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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持续进步的高质量人力资本和高科技产业、长期稳定的政治环境、坚持对外开放和实行市场经济让收入分配更合理。
关键词：科技、政治稳定、市场经济、收入分配
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基本涵义是指：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
早在上世纪50-60年代诸多經济学家提出著名的“依附论”。他们认为，世界被分为中心国家（发达国家）和外围国家（发展中国家），前者在世界经济中居支配地位，后者受前者的剥削和控制，后者依附于前者。由于中心与外围之间国际地位的不平等，导致中心与外围之间的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总之则是，发展中国家越发展越依附、越发展不了。
持续进步的高质量人力资本和高科技产业
韩国和巴西上世纪70年代两国GDP分别达到1689美元和1371美元，脱离了贫困国家的阴影。到1988年两国GDP都超过了3300美元，成功地创造了汉江奇迹和巴西奇迹。而此后的20年间，两国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经济策略，它们的经济形势在日后漫长的岁月中，发生了翻天巨变。
1985年后巴西的政策发生了突变，巴西受华盛顿思潮和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大肆削减政府的财政对科技发展的支出。一方面由于资金的缺乏，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对本土企业的创新进行限制，并兼并收购，导致巴西经济一落千丈。
韩国则制定了科技立国、技术驱动的政策，占领产业链的高端、用知识产权塑造高品质的品牌。到2015年巴西的人均GDP还在8802美元，而韩国则达到27195美元。
发达国家富裕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技术先进，科技水平决定了一个国家生产力的上限。领先后进入技术先进—获得垄断地位—超额利润—投入研发—科技研发的闭环。而其他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面临者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廉价劳动力、廉价资源、低端产业链并不坚固，很容易被突破。人口资源红利日益枯竭的危机、如不转变发展模式，那么经济发展将会陷入停滞。
2010年美国时代周刊发表题为《中国廉价劳动力时代的终结》的文章。文中描述众多跨国企业把厂房搬出中国，一位美国商人直言现在中国的劳动力价格已经快让他的公司失去竞争力了。
如果仅仅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依靠高投资和国家的保护下高速发展，技术和创新都在国外完成，这样的发展也只是单纯量的增长。技术进步落后于GDP的增长，基础不牢，等人力成本涨上来，技术力量不够，卖香蕉的就只能卖香蕉，不可能达到卖飞机的水平。巴菲特的名言，“只有在潮水退去的时候，才知道谁在裸泳。”同样适用于此。
PCT国际专利是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起的，相对于各国在自己国内申请的专利来说，它的含金量更高。对比其他国家，也只有中国在PCT国际专利申请数量上爆炸性增长。
时间到了2016年9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了2016年1-6月的PCT国际专利申请情况，中国PCT专利申请量达到了1.74万件，同比增长36.8%，占全球申请量的15.9%，比上年同期提高3.7个百分点。从2015年的增长15.6%，到2016年上半年增速提高到36.8%，
可以这样说，科技大爆发正是中国面临的新常态，中国科技水平正以前所未有的加速度超越发达国家。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是科技不能持续进步，而中国的科技一定还会持续进步，这也是能否超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长期稳定的政治环境
张维为教授认为相比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更应该警惕“民主原教旨主义陷阱”。张教授的担心不无道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有一大特征就是民主乱象。
很多国家经济突飞猛进的时期基本都是政府集权和威权时期，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后快速推进不合时宜的民主化，导致民粹主义政府横行、导致政局动荡。而民粹主义政府不太考虑长期发展，短视，仅仅满足当下选民的需要来获得选票，国内选民也对于关注个人利益，对外抗议全球化，对内向政府要福利。
民主和政变看似是一对矛盾体，但却在泰国交替上演了许多年。泰国人对政变看怪不怪，甚至有些“欢迎军人来搅局”的念头，这无非说明，普通民众对民主的寒心。《泰叻报》等泰国媒体最近也在广泛讨论为何民主在泰国如此遭遇，其中原因之一被归结为“我们过于相信民主”。
