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学科意义的中国社会学产生于中国社会的现代性变迁过程之中，具体地说，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現代的社会转型催生了这门学科，与此相联系的是，中国社会学的发生和发展都与西方社会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孔德开创的西方社会学和马克思开创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对于这一学科的发生和发展形成了深远影响，所有这些都决定了中国社会学史研究离不开一些基本方面——历史方位、学理脉络和现实关切。
对中国社会学史的考察和研究首先会面对一些基本的问题，譬如，中国社会学史的内涵，中国社会学史涉及的内容等。这些基本问题的回答和把握是对中国社会学发展历程获得合理认识的基础。
1.中国社会学史的内涵
中国社会学史是中国社会学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个基础性研究领域。即中国社会学史是对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历史过程进行研究，并探究其规律的基础性研究方向。同时，中国社会学史既是学科发展史，也是思想发展史，随着中国社会学的成熟，中国社会学史的思想史意义也愈益显著。关于中国社会学史的内涵理解有几个含义：
第一，中国社会学史是对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历史过程进行的研究。中国社会学史通过对中国社会学以往历史过程的人物、事件、文献等的思考、分析和研究，客观地将这一发展过程呈现出来。伴随着中国社会学的产生和发展，形成了各种文献史料和实物史料，它们留下了思想和行为的痕迹，提供了与这一历史过程相关的人物、事件、文献的信息。通过这些信息，我们能够根据相关人物所做的贡献给予其应有的历史地位，并进一步了解当时的学派或流派现象，进而把握中国社会学的肇始和奠基、积累和丰富的发展历程。
第二，中国社会学史力求揭示社会学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过程的规律性。历史描述所展现的并不是历史的全部，而是重要的和基本的方面，在这些方面中蕴含着这一历史进程的规律性。这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性，对历史进程的变化发挥着深刻的制约和影响。历史研究的目的正在于透过各种历史现象看到其本质规律。因此，中国社会学史的任务不是简单地对史料进行编纂和整理，而是通过深入的研究、分析和思考，努力揭示贯穿其中的本质和规律。
第三，中国社会学史是对中国社会学学科发展史的研究。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自中国社会学产生之时，中国社会学史也随之起步。中国社会学从产生到现在只有120余年的时间，这段历史并不能说很长，但这一过程却非常曲折，学科历程起伏跌宕，思想内容丰富多样，既有启迪后人的经验，也有促人深思的教训。通过探察和研究中国社会学发展过程的矛盾运动及其规律性，中国社会学史成为了这一学科中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领域。
第四，中国社会学史是对社会学在中国的思想发展史的研究。一般而言，学科史和学术史也是思想史，随着一个学科的日益成熟、学术研究的不断积淀，思想史的特点也越来越凸显。中国社会学也不例外。自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用武力打开中国的国门，引发了中华民族的全面危机，中国社会跨进了近现代门槛，西方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传入中国，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再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社会学史记述了社会学在中国的思想及其理论的发展历程。
应当指出的是，由于一些具体原因，迄今为止，对于中国社会学史的研究仍然比较有限，这一领域的成果也不多。新中国成立以前，一些学者已对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史有所关注。如孙本文的《当代中国社会学》（1948）一书，对中国早期社会学作了较为系统的总结，是中国社会学史研究的一部重要著作。同时，该著作也有明显的缺失。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虽然在当时有着重要的影响，但按照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属于非正统的思想体系，因而没有被作者收入该著。如孙本文所言：“本书认为唯物史观的著作不属于纯正的社会学，故凡从此种史观所编的书籍，概从割爱。”参见孙本文：《当代中国社会学》，胜利出版公司，1948年，第1页。
