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07年1月8日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国家科技奖励大会正在这里举行。
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高级顾问、84岁高龄的闵恩泽迈着稳健的脚步走上主席台，庄重地从胡锦涛总书记手中接过了“200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大红证书。闵恩泽将由此获得500万元人民币的奖金。站在领奖台上，闵恩泽用一生未改的四川乡音说：“这成绩是属于大家的。”
此时，北京西郊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宿舍区一幢普通的住宅楼里，同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闵恩泽的夫人陆婉珍正全神贯注地收看中央电视台国家科技奖励大会实况，老人的眼里噙着泪花，内心洋溢着幸福的暖流。
求学成才一路相伴
1942年，正是中华民族蒙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奴役的苦难岁月。这年秋天，闵恩泽和陆婉珍这两个同为18岁、素不相识的男女青年，怀着科学救国的共同理想，从不同的地方来到位于陪都重庆的中央大学求学。闵恩泽来自成都，而陆婉珍则来自上海，两人进入同一个专业，又是同一个班级。
也许是一见钟情，秀丽的江南女子陆婉珍第一眼看到这个英俊的四川小伙子，就怦然心动。
闵恩泽的课堂笔记既工整又详细，陆婉珍常以对照笔记为借口与闵恩泽接触。天长日久，闵恩泽似乎也看出点什么，同时对这个上海姑娘产生了好感。不过，他还是把精力集中在学习上，只是每次上完课，主动将笔记递给陆婉珍，引起同班几位女生对陆婉珍的“妒忌”。
同窗4年，两位年轻人并没有如同学们预料的那样花前月下，卿卿我我，倒是相敬如宾。毕业的那天晚上，陆婉珍约闵恩泽一块去上海找工作，这让闵恩泽犯了难，因为他的父亲要求他回家支撑门户。父命难违，一对隐隐约约相爱的男女只好各奔前程。
陆婉珍在上海一家印染厂谋了一份技术员的工作。闵恩泽则回到成都，在一家自来水厂做分析化验工，一个星期仅做两次化验，生活简单而枯燥。夜深人静，他的眼前经常晃动着陆婉珍巧笑倩兮的靓影，他后悔没有跟随陆婉珍去上海，错过了人生美丽的爱情。
没多久，百无聊赖的闵恩泽又来到了重庆，在一家肥皂厂实习。实习过程中，他听说当时的中国纺织建设公司要招收一批印染技术人员，经过培训，有出国的机会，这让闵恩泽眼前一亮。通过考试，闵恩泽以第一名的成绩进入当时中国最大的印染厂——上海第一印染厂，当上一名漂染车间的技术员。
也许是命运的安排，这家印染厂正是陆婉珍工作的工厂。两人在上海不期而遇，旧情复发，不到一个月，已经是热恋中的一对情人，黄埔江边、上海滩头，时常徜徉着他俩甜蜜相偎的身影。
可追求幸福的冲动并没有让他俩沉湎于爱情的缠绵之中。1947年初，陆婉珍作出了一个让家人十分震惊的抉择，她只身一人，带着外婆给她的一枚金戒指作盘缠，赴美求学。一年后，闵恩泽也踏上了留学美国的远途。
两人第三次相聚，再度成为同窗。1948年春，闵恩泽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化学工程系攻读研究生，当年就拿到了硕士学位，又继续攻读博士；这时陆婉珍也拿到硕士学位，考入俄亥俄州立大学化学工程系攻读博士。
重聚异国他乡的喜悦，使爱情的玫瑰花格外芬芳鲜艳，一对有情人迈上了幸福的鹊桥。1950年6月的一个良辰吉日，双双通过博士论文答辩的闵恩泽和陆婉珍在神圣悠扬的婚礼进行曲中，款款步入哥伦布城的一个小教堂。
报效祖国共赴国难
上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举。以钱学森为代表的中国留美学者冒着生命危险纷纷踏上返回祖国的旅程。已在美国谋得职位的闵恩泽和陆婉珍也做出了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
1955年底，闵恩泽和陆婉珍绕道香港，辗转回到了祖国。
可是，迎接他们的并没有鲜花和掌声，一切都是那么平淡。回国之初，很多单位都不敢接收从美国回来的人，他们接连吃了几次闭门羹。
后来，他们一起来到刚刚组建的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这里虽然待遇微薄，条件简陋，但对他们来说，能够投入工作更为重要。谁知，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接踵而至，凭空飞来的棍子打得他们晕头转向，痛苦万分。
