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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中国初建前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深刻了解中国以传统农业为主的农业国的这一最大国情之后，出于诸多原因的考虑，曾积极采取措施试图一改鸦片战争以降在中国大地日益呈现的城乡二元对立局面。本文意欲对领导人们的这一思考以及促使他们这么思考的原因进行一点初步的探讨。
关键词：新型城乡关系；思考；原因
近代以来，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和中国本国的资本主义的成长，长存中华大地的原有传统的城乡关系格局渐被打破并日益呈现出城乡二元对立化的趋向。新中国成立前后，在农村坚持二十余年以“农村包围城市”为指导思想的武装斗争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们或出于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或出于对农民命运的终极关怀等等多种原因的考虑，曾试图一改近代以来的城乡二元化关系，故在建国以后新建政权树立怎样的新型城乡关系进行了具有创设性的思考。然而学界对此注意得相当不够。因此，在爬梳大量的历史文献之后，借以丰富的史料，尽量回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探讨建国前夕及初期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新型城乡关系的思考及其原因，具有一定的意义。
一、建国前夕及初期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新型城乡关系的思考
对于鸦片战争至新中国建立以前这一段时期的城乡间的分裂对立关系，刚刚进城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深感其弊。事实上，他们早在长期的革命实践过程中就逐渐萌发了试图营建一种新型的城乡关系的想法。只是在建国前后更是将很大的一部分精力致力于对城乡关系的调整。建国前夕，为了适应中共在七届二中全会确立的党的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毛泽东同志就曾强调：“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联系起来，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如果这样的话，那是完全错误的。”这为城乡关系朝着和谐的方向发展确立了原则性的指导思想。
建国后，刘少奇也深刻意识到了随着胜利形势的进一步发展，今后全党的工作重心是城市工作。为此我们“要有城乡一体的观点”，并提醒到“过去我们只有乡村，现在加上城市，就是说，加上大工业、国营企业（社会主义性质）、国家资本主义、城乡关系等等问题。我们要以城市工作为重心来领导全党工作，就要想到、照顾到这种种问题，‘单打一’的做法必须改变，否则就要犯错误。”他不仅为我们指明了城乡关系发展的方向，还提供了具体的操作思路。那时，周恩来亦有同感。他在一次会议上谈到当时财经形势和新中国经济的六种关系时，所花笔墨最多的就是城乡关系的论述。他认为“在中国，城乡关系是一种重要的关系”。并且他在批驳几种处理城乡关系的错误倾向之后指出：“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都是辨证的两方面，决不能取消或忽略任何一方面。我们强调城市领导乡村，工业领导农业，决不是忽略广大的农业生产的作用。如果没有广大农业的发展，工业发展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发展工业，在工业的领导提高农业生产的水平，没有农业基础，工业不能前进，没有工业的领导，农业也无法发展。”任弼时和陈云亦有相类似的论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任弼时。在他看来，我们工作时“必须注意农业发展的配合，加强工农联盟，必须认识这种互助的工业和农业的关系。”而且在他心目中，这种关系应是“工业必须照顾农业技术的提高，努力提供水利和农业耕作上所需的机器，供给便宜的工业品，加快农业发展，提高农业生产更多的粮食和原料，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工业需求，以农产品换取外汇和机器并节约出劳动力，满足工业发展的需求，只有把农村工作做好了，城市工作业也就有了稳固的基础，有了粮食等各种原料的保证。除此之外，早在1948年8月，张闻天就在东北城市工作会议上指出：“城市地位问题，实际上就是城市与乡村的关系问题。过去我们说，城市要为乡村服务。现在我们要增加一条：乡村也要为城市服务。就是说，城市和乡村要相互合作。这同旧的殖民地的城乡关系有根本区别，那时是城乡对立，城市剥削农村。”
从上面所陈述的建国前夕以及建国初期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心中对新中国城乡关系的新样态的思考来看无疑是美妙的，为我们描绘了一副城乡兼顾、彼此服务的和谐的新型城乡关系的画面，同时也从侧面凸现了他们在胜利将至和到来时对未来的美好祝愿。事实上，建国之初的城乡关系就是在以这些思想为蓝本制定的政策指导下，慢慢展开的。
二、对领导人思考背后的原因分析
然而一种事物或局面的出现，绝非突然降至而是由许多因素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共同作用的结果。据笔者浅见，深究其因无外乎如下几点：