20世纪80年代末，社会学在中国恢复重建，中国社会学史的研究也重新开始。这一时期的主要成果有杨雅彬的《中国社会学史》（1987）、韩明汉的《中国社会学史》（1987），主要内容集中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中国早期社会学。这两本著作各有特点，也有一些共同的风格。特别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基本方法，阐述了中国社会学的发展过程，是两本著作的共同特点。20世纪90年代的主要作品有：张琢主编的《现代中国社会学（1979—1989）》（1990）和《当代中国社会学（1979—1996）》（1998），袁方主编的《社会学百年》（1999），郑杭生、李迎生的《中国社会学史新编》（2000）。进入21世纪，又有杨雅彬的《近代中国社会学》（上、下）（2001），景天魁等的《中国社会学：起源与绵延》（上、下）（2017）。这些成果对推进中国社会学史研究作出了贡献。
2.中国社会学史的历史方位和研究范围
中国社会学史的研究范围显然与中国社会学的起始时间与大致边界等问题关系密切，而这又涉及社会学与现代社会的关系，以及中国社会学与中国社会现代性变迁的关系。
社会学与现代社会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可以确定一个历史方位，使我们认识到社会学的学科性质。在人类社会的现代性变迁进程中，作为一门新兴的社会科学，社会学的产生是具有一定历史意义的。在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和工业化的成熟阶段，人类知识体系中增添了社会学。一些学者没有把这一点视为偶然现象，在他们看来，正是现代社会的巨变提供了社会学产生与发展的依据。法国社会学家雷蒙·阿隆曾经分析了社会学的四位创始人，他认为，其中三位——孔德、马克思、托克维尔——都是在19世纪上半叶形成自己的思想，他们竭力探索正在诞生的社会的性质，“却以不同的方式给这个现代社会下了定义：在奥古斯都·孔德看来，它是工业社会;马克思认为它是资本主义社会;托克维尔则说它是民主社会”。[法]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葛智强、胡秉诚、王沪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第206页。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反复论及了社会学与现代性的关系：“社会学一直被看作是关于现代社会生活的普遍性知识”，“社会学的概念和发现，与‘现代性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密切相关。”“现代性，就其深刻和内在特性而言，本身就具有社会学的性质。”[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13～14、38页。 社会学与现代社会的关系启示我们，中国社会学与中国社会现代性变迁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在中国社会学界，社会现代性变迁通常又被称为“社会转型”。明清之际，中国已经越来越多地与西方世界相遇，开启了中国社会转型的前奏。一般以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作为中国社会进入近现代里程的时间标志。这一时期，由于西方列强的经济、政治、军事以及文化的侵入，中华民族面临着重重危机。拯救危亡的国运被一批仁人志士视为必须承担的历史使命，并作为个人的人生抱负，中国社会思想中的经世致用、社会关切、人文情怀传统也因此焕发了新的活力。西方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引入和传播，与中国本土的儒学和经学（特别是晚清时期的今文经学）形成碰撞，为中国社会学的发端提供了思想养料，中国社会学史也由此开始。一定意义上说，一部百多年中国社会学史，也是一部中国从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变的历史。
从19世纪三四十年代社会学产生到21世纪的这一百多年间，世界与中国都经历了持续性的巨变，每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几乎都伴随着重大的社会现象与社会转型过程，这一过程既改变了西方也改变了中国。应当说，社会转型范式为理解中国社会学提供了一个学术框架，也为中国社会学史研究展現了开阔的历史视野。在中国近现代社会变迁的宏阔历史背景中，中国社会学史的研究能够获得更为合理的判断和结论。在这方面，美国历史学家孔飞力的“中国研究”是具有启发意义的一个范本。他将中国现代国家的形成视为一种“中国过程”，“从本质上来看，中国现代国家的特性却是由其内部的历史演变所决定的”。在他看来，20世纪发生在中国各地的杂乱无章的地方故事如果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则其展现了一个中央集权国家不屈不挠地向前迈进的历史。[美]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陈兼、陈之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1、119页。
