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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活力的中小企业群体是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不竭动力，在当前中小企业面临危机的情况下，政府应该积极作为，通过各种政策措施对中小企业予以支持。
在国际经济放缓、人民币升值、劳动力及原材料成本上涨、紧缩的货币政策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下，支撑了中国经济总量半壁江山的中小企业正在经历严峻考验。据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的最新数据，上半年全国6.7万家规模以上中小企业倒闭。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小企业“倒闭潮”大有蔓延全国之势？面对如此多的中小企业失去生存机会，政府和企业自身又该如何做呢？
中小企业倒闭潮起
继去年席卷珠三角地区的外资企业遭遇“撤资潮”后，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地区的中小企业又连续遭遇倒闭风波，而近来由于资金链条中断导致中小企业主“跑路”的消息更是不绝于耳——7月初，浙江金乌集团董事长张政建突然失踪的消息成为了浙江地区中小企业家潜逃的又一新闻。据称他欠地下钱庄的资金可能高达20亿元。金乌是国内最大的袜业公司之一，它所在的义乌市大陈镇是世界最大的衬衫生产基地，也是最大的袜子生产基地之一。而金乌集团近年来一直位列该镇企业的前五强。2008年初，金乌集团的公开资料声称，其总资产为10多亿元，拥有在职员工2000余人。然而，就是这样一家曾经做的不错的企业都无法逃脱倒闭的危机。
事实上，进入4月之后，浙江板块已经出现了可怕的产业惊恐，中小企业倒闭时有耳闻，一些还不出债务的工厂主潜逃，到6月份，连一些大型民营制造工厂也开始喘不过气来。世界最大的缝纫机生产企业—台州的飞跃集团2007年以41.2亿销售收入位居浙江2008制造业百强之列，但在今年6月初却传来寻求破产保护的消息。来自浙江省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6月份，浙江规模以上企业工业增加值的增幅比去年同期回落5.5个百分点，企业利润总额增幅同比回落17.8个百分点。有1 万家规模以上的企业出现了亏损。而这种情形又以温州最为严重。据温州市中小企业促进会统计，目前温州的30多万家中小企业中有20%左右的企业正面临停工或倒闭。不仅如此，由企业关闭而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致使集群链条上的20万家小厂受到影响……展望下半年的形势，当地专家认为“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发展趋势较为严峻。今年全省工业增长回落之势已成，还难以判断何时为底”。
浙江中小企业的困境，不过是全国中小企业生存现状的一个缩影。今年年初，在珠三角一带，就曾传出大批中小外资企业倒闭或迁移的消息。首先是珠三角大量制鞋厂关闭或面临关闭。有资料显示，今年1月—5月，广东省鞋类出口企业锐减2000多家，减幅接近总数的一半。与此同时，鞋类产品出口量的下降也超过两成。海关统计显示，今年1月—2月，珠三角地区参与出口鞋的企业只有1512家，比去年同期减少1855家。这种景象还波及到了制衣、玩具加工、仪器仪表、塑料、电子加工等整个劳动密集型行业。不少企业搬至内陆省区，甚至远走越南、柬埔寨。据统计，仅2008年1月，东莞共有365家制造类企业被工商部门注销。另据香港工业总会预计：珠三角数万港资工厂中，今年将有10%停产，“比率可能是20年来最高的”。
不仅如此，在全国的其它地区，例如青岛、广州等韩资企业相对集中的地区，部分韩资中小企业更是选择“连夜逃跑”的方式非法撤离。据韩国进出口银行于今年2月发表的《青岛地区投资企业的非法撤离现状》报告书指出，2000年至2007年期间，共有8344家韩国企业在青岛投资，其中的206家企业非法撤离，在这其中，传统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的企业偏多。
由此可见，我国目前的中小企业倒闭现象已经由个体变成群体，由迹象变成一种趋势，整个中国的民营中小企业，几乎已经到了家家自危的程度。作为推动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生力军，中国的中小企业正在陷入一场空前的危机当中。
是什么导致了中小企业的“穷途末路”？
对于众多中小企业倒闭的原因，业内专家认为，造成此轮中小企业关闭潮和部分外资企业加速转移的原因，可以简单归结为“三缺”“四涨”。在缺工、缺地、缺电“三缺”，以及原材料价格、油价、工薪、租金“四涨”的压力下，除了一批工艺水平落后、生产粗放的本地小企业外，一些早期进入中国、依靠低劳动力成本和税收优惠盈利生存的低端外资企业，都面临无利可图甚至亏损的命运。在人民币升值、原材料涨价、新《劳动合同法》实施、两税合并、民工荒、电荒、出口退税政策、加工贸易政策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制造业面临空前挑战，中小企业转型、转移已成必然趋势。