泰国的西式民主一开始就水土不服，选举式民主越频繁，政治关系就越紧张。无论精英阶层如何游说对未来发展规划，草根只认定他们眼前的实惠，并不能认清他信执政理念的本质。选举式民主没有提升泰国的国际形象和经济发展，而是相反。旅游收入锐减。曾经的亚洲“四小虎”之一的泰国，2015年人均GDP只有5426美元。
坚持对外开放和实行市场经济
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陈志武发表《来自2049年的一封信》的文章，他预言到2015—2017年的中国国进民退已经到了极端，国营企业包办一切的吃喝拉撒，整个社会变得毫无动力，越来越“国富民穷” ，到2019-2049年被迫再进行一次体制上的改革开放。
虽然是故事，但也警示着我们。如果各行各业都有国有垄断大企业，那么这对效率的提高，对资源的公平运用方面也是不利的。而实际上现在仍有许多国有企业固守阵地，不仅效益低下且没有退出，甚至与民争利，这就是隐形的“国进民退”。
所以政府投资应该主要用于关系国家安全、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经济和社会领域，减少对企业和市场的干预，保证市场主体公平竞争，放开垄断行业，进一步减少政府手中的权利。进行供给侧改革也需要以市场为基础，在完善市场化的同时，还应该实现对市场私权的保护和对政府公权的规范。
一方面，政府要完善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减少预防风险的储蓄，打消老百姓后顾之忧。另一方面，让民营企业减税降费、轻装前行，增加就业率。这些都需要大量的行政支出，这也倒逼着国有企业改革。另外也要让存款利率的市场化，这有利于金融创新和金融工具的多样化，来满足国民经济方方面面的金融需求。
收入分配更合理
基尼系数高将会导致社会分化，在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过程中，社会问题还能够解决，而在经济增长下降时，矛盾则会凸显。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在具有优势，越来越多的非技术劳动者进入失业大军，带来的则是社会的不稳定和民粹主义的政府。
收入差距过大会带来诸多问题，一方面，由于高收入群体消费意愿低于低收入群体，低收入者消费意愿高、但没钱消费，导致内需消费不足，影响经济增长的速度。另一方面，低收入人群的知识技能不足，收入增长的后劲不足。在中国农村针对辍学儿童，学费免了，但家长仍不愿意教生活费，对他们来说，读书的机会成本太大，不如早早打工，而这将会导致低教育水平—低收入的恶性循环。收入差距过大，也可能带来社会的不稳定，导致社会治安差，政府的更迭会很频繁。
所以中国在发展GDP的同时，要关注收入再分配，关注一下贫困阶层、关注社会矛盾。什么样的发展才是硬道理？如果是不平衡的发展、不可持续的发展不一定是硬道理。只有科学的发展、均衡的发展、可持续的发展才是硬道理。收入增长不能让社会掉队，不然有跌落到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
关键词：科技、政治稳定、市场经济、收入分配
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基本涵义是指：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
早在上世纪50-60年代诸多經济学家提出著名的“依附论”。他们认为，世界被分为中心国家（发达国家）和外围国家（发展中国家），前者在世界经济中居支配地位，后者受前者的剥削和控制，后者依附于前者。由于中心与外围之间国际地位的不平等，导致中心与外围之间的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总之则是，发展中国家越发展越依附、越发展不了。
持续进步的高质量人力资本和高科技产业
韩国和巴西上世纪70年代两国GDP分别达到1689美元和1371美元，脱离了贫困国家的阴影。到1988年两国GDP都超过了3300美元，成功地创造了汉江奇迹和巴西奇迹。而此后的20年间，两国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经济策略，它们的经济形势在日后漫长的岁月中，发生了翻天巨变。
1985年后巴西的政策发生了突变，巴西受华盛顿思潮和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大肆削减政府的财政对科技发展的支出。一方面由于资金的缺乏，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对本土企业的创新进行限制，并兼并收购，导致巴西经济一落千丈。
韩国则制定了科技立国、技术驱动的政策，占领产业链的高端、用知识产权塑造高品质的品牌。到2015年巴西的人均GDP还在8802美元，而韩国则达到27195美元。
发达国家富裕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技术先进，科技水平决定了一个国家生产力的上限。领先后进入技术先进—获得垄断地位—超额利润—投入研发—科技研发的闭环。而其他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面临者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廉价劳动力、廉价资源、低端产业链并不坚固，很容易被突破。人口资源红利日益枯竭的危机、如不转变发展模式，那么经济发展将会陷入停滞。
2010年美国时代周刊发表题为《中国廉价劳动力时代的终结》的文章。文中描述众多跨国企业把厂房搬出中国，一位美国商人直言现在中国的劳动力价格已经快让他的公司失去竞争力了。
