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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生态文明建设以来，学界对云南省生态文明的研究，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均著述繁多。通过对有关云南省生态文明建设研究的相关文献的梳理与分析可知，省内外学者对云南省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主要涵盖了制度建设、生态文化、生态经济、生态安全、生态治理与修复、生态社会六个方面，为创建具有云南特色的生态文明模式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了借鉴。目前，关于云南省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仍有较大学术空间，拓宽研究对象、完善研究方法、深挖研究领域将是学界未来一段时期的努力方向。
关键词：云南省；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文化；生态安全；生态社会
中图分类号：X171.4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1254（2016）05-0026-10
Abstract：Since the 17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clearly put forward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Yunnan Province have a wide range of works both from theory and practice study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rough the neaten on the six aspects of of scholars inside and outside the Yunnan Province，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ystem， ecological culture construc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economy， ecological security， ecological governance and restoration 、ecological social， in order to make combing， classification and summary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Yunnan Province， to create a reference model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Yunnan characteristics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onstruction.
Keywords：Yunnan provinc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ecological culture； ecological security；ecological society
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内容。中国现当代的生态破坏及不断爆发的环境危机，严重威胁到了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也对“美丽中国”的建设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中国生态环境问题已经到了迫在眉睫、急需解决的重要阶段，它不仅是中国政府及民众的主要任务，也是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云南省的生态文明建设按照省第八次党代会的部署，自2007年开始，在全省范围内全面实施“七彩云南保护行动”，“生态立省、环境优先、和谐发展”的大旗在云岭大地高高举起。2008年11月，习近平同志在云南省党政干部座谈会上讲话时强调：云南省要努力争当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排头兵。2009年2月，云南省委省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决定》，力争到2020年实现成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的目标。2009年7月，胡锦涛同志在云南省考察工作时指出：云南要深入实施“七彩云南保护行动”，突出抓好滇池等水污染综合治理，扎实推进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水土流失治理等生态工程建设，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云南发展的宝贵资源和最大优势。2015年1月，习近平同志在考察云南重要讲话中把保护好生态环境作为生存之基、发展之本，要求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这些都显示出中央及地方政府对云南省生态文明建设的关注及重视。
国内学术界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成果较多，研究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已经相当丰富，在此就不一一赘述。云南虽地处边陲，却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关于云南省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研究，与“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及“生态文明”等论题的探讨密切相关。2001年，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对云南省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了研究与评价，分析其可持续发展态势在全国和西部地区所处的位置。其中，姜海凤和张金屯[1]在《云南省生态足迹与可持续发展评价》一文中对云南省1992—2003年的生态足迹进行了时间序列的测度，提出了未来云南省可持续发展的可选途径。当前，以科学发展观切入云南省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主要包括：科学发展观与民族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与对外开放的问题的探讨、科学发展观与云南旅游经济建设、科学发展观与可持续资源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等。从“和谐社会”等视角切入云南省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与此类似。这些研究立足于云南省省情，已经走过近10年的历程，也产生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随着相关著述逐渐增多，研究内容日趋广泛，学科领域跨度变大，虽有学者做过相关的学术史梳理，但视点较为分散，针对性较弱，其不足之处也逐渐显现，对此进行重新审视也日显必要。
一、关于云南省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研究
生态文明的制度建设需要一个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组成的立体性多维构架，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都应该在国家的统一协调下制定，而具体制度是在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之下的或与之相关的，或者机构实体化程度相对较低的，体现和规范着人、社会与自然之间和谐共生目标以及相应的社会与个体行为要求的生态文明制度[2]。由于这些制度种类繁多，涉及面大，也关系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的成效和成败。因此，制度建设是生态文明建设实施的保证。根据收集到的文献和各类资料，目前，关于云南省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方面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制度建设、指标体系、补偿机制三个方面。 （一）对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体系的研究
有学者认为，从整个西部来看，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是属于生态政治文明的一个部分，应由人大、政协进行生态环境法律法规的制定[3]150。也有学者认为，云南省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体系既要有从建设制度环境入手的宏观制度体系，又要构建从制度实施主体出发的微观制度体系，特别是在法律制度体系方面，要针对西部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法制体系建设的现状，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体系，采取强有力的法律措施，为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提供法制保障[4]。云南省生态文明建设的法律保障体系，制定的涉及环境资源保护方面的地方性法律法规和各种规范性文件近2000个，但是其监督效力还有待增强。此外，生态文明建设制度也需要创新。目前，云南省生态环境恶化的根源在于缺乏有效的产权制度供给。因此，根据云南的生态资源状况和生态产权现状，需对生物性可再生自然资源、非生物可再生自然资源和不可再生自然资源进行产权制度改革[5]。
（二）对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