在这其中，成本的压力首当其冲。有数据显示，今年4月份，钢材、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12%，而工业品出厂价格仅上升5.3%，国内劳动力成本年平均上升8%左右。再加上印度、越南、巴基斯坦等东南亚制造企业，以更低的劳动力成本对中国出口企业施压，导致一些中国出口加工企业不得不倒闭关门。另外，随着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以及不少城市不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我国劳动力的价格已经是越南的一倍。广东省统计局发布的《2007年广东工业经济运行情况分析》指出，最低工资标准制度和新《劳动合同法》实施，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估计要增加20%—30%以上，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因此将产生较大的亏损。不可否认，长期以来，充满异质的价格信号扭曲了中国的生产体系，土地、能源、矿产资源以及劳动力、人民币等价格明显被低估，低廉要素价格维持着多数中国外向型企业的生存，而一旦“潮水”退去，企业才发现自己是真正的裸泳者，现今企业普遍面临的窘迫局面即来源于此。但企业转型毕竟不是短期就可以完成的，一个地区加工制造业的转移普遍需要一个20年的周期。在国内经济发展放缓、物价高涨、汇率上扬的环境下，这些中小企业的发展前景堪忧。
其次，地方政府要求转变产业结构，抢占产业链的高端市场，也给制造业带来不小的压力。有分析人士认为，我国制造业处于国际产业分工的低端位置，这本身就缺乏国际竞争力，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在利用各种手段转移、提升低端制造业的同时，缺乏相应的扶持政策，没有同时想办法扩展企业在销售、研发、品牌等高端产业链条的生存空间，这是大批中小企业无法实现结构调整、被迫迁移或者倒闭的重要原因之一。专家们提醒，加工贸易直接流向国外将造成国内东西部产业内循环的“断链”，当下既要谨防产业“转移”变“外移”，又要防止东资西进异化成“东污西进”。国家应从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上，鼓励外资向中西部地区梯次转移。
与此同时，银行信贷紧缩也使得本来就存在贷款难、担保难的中小企业融资更加困难。自去年以来，央行先后5次加息，16次调高存款准备金率，致使中小企业面临着巨大的融资难题。因为在当前的形势下，银行更倾向于支持安全边际较高的大企业，中小企业贷款难现象无法真正解决。为此，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只能通过民间借贷的方式来维持发展，这些民间贷款的利率，一般高于银行利率的4倍左右，有的甚至高出10倍。由于资金缺口严重，许多企业出现资金链断裂，同时，由于中小企业大多互相担保，债务链错综复杂。此外，小企业处境艰难，使以往依附大企业、配套协作的产业链正在断裂，形成了“不生产等死，生产是快死”的两难境地。
此外，出口订单减少也是中小企业面临的另一大难题。受美国次贷危机影响，全球大买家纷纷减少采购，控制风险。数据显示，2008年第一季度，中国向美国、英国、新加坡等国家的出口额同比增长明显放缓，传统渠道买家大幅减少。
总而言之，在宏观调控、银根趋紧、国际经济环境日益复杂的大环境下，这些企业的“穷途末路”可以说是预料之中的。
政策扶持成关键
一个充满活力的中小企业群体，是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不竭动力。因此，在当前中小企业面临危机的情况下，政府应该积极作为，通过各种政策措施对中小企业予以支持。
值得欣慰的是，目前中小企业所显现出来的困境，已引起决策层的高度关注。7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到浙江杭州、温州等地考察，就经济运行情况进行调查研究。紧接着，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赴江苏、上海，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赴广东香港，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赴山东等地考察，对当前外贸、金融等方面发展形势表达了关注。除了中央领导之外，相关各部委如银监会、商务部调研组也多次造访温州等地。可以预期，中央高层频密的调研后，相关的“救市”政策会相继出台。7月31日，部分纺织品出口退税率由11%提高到13%即发出了积极的信号。8月初，央行更是同意调增2008年度商业银行信贷规模，对全国性商业银行在原有信贷规模基础上调增5%，对地方性商业银行调增10%，定向投放于三农、中小企业以及抗震救灾。此次信贷调整的“区别对待”，反映了央行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政策意图，也是全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具体体现。