1957年反右斗争中，无休止的会议让心直口快的陆婉珍看不下去了，“人家国外在搞研究，你们在这里整天开会，怎么会赶得上人家?”领导正愁从哪里开刀呢，这女博士胆子够大，自己撞到枪口上来了，更何况还是留过美的，父亲又是旧上海的资本家。于是，在石油化学科学研究院，陆婉珍第一个被“揪”了出来。可陆婉珍不是党员，够不上“右派”的条件，单位只好教育一番了事。亲友们都为她捏着一把汗：“婉珍哪，典型的幼稚病!”时年，陆婉珍33岁。
“文革”伊始，陆婉珍带着7岁的女儿被下放到湖北潜江干校。种棉花，玉米，还要挑煤，扫厕所。女儿偏又营养不良得了肝炎。挑煤不只是力气活，挑着百十斤重的担子从一条窄窄的舷板上稳稳当当地走下来，可不是那么容易。别说女同志，就是很多男人也干不来。可陆婉珍挺了过来。
此时，一向循规蹈矩、老实本分的闵恩泽也没有逃脱噩运。1969年，姚文元发表了题为《上海机床厂道路——从工人中间培养知识分子》的文章，第二天，闵恩泽就被拉出来批斗了，因为他说过“搞科研还得靠专家学者”的话。此后数年，打扫厕所，运煤渣，写材料，交待“罪行”，成了闵恩泽生活的主要内容。后来，造反派把闵恩泽当成“死老虎”扔在一旁，无人过问，闵恩泽难得“清闲”，利用“闭门思过”的机会，偷偷搞起他的研究。
而在干校劳动的陆婉珍则忙里偷闲地复习她的石油分析专业，蛰伏一隅，等待时机，期望有朝一日重新开始她的科研项目。
科研攻关比翼双飞
其实，早在“文革”前的10年中，闵恩泽和陆婉珍已分别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取得丰硕的科研成果，与世界水平接近。
上世纪60年代初，苏联背信弃义，撤走专家的同时，还带走全套炼油催化剂技术资料。没有催化剂，石油就等于废料，无法提炼出航空汽油。“国家需要什么，我就做什么。”闵恩泽临危受命，几十天吃住都在现场，关键时刻与工人们一起钻进高温炙烤的干燥室里查找原因，有时接连二十几个小时不合眼。经过数百次试验，终于研制出我国一向依赖外国的，生产航空汽油所必须的小球硅铝裂化催化剂，而且质量还优于国外同类产品。接着，他又研制出我国炼油工业急需的磷酸迭合催化剂，铂重整催化剂和微球硅铝催化剂。
而陆婉珍也有不菲的成果。世界上色谱技术刚一露头，陆婉珍便拿出了中国人自己的色谱仪。接着，根据科研生产发展的需要，她在分析科技领域继续开拓，在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逐步建立了 光谱、质谱、电子显微镜，电子能谱，激光拉曼等各种化学，物理分析技术和手段，全都达到了当时的世界水平。这些技术很快在大企业孵化，在石油化工生产建设中发挥着特殊作用。
十年浩劫，恍若隔世，中国石油化工科技与西方列强相比，已经落后了一大截。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以他特有的浪漫诗情，呼唤科学春天的到来。会上，闵恩泽获得了在我国科学技术工作中做出重大贡献的“先进工作者”称号。陆婉珍的科研成果也获得了大会的奖励。
1980年以后，闵恩泽指导开展新催化材料和新化学反应工程的导向性基础研究。近年来，他又进入绿色化学的研究领域，曾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九五”重大基础研究项目“环境友好石油化工催化化学和反应工程”的主持人。这期间，闵恩泽先是担任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后又被任命为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首席总工程师。1980年。闵恩泽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同年又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正是在这一年，中国石化总公司党组做出《广泛开展向闵恩泽同志学习的决定》。1995年，闵恩泽又荣获了首届“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陆婉珍则是我国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LIMS)学术界公认的领袖人物，LIMS引发了实验室的一场革命，带动了一批产业，也带出了一批人。目前国内几家产品基本是在这一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在很火的ERP管理，也是这一管理思想的延续。