文传浩等[3]150根据生态意识、政治、社会、经济、环境六种文明，设置了68个西部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绩效评价指标。杨红娟等人[6]则从云南省的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应遵循生态意识文明、生态制度文明以及生态行为文明三个方面，构建了包括30个指标的少数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全面反应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情况。孔雷[7]则根据全面性、区域性、可操作性和可持续性的原则将云南省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系统划分为生态环保、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三个方面11个指标。由上述研究的相关指标可知，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与评价的目的，都是为了在反映现状的基础上增强生态文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三）对生态补偿机制建设的研究
由于云南省的特殊地理位置以及民族多样性，关于云南省生态补偿机制方面的研究分类比较详细，而且丰富。
第一，有关云南省生态补偿机制建设的研究。在总结生态补偿制度建设中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对补偿的概念、框架、重点、途径、方法及生态补偿机制建设的途径做出了不同的阐释。云南省财政厅也在进行相关的调研，不断完善生态补偿与考核奖惩相结合的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制度，积极推动生态文明建设[8-10]。
第二，有关河流流域和水源区生态补偿机制的研究。此类研究主要针对省内的掌鸠河引水工程、牛栏江补水工程、清水海引水工程、引洱入宾工程、抚仙湖调水工程及跨流域调水工程的生态补偿问题，涉及滇池流域建立完善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及政策的实践、构建针对纳版河流域自然保护区的生态补偿机制框架、在松华坝流域利用分布式水文模型（SWAT）并结合流域农业生产结构和经济收益探讨流域的生态补偿机制[9]。此外，在水源区的生态补偿机制的讨论方面，曾广权、张星梓[11]将水源区生态补偿分为资金补偿、实物补偿、政策补偿、智力补偿等类型。通过问卷调查统计分析和模型测算，提出完善水源区生态补偿机制的总体思路和对策建议，为昆明市松华坝水源区及其他水库水源区开展生态补偿工作提供技术指导。
第三，有关旅游区和自然保护区的生态补偿机制研究。郭辉军等人[12]对云南省56个自然保护区进行了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和机会成本核算，提出了进一步完善财政转移支付机制和生态补偿原则的政策建议。其他研究多是以个案分析来研究生态补偿。例如：以中国国家公园保护地模式的开创者——普达措国家公园为具体案例，构建旅游生态补偿的理论体系[13]；以云南海峰保护区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分析，确保保护区生态补偿的有效实施[14]；通过对问卷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开展对普者黑风景区旅游开发生态补偿的实证研究[15]；以1992—2007年为主要研究时段，结合遥感影像和经济社会发展相关资料，对云南石林世界遗产地和缓冲区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评估，并进行云南石林世界遗产地生态资产的补偿研究[16]。这些研究都提出建立和完善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的政策体系和保障体系，建立保护地旅游生态补偿长效机制。
第四，对矿产资源生态补偿机制的讨论。有人对滇东南地区钨矿、铜矿及矿产资源枯竭城市进行分析，提出建立和完善云南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机制的建议与对策[17]。
第五，有关农业生态补偿机制的讨论。以云南元阳县为例，民族地区的农业生态补偿，实质是一种综合运用经济、政策、技术、市场等多种手段，激励农民维护良好的农业生态环境并提供相关优质产品的行为，需要在法律、组织管理、市场、评估等方面做好保障工作，完善相关机制[18]。倪喜云和尚榆民[19]总结了洱海流域农业生态补偿实践，并对补偿机制提出了相关建议。
第六，有关水电生态补偿的讨论。夏峰等[20]以金沙江溪洛渡和向家坝水电站为例，探讨建立补偿—融资一体化的生态补偿机制。
从以上研究来看，云南省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还不够完善，评价体系中应包括哪些指标也没有一致、明确的观点，各学者从不同的方面对云南省的生态补偿机制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研究，不仅谈到了问题的根源，也提出了解决的对策和建议，但还未形成有借鉴性、可行性强的云南省生态补偿体系。在整体性方面，生态补偿的重点都落在森林、矿产、农业、水土保持、流域、世界遗产地、自然保护区等区域，对城市、工业区、化工区、开发区的生态补偿研究较少。
二、关于云南省生态文化建设的研究
文化与教育是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云南少数民族众多，文化内涵丰富，但是教育条件与基础与发达地区有着较大的差距。
（一）对云南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研究
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主要是指一个民族在适应、利用和改造环境及其被环境改造的过程中，在文化与自然互动关系的发展过程中所积累和形成的知识与经验。这些知识与经验就蕴含和表现在这个民族的宇宙观、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等之中[21]。 总体上说，研究者们均充分肯定了云南少数民族蕴含着的丰富生态文化，如敬畏自然、尊重生命、崇拜自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维护生态平衡等，这些生态思想对生态文明建设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关春玲和柳诗丹对近年来有关云南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的研究作了较为细致的综述，包括了原始宗教、风俗禁忌、民间文学、乡规民约以及传统生计中的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的各个方面[22]。肖雅锟肯定了云南少数民族创造的适应当地生态环境的独特生存方式、生存意识和生态环境保护文化，认为它们对于构建现代生态伦理、提升社会生态道德观念、促进和谐社会发展进程以及实现现代生态文明都具有重要意义[23]。郑晓云以红河流域作为研究基础，充分肯定了该流域的各民族文化及其内在的生态保护思想，对红河流域乃至云南省的生态文明建设都有一定指导意义[24]。林庆将云南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分为“神林”文化、“神物”文化、“水土”文化、“环保”文化和“节制消费”文化五种，总结出云南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的优点，并就民族生态文化面临的危机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有效路径[25]。刘荣昆认为云南少数民族原始宗教中的生态观念可引发出相应的生态效应，这与生态文明建设中“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的思想是一致的，对生态文明建设大有裨益[26]。何燕霞也认同这些观点，并且提出应挖掘出云南少数民族自然崇拜中的理性因素，确立新的生态价值观，提高生态文明意识，提倡文明生活方式，推动生态文明建设[27]。马云生重点分析了云南彝族自然观生态文明思想的显现及基本特征，认为及时挖掘和整理云南彝族自然观生态文明思想不仅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及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助于深化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建设内涵，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文化资源及实践范式[28]。李军分析了云南傣族人民的生态伦理文化，并倡导运用法律的强制手段加强傣族地区的自然生态环境保护，发挥法律的教育、引导作用，对傣族的民族文化发展方向进行把握和指引，宣传傣族的生态文化理念，加强人们生态环境保护的自主意识[29]。
由以上可知，云南省内有着众多的少数民族聚居区，民族生态文化繁杂，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生态思想，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民族生态文化。所以，对跨境少数民族和省域内的少数民族文化可以进行多层次挖掘，以获得更多对生态文明建设有益的民族思想。与此同时，也可以将中国传统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结合，寻求共同点，以推动云南省生态文明建设获得更大发展。
（二）对生态教育的研究
生态文明教育是生态文明建设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云南省林业厅在2013年6月制定了《云南省生态文明教育基地创建管理办法》，对云南省生态文明教育基地的建设、申请范围、申请条件以及评审都作出了规定性要求。赵虹通过对云南省部分环境保护较好的民族区域生态文明意识程度的调查显示，应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地区生态文明意识建设，包括充分关注挖掘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文明意识，加强现代生态文明意识教育，变他律为自律等[30]。李彦龙也提到了洱源县的生态文明教育问题，认为洱源县的生态文明建设能够初见成效主要缘于以下因素：一是积极普及生态知识和环保法律知识；二是建立健全生态教育机制，完善从家庭到学校再到社会的全方位生态教育体系；三是将生态文明的理念渗透到生产、生活的各个层面，增强了全民的生态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树立了全民的生态文明观、伦理观、价值观[31]181。
总之，在生态文明教育中，我们可以对不同层次、不同区域的人群制定适宜的教育手段和实践模式，尤其是针对少数民族地区民众的生态安全意识的教育，可通过创建生态文明教育基地等方式使生态文明建设落在实处。
三、关于云南省生态经济建设的研究
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经济支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要生态文明建设的保障。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之一，就是经济方式的转变，即市场经济的生态转向。对云南省生态经济建设的研究主要体现于对区域性生态经济建设和产业结构建设的探析两个方面。