浙江、广东等地也开始了对其经济命脉所系的中小企业的“拯救”。最近，由浙江多部门联合完成的关于中小企业现状的调查报告已报送国家发改委。报告中，浙江直言“许多宏观层面上的问题仅靠地方政府、企业本身难以解决”，呼吁国家“对现行政策作进一步调整和完善”，并提出改善中小企业发展环境的6大建议。而广东省政府则计划通过产业转移与升级实现“一箭双雕”——通过政策引导，将劳动密集型、高耗能、技术含量弱且附加值低的产业转移至省内东西两翼甚至云贵等欠发达地区，带动这些地区快速发展起来；同时，将腾出的空间用来迎接含金量更高的产业，利用毗邻港澳的优势，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形成自身“前店后厂”的格局。另外，广东正在酝酿设立一个100亿元的担保基金，担保基金将以提供担保和再担保的方式支持政府公共项目发展及中小企业融资。
政府可以做的事情还有许多。例如制定专门的中小企业法，明确理顺中小企业的管理机制和各级政府的责任，包括用低税率扶持解决大多数城市人口就业任务的中小企业的发展；允许一些优秀的贷款担保公司升级成为银行，鼓励民间成立大量的城市中小企业贷款公司，另外辅以股权融资、企业债券甚至先进的网络联保贷款的模式，有效帮助中小企业解决融资难的问题；增加企业研发创新方面的公共投入，建立开放式技术开发支持体系，通过各种优惠政策扶持和刺激各类创新型以及服务业中小企业。等等。
当然，除了政府的政策支持之外，企业自身的努力也是非常关键的。对此，企业应积极应对，在创新方面，应形成技术创新、市场创新和品牌创新三个维度的共同努力，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创新空间。通过技术创新，提升自己所产出商品、服务的结构和档次，特别是发展自主创新的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从而扩大利润空间。其次，中小企业应有目的地制定自身的战略发展规划。目前，中小企业最短的一块板是“战略”，这是企业难以做大的主因。中小企业的企业主们应形成战略意识，多参与管理交流，主动学习，改变落后的管理思想，及早由老板的身份升华到企业家的层次。此外，中小企业要提高自身的竞争力，更离不开借助外脑和专业培训。中小企业应积极引入投资发展管理咨询业，助力企业向学习型企业的方向发展，从而提升自身的竞争力。
在国际经济放缓、人民币升值、劳动力及原材料成本上涨、紧缩的货币政策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下，支撑了中国经济总量半壁江山的中小企业正在经历严峻考验。据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的最新数据，上半年全国6.7万家规模以上中小企业倒闭。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小企业“倒闭潮”大有蔓延全国之势？面对如此多的中小企业失去生存机会，政府和企业自身又该如何做呢？
中小企业倒闭潮起
继去年席卷珠三角地区的外资企业遭遇“撤资潮”后，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地区的中小企业又连续遭遇倒闭风波，而近来由于资金链条中断导致中小企业主“跑路”的消息更是不绝于耳——7月初，浙江金乌集团董事长张政建突然失踪的消息成为了浙江地区中小企业家潜逃的又一新闻。据称他欠地下钱庄的资金可能高达20亿元。金乌是国内最大的袜业公司之一，它所在的义乌市大陈镇是世界最大的衬衫生产基地，也是最大的袜子生产基地之一。而金乌集团近年来一直位列该镇企业的前五强。2008年初，金乌集团的公开资料声称，其总资产为10多亿元，拥有在职员工2000余人。然而，就是这样一家曾经做的不错的企业都无法逃脱倒闭的危机。
事实上，进入4月之后，浙江板块已经出现了可怕的产业惊恐，中小企业倒闭时有耳闻，一些还不出债务的工厂主潜逃，到6月份，连一些大型民营制造工厂也开始喘不过气来。世界最大的缝纫机生产企业—台州的飞跃集团2007年以41.2亿销售收入位居浙江2008制造业百强之列，但在今年6月初却传来寻求破产保护的消息。来自浙江省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6月份，浙江规模以上企业工业增加值的增幅比去年同期回落5.5个百分点，企业利润总额增幅同比回落17.8个百分点。有1 万家规模以上的企业出现了亏损。而这种情形又以温州最为严重。据温州市中小企业促进会统计，目前温州的30多万家中小企业中有20%左右的企业正面临停工或倒闭。不仅如此，由企业关闭而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致使集群链条上的20万家小厂受到影响……展望下半年的形势，当地专家认为“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发展趋势较为严峻。今年全省工业增长回落之势已成，还难以判断何时为底”。