其一，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以及中国历史上已存很久的“均贫富”、“大同”情结。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论述共产主义时，论述的一个重点就是工农业的结合和城乡差别的消灭。并且他们还从经济、历史的角度论证了城乡差别是可以消灭的。而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以追求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为理想的政党，为了体现新社会所别于旧社会，“三大差别”之一的城乡差别也必然成为他们努力消除的对象。并且“中国共产党从建党起就形成了某种对理想国的向往，而这类向往又可追溯到千年至福的古老传统。这就是对‘大同’或‘太平’的向往”，“这是一个无产阶级的统一社会，其中的一切均属于所有人，与官吏主宰一切的社会完全不同。”
其二，对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国情特点的考虑。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曾说,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除此之外，毛泽东还在不同的场合多次指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文化落后，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这就是我们的国情，它决定我们的政策、策略和战略。他并断言，“我国有五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长期内，我们这个国家应该叫做工农业国。即使钢有了一亿多吨，也还是这样。” “社会主义在工业和农业中要平行发展，农业现代化要和工业化同步进行。”“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籍于此，毛泽东一贯要求全党要以农业大国、人口大国这样的基本国情作为思考问题，制定政策，安排计划，发展国民经济的出发点。除此，在农村坚持斗争二十余载的中国共产党，在农村政策的制定、实施等方面确实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和教训。然而当她一跃而成为执政党之后，她所面对的问题和思考问题的环境已与以前大不相同了，简直到了“今非昔比”的程度。并且她必须把农村放在更为广阔的空间、更加注意城乡彼此的互动。
其三，回复传统，希冀从中找到具有前途发展的模式。根据人类学的观点：当一个民族或国家在面临前景塑造时，通常有回归过去向传统寻求道义上的支持与效仿的模范以及凭借国家或民族的精英头脑中的美好描绘重新塑造一个新的样图两种途径。然而，传统在二者相交之下真正产生的对前途的决定概率又常常高于后者。这一点情况正如Rupert Emerson所发现的那样：“在两大文明形态起承转合的历史关节点上，这些传统社会所遗留的社会因子对未来社会的历史造型产生了强烈影响。”而当时能够自诩不惭地或公认为代表“前”的只有美欧和苏联。于前者，由于她们在近世中国所犯滔天大罪而在国人心中的形象极为憎恶，成为中国声言要彻底打到的对象，自不会从中看到“希望”；而于苏联，由于中国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层内心一直以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中国的实际，走自己的路为主，貌似神离，将希望附注于它，自是不可能。从而使回复传统自是唯途。在中国的传统上曾存的“美好”的城乡无差别的统一景象不免就成了效仿的对象。
其四，稳定政局的需要。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长期压榨和连续12年的战争摧残破坏，到1949年解放前夕，整个国民经济已经濒临崩溃：国民党统治区中（主要为城市）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市场混乱，投机倒把盛行，工厂停工停产，人民失业；农民生活则更为悲惨，沉重的地租田赋和各种苛捐杂税以及抓兵抓夫，压得广大农民喘不过气来。挣扎在饥饿线上的人们，没有粮食，乱找东西充饥。城乡内外无处不表呈出国之将立时，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景象。“民穷乱起”，而胜利又来得太快，使得虽有思想准备的中共党人并未做好必要的准备。在这种情形下，城乡政局的稳定无疑关系着新中国的存亡和我党统治地位的稳固。
当然，任何事物的出现绝非简单，而是由主客观、内外、偶必然等方方面面的因素综合促成的。以上所述仅为笔者陋见，不耻抛出只为收“引玉”之效而已。
作者单位：陈明 衡阳师范学院
刘爱华 衡阳市船山实验中学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
[2]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3]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4]任弼时.任弼时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5]张闻天.张闻天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6]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C].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7]谢和耐.中国社会史[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