1995年，陆婉珍将工作重心转向了近红外光谱分析的研究。这一技术的广泛应用，是分析化学的一场革命。引导这场革命的正是陆婉珍。这期间，陆婉珍一直担任着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总工程师。1991年，她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恩爱体贴相濡以沫
58个春秋，闵恩泽夫妇携手走过了银婚，又走过了金婚，如今都是耄耋之年，满头银发见证了两位老人相濡以沫的恩爱人生。
两位84岁高龄的院士看上去精神矍铄，没有人会想到，他们都是曾与病魔做过搏斗的人。闵恩泽数年间动过3次大手术。1964年他患肺癌，被切除了两叶肺，同时摘除了一根肋骨。1989年又患胆囊结石，把胆囊切除了。最厉害是1999年春节期间，因胆管堵塞，引起了胰腺炎，非常危险，又一次做了手术。而陆婉珍多年前曾患肾癌，一侧肾被摘除。
夫妇俩患难与共，相依为命。闵恩泽手术住院期间，陆婉珍日夜守护在病榻前，忙前忙后。陆婉珍病了，闵恩泽也是汤药伺候，无微不至。
两位院士惟一的女儿目前在美国工作，彼此照顾已经成为他们的生活习惯。有记者注意到一个细节。有一次两位老人一同在石油化工科学院机关二楼开完会后，陆婉珍去洗手间，闵恩泽一直站在楼梯口，等老伴到跟前后，才和她一起相互搀扶着走下楼。那情景让年轻人为之动容。
科研之余，平时两位老人也沉醉于中西文化交融之中。每当闲暇时，一段中国国粹京剧尤其是余派的须生唱腔，一曲西方古典音乐尤其是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都会使闵恩泽深深陶醉；而中国女革命家秋瑾的诗篇和欧洲居里夫人的传记，是陆婉珍自幼至今都痴迷的书。有时候，他俩会合唱一首美国19世纪的乡间小曲，或者共同朗诵一段《古文观止》中的名篇。
在老人的家里，也时常是高朋满座。两位老人特别喜欢与年轻人交流，从世界杯到奥运会，从亚洲金融危机到伊拉克战争，从李宇春的歌到于丹、易中天的百家讲坛，无所不谈。每到这时，老人便和大家你争我辩，笑声朗朗，其乐融融。
每当北京有一家新的川菜馆开张，闵恩泽都忍不住要立刻赶去。他喜欢吃家乡菜，尤其喜爱“麻辣烫”。他还诙谐地用“麻辣烫”来比喻创新的体会：“创新好似吃‘麻辣烫’，又辣又爱。坚持下去，终获成果!”
的确，一生致力于科研创新的这对院士夫妇，正是以他们的坚持获得了累累硕果，并且获得了祖国和人民的高度肯定。对他们来说，还能有什么奖励能比这种肯定更让他们感到欣慰的呢?
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高级顾问、84岁高龄的闵恩泽迈着稳健的脚步走上主席台，庄重地从胡锦涛总书记手中接过了“200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大红证书。闵恩泽将由此获得500万元人民币的奖金。站在领奖台上，闵恩泽用一生未改的四川乡音说：“这成绩是属于大家的。”
此时，北京西郊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宿舍区一幢普通的住宅楼里，同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闵恩泽的夫人陆婉珍正全神贯注地收看中央电视台国家科技奖励大会实况，老人的眼里噙着泪花，内心洋溢着幸福的暖流。
求学成才一路相伴
1942年，正是中华民族蒙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奴役的苦难岁月。这年秋天，闵恩泽和陆婉珍这两个同为18岁、素不相识的男女青年，怀着科学救国的共同理想，从不同的地方来到位于陪都重庆的中央大学求学。闵恩泽来自成都，而陆婉珍则来自上海，两人进入同一个专业，又是同一个班级。
也许是一见钟情，秀丽的江南女子陆婉珍第一眼看到这个英俊的四川小伙子，就怦然心动。
闵恩泽的课堂笔记既工整又详细，陆婉珍常以对照笔记为借口与闵恩泽接触。天长日久，闵恩泽似乎也看出点什么，同时对这个上海姑娘产生了好感。不过，他还是把精力集中在学习上，只是每次上完课，主动将笔记递给陆婉珍，引起同班几位女生对陆婉珍的“妒忌”。
同窗4年，两位年轻人并没有如同学们预料的那样花前月下，卿卿我我，倒是相敬如宾。毕业的那天晚上，陆婉珍约闵恩泽一块去上海找工作，这让闵恩泽犯了难，因为他的父亲要求他回家支撑门户。父命难违，一对隐隐约约相爱的男女只好各奔前程。
陆婉珍在上海一家印染厂谋了一份技术员的工作。闵恩泽则回到成都，在一家自来水厂做分析化验工，一个星期仅做两次化验，生活简单而枯燥。夜深人静，他的眼前经常晃动着陆婉珍巧笑倩兮的靓影，他后悔没有跟随陆婉珍去上海，错过了人生美丽的爱情。