研究某一国家或民族整体的历史发展，以及某一重要历史现象、重大历史过程等，既要放在横向的广阔的历史联系中，也要放在纵向的历史长河中去认识。所以，从具体的研究方法层面上说，为了展现中国社会学的发展过程，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时空下，中国社会学史的研究范围包括横向范围和纵向范围。
所谓纵向范围，是从时间的角度对社会现象或事物进行的观察和研究，是对社会现象或事物的演变和过程进行的研究，这种研究角度体现出纵向特点。任何现象或事物都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所以，纵向研究也涉及对社会现象或事物的动态变化的描述和分析。通过这种动态变化，可以展现社会现象或事物的具体过程和不同阶段的特征，从而揭示社会现象或事物的发展趋势。譬如，从时间过程来说，大体上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标志，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可以划分为旧中国社会学和新中国社会学两大发展时期，这两个时期又各有自己的特点，这一过程的具体内容我们在相关部分将进行介绍。
所谓横向范围，是从空间的角度对社会现象或事物进行的观察和研究，也被称为对社会现象或事物“横截面”进行的研究，这种研究角度体现出横向特点。横向研究涉及社会现象或事物的系统和结构特征，以及社会现象或事物内部的不同子系统、要素、部分等的相互关系，可以把握研究对象在一定时空范围内的基本结构、整体状况或局部特点等，全面了解事物各个部分的现实情况。譬如，从空间地域来说，中国社会学的结构组成包括中国大陆（或称内地）、港澳台地区的社会学发展;从内容构成来说，中国社会学则包括理论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应用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社会学分支学科和相关学科在中国的发展，等等。
3.中国社会学史的研究意义
中国社会学史的题材是中国社会学发展过程的“既往”。作为对中国社会学历史发展过程进行的研究，中国社会学史将记述中国社会学走过的曲折道路、伟大成就以及经验教训，特别是那些为这一事业做出贡献的学术人物，如果没有他们的学术探索和成果，就谈不到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历程。中国社会学史将这笔宝贵的本土学术遗产，通过历史记忆的方式传递下去，这对中国社会学的持续发展将发挥重要的作用。具体地说，中国社会学史的研究意义主要包括：
第一，推进社会学学科建设的基础意义。任何一门发展成熟的学科，都包括三个基础性的组成部分，即该学科的基础理论、研究方法和学科史。就学科史而言，是对一门学科的重要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记述和总结。所以，学科史也包括该学科的其他基础性组成部分，比如该学科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发展过程。显然，学科史对于任何一门学科都有着更为特殊的基础意义。
中国社会学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些重要的研究领域。如理论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形成了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理论社会学;应用社会学则形成了以中国题材为内容的众多应用研究方向，并进一步发展为分支学科;在研究方法方面，本土经验也为社会调查方法增添了新的内容，成为了中国社会学的一个重要领域。通过中国社会学史的研究范围，展现了中国社会学从无到有、由浅入深、从零散到整合，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学科知识体系的发展过程。在中国社会学与中国社会学史之间有着相依不离的密切关系：一方面，中国社会学的重要研究领域构成了中国社会学史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学史的研究也为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增添了动力。
第二，把握社会运行和发展的现实意义。人们常常强调“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等古训。尽管历史是不可能重演的，但是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在特定条件下，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社会现象往往会以惊人相似的形式和面貌反复出现。历史如镜。通过研究历史，我们能够更加了解今天，更为深入地认识社会现实及其实际过程。