[8]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本文系2005年度衡阳师范学院科学基金启动项目，项目编号：2005B09。
关键词：新型城乡关系；思考；原因
近代以来，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和中国本国的资本主义的成长，长存中华大地的原有传统的城乡关系格局渐被打破并日益呈现出城乡二元对立化的趋向。新中国成立前后，在农村坚持二十余年以“农村包围城市”为指导思想的武装斗争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们或出于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或出于对农民命运的终极关怀等等多种原因的考虑，曾试图一改近代以来的城乡二元化关系，故在建国以后新建政权树立怎样的新型城乡关系进行了具有创设性的思考。然而学界对此注意得相当不够。因此，在爬梳大量的历史文献之后，借以丰富的史料，尽量回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探讨建国前夕及初期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新型城乡关系的思考及其原因，具有一定的意义。
一、建国前夕及初期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新型城乡关系的思考
对于鸦片战争至新中国建立以前这一段时期的城乡间的分裂对立关系，刚刚进城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深感其弊。事实上，他们早在长期的革命实践过程中就逐渐萌发了试图营建一种新型的城乡关系的想法。只是在建国前后更是将很大的一部分精力致力于对城乡关系的调整。建国前夕，为了适应中共在七届二中全会确立的党的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毛泽东同志就曾强调：“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联系起来，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如果这样的话，那是完全错误的。”这为城乡关系朝着和谐的方向发展确立了原则性的指导思想。
建国后，刘少奇也深刻意识到了随着胜利形势的进一步发展，今后全党的工作重心是城市工作。为此我们“要有城乡一体的观点”，并提醒到“过去我们只有乡村，现在加上城市，就是说，加上大工业、国营企业（社会主义性质）、国家资本主义、城乡关系等等问题。我们要以城市工作为重心来领导全党工作，就要想到、照顾到这种种问题，‘单打一’的做法必须改变，否则就要犯错误。”他不仅为我们指明了城乡关系发展的方向，还提供了具体的操作思路。那时，周恩来亦有同感。他在一次会议上谈到当时财经形势和新中国经济的六种关系时，所花笔墨最多的就是城乡关系的论述。他认为“在中国，城乡关系是一种重要的关系”。并且他在批驳几种处理城乡关系的错误倾向之后指出：“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都是辨证的两方面，决不能取消或忽略任何一方面。我们强调城市领导乡村，工业领导农业，决不是忽略广大的农业生产的作用。如果没有广大农业的发展，工业发展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发展工业，在工业的领导提高农业生产的水平，没有农业基础，工业不能前进，没有工业的领导，农业也无法发展。”任弼时和陈云亦有相类似的论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任弼时。在他看来，我们工作时“必须注意农业发展的配合，加强工农联盟，必须认识这种互助的工业和农业的关系。”而且在他心目中，这种关系应是“工业必须照顾农业技术的提高，努力提供水利和农业耕作上所需的机器，供给便宜的工业品，加快农业发展，提高农业生产更多的粮食和原料，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工业需求，以农产品换取外汇和机器并节约出劳动力，满足工业发展的需求，只有把农村工作做好了，城市工作业也就有了稳固的基础，有了粮食等各种原料的保证。除此之外，早在1948年8月，张闻天就在东北城市工作会议上指出：“城市地位问题，实际上就是城市与乡村的关系问题。过去我们说，城市要为乡村服务。现在我们要增加一条：乡村也要为城市服务。就是说，城市和乡村要相互合作。这同旧的殖民地的城乡关系有根本区别，那时是城乡对立，城市剥削农村。”
从上面所陈述的建国前夕以及建国初期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心中对新中国城乡关系的新样态的思考来看无疑是美妙的，为我们描绘了一副城乡兼顾、彼此服务的和谐的新型城乡关系的画面，同时也从侧面凸现了他们在胜利将至和到来时对未来的美好祝愿。事实上，建国之初的城乡关系就是在以这些思想为蓝本制定的政策指导下，慢慢展开的。
二、对领导人思考背后的原因分析
然而一种事物或局面的出现，绝非突然降至而是由许多因素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共同作用的结果。据笔者浅见，深究其因无外乎如下几点：