没多久，百无聊赖的闵恩泽又来到了重庆，在一家肥皂厂实习。实习过程中，他听说当时的中国纺织建设公司要招收一批印染技术人员，经过培训，有出国的机会，这让闵恩泽眼前一亮。通过考试，闵恩泽以第一名的成绩进入当时中国最大的印染厂——上海第一印染厂，当上一名漂染车间的技术员。
也许是命运的安排，这家印染厂正是陆婉珍工作的工厂。两人在上海不期而遇，旧情复发，不到一个月，已经是热恋中的一对情人，黄埔江边、上海滩头，时常徜徉着他俩甜蜜相偎的身影。
可追求幸福的冲动并没有让他俩沉湎于爱情的缠绵之中。1947年初，陆婉珍作出了一个让家人十分震惊的抉择，她只身一人，带着外婆给她的一枚金戒指作盘缠，赴美求学。一年后，闵恩泽也踏上了留学美国的远途。
两人第三次相聚，再度成为同窗。1948年春，闵恩泽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化学工程系攻读研究生，当年就拿到了硕士学位，又继续攻读博士；这时陆婉珍也拿到硕士学位，考入俄亥俄州立大学化学工程系攻读博士。
重聚异国他乡的喜悦，使爱情的玫瑰花格外芬芳鲜艳，一对有情人迈上了幸福的鹊桥。1950年6月的一个良辰吉日，双双通过博士论文答辩的闵恩泽和陆婉珍在神圣悠扬的婚礼进行曲中，款款步入哥伦布城的一个小教堂。
报效祖国共赴国难
上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举。以钱学森为代表的中国留美学者冒着生命危险纷纷踏上返回祖国的旅程。已在美国谋得职位的闵恩泽和陆婉珍也做出了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
1955年底，闵恩泽和陆婉珍绕道香港，辗转回到了祖国。
可是，迎接他们的并没有鲜花和掌声，一切都是那么平淡。回国之初，很多单位都不敢接收从美国回来的人，他们接连吃了几次闭门羹。
后来，他们一起来到刚刚组建的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这里虽然待遇微薄，条件简陋，但对他们来说，能够投入工作更为重要。谁知，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接踵而至，凭空飞来的棍子打得他们晕头转向，痛苦万分。
1957年反右斗争中，无休止的会议让心直口快的陆婉珍看不下去了，“人家国外在搞研究，你们在这里整天开会，怎么会赶得上人家?”领导正愁从哪里开刀呢，这女博士胆子够大，自己撞到枪口上来了，更何况还是留过美的，父亲又是旧上海的资本家。于是，在石油化学科学研究院，陆婉珍第一个被“揪”了出来。可陆婉珍不是党员，够不上“右派”的条件，单位只好教育一番了事。亲友们都为她捏着一把汗：“婉珍哪，典型的幼稚病!”时年，陆婉珍33岁。
“文革”伊始，陆婉珍带着7岁的女儿被下放到湖北潜江干校。种棉花，玉米，还要挑煤，扫厕所。女儿偏又营养不良得了肝炎。挑煤不只是力气活，挑着百十斤重的担子从一条窄窄的舷板上稳稳当当地走下来，可不是那么容易。别说女同志，就是很多男人也干不来。可陆婉珍挺了过来。
此时，一向循规蹈矩、老实本分的闵恩泽也没有逃脱噩运。1969年，姚文元发表了题为《上海机床厂道路——从工人中间培养知识分子》的文章，第二天，闵恩泽就被拉出来批斗了，因为他说过“搞科研还得靠专家学者”的话。此后数年，打扫厕所，运煤渣，写材料，交待“罪行”，成了闵恩泽生活的主要内容。后来，造反派把闵恩泽当成“死老虎”扔在一旁，无人过问，闵恩泽难得“清闲”，利用“闭门思过”的机会，偷偷搞起他的研究。
而在干校劳动的陆婉珍则忙里偷闲地复习她的石油分析专业，蛰伏一隅，等待时机，期望有朝一日重新开始她的科研项目。
科研攻关比翼双飞
其实，早在“文革”前的10年中，闵恩泽和陆婉珍已分别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取得丰硕的科研成果，与世界水平接近。
上世纪60年代初，苏联背信弃义，撤走专家的同时，还带走全套炼油催化剂技术资料。没有催化剂，石油就等于废料，无法提炼出航空汽油。“国家需要什么，我就做什么。”闵恩泽临危受命，几十天吃住都在现场，关键时刻与工人们一起钻进高温炙烤的干燥室里查找原因，有时接连二十几个小时不合眼。经过数百次试验，终于研制出我国一向依赖外国的，生产航空汽油所必须的小球硅铝裂化催化剂，而且质量还优于国外同类产品。接着，他又研制出我国炼油工业急需的磷酸迭合催化剂，铂重整催化剂和微球硅铝催化剂。
而陆婉珍也有不菲的成果。世界上色谱技术刚一露头，陆婉珍便拿出了中国人自己的色谱仪。接着，根据科研生产发展的需要，她在分析科技领域继续开拓，在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逐步建立了 光谱、质谱、电子显微镜，电子能谱，激光拉曼等各种化学，物理分析技术和手段，全都达到了当时的世界水平。这些技术很快在大企业孵化，在石油化工生产建设中发挥着特殊作用。