中国社会学研究离不开对各种社会现象和过程的研究，也离不开对社会环境中各种人类行为的研究，通过这些研究可以把握现代社会的运行和发展及其规律性。譬如，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社会学的基本问题，中国本土理论社会学通过专门研究，形成了一些基本观点，如“个人和社会分别表现了人类生活共同体相互关联的二重含义：个人是社会的终极单元，社会则是个人的存在方式;从共同体的构成而言，它是众多的个人;从众多个人之间的关系上看，它就是社会。人类生活共同体的发展就是个人与社会的互构关系的演变过程。”郑杭生、杨敏：《社会互构论：世界眼光下的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新探索——当代中国“个人与社会关系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99页。这种对现代社会的运行和发展的规律性认识，离不开对中外社会学史的研究。又如，中国社会学有诸多应用分支研究领域，如社会交往与互动、社会化、社会角色、社会网络、社会群体、社会组织、社区、社会制度、阶级阶层、社会工作、社会政策等，在对各个不同领域社会现象或事物进行研究时，既要关注它们的现状，也要涉及它们的历史，其目的也在于进一步把握现代社会的运行和发展及其规律性。 第三，判断社会学未来趋向的借鉴意义。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实际上是一个连续的过程。现在是过去的一种呈现，而未来可以说是现在的一种归宿。法国历史学家布洛赫强调“由古知今”，同时也主张“由今知古”，古今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过去的资料尽管不会改变，但对过去的认识是时常变化的并且日益完善。[法]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程郁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36、46页。汉代董仲舒也有“不知来，视诸往”的说法，董仲舒：《春秋繁露·精华》，凌曙注，中华书局，1975年，第107页。他的意思更在于强调“道往而明来”。这些至理名言都包含了相同的启发：在历史与现实之间一直存在着双向的互动关系，通过对以往历史的研究，人们深入地发掘过去，往往可以获得对未来的崭新认识。
中国社会学史作为对中国社会学的记述，也反映了中国社会向现代演进的脉络，使我们一定程度上能够探查到一幅中国社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图景。近几十年中，中国社会转型以超常的速率推进。越是处在这种快速变迁的情势下，越需要我们对现实方位和未来走向作出合理的判断。特别是中国的现代性变迁过程，在许多方面是前所未有的、未曾预料的，这就更需要在历史的坐标下寻找现实与未來的答案，以便把握中国社会发展清晰而完整的脉络。在这方面，中国社会学史的研究具有独特的作用。中国社会学史不仅是直接反映社会现实，提供贴近实际的社会知识，而且通过对学科发展的历史回溯和深度发掘，能够感受到内在于一个社会变化趋势中最深沉的力量，帮助人们进一步认识和把握新的社会现象、社会问题，获得新的社会知识，从而增进社会学研究的前瞻性，有助于提升这一学科的现实感和未来感。
作为中国社会学史的研究对象，中国社会学是来自于西方的舶来品，还是产生于本土的学术源流？或者既是来自于西方的舶来品，同时也有本土的学术渊源？如果中国社会学既是来自西方也有本土渊源，那么，西方来源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本土渊源又有怎样的贡献？中西源流的汇合怎样影响了中国社会学的历史进程？从中国社会学的发端和源流作为起点，我们通过其“过程性”以及相关史料和素材，以展现中国社会学发展历程的时期和阶段及其特征。
1.关于中国社会学的发端和源流
以往一般认为，专业和学科意义的社会学产生于西方，后来被引入到中国。也就是说，中国社会学最初源于西方，可以将其视为一个舶来品。进入21世纪以来，关于中国社会学的发端和源流出现了一些新的讨论。一些学者认为社会学不仅是从西方引入的，也有中国本土的学术源流，而且在这两者中，更为强调中国本土的来源。首先应当肯定，中国文化和学术思想源远流长，为中国社会学提供了深厚的理论渊源和丰富的思想养料。同时也要看到，对于专业和学科意义的中国社会学，西方来源和本土渊源显然发挥了不同的作用，这就需要做出具体而合理的解释。
社会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具体科学，既有思想和理论研究，也有应用分支研究;既包括基础性“论”“史”“法”的研究，也包括专业实务和专门技能的培养;既是一种制度化教育和学科设置，也是一门学术研究和知识体系。因此，中国社会学的发端和源流是与学科的整体性、综合性、系统性相联系的一个问题，不能等同为对其中某一方面、某一层次或某一组成部分的思考和讨论。
2.早期中国社会学学科体系的发展
中西学术源流的汇合共同推动了社会学学科在中国的建设和发展，早期中国社会学的思想和理论发轫之始，社会学专业高等教育开始起步，专业社会工作得以建立和推进，这一过程形成了中国社会学学科知识体系的肇始和积累。