（一）有关区域生态经济建设的研究
张绍稳总结了云南省生态文明发展现状与存在问题，认为当前生态文明的发展程度主要可通过生态环境质量来体现和度量，应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32]。王杰肯定了大理州发展绿色山地经济所取得的成就，认为大理州应形成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绿色发展理念，探索山地经济新型发展模式[33]。在县域经济发展方面，杨春禄等人对元谋县进行调研，发现存在生态脆弱、设施落后、法律法规不完善等问题，提出优化农业和旅游业、提升人民生态意识的建议[34]。彭波研究发现，云南省内位于山地、半山地的“直过民族”地区多处于较封闭或半封闭状态，对于这些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应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科技等多种手段，实现开发、保护和整治相结合，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统一[35]。
（二）有关区域经济产业发展的研究
朱慧贤认为，经济社会发展应该与资源环境的承载力相适应，促进云南省生态文明建设，应建立起生态安全绿色屏障，建立起有特色的绿色农业和绿色工业[36]。余芳认为，在生态文明背景下，昆明工业产业的生态化发展应该从整体布局出发，使得发展经济与防治污染、保护生态环境有机结合，实现经济与生态和谐共赢，这是实现昆明乃至整个云南省经济良性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37]。蒋京梅等认为，就产业发展而言，云南省的生态农业发展应制定有地域特色的产业基地战略目标，运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建立农产品深加工基地，对生态农业产业进行监督和考核。云南省生态服务业主要集中在生态旅游方面[38]。胡冀珍以云南沧源翁丁佤寨为例，详细论述了将民族竹文化和独特竹林景观作为重点的特色文化景观和原始生态系统构建方案，努力实现以保护促开发、以开发促保护，全面促进云南民族村寨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39]。叶文和薛熙明调查了云南省的重丁村、洛茸村和落水村传统生态文化的变迁，尝试构建新的生态旅游发展模式[40]。 综上可知，关于云南省生态经济建设的研究，多注重强调发挥云南的本土特色，以绿色农业和服务业为主，遵循“安全、健康、循环、绿色”的原则，将区域经济和民族经济结合，为云南省生态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四、云南省生态安全研究
云南省地处我国西南边陲，位于多条国际国内河流上游，是全国生物种类和生态系统类型都极为丰富的地区之一，是东南亚国家和我国西南大部分省区一道重要的生态屏障，在国家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安全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地位。刘小勤和尹记远将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生态安全分为五种类型，将生态安全融入到生态文明建设的对策思考中，有一定积极意义[41]。
（一）水资源生态安全研究
水资源涵盖了高原湖泊和跨境河流。董云仙等人系统梳理了云南九大高原湖泊的演变历程，强调以流域生态承载力与容量总量控制为约束条件，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削减污染物总量，全面控源治污，生态修复湖泊流域并进行生态安全调控[42]。何大明等人认为，在跨境河流中大规模梯级电站建设等不仅是对水道生态系统变化的驱动，对洄游鱼类产生生态影响，还会对环境破坏严重，使生态系统退化加剧，工程效益受损，导致多种自然灾害频发，环境贫困加剧，保护与发展的矛盾极为突出[43]。
（二）生物多样性生态安全研究
由于对经济发展速度的盲目追求和错误的引进国外的动植物品种，导致我国部分地区生物多样性的下降。例如：紫茎泽兰、飞草、凤眼莲、福寿螺和牛蛙，在引进之后其繁殖速度很快，易形成大面积单优群落，破坏当地动植物相，危及当地濒危动植物的生存，造成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橡胶和桉树等外来经济树种，挤占本土物种的生存空间，导致本地物种的消退或灭亡，破坏了当地的生物平衡，给当地的环境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毁坏[44]。陈宏伟等人对云南热区的德宏州、临沧市、西双版纳州、思茅市、红河州全境、文山州的富宁县、玉溪市的元江县和新平县进行调查，认为这些地区的陡坡地带、泥石流滑坡危险区、严重水土流失区、生态灾害危险区存在生态安全隐患，应该加强对这些地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45]。刘扬从地形地貌特征、典型气候天象、自然植被、生物多样性、大树移植、防灾功能、绿化安全、园林物种引进8个方面阐述了云南园林生态安全问题，并进一步提出了维护云南园林生态安全的对策[46]。
（三）国土资源生态安全研究
云南省的国土资源生态安全问题，首先是耕地生态安全状况不容乐观，需加强耕地生态环境建设，逐步实施退耕还林政策，控制化肥、农药等的施用，减少对土地的污染，并制定相关政策，控制工业废水、废物的排放，防止对耕地的间接污染；其次是石漠化现象较为严重，集中体现在文山地区的植被退化、土壤劣化、土地生产力降低、旱涝灾害频繁等。贺一梅、杨子生等针对宾川县土地生态环境脆弱且生态破坏严重、以水土流失为主因的土地生态退化日益加剧的基本特点，提出了一系列适用于该县土地生态建设与可持续利用的对策[47]。另外，在旅游区的生态安全建设方面，范弢等人以生态安全理论为基础，运用PSR（压力-状态-响应）指标体系模型对泸沽湖景区1996-2005年的生态安全状况进行评价，并提出了加强水环境治理、提高生态环境质量、发展生态旅游、加大生态环境建设力度和加强生态环境监测的生态安全建设方案[48]。旅游地区面对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需加强公共管理机制建设，发展旅游循环经济，加大资金投入强度，狠抓政策落实。
学界关于云南省矿业资源的生态安全研究比较薄弱。矿产资源开发破坏了当地生态系统，导致水土流失及地下水与江河污染，大量耕地、林地等被占用，也造成次生地质灾害频发。因此，在开发前要结合地质、地貌等环境条件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在开采过程中要提高资源利用率，要有环保法规的监督；在开采后还要对矿区进行复土植被、生态重建，减少崩塌、滑坡、泥石流等次生地质灾害的隐患。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有待加强。
孙海燕等人从科技的角度对生态安全进行了论述，认为云南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的科技需求主要体现在促进生态保护，加强高原湖泊水污染、土壤保持及石漠化的生态治理，推进绿色生态发展等方面[49]。王泽华等人进一步探讨了科技支撑云南生态安全屏障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指出应通过建立健全政策法规体系，加大科技投入力度和生态补偿力度，整合区域合作，加强生态环保宣传教育等来促进云南生态安全屏障建设[50]。金鑫通过介绍西双版纳州的气候、物种资源、少数民族文化和宗教等，系统阐述了该区的生态保护法律制度及其存在的问题，并对完善西双版纳州生态保护法律制度、制定生态安全法提出了建议[51]。
总的说来，生态安全与国家安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云南的生态安全，从外部来说，与东南亚各国关系密切；从内部来说，生态安全面临着危机。不管是整体政策、法律法规的研究，还是具体到水资源、生物资源、农林资源、旅游开发等方面，生态安全都还需要从长期的研究和科技的手段出发，对云南省的国土生态安全、健康生态安全、城市生态安全、人口生态安全、贫困生态安全以及生物入侵等问题进一步深入研究，加大研究力度，为我国西南地区乃至全国的生态安全、生态屏障建设提供更多更好的优秀成果，促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五、生态治理与修复研究
所谓生态治理，是运用生态学原理对有害生物与资源进行的宏观调控和管理[52]。生态修复是指对生态系统停止人为干扰，以减轻其负荷压力，依靠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与自组织能力使其向有序的方向演化，或者利用生态系统的自我恢复能力，辅以人工措施，使遭到破坏的生态系统逐步恢复或向良性循环方向发展[53]。
（一）水土保持的生态治理与修复
朱晓柯对2001年以来云南省被列为全国水土保持生态修复试点县的7个县（区）进行了总结，认为云南省生态修复试点工作已初见成效，但还应对实施期限、专项资金、政策法规、修复地区等问题再思考[54]。吕小玲通过对大姚县生态修复区为期1年的监测、分析和评价，认为该区域基本实现生态系统功能的恢复，达到了减少和控制水土流失的生态修复的目标。从他们的研究中也可以看出，石漠化地区应根据不同的生态环境和经济条件，制定科学合理的修复计划和保护措施，充分利用天然草地植被的生态功能和经济功能，逐步形成有利于生态环境改善和资源持续利用的发展机制[55]。 （二）河流流域的生态治理与修复
对于云南省河流流域的生态治理与修复，吴鹏等人指出，河流生态修复一直是恢复生态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云南省应制定并采取增加人工湿地，净化水体、修复支流生态系统，增加、补充、补缺河道缓冲带植被等生态修复策略[56]。李鸿斌等人在研究中发现，松华坝水源区库区村庄的面源污染导致了新的水土流失，并进一步提出了生态恢复和保护措施[57]。
（三）矿区的生态治理与修复
胡柳在对个旧锡矿区自然环境、地质条件、人文社会特点以及废弃地主要环境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两类用地相对应的生态景观修复规划，认为对于个旧锡矿区可采取原生态景观修复和以工业纪念为展示主题的公园改造这两种途径来开展矿区的生态景观修复工作[58]。陈思思以昆阳磷矿为例进行分析，认为该矿区形成了“边采矿、边恢复”的水土保持效益、土壤改良效益以及景观格局变化三方面的生态恢复与重建模式，对露天矿区可持续发展具有良好的示范作用[59]。毕天顺对资源枯竭型的东川区生态环境现状及其成因进行了分析，认为可通过建立东川生态特区改变东川区的生态现状[60]。
生态治理与修复一直是世界各国致力于解决的难题。与国外相比较，中国的生态治理和修复起步较晚，条件较差，造成这一工作的周期长、任务重。就云南省来说，应该多借鉴国内外的成功模式和经验，加强对工业区及跨境流域的生态治理和修复等。
六、云南省生态社会建设研究
（一）城乡生态建设研究