如果仅仅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依靠高投资和国家的保护下高速发展，技术和创新都在国外完成，这样的发展也只是单纯量的增长。技术进步落后于GDP的增长，基础不牢，等人力成本涨上来，技术力量不够，卖香蕉的就只能卖香蕉，不可能达到卖飞机的水平。巴菲特的名言，“只有在潮水退去的时候，才知道谁在裸泳。”同样适用于此。
PCT国际专利是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起的，相对于各国在自己国内申请的专利来说，它的含金量更高。对比其他国家，也只有中国在PCT国际专利申请数量上爆炸性增长。
时间到了2016年9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了2016年1-6月的PCT国际专利申请情况，中国PCT专利申请量达到了1.74万件，同比增长36.8%，占全球申请量的15.9%，比上年同期提高3.7个百分点。从2015年的增长15.6%，到2016年上半年增速提高到36.8%，
可以这样说，科技大爆发正是中国面临的新常态，中国科技水平正以前所未有的加速度超越发达国家。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是科技不能持续进步，而中国的科技一定还会持续进步，这也是能否超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长期稳定的政治环境
张维为教授认为相比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更应该警惕“民主原教旨主义陷阱”。张教授的担心不无道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有一大特征就是民主乱象。
很多国家经济突飞猛进的时期基本都是政府集权和威权时期，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后快速推进不合时宜的民主化，导致民粹主义政府横行、导致政局动荡。而民粹主义政府不太考虑长期发展，短视，仅仅满足当下选民的需要来获得选票，国内选民也对于关注个人利益，对外抗议全球化，对内向政府要福利。
民主和政变看似是一对矛盾体，但却在泰国交替上演了许多年。泰国人对政变看怪不怪，甚至有些“欢迎军人来搅局”的念头，这无非说明，普通民众对民主的寒心。《泰叻报》等泰国媒体最近也在广泛讨论为何民主在泰国如此遭遇，其中原因之一被归结为“我们过于相信民主”。
泰国的西式民主一开始就水土不服，选举式民主越频繁，政治关系就越紧张。无论精英阶层如何游说对未来发展规划，草根只认定他们眼前的实惠，并不能认清他信执政理念的本质。选举式民主没有提升泰国的国际形象和经济发展，而是相反。旅游收入锐减。曾经的亚洲“四小虎”之一的泰国，2015年人均GDP只有5426美元。
坚持对外开放和实行市场经济
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陈志武发表《来自2049年的一封信》的文章，他预言到2015—2017年的中国国进民退已经到了极端，国营企业包办一切的吃喝拉撒，整个社会变得毫无动力，越来越“国富民穷” ，到2019-2049年被迫再进行一次体制上的改革开放。
虽然是故事，但也警示着我们。如果各行各业都有国有垄断大企业，那么这对效率的提高，对资源的公平运用方面也是不利的。而实际上现在仍有许多国有企业固守阵地，不仅效益低下且没有退出，甚至与民争利，这就是隐形的“国进民退”。
所以政府投资应该主要用于关系国家安全、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经济和社会领域，减少对企业和市场的干预，保证市场主体公平竞争，放开垄断行业，进一步减少政府手中的权利。进行供给侧改革也需要以市场为基础，在完善市场化的同时，还应该实现对市场私权的保护和对政府公权的规范。
一方面，政府要完善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减少预防风险的储蓄，打消老百姓后顾之忧。另一方面，让民营企业减税降费、轻装前行，增加就业率。这些都需要大量的行政支出，这也倒逼着国有企业改革。另外也要让存款利率的市场化，这有利于金融创新和金融工具的多样化，来满足国民经济方方面面的金融需求。
收入分配更合理
基尼系数高将会导致社会分化，在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过程中，社会问题还能够解决，而在经济增长下降时，矛盾则会凸显。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在具有优势，越来越多的非技术劳动者进入失业大军，带来的则是社会的不稳定和民粹主义的政府。
收入差距过大会带来诸多问题，一方面，由于高收入群体消费意愿低于低收入群体，低收入者消费意愿高、但没钱消费，导致内需消费不足，影响经济增长的速度。另一方面，低收入人群的知识技能不足，收入增长的后劲不足。在中国农村针对辍学儿童，学费免了，但家长仍不愿意教生活费，对他们来说，读书的机会成本太大，不如早早打工，而这将会导致低教育水平—低收入的恶性循环。收入差距过大，也可能带来社会的不稳定，导致社会治安差，政府的更迭会很频繁。
所以中国在发展GDP的同时，要关注收入再分配，关注一下贫困阶层、关注社会矛盾。什么样的发展才是硬道理？如果是不平衡的发展、不可持续的发展不一定是硬道理。只有科学的发展、均衡的发展、可持续的发展才是硬道理。收入增长不能让社会掉队，不然有跌落到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