第一，早期中国社会学的思想和理论的发轫。19世纪下半叶，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军事侵略和文化渗透不断增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也在进一步发展，以改良主义的方式推行维新变法，反映了当时新兴资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要求，维新派知识分子在积极传播西方启蒙主义思想之时，也从西方引入了社会科学以及社会学。这一时期，西方学术思潮与中国思想传统的交汇催生了早期中国社会学的思想和理论。
康有为力倡西学，以此论证改良社会的必要性，并寻求培养新式人才的方法、拯救中国的道路。在如何对待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上，康有为带有明显的时代特点。他仍然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旧有框架中来阐发西方社会科学，并没有认识到社会学是以现代社会为研究内容的一个专业和学科。应当看到，这一特点并不是康有为一人独有的，它反映了那个时代中国知识界的一种普遍现象。如梁启超在他的文章中多次提到“社会学”，明确指出“群学”即“社会学”，主张“以群术治群，群乃成”，一个国家或民族“所以生而不灭存而不毁者，则咸恃合群为第一义”，梁启超：《说群序》，《梁启超全集》第1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93～94页。强调“群学”是“治天下之道”的根本之学。但是，梁启超所说的“群学”或“社会学”，还不能等同于专业和学科意义的现代社会学。又如谭嗣同在他的《仁学》（1896）中论述了维新变法思想，倡导自由、平等、博爱、人道主义，在这部著作中采用了“社会学”这一术语：“凡为仁学者，……于西书当通《新约》及算学、格致、社会学之书”，《仁学——谭嗣同集》，加润国选注，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9页。这些论述对中国早期社会学的形成是有一定贡献的。但是，谭也如康、梁，并没有形成关于专业和学科意义的社会学的认识。
1895年3月，严复开始在天津《直报》上连载《原强》一文，将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1873）从英文翻译为中文，他在文中采用了“群学”一词。“锡彭塞者……帜其学曰‘群学’。”“群学治，而后能修齐治平，用以持世保民以日进于郅治馨香之极盛也。”严复：《原强》，《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6～7页。在《原强》中，严复介绍了斯宾塞社会学的理论基础和主要内容，其与自然科学及人文学科的关系，以及学习社会学的价值意义、实际功能等。严复将斯宾塞著作全部译出之后，于1903年将其以《群学肄言》为书名出版。在《译〈群学肄言〉自序》一文中，严复解释了“群学肄言”的含义：“群学何？用科学之律令，察民群之变端，以明既往测方来也。肄言何？发专科之旨趣，究功用之所施，而示之以所以治之方也。故肄言科而有之。”严复：《译〈群学肄言〉自序》，《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123页。这里，严复阐述了作为一门专门学科的社会学的定义。在《群学肄言》中，严复不仅仅是翻译斯宾塞的社会学理论，同时也阐述了他本人对社会学的观点。“……维新派中严复对西方文化的立场和观点与康有为、谭嗣同都不同，……我们说严复开了以今释古的先河，同时他也是传入正统社会学的先驱。”⑥杨雅彬：《近代中国社会学》（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23、65～66页。以《原强》作为中国社会学发轫的标志，严复作为中国社会学的第一人，开启了早期中国社会学思想和理论的发展。 应当说明的是，在当时，社会学引入中国有两个翻译渠道：一是从欧洲文献直接翻译欧美学人的原作，这一渠道产生了严复将社会学称为“群学”的译法;二是从日文转译欧美作品，这是影响更大的渠道，章太炎翻译出版了日本学者岸本能武太《社会学》一书，接受了日文的“社会学”一词。日本学者对现代汉语做出诸多贡献，除了“社会学”，中国学者还接受了更多来自日文的汉语术语。从日文转译欧美作品成为了西学传播中国的一条捷径。这些都决定了采用“社会学”而不是“群学”概念。目前，用“社会学”还是用“群学”，中国的一些社会学学者也在探讨。还应指出的是，我们所说的专业和学科意义的社会学思想和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迄今为止，这方面研究存在一个明显不足，就是将中国社会学的西方来源局限在孔德系西方社会学。事实上，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中国知识界译介西方社会学著作的同时，资产阶级维新派和民主派人士也开始关注马克思主义，如梁启超、朱执信等对马克思的思想和作品进行介绍、评论或翻译。可以说在早期中国社会学的思想和理论中，孔德开创的西方社会学、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创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以及中国本土学术渊源等，对这些不同传统的影响和作用，尚需给予更为深入而客观的研究和评价。