生态文明建设与云南城镇及农村的建设和发展是密不可分的。杨明艳从整体上分析了边疆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优势与潜力，也分析了其劣势与不足，提出了加强边疆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几点思考[61]。在李永仙看来，生态文明建设是西双版纳州增创发展新优势，实现富裕、民主、文明、和谐西双版纳，解决西双版纳州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实现其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举措[62]。李如英分析了云南省临沧市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与困境，提出发展绿色产业以推进临沧市生态文明建设的建议[63]。李彦龙认为，近年来洱源县环境改善、经济发展，推动了生态文明建设，保护了洱海，他进一步总结出大理洱源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经验及其启示[31]182。
在云南省广大农村地区，经济、社会问题突出，乡村生态形势不容乐观，面临着要加快经济发展和实现生态环境建设的双重目标和任务。无论是从边疆出发，还是从乡村出发，相关研究在云南城镇和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上都还没有能够找到突破点，在云南省城镇及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做得非常合理或到位。因为云南省每个县和镇的历史发展、地理位置、风俗民情各有不同，所以其生态建设研究也应该具有不同的生态文明建设模式，体现云南不同地区的特色。
（二）生态移民建设研究
生态移民是指为保护生态或让生态得到修复，而将原居住在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严重破坏地区、生态脆弱区的人口迁移出原居住地的移民；也指将自然环境条件恶劣，基本不具备人类生存条件或不具备就地扶贫条件地区的人口搬离原来的居住地，在另外的地方重建家园定居的移民[64]。
文冰等人以云南永善县马楠乡为例分析云南生态移民的搬迁形式，实地考察和对比分析自发性移民、政府组织移民、部分企业参与移民三种方式，研究不同组织形式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探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易地扶贫开发组织形式的多样性及其可行性，从而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65]。郭凯峰以云南省楚雄州大姚县丙海安置点为例，研究分析水库移民与社会、经济、生态之间协调发展的各种影响因素， 提出水库移民与社会、经济、生态三者协调发展的对策[66]。罗维有立足现实，认为云南生态移民工作面临认识不到位、制度供给不足、移民面临社会适应、机构建设有待加强等问题，强调云南的生态移民工程要结合云南生态、贫困、民族和边疆等省情实际来进行[67]。王锡林认为，生态移民是实现云南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的有效手段，能为增进云南各民族团结和谐、实现边疆稳定创造良好条件，提出通过创新财政体制机制来加快云南生态移民实施步伐的建议[68]。
就已有研究资料而言，有关云南省生态移民的相关研究稍显薄弱。云南是我国西南边疆少数民族聚居连片特困地区，有大面积的生态脆弱、自然条件恶劣、灾害频发、土地瘠薄、资源匮乏和严重石漠化地区，这些都对社会稳定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制定并完善相关生态移民政策，加强针对生态移民的补偿研究，加强生态移民地区的重建工作等，对推进当前云南省的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七、云南省生态文明建设研究展望
通过以上对有关云南省生态文明建设研究的大致梳理，可以看出近年来云南省生态文明建设总体上进展顺利，发展良好，在问题意识上已从整体研讨转向局部探析、从主干转向细节，学术视野也从关注本省延展到区域总览，从省内分析扩展到省级或是跨境研究。这些学术成果越来越贴合云南省省情，对云南省生态文明建设有着指导作用，对全国其他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也有着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但是，对云南省生态文末建设的研究仍然有较大的学术空间。
（一）拓宽研究对象
从前文综述可知，很多研究既有学者的全面思考，又有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综合考量。但是，云南作为一个拥有25个世居少数民族的多民族省份，其省内各地地理环境相差大，边境线长，各民族差异明显，所以在具体分析中还需结合其生态环境多样性、生物多样性和民族文化多样性进行深入探讨，细化分类。例如，在生态文明建设对象的比较研究中，可以进行横向的省域、县域、跨区域之间的比较研究，也可以进行历史时期、生态文化变迁等方面的纵向研究，在拓宽研究对象的基础上加深对其生态思想的挖掘。
（二）完善研究方法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学者们运用了遥感技术、PSR模型、实地检测、ECCI（是中国省域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等科技手段，以及文献收集与田野调查、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区域研究、个案分析等方法，对云南省的生态文明建设进行了研究，促进了云南省生态文明建设研究整体水平的提升。但是，这些研究手段仍然仅限于某一学科领域，没有全面、综合地运用起来。生态文明所涉及到的领域广泛，政治决策、社会学科、自然学科等都有所涉猎，而每个学科研究者的专业素养和学科背景都会有所限制，各学科研究者又都有自己的优势。因此，在具体操作中，各类学科方法都可以运用到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当中，加大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力度，在生态文明建设研究方面推陈出新。 （三）挖掘研究深度
目前，关于云南省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角度较多，包括经济角度、政治角度、民族文化角度、政策制度角度、地理研究角度、农业角度、资源管理角度、林业角度等多个方面，涉及到行政管理、政治学、地理学、民族学、农学、林学等专业。但是，这些学科所研究的内容相对分散，而且研究并不均衡，从而导致研究的整体深度不够。因此，还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深化：一是加强学科专业间的联合，“生态”是一个庞大的体系，涉及到人类社会和自然的方方面面，出现生态问题，不是单一方面就能解决的——需要联合各个学科、各个专业进行综合协调解决，因此，学科间的联合显得尤其重要；二是结合云南省的特殊性，均衡发展生态文明——虽然目前云南省生态文明指数在全国排名居中，但是发展并不平衡，社会发展和协调程度不够理想，如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和生态系统恶化，森林植被覆盖率下降，生物多样性破坏严重，水土流失严重，最具民族特色的服饰、民居建筑、人生礼仪、节祭仪式、民间歌舞、口头文学等传统文化事象减少，有些地区土地石漠化严重，等等，这些既有当地的地理环境原因，也有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因素，这种复杂状况导致各地生态文明发展不均衡，研究者需要从这些问题入手深入探析均衡发展、协调发展的具体对策。
总的来说，虽然关于云南省近10年来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成果颇丰，但比起全国生态文明建设及其研究的先进省市还有一定的差距。已有关于云南省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成果在归纳现状、查找问题与差距的基础上，为今后云南省开展此项工作及其研究提供了经验总结和历史借鉴，也明确了未来继续努力的方向，有利于为云南省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服务，也有利于推进全国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向纵深方向发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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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云南省；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文化；生态安全；生态社会
中图分类号：X171.4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1254（2016）05-0026-10
Abstract：Since the 17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clearly put forward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Yunnan Province have a wide range of works both from theory and practice study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rough the neaten on the six aspects of of scholars inside and outside the Yunnan Province，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ystem， ecological culture construc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economy， ecological security， ecological governance and restoration 、ecological social， in order to make combing， classification and summary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Yunnan Province， to create a reference model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Yunnan characteristics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onstruction.
