强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建设”等层面.党的性质地位、制度治党的内在要求,以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现实需要蕴含着加强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建设的深刻背景和现实考量.“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的各项制度、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制度、全面从严治党制度,兼容互补、相互贯通、辩证统一,共同
深化科研经费管理体制改革,是党中央高度重视、广大科研人员高度关注的一项改革任务,对增强创新活力、产出高质量科研成果具有重要作用.深入研究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关于深化科研经费管理模式改革政策,以及国内高校及科研单位关于科研经费管理改革举措,分析经费核销程序繁琐、经费管理流程标准不够明晰等问题,围绕推进科研人员绩效经费管理机制改革、增加课题负责人预算调剂权、推进科研经费管理主要环节质量标准建设等方面,提出公安院校深化科研经费管理模式改革的对策建议,为公安院校构建以标准化、精细化、人性化管理为支撑,激励与约束并重
将高质量发展、政绩考评、群众参与度融为一体,作为新时代政府绩效评价的价值工具,隐含着需求至上的内在逻辑,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基于需求理论诠释政绩考评,首先,质量是满足需求的一组属性,高质量发展旨在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其次,政绩考评的灵魂指向政绩观,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和政绩,政绩考评的动力源于满足人民的需求;最后,增强政绩考评的群众参与度,其目的在于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需求理论”表明,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政绩考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充分反映群众感受、体现群众评价.
实现美好生活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在新时代的奋斗目标,是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群众的庄严承诺,也为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带来了一个新课题.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要在人民群众的生活世界中进行认识并寻找针对性的实践路径设计.以人们在不同活动场域涉及的社会关系为分析基点,生活场域是实现美好生活诸需求更具基础性的场域,基层治理是与生活场域最为接近的治理领域,因此成为实现美好生活的主要治理领域.当下,在党的领导和推动下,需要构建以实现美好生活为目标和功能导向的基层治理体系,以推进人民群众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实现.
为提高公众对信息风险感知的有效性,以重大公共安全风险中公众的风险感知为研究对象,采用扎根理论进行深度访谈,分析不确定环境下信息交互对公众安全感形成的影响,并建立以信息内容、信息用户、信息环境为核心的信息交互影响公众安全感模型,这些因素共同影响公众风险感知的过程.
地方政府需要在事务复杂、利益多元和震荡的组织环境中回应外部冲击以完成任务.作为应对多样性外部冲击的典型案例,A区政府在治理建筑垃圾的过程中应对“内外夹击”困境时,在“议程超载—分散响应”框架下,对于特定地方政府而言,由于治理事项的复杂性和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不足,双重压力夹击造成了“议程超载”,地方政府一般并不是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响应,而是通过强、弱注意力分配,由各部门专业化、分散化地应对“议程超载”,但“分散响应”可能造成制度冲突,降低地方政府治理能力,产生复杂的治理结果.
大数据技术的变革既深化了数据资源在国际竞争中的战略意义,也引发了各国的“数据主权”之争,国家治理法治化是维护我国数据主权的题中应有之义与必由之路.身份意义是国家数据主权治理法治化的前提,国家对一国的数据当然地享有主权.权能意义是国家数据主权治理法治化的面向,应当解构数据主权的权能充实其意涵.针对技术强势地位国家的数据霸权主义,应加强有序治理、规范治理和协调治理:在国际层面上,制定统一规则,规范数据主权治理;在国内层面上,探索阻断立法,限制法律的域外效力,调和国家间利益,提出国家数据主权治理法治化的中国方案
公务员是政府数据开放工作的实施主体,如何激发公务员的推动意愿是实施政府数据开放政策的关键环节.本研究整合技术接受模型和计划行为理论,基于305名上海市公务员的调查数据,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和中介效应分析对公务员推动政府数据开放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结果 表明:公务员推动政府数据开放意愿主要受感知有用性、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和行为态度等因素的影响,感知有用性对推动意愿的影响效应最强,感知易用性负向显著影响推动意愿;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均以行为态度为中介的间接作用对推动意愿产生正向影响;感知易用性分别以
随着环保考核压力的增加,跨域环境治理问题并没有实现预期的地方政府间“协作”,而是表现出为了提升环保指标,区域内各个地方政府之间的“环境竞优”型竞争.本文基于构建地方政府间生态环境协作治理的集体行动框架,以H钢铁公司搬迁为例,提出现阶段跨域环境协作治理的实现,需要纵向行政权力为主的经线和横向跨域环境协作治理组织、社会组织、学术团体、民众等为辅的纬线不断织就协作治理网络.在这一协作治理网络中,纵向行政权力是网络经线,各层级政府在环保治理和环保督察中对跨域环境治理起到“提纲挈领”的主导作用;横向跨域环境协作治理
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重要论述充满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智慧.为了系统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由何而来、如何建设、为何成功等重大问题,习近平聚焦中国式现代化作出系列重要论述,这些论述扎根于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问题的历史思考,在独立探索、统筹规划、诠释建构中逐步形成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认识.从理论阐释角度看,习近平将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置于“掌握历史主动”中明方向,在厘清“人与自然、社会、自我的关系”中定目标,在凸显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创新逻辑中铺道路.面向未来,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重要论述充分彰显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