第二，早期中国社会学专业教育的开启和发展。早期中国社会学教育经历了一个特殊阶段，就是由西方基督教的在华机构和外国教士来华从事教学。“在教会办的学校里最早开设社会学课，由外国人任教，使用外国教材，并逐渐在这些学校创立了社会学系。教会学校成为最早向中国移植社会学的重要场所。”⑥学者所称的“移植”一词，也体现了中国社会学与西学的关联。
20世纪初，中国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等派出了大批留学生，其中有一些就是学习社会学的，自20年代开始陆续回国。同时，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国内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也在发展。这些都使中国学者在开创与发展中国社会学专业教育上的作用不断增强。这不仅推动了中国高校社会学系的建设，而且明确了社会学专业服务于中国社会现实的宗旨和原则。在这方面，1930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办系的宗旨和原则就具有代表性。
第三，早期中国社会学中专业社会工作的源起和推进。社会工作是一门以现代科学所提供的知识为基础的、运用专业性技能的社会科学，最初属于应用社会学。我国历史上很早就有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的思想与实践，可以追溯到先秦诸子的学说。然而，专业意义的社会工作产生于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和工业化过程。
社会工作的名称出现于19世纪末，最初在英美等发达国家发端，后来传入中国。因此，社会工作一词完全是一个外来的概念，它产生于一个与中国的经济和文化背景明显不同的社会，有其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伴随着近代西方工业革命，资产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整个社会日益被划分为两大对立的阶级，即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并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这一时期的西方工业化和城市化促使传统农村经济破产，农业劳动力转化为大工业生产劳动力，商品经济及其价值理念对以往的社会关系带来了强烈冲击，功利主义、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的盛行对传统观念和行为方式造成腐蚀，严重的社会问题催生了社会工作专业的出现。因此，社会工作专业是一个西方社会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这也决定了社会工作在中国必然会经历一个中国化过程。早期中国社会学的许多课程设置是与社会工作专业相联系的，如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儿童福利、妇女工作、个案工作、团体工作、社区工作、边疆社会工作，等等。
第四，早期中国社会学学科知识体系的肇始和积累。如前所述，专业和学科意义的社会学是一个系统化的知识体系，包括理论社会学、应用社会学及社会学相关学科。理论社会学的研究范围大体包括“论”“史”“法”，应用社会学则由众多的针对专门现象进行社会学研究的分支社会学构成，社会学的相关学科包括人口学、人类学、民俗学。
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值中国社会面对千年未遇之变局，西学东渐形成了一种文化潮流，推动着中国由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变。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西方社会学的传入和引介，成为早期中国社会学的直接来源。当时西方社会学的奠基工作已经完成，进入了快速生长和成熟时期。西方理论社会学的知识系统已经成形，包括宏观社会学理论、应用社会学理论等。西方应用社会学分化出了各个分支方向，分支社会学也有其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西方社会学在社会调查研究方法方面也日臻成熟，形成了方法论、具体研究方法以及各种技术手段。此外，西方社会学的相关学科也已产生。人口学研究形成了人口理论、人口统计学、人口应用学科等。人类学是人文社会科学中很有特点的一门学科，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方法上，人类学研究都有着明显的原创性。在西方社会迈向现代性的转型过程中，社会生活的重大变迁促成了这门学科。民俗学是兼具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特点的交叉学科，其最初产生于19世纪初的欧洲。在走向现代的过程中，传统的社会生活方式、文化模式、风俗习惯、制度规范等发生剧烈变迁，传统与现代形成了无可挽回的断裂，从而引起了学者們对民俗现象的高度关注和深入研究。