Keywords：Yunnan provinc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ecological culture； ecological security；ecological society
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内容。中国现当代的生态破坏及不断爆发的环境危机，严重威胁到了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也对“美丽中国”的建设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中国生态环境问题已经到了迫在眉睫、急需解决的重要阶段，它不仅是中国政府及民众的主要任务，也是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云南省的生态文明建设按照省第八次党代会的部署，自2007年开始，在全省范围内全面实施“七彩云南保护行动”，“生态立省、环境优先、和谐发展”的大旗在云岭大地高高举起。2008年11月，习近平同志在云南省党政干部座谈会上讲话时强调：云南省要努力争当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排头兵。2009年2月，云南省委省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决定》，力争到2020年实现成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的目标。2009年7月，胡锦涛同志在云南省考察工作时指出：云南要深入实施“七彩云南保护行动”，突出抓好滇池等水污染综合治理，扎实推进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水土流失治理等生态工程建设，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云南发展的宝贵资源和最大优势。2015年1月，习近平同志在考察云南重要讲话中把保护好生态环境作为生存之基、发展之本，要求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这些都显示出中央及地方政府对云南省生态文明建设的关注及重视。
国内学术界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成果较多，研究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已经相当丰富，在此就不一一赘述。云南虽地处边陲，却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关于云南省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研究，与“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及“生态文明”等论题的探讨密切相关。2001年，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对云南省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了研究与评价，分析其可持续发展态势在全国和西部地区所处的位置。其中，姜海凤和张金屯[1]在《云南省生态足迹与可持续发展评价》一文中对云南省1992—2003年的生态足迹进行了时间序列的测度，提出了未来云南省可持续发展的可选途径。当前，以科学发展观切入云南省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主要包括：科学发展观与民族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与对外开放的问题的探讨、科学发展观与云南旅游经济建设、科学发展观与可持续资源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等。从“和谐社会”等视角切入云南省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与此类似。这些研究立足于云南省省情，已经走过近10年的历程，也产生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随着相关著述逐渐增多，研究内容日趋广泛，学科领域跨度变大，虽有学者做过相关的学术史梳理，但视点较为分散，针对性较弱，其不足之处也逐渐显现，对此进行重新审视也日显必要。
一、关于云南省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研究
生态文明的制度建设需要一个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组成的立体性多维构架，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都应该在国家的统一协调下制定，而具体制度是在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之下的或与之相关的，或者机构实体化程度相对较低的，体现和规范着人、社会与自然之间和谐共生目标以及相应的社会与个体行为要求的生态文明制度[2]。由于这些制度种类繁多，涉及面大，也关系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的成效和成败。因此，制度建设是生态文明建设实施的保证。根据收集到的文献和各类资料，目前，关于云南省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方面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制度建设、指标体系、补偿机制三个方面。 （一）对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体系的研究
有学者认为，从整个西部来看，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是属于生态政治文明的一个部分，应由人大、政协进行生态环境法律法规的制定[3]150。也有学者认为，云南省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体系既要有从建设制度环境入手的宏观制度体系，又要构建从制度实施主体出发的微观制度体系，特别是在法律制度体系方面，要针对西部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法制体系建设的现状，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体系，采取强有力的法律措施，为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提供法制保障[4]。云南省生态文明建设的法律保障体系，制定的涉及环境资源保护方面的地方性法律法规和各种规范性文件近2000个，但是其监督效力还有待增强。此外，生态文明建设制度也需要创新。目前，云南省生态环境恶化的根源在于缺乏有效的产权制度供给。因此，根据云南的生态资源状况和生态产权现状，需对生物性可再生自然资源、非生物可再生自然资源和不可再生自然资源进行产权制度改革[5]。
（二）对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
文传浩等[3]150根据生态意识、政治、社会、经济、环境六种文明，设置了68个西部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绩效评价指标。杨红娟等人[6]则从云南省的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应遵循生态意识文明、生态制度文明以及生态行为文明三个方面，构建了包括30个指标的少数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全面反应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情况。孔雷[7]则根据全面性、区域性、可操作性和可持续性的原则将云南省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系统划分为生态环保、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三个方面11个指标。由上述研究的相关指标可知，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与评价的目的，都是为了在反映现状的基础上增强生态文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三）对生态补偿机制建设的研究
由于云南省的特殊地理位置以及民族多样性，关于云南省生态补偿机制方面的研究分类比较详细，而且丰富。
第一，有关云南省生态补偿机制建设的研究。在总结生态补偿制度建设中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对补偿的概念、框架、重点、途径、方法及生态补偿机制建设的途径做出了不同的阐释。云南省财政厅也在进行相关的调研，不断完善生态补偿与考核奖惩相结合的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制度，积极推动生态文明建设[8-10]。
第二，有关河流流域和水源区生态补偿机制的研究。此类研究主要针对省内的掌鸠河引水工程、牛栏江补水工程、清水海引水工程、引洱入宾工程、抚仙湖调水工程及跨流域调水工程的生态补偿问题，涉及滇池流域建立完善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及政策的实践、构建针对纳版河流域自然保护区的生态补偿机制框架、在松华坝流域利用分布式水文模型（SWAT）并结合流域农业生产结构和经济收益探讨流域的生态补偿机制[9]。此外，在水源区的生态补偿机制的讨论方面，曾广权、张星梓[11]将水源区生态补偿分为资金补偿、实物补偿、政策补偿、智力补偿等类型。通过问卷调查统计分析和模型测算，提出完善水源区生态补偿机制的总体思路和对策建议，为昆明市松华坝水源区及其他水库水源区开展生态补偿工作提供技术指导。