十年浩劫，恍若隔世，中国石油化工科技与西方列强相比，已经落后了一大截。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以他特有的浪漫诗情，呼唤科学春天的到来。会上，闵恩泽获得了在我国科学技术工作中做出重大贡献的“先进工作者”称号。陆婉珍的科研成果也获得了大会的奖励。
1980年以后，闵恩泽指导开展新催化材料和新化学反应工程的导向性基础研究。近年来，他又进入绿色化学的研究领域，曾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九五”重大基础研究项目“环境友好石油化工催化化学和反应工程”的主持人。这期间，闵恩泽先是担任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后又被任命为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首席总工程师。1980年。闵恩泽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同年又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正是在这一年，中国石化总公司党组做出《广泛开展向闵恩泽同志学习的决定》。1995年，闵恩泽又荣获了首届“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陆婉珍则是我国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LIMS)学术界公认的领袖人物，LIMS引发了实验室的一场革命，带动了一批产业，也带出了一批人。目前国内几家产品基本是在这一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在很火的ERP管理，也是这一管理思想的延续。
1995年，陆婉珍将工作重心转向了近红外光谱分析的研究。这一技术的广泛应用，是分析化学的一场革命。引导这场革命的正是陆婉珍。这期间，陆婉珍一直担任着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总工程师。1991年，她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恩爱体贴相濡以沫
58个春秋，闵恩泽夫妇携手走过了银婚，又走过了金婚，如今都是耄耋之年，满头银发见证了两位老人相濡以沫的恩爱人生。
两位84岁高龄的院士看上去精神矍铄，没有人会想到，他们都是曾与病魔做过搏斗的人。闵恩泽数年间动过3次大手术。1964年他患肺癌，被切除了两叶肺，同时摘除了一根肋骨。1989年又患胆囊结石，把胆囊切除了。最厉害是1999年春节期间，因胆管堵塞，引起了胰腺炎，非常危险，又一次做了手术。而陆婉珍多年前曾患肾癌，一侧肾被摘除。
夫妇俩患难与共，相依为命。闵恩泽手术住院期间，陆婉珍日夜守护在病榻前，忙前忙后。陆婉珍病了，闵恩泽也是汤药伺候，无微不至。
两位院士惟一的女儿目前在美国工作，彼此照顾已经成为他们的生活习惯。有记者注意到一个细节。有一次两位老人一同在石油化工科学院机关二楼开完会后，陆婉珍去洗手间，闵恩泽一直站在楼梯口，等老伴到跟前后，才和她一起相互搀扶着走下楼。那情景让年轻人为之动容。
科研之余，平时两位老人也沉醉于中西文化交融之中。每当闲暇时，一段中国国粹京剧尤其是余派的须生唱腔，一曲西方古典音乐尤其是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都会使闵恩泽深深陶醉；而中国女革命家秋瑾的诗篇和欧洲居里夫人的传记，是陆婉珍自幼至今都痴迷的书。有时候，他俩会合唱一首美国19世纪的乡间小曲，或者共同朗诵一段《古文观止》中的名篇。
在老人的家里，也时常是高朋满座。两位老人特别喜欢与年轻人交流，从世界杯到奥运会，从亚洲金融危机到伊拉克战争，从李宇春的歌到于丹、易中天的百家讲坛，无所不谈。每到这时，老人便和大家你争我辩，笑声朗朗，其乐融融。
每当北京有一家新的川菜馆开张，闵恩泽都忍不住要立刻赶去。他喜欢吃家乡菜，尤其喜爱“麻辣烫”。他还诙谐地用“麻辣烫”来比喻创新的体会：“创新好似吃‘麻辣烫’，又辣又爱。坚持下去，终获成果!”
的确，一生致力于科研创新的这对院士夫妇，正是以他们的坚持获得了累累硕果，并且获得了祖国和人民的高度肯定。对他们来说，还能有什么奖励能比这种肯定更让他们感到欣慰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