其一，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以及中国历史上已存很久的“均贫富”、“大同”情结。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论述共产主义时，论述的一个重点就是工农业的结合和城乡差别的消灭。并且他们还从经济、历史的角度论证了城乡差别是可以消灭的。而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以追求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为理想的政党，为了体现新社会所别于旧社会，“三大差别”之一的城乡差别也必然成为他们努力消除的对象。并且“中国共产党从建党起就形成了某种对理想国的向往，而这类向往又可追溯到千年至福的古老传统。这就是对‘大同’或‘太平’的向往”，“这是一个无产阶级的统一社会，其中的一切均属于所有人，与官吏主宰一切的社会完全不同。”
其二，对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国情特点的考虑。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曾说,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除此之外，毛泽东还在不同的场合多次指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文化落后，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这就是我们的国情，它决定我们的政策、策略和战略。他并断言，“我国有五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长期内，我们这个国家应该叫做工农业国。即使钢有了一亿多吨，也还是这样。” “社会主义在工业和农业中要平行发展，农业现代化要和工业化同步进行。”“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籍于此，毛泽东一贯要求全党要以农业大国、人口大国这样的基本国情作为思考问题，制定政策，安排计划，发展国民经济的出发点。除此，在农村坚持斗争二十余载的中国共产党，在农村政策的制定、实施等方面确实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和教训。然而当她一跃而成为执政党之后，她所面对的问题和思考问题的环境已与以前大不相同了，简直到了“今非昔比”的程度。并且她必须把农村放在更为广阔的空间、更加注意城乡彼此的互动。
其三，回复传统，希冀从中找到具有前途发展的模式。根据人类学的观点：当一个民族或国家在面临前景塑造时，通常有回归过去向传统寻求道义上的支持与效仿的模范以及凭借国家或民族的精英头脑中的美好描绘重新塑造一个新的样图两种途径。然而，传统在二者相交之下真正产生的对前途的决定概率又常常高于后者。这一点情况正如Rupert Emerson所发现的那样：“在两大文明形态起承转合的历史关节点上，这些传统社会所遗留的社会因子对未来社会的历史造型产生了强烈影响。”而当时能够自诩不惭地或公认为代表“前”的只有美欧和苏联。于前者，由于她们在近世中国所犯滔天大罪而在国人心中的形象极为憎恶，成为中国声言要彻底打到的对象，自不会从中看到“希望”；而于苏联，由于中国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层内心一直以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中国的实际，走自己的路为主，貌似神离，将希望附注于它，自是不可能。从而使回复传统自是唯途。在中国的传统上曾存的“美好”的城乡无差别的统一景象不免就成了效仿的对象。
其四，稳定政局的需要。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长期压榨和连续12年的战争摧残破坏，到1949年解放前夕，整个国民经济已经濒临崩溃：国民党统治区中（主要为城市）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市场混乱，投机倒把盛行，工厂停工停产，人民失业；农民生活则更为悲惨，沉重的地租田赋和各种苛捐杂税以及抓兵抓夫，压得广大农民喘不过气来。挣扎在饥饿线上的人们，没有粮食，乱找东西充饥。城乡内外无处不表呈出国之将立时，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景象。“民穷乱起”，而胜利又来得太快，使得虽有思想准备的中共党人并未做好必要的准备。在这种情形下，城乡政局的稳定无疑关系着新中国的存亡和我党统治地位的稳固。
当然，任何事物的出现绝非简单，而是由主客观、内外、偶必然等方方面面的因素综合促成的。以上所述仅为笔者陋见，不耻抛出只为收“引玉”之效而已。
作者单位：陈明 衡阳师范学院
刘爱华 衡阳市船山实验中学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
[2]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3]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4]任弼时.任弼时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5]张闻天.张闻天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6]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C].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7]谢和耐.中国社会史[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
[8]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本文系2005年度衡阳师范学院科学基金启动项目，项目编号：2005B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