第三，有关旅游区和自然保护区的生态补偿机制研究。郭辉军等人[12]对云南省56个自然保护区进行了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和机会成本核算，提出了进一步完善财政转移支付机制和生态补偿原则的政策建议。其他研究多是以个案分析来研究生态补偿。例如：以中国国家公园保护地模式的开创者——普达措国家公园为具体案例，构建旅游生态补偿的理论体系[13]；以云南海峰保护区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分析，确保保护区生态补偿的有效实施[14]；通过对问卷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开展对普者黑风景区旅游开发生态补偿的实证研究[15]；以1992—2007年为主要研究时段，结合遥感影像和经济社会发展相关资料，对云南石林世界遗产地和缓冲区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评估，并进行云南石林世界遗产地生态资产的补偿研究[16]。这些研究都提出建立和完善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的政策体系和保障体系，建立保护地旅游生态补偿长效机制。
第四，对矿产资源生态补偿机制的讨论。有人对滇东南地区钨矿、铜矿及矿产资源枯竭城市进行分析，提出建立和完善云南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机制的建议与对策[17]。
第五，有关农业生态补偿机制的讨论。以云南元阳县为例，民族地区的农业生态补偿，实质是一种综合运用经济、政策、技术、市场等多种手段，激励农民维护良好的农业生态环境并提供相关优质产品的行为，需要在法律、组织管理、市场、评估等方面做好保障工作，完善相关机制[18]。倪喜云和尚榆民[19]总结了洱海流域农业生态补偿实践，并对补偿机制提出了相关建议。
第六，有关水电生态补偿的讨论。夏峰等[20]以金沙江溪洛渡和向家坝水电站为例，探讨建立补偿—融资一体化的生态补偿机制。
从以上研究来看，云南省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还不够完善，评价体系中应包括哪些指标也没有一致、明确的观点，各学者从不同的方面对云南省的生态补偿机制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研究，不仅谈到了问题的根源，也提出了解决的对策和建议，但还未形成有借鉴性、可行性强的云南省生态补偿体系。在整体性方面，生态补偿的重点都落在森林、矿产、农业、水土保持、流域、世界遗产地、自然保护区等区域，对城市、工业区、化工区、开发区的生态补偿研究较少。
二、关于云南省生态文化建设的研究
文化与教育是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云南少数民族众多，文化内涵丰富，但是教育条件与基础与发达地区有着较大的差距。
（一）对云南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研究
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主要是指一个民族在适应、利用和改造环境及其被环境改造的过程中，在文化与自然互动关系的发展过程中所积累和形成的知识与经验。这些知识与经验就蕴含和表现在这个民族的宇宙观、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等之中[21]。 总体上说，研究者们均充分肯定了云南少数民族蕴含着的丰富生态文化，如敬畏自然、尊重生命、崇拜自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维护生态平衡等，这些生态思想对生态文明建设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关春玲和柳诗丹对近年来有关云南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的研究作了较为细致的综述，包括了原始宗教、风俗禁忌、民间文学、乡规民约以及传统生计中的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的各个方面[22]。肖雅锟肯定了云南少数民族创造的适应当地生态环境的独特生存方式、生存意识和生态环境保护文化，认为它们对于构建现代生态伦理、提升社会生态道德观念、促进和谐社会发展进程以及实现现代生态文明都具有重要意义[23]。郑晓云以红河流域作为研究基础，充分肯定了该流域的各民族文化及其内在的生态保护思想，对红河流域乃至云南省的生态文明建设都有一定指导意义[24]。林庆将云南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分为“神林”文化、“神物”文化、“水土”文化、“环保”文化和“节制消费”文化五种，总结出云南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的优点，并就民族生态文化面临的危机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有效路径[25]。刘荣昆认为云南少数民族原始宗教中的生态观念可引发出相应的生态效应，这与生态文明建设中“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的思想是一致的，对生态文明建设大有裨益[26]。何燕霞也认同这些观点，并且提出应挖掘出云南少数民族自然崇拜中的理性因素，确立新的生态价值观，提高生态文明意识，提倡文明生活方式，推动生态文明建设[27]。马云生重点分析了云南彝族自然观生态文明思想的显现及基本特征，认为及时挖掘和整理云南彝族自然观生态文明思想不仅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及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助于深化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建设内涵，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文化资源及实践范式[28]。李军分析了云南傣族人民的生态伦理文化，并倡导运用法律的强制手段加强傣族地区的自然生态环境保护，发挥法律的教育、引导作用，对傣族的民族文化发展方向进行把握和指引，宣传傣族的生态文化理念，加强人们生态环境保护的自主意识[29]。
由以上可知，云南省内有着众多的少数民族聚居区，民族生态文化繁杂，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生态思想，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民族生态文化。所以，对跨境少数民族和省域内的少数民族文化可以进行多层次挖掘，以获得更多对生态文明建设有益的民族思想。与此同时，也可以将中国传统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结合，寻求共同点，以推动云南省生态文明建设获得更大发展。
（二）对生态教育的研究
生态文明教育是生态文明建设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云南省林业厅在2013年6月制定了《云南省生态文明教育基地创建管理办法》，对云南省生态文明教育基地的建设、申请范围、申请条件以及评审都作出了规定性要求。赵虹通过对云南省部分环境保护较好的民族区域生态文明意识程度的调查显示，应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地区生态文明意识建设，包括充分关注挖掘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文明意识，加强现代生态文明意识教育，变他律为自律等[30]。李彦龙也提到了洱源县的生态文明教育问题，认为洱源县的生态文明建设能够初见成效主要缘于以下因素：一是积极普及生态知识和环保法律知识；二是建立健全生态教育机制，完善从家庭到学校再到社会的全方位生态教育体系；三是将生态文明的理念渗透到生产、生活的各个层面，增强了全民的生态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树立了全民的生态文明观、伦理观、价值观[31]181。
总之，在生态文明教育中，我们可以对不同层次、不同区域的人群制定适宜的教育手段和实践模式，尤其是针对少数民族地区民众的生态安全意识的教育，可通过创建生态文明教育基地等方式使生态文明建设落在实处。
三、关于云南省生态经济建设的研究
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经济支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要生态文明建设的保障。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之一，就是经济方式的转变，即市场经济的生态转向。对云南省生态经济建设的研究主要体现于对区域性生态经济建设和产业结构建设的探析两个方面。
（一）有关区域生态经济建设的研究