浙江中小企业的困境，不过是全国中小企业生存现状的一个缩影。今年年初，在珠三角一带，就曾传出大批中小外资企业倒闭或迁移的消息。首先是珠三角大量制鞋厂关闭或面临关闭。有资料显示，今年1月—5月，广东省鞋类出口企业锐减2000多家，减幅接近总数的一半。与此同时，鞋类产品出口量的下降也超过两成。海关统计显示，今年1月—2月，珠三角地区参与出口鞋的企业只有1512家，比去年同期减少1855家。这种景象还波及到了制衣、玩具加工、仪器仪表、塑料、电子加工等整个劳动密集型行业。不少企业搬至内陆省区，甚至远走越南、柬埔寨。据统计，仅2008年1月，东莞共有365家制造类企业被工商部门注销。另据香港工业总会预计：珠三角数万港资工厂中，今年将有10%停产，“比率可能是20年来最高的”。
不仅如此，在全国的其它地区，例如青岛、广州等韩资企业相对集中的地区，部分韩资中小企业更是选择“连夜逃跑”的方式非法撤离。据韩国进出口银行于今年2月发表的《青岛地区投资企业的非法撤离现状》报告书指出，2000年至2007年期间，共有8344家韩国企业在青岛投资，其中的206家企业非法撤离，在这其中，传统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的企业偏多。
由此可见，我国目前的中小企业倒闭现象已经由个体变成群体，由迹象变成一种趋势，整个中国的民营中小企业，几乎已经到了家家自危的程度。作为推动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生力军，中国的中小企业正在陷入一场空前的危机当中。
是什么导致了中小企业的“穷途末路”？
对于众多中小企业倒闭的原因，业内专家认为，造成此轮中小企业关闭潮和部分外资企业加速转移的原因，可以简单归结为“三缺”“四涨”。在缺工、缺地、缺电“三缺”，以及原材料价格、油价、工薪、租金“四涨”的压力下，除了一批工艺水平落后、生产粗放的本地小企业外，一些早期进入中国、依靠低劳动力成本和税收优惠盈利生存的低端外资企业，都面临无利可图甚至亏损的命运。在人民币升值、原材料涨价、新《劳动合同法》实施、两税合并、民工荒、电荒、出口退税政策、加工贸易政策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制造业面临空前挑战，中小企业转型、转移已成必然趋势。
在这其中，成本的压力首当其冲。有数据显示，今年4月份，钢材、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12%，而工业品出厂价格仅上升5.3%，国内劳动力成本年平均上升8%左右。再加上印度、越南、巴基斯坦等东南亚制造企业，以更低的劳动力成本对中国出口企业施压，导致一些中国出口加工企业不得不倒闭关门。另外，随着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以及不少城市不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我国劳动力的价格已经是越南的一倍。广东省统计局发布的《2007年广东工业经济运行情况分析》指出，最低工资标准制度和新《劳动合同法》实施，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估计要增加20%—30%以上，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因此将产生较大的亏损。不可否认，长期以来，充满异质的价格信号扭曲了中国的生产体系，土地、能源、矿产资源以及劳动力、人民币等价格明显被低估，低廉要素价格维持着多数中国外向型企业的生存，而一旦“潮水”退去，企业才发现自己是真正的裸泳者，现今企业普遍面临的窘迫局面即来源于此。但企业转型毕竟不是短期就可以完成的，一个地区加工制造业的转移普遍需要一个20年的周期。在国内经济发展放缓、物价高涨、汇率上扬的环境下，这些中小企业的发展前景堪忧。
其次，地方政府要求转变产业结构，抢占产业链的高端市场，也给制造业带来不小的压力。有分析人士认为，我国制造业处于国际产业分工的低端位置，这本身就缺乏国际竞争力，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在利用各种手段转移、提升低端制造业的同时，缺乏相应的扶持政策，没有同时想办法扩展企业在销售、研发、品牌等高端产业链条的生存空间，这是大批中小企业无法实现结构调整、被迫迁移或者倒闭的重要原因之一。专家们提醒，加工贸易直接流向国外将造成国内东西部产业内循环的“断链”，当下既要谨防产业“转移”变“外移”，又要防止东资西进异化成“东污西进”。国家应从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上，鼓励外资向中西部地区梯次转移。