张绍稳总结了云南省生态文明发展现状与存在问题，认为当前生态文明的发展程度主要可通过生态环境质量来体现和度量，应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32]。王杰肯定了大理州发展绿色山地经济所取得的成就，认为大理州应形成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绿色发展理念，探索山地经济新型发展模式[33]。在县域经济发展方面，杨春禄等人对元谋县进行调研，发现存在生态脆弱、设施落后、法律法规不完善等问题，提出优化农业和旅游业、提升人民生态意识的建议[34]。彭波研究发现，云南省内位于山地、半山地的“直过民族”地区多处于较封闭或半封闭状态，对于这些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应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科技等多种手段，实现开发、保护和整治相结合，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统一[35]。
（二）有关区域经济产业发展的研究
朱慧贤认为，经济社会发展应该与资源环境的承载力相适应，促进云南省生态文明建设，应建立起生态安全绿色屏障，建立起有特色的绿色农业和绿色工业[36]。余芳认为，在生态文明背景下，昆明工业产业的生态化发展应该从整体布局出发，使得发展经济与防治污染、保护生态环境有机结合，实现经济与生态和谐共赢，这是实现昆明乃至整个云南省经济良性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37]。蒋京梅等认为，就产业发展而言，云南省的生态农业发展应制定有地域特色的产业基地战略目标，运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建立农产品深加工基地，对生态农业产业进行监督和考核。云南省生态服务业主要集中在生态旅游方面[38]。胡冀珍以云南沧源翁丁佤寨为例，详细论述了将民族竹文化和独特竹林景观作为重点的特色文化景观和原始生态系统构建方案，努力实现以保护促开发、以开发促保护，全面促进云南民族村寨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39]。叶文和薛熙明调查了云南省的重丁村、洛茸村和落水村传统生态文化的变迁，尝试构建新的生态旅游发展模式[40]。 综上可知，关于云南省生态经济建设的研究，多注重强调发挥云南的本土特色，以绿色农业和服务业为主，遵循“安全、健康、循环、绿色”的原则，将区域经济和民族经济结合，为云南省生态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四、云南省生态安全研究
云南省地处我国西南边陲，位于多条国际国内河流上游，是全国生物种类和生态系统类型都极为丰富的地区之一，是东南亚国家和我国西南大部分省区一道重要的生态屏障，在国家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安全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地位。刘小勤和尹记远将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生态安全分为五种类型，将生态安全融入到生态文明建设的对策思考中，有一定积极意义[41]。
（一）水资源生态安全研究
水资源涵盖了高原湖泊和跨境河流。董云仙等人系统梳理了云南九大高原湖泊的演变历程，强调以流域生态承载力与容量总量控制为约束条件，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削减污染物总量，全面控源治污，生态修复湖泊流域并进行生态安全调控[42]。何大明等人认为，在跨境河流中大规模梯级电站建设等不仅是对水道生态系统变化的驱动，对洄游鱼类产生生态影响，还会对环境破坏严重，使生态系统退化加剧，工程效益受损，导致多种自然灾害频发，环境贫困加剧，保护与发展的矛盾极为突出[43]。
（二）生物多样性生态安全研究
由于对经济发展速度的盲目追求和错误的引进国外的动植物品种，导致我国部分地区生物多样性的下降。例如：紫茎泽兰、飞草、凤眼莲、福寿螺和牛蛙，在引进之后其繁殖速度很快，易形成大面积单优群落，破坏当地动植物相，危及当地濒危动植物的生存，造成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橡胶和桉树等外来经济树种，挤占本土物种的生存空间，导致本地物种的消退或灭亡，破坏了当地的生物平衡，给当地的环境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毁坏[44]。陈宏伟等人对云南热区的德宏州、临沧市、西双版纳州、思茅市、红河州全境、文山州的富宁县、玉溪市的元江县和新平县进行调查，认为这些地区的陡坡地带、泥石流滑坡危险区、严重水土流失区、生态灾害危险区存在生态安全隐患，应该加强对这些地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45]。刘扬从地形地貌特征、典型气候天象、自然植被、生物多样性、大树移植、防灾功能、绿化安全、园林物种引进8个方面阐述了云南园林生态安全问题，并进一步提出了维护云南园林生态安全的对策[46]。
（三）国土资源生态安全研究
云南省的国土资源生态安全问题，首先是耕地生态安全状况不容乐观，需加强耕地生态环境建设，逐步实施退耕还林政策，控制化肥、农药等的施用，减少对土地的污染，并制定相关政策，控制工业废水、废物的排放，防止对耕地的间接污染；其次是石漠化现象较为严重，集中体现在文山地区的植被退化、土壤劣化、土地生产力降低、旱涝灾害频繁等。贺一梅、杨子生等针对宾川县土地生态环境脆弱且生态破坏严重、以水土流失为主因的土地生态退化日益加剧的基本特点，提出了一系列适用于该县土地生态建设与可持续利用的对策[47]。另外，在旅游区的生态安全建设方面，范弢等人以生态安全理论为基础，运用PSR（压力-状态-响应）指标体系模型对泸沽湖景区1996-2005年的生态安全状况进行评价，并提出了加强水环境治理、提高生态环境质量、发展生态旅游、加大生态环境建设力度和加强生态环境监测的生态安全建设方案[48]。旅游地区面对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需加强公共管理机制建设，发展旅游循环经济，加大资金投入强度，狠抓政策落实。
学界关于云南省矿业资源的生态安全研究比较薄弱。矿产资源开发破坏了当地生态系统，导致水土流失及地下水与江河污染，大量耕地、林地等被占用，也造成次生地质灾害频发。因此，在开发前要结合地质、地貌等环境条件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在开采过程中要提高资源利用率，要有环保法规的监督；在开采后还要对矿区进行复土植被、生态重建，减少崩塌、滑坡、泥石流等次生地质灾害的隐患。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有待加强。
孙海燕等人从科技的角度对生态安全进行了论述，认为云南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的科技需求主要体现在促进生态保护，加强高原湖泊水污染、土壤保持及石漠化的生态治理，推进绿色生态发展等方面[49]。王泽华等人进一步探讨了科技支撑云南生态安全屏障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指出应通过建立健全政策法规体系，加大科技投入力度和生态补偿力度，整合区域合作，加强生态环保宣传教育等来促进云南生态安全屏障建设[50]。金鑫通过介绍西双版纳州的气候、物种资源、少数民族文化和宗教等，系统阐述了该区的生态保护法律制度及其存在的问题，并对完善西双版纳州生态保护法律制度、制定生态安全法提出了建议[51]。
总的说来，生态安全与国家安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云南的生态安全，从外部来说，与东南亚各国关系密切；从内部来说，生态安全面临着危机。不管是整体政策、法律法规的研究，还是具体到水资源、生物资源、农林资源、旅游开发等方面，生态安全都还需要从长期的研究和科技的手段出发，对云南省的国土生态安全、健康生态安全、城市生态安全、人口生态安全、贫困生态安全以及生物入侵等问题进一步深入研究，加大研究力度，为我国西南地区乃至全国的生态安全、生态屏障建设提供更多更好的优秀成果，促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五、生态治理与修复研究
所谓生态治理，是运用生态学原理对有害生物与资源进行的宏观调控和管理[52]。生态修复是指对生态系统停止人为干扰，以减轻其负荷压力，依靠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与自组织能力使其向有序的方向演化，或者利用生态系统的自我恢复能力，辅以人工措施，使遭到破坏的生态系统逐步恢复或向良性循环方向发展[53]。
（一）水土保持的生态治理与修复
朱晓柯对2001年以来云南省被列为全国水土保持生态修复试点县的7个县（区）进行了总结，认为云南省生态修复试点工作已初见成效，但还应对实施期限、专项资金、政策法规、修复地区等问题再思考[54]。吕小玲通过对大姚县生态修复区为期1年的监测、分析和评价，认为该区域基本实现生态系统功能的恢复，达到了减少和控制水土流失的生态修复的目标。从他们的研究中也可以看出，石漠化地区应根据不同的生态环境和经济条件，制定科学合理的修复计划和保护措施，充分利用天然草地植被的生态功能和经济功能，逐步形成有利于生态环境改善和资源持续利用的发展机制[55]。 （二）河流流域的生态治理与修复
对于云南省河流流域的生态治理与修复，吴鹏等人指出，河流生态修复一直是恢复生态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云南省应制定并采取增加人工湿地，净化水体、修复支流生态系统，增加、补充、补缺河道缓冲带植被等生态修复策略[56]。李鸿斌等人在研究中发现，松华坝水源区库区村庄的面源污染导致了新的水土流失，并进一步提出了生态恢复和保护措施[57]。
（三）矿区的生态治理与修复
胡柳在对个旧锡矿区自然环境、地质条件、人文社会特点以及废弃地主要环境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两类用地相对应的生态景观修复规划，认为对于个旧锡矿区可采取原生态景观修复和以工业纪念为展示主题的公园改造这两种途径来开展矿区的生态景观修复工作[58]。陈思思以昆阳磷矿为例进行分析，认为该矿区形成了“边采矿、边恢复”的水土保持效益、土壤改良效益以及景观格局变化三方面的生态恢复与重建模式，对露天矿区可持续发展具有良好的示范作用[59]。毕天顺对资源枯竭型的东川区生态环境现状及其成因进行了分析，认为可通过建立东川生态特区改变东川区的生态现状[60]。
生态治理与修复一直是世界各国致力于解决的难题。与国外相比较，中国的生态治理和修复起步较晚，条件较差，造成这一工作的周期长、任务重。就云南省来说，应该多借鉴国内外的成功模式和经验，加强对工业区及跨境流域的生态治理和修复等。
六、云南省生态社会建设研究
（一）城乡生态建设研究
生态文明建设与云南城镇及农村的建设和发展是密不可分的。杨明艳从整体上分析了边疆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优势与潜力，也分析了其劣势与不足，提出了加强边疆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几点思考[61]。在李永仙看来，生态文明建设是西双版纳州增创发展新优势，实现富裕、民主、文明、和谐西双版纳，解决西双版纳州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实现其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举措[62]。李如英分析了云南省临沧市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与困境，提出发展绿色产业以推进临沧市生态文明建设的建议[63]。李彦龙认为，近年来洱源县环境改善、经济发展，推动了生态文明建设，保护了洱海，他进一步总结出大理洱源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经验及其启示[31]182。
在云南省广大农村地区，经济、社会问题突出，乡村生态形势不容乐观，面临着要加快经济发展和实现生态环境建设的双重目标和任务。无论是从边疆出发，还是从乡村出发，相关研究在云南城镇和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上都还没有能够找到突破点，在云南省城镇及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做得非常合理或到位。因为云南省每个县和镇的历史发展、地理位置、风俗民情各有不同，所以其生态建设研究也应该具有不同的生态文明建设模式，体现云南不同地区的特色。
（二）生态移民建设研究
生态移民是指为保护生态或让生态得到修复，而将原居住在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严重破坏地区、生态脆弱区的人口迁移出原居住地的移民；也指将自然环境条件恶劣，基本不具备人类生存条件或不具备就地扶贫条件地区的人口搬离原来的居住地，在另外的地方重建家园定居的移民[64]。
文冰等人以云南永善县马楠乡为例分析云南生态移民的搬迁形式，实地考察和对比分析自发性移民、政府组织移民、部分企业参与移民三种方式，研究不同组织形式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探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易地扶贫开发组织形式的多样性及其可行性，从而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65]。郭凯峰以云南省楚雄州大姚县丙海安置点为例，研究分析水库移民与社会、经济、生态之间协调发展的各种影响因素， 提出水库移民与社会、经济、生态三者协调发展的对策[66]。罗维有立足现实，认为云南生态移民工作面临认识不到位、制度供给不足、移民面临社会适应、机构建设有待加强等问题，强调云南的生态移民工程要结合云南生态、贫困、民族和边疆等省情实际来进行[67]。王锡林认为，生态移民是实现云南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的有效手段，能为增进云南各民族团结和谐、实现边疆稳定创造良好条件，提出通过创新财政体制机制来加快云南生态移民实施步伐的建议[68]。
就已有研究资料而言，有关云南省生态移民的相关研究稍显薄弱。云南是我国西南边疆少数民族聚居连片特困地区，有大面积的生态脆弱、自然条件恶劣、灾害频发、土地瘠薄、资源匮乏和严重石漠化地区，这些都对社会稳定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制定并完善相关生态移民政策，加强针对生态移民的补偿研究，加强生态移民地区的重建工作等，对推进当前云南省的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七、云南省生态文明建设研究展望
通过以上对有关云南省生态文明建设研究的大致梳理，可以看出近年来云南省生态文明建设总体上进展顺利，发展良好，在问题意识上已从整体研讨转向局部探析、从主干转向细节，学术视野也从关注本省延展到区域总览，从省内分析扩展到省级或是跨境研究。这些学术成果越来越贴合云南省省情，对云南省生态文明建设有着指导作用，对全国其他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也有着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但是，对云南省生态文末建设的研究仍然有较大的学术空间。
（一）拓宽研究对象
从前文综述可知，很多研究既有学者的全面思考，又有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综合考量。但是，云南作为一个拥有25个世居少数民族的多民族省份，其省内各地地理环境相差大，边境线长，各民族差异明显，所以在具体分析中还需结合其生态环境多样性、生物多样性和民族文化多样性进行深入探讨，细化分类。例如，在生态文明建设对象的比较研究中，可以进行横向的省域、县域、跨区域之间的比较研究，也可以进行历史时期、生态文化变迁等方面的纵向研究，在拓宽研究对象的基础上加深对其生态思想的挖掘。
（二）完善研究方法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学者们运用了遥感技术、PSR模型、实地检测、ECCI（是中国省域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等科技手段，以及文献收集与田野调查、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区域研究、个案分析等方法，对云南省的生态文明建设进行了研究，促进了云南省生态文明建设研究整体水平的提升。但是，这些研究手段仍然仅限于某一学科领域，没有全面、综合地运用起来。生态文明所涉及到的领域广泛，政治决策、社会学科、自然学科等都有所涉猎，而每个学科研究者的专业素养和学科背景都会有所限制，各学科研究者又都有自己的优势。因此，在具体操作中，各类学科方法都可以运用到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当中，加大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力度，在生态文明建设研究方面推陈出新。 （三）挖掘研究深度
目前，关于云南省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角度较多，包括经济角度、政治角度、民族文化角度、政策制度角度、地理研究角度、农业角度、资源管理角度、林业角度等多个方面，涉及到行政管理、政治学、地理学、民族学、农学、林学等专业。但是，这些学科所研究的内容相对分散，而且研究并不均衡，从而导致研究的整体深度不够。因此，还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深化：一是加强学科专业间的联合，“生态”是一个庞大的体系，涉及到人类社会和自然的方方面面，出现生态问题，不是单一方面就能解决的——需要联合各个学科、各个专业进行综合协调解决，因此，学科间的联合显得尤其重要；二是结合云南省的特殊性，均衡发展生态文明——虽然目前云南省生态文明指数在全国排名居中，但是发展并不平衡，社会发展和协调程度不够理想，如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和生态系统恶化，森林植被覆盖率下降，生物多样性破坏严重，水土流失严重，最具民族特色的服饰、民居建筑、人生礼仪、节祭仪式、民间歌舞、口头文学等传统文化事象减少，有些地区土地石漠化严重，等等，这些既有当地的地理环境原因，也有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因素，这种复杂状况导致各地生态文明发展不均衡，研究者需要从这些问题入手深入探析均衡发展、协调发展的具体对策。
总的来说，虽然关于云南省近10年来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成果颇丰，但比起全国生态文明建设及其研究的先进省市还有一定的差距。已有关于云南省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成果在归纳现状、查找问题与差距的基础上，为今后云南省开展此项工作及其研究提供了经验总结和历史借鉴，也明确了未来继续努力的方向，有利于为云南省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服务，也有利于推进全国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向纵深方向发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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