与此同时，银行信贷紧缩也使得本来就存在贷款难、担保难的中小企业融资更加困难。自去年以来，央行先后5次加息，16次调高存款准备金率，致使中小企业面临着巨大的融资难题。因为在当前的形势下，银行更倾向于支持安全边际较高的大企业，中小企业贷款难现象无法真正解决。为此，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只能通过民间借贷的方式来维持发展，这些民间贷款的利率，一般高于银行利率的4倍左右，有的甚至高出10倍。由于资金缺口严重，许多企业出现资金链断裂，同时，由于中小企业大多互相担保，债务链错综复杂。此外，小企业处境艰难，使以往依附大企业、配套协作的产业链正在断裂，形成了“不生产等死，生产是快死”的两难境地。
此外，出口订单减少也是中小企业面临的另一大难题。受美国次贷危机影响，全球大买家纷纷减少采购，控制风险。数据显示，2008年第一季度，中国向美国、英国、新加坡等国家的出口额同比增长明显放缓，传统渠道买家大幅减少。
总而言之，在宏观调控、银根趋紧、国际经济环境日益复杂的大环境下，这些企业的“穷途末路”可以说是预料之中的。
政策扶持成关键
一个充满活力的中小企业群体，是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不竭动力。因此，在当前中小企业面临危机的情况下，政府应该积极作为，通过各种政策措施对中小企业予以支持。
值得欣慰的是，目前中小企业所显现出来的困境，已引起决策层的高度关注。7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到浙江杭州、温州等地考察，就经济运行情况进行调查研究。紧接着，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赴江苏、上海，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赴广东香港，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赴山东等地考察，对当前外贸、金融等方面发展形势表达了关注。除了中央领导之外，相关各部委如银监会、商务部调研组也多次造访温州等地。可以预期，中央高层频密的调研后，相关的“救市”政策会相继出台。7月31日，部分纺织品出口退税率由11%提高到13%即发出了积极的信号。8月初，央行更是同意调增2008年度商业银行信贷规模，对全国性商业银行在原有信贷规模基础上调增5%，对地方性商业银行调增10%，定向投放于三农、中小企业以及抗震救灾。此次信贷调整的“区别对待”，反映了央行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政策意图，也是全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具体体现。
浙江、广东等地也开始了对其经济命脉所系的中小企业的“拯救”。最近，由浙江多部门联合完成的关于中小企业现状的调查报告已报送国家发改委。报告中，浙江直言“许多宏观层面上的问题仅靠地方政府、企业本身难以解决”，呼吁国家“对现行政策作进一步调整和完善”，并提出改善中小企业发展环境的6大建议。而广东省政府则计划通过产业转移与升级实现“一箭双雕”——通过政策引导，将劳动密集型、高耗能、技术含量弱且附加值低的产业转移至省内东西两翼甚至云贵等欠发达地区，带动这些地区快速发展起来；同时，将腾出的空间用来迎接含金量更高的产业，利用毗邻港澳的优势，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形成自身“前店后厂”的格局。另外，广东正在酝酿设立一个100亿元的担保基金，担保基金将以提供担保和再担保的方式支持政府公共项目发展及中小企业融资。
政府可以做的事情还有许多。例如制定专门的中小企业法，明确理顺中小企业的管理机制和各级政府的责任，包括用低税率扶持解决大多数城市人口就业任务的中小企业的发展；允许一些优秀的贷款担保公司升级成为银行，鼓励民间成立大量的城市中小企业贷款公司，另外辅以股权融资、企业债券甚至先进的网络联保贷款的模式，有效帮助中小企业解决融资难的问题；增加企业研发创新方面的公共投入，建立开放式技术开发支持体系，通过各种优惠政策扶持和刺激各类创新型以及服务业中小企业。等等。
当然，除了政府的政策支持之外，企业自身的努力也是非常关键的。对此，企业应积极应对，在创新方面，应形成技术创新、市场创新和品牌创新三个维度的共同努力，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创新空间。通过技术创新，提升自己所产出商品、服务的结构和档次，特别是发展自主创新的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从而扩大利润空间。其次，中小企业应有目的地制定自身的战略发展规划。目前，中小企业最短的一块板是“战略”，这是企业难以做大的主因。中小企业的企业主们应形成战略意识，多参与管理交流，主动学习，改变落后的管理思想，及早由老板的身份升华到企业家的层次。此外，中小企业要提高自身的竞争力，更离不开借助外脑和专业培训。中小企业应积极引入投资发展管理咨询业，助力企业向学习型企业的方向发展，从而提升自身的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