3.中国社会学史的叙述：过程和史料
中国社会学史的叙述带有历史学形式，表现为一定的“过程”特征，其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以及原因、结果等要素提供了基本史料或素材。借助历史学的叙述方式的时间顺序性和持续性，中国社会学史的“过程性”得以呈现。由此，通过“过程性”及其史料和素材的叙述，从中展现出中国社会学发展历程的时期和阶段性特征。此外，在中国社会学史的叙述中，重要人物是具有特别作用的要素。中国社会学发展过程的不同时期和阶段上出现的有影响的学者，其活动和成果对相关史料和素材发挥着聚焦和整合的功能。同时，重要人物的学术活动、思想和成果往往伴随着学派现象，由此也提供了中国社会学史的一个叙述内容。此外，社会学学科各领域的发展也是中国社会学史的叙述内容。还应指出的是，中国社会学史依据“过程性”及其史料和素材的叙述，着力展现中国社会学发展的规律性和趋势性，其中有两个重要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地位以及社会学的中国化——是具有贯穿性的核心内容。 （1）中国社会学发展历程的时期与阶段
中国社会学发展历程可划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两大时期。第一个时期从19世纪末中国社会学发轫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可称为旧中国社会学;第二个时期从1949年至目前，也称为新中国社会学。
旧中国社会学可以追溯到19世纪90年代。1895年，严复着手将斯宾塞的英文著作翻译为中文，并连载发表《原强》一文，标志着中国社会学的发轫。早期开创者们积极推动了西方社会学的引进和传播、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开展、社会学学科的建设、高校社会学教育的设置、早期分支社会学的发展、早期社会学相关学科（人口学、人类学、民俗学）发展等。一批思想进步的学者着眼于国家和民族的出路，从西方引入社会学，积极推动社会学中国化，对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第一个发展时期不同，第二个发展时期出现了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第一个阶段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949年10月到1978年末，社会学学科被取消。第二个阶段从改革开放，确切地说是从1978年末至目前，是中国社会学的恢复重建阶段。
在第一阶段社会学学科被取消将近30年时间。反思这段历史，当然有种种原因，如过于片面地看待旧中国社会学，忽视了其可以改造的可能性;过于严重地看待社会学在具体研究中出现的问题，忽视了社会学整个学科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没有科学地看待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学的关系，认为唯物史观可以取代社会学，等等。还应看到，取消社会学也受到苏联的高等教育模式的影响。在第二阶段中国社会学走过了40多年的风雨历程，40多年来，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下，在改革开放伟大实践和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推动下，通过中国社会学者的共同努力，社会学加快了发展步伐，这一阶段取得了巨大成就。
在中国社会学的不同发展时期及阶段，推进社会学中国化一直是中国社会学的总体趋势。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派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派，基本都认同这一点：中国社会学有自己的特点和风格，而不是对西方社会学的机械移植。可以说，社会学中国化是早期中国社会学各个学派的一个共识。特别是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越来越多的社会学研究者认识到，中国社会学不应当是对旧中国社会学的简单继承，而是要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学。因此，以建设科学的、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社会学为根本目标，对这一目标的不懈追求成为了中国社会学发展过程的一条主线。
（2）中国社会学史的人物、事件及学派
中国社会学发展的两大时期都有重要人物、事件和学派。在旧中国社会学这一时期，引入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西方社会学、创立中国社会学过程出现的重要人物，以及早期中国社会学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社会学在中国高等教育中的学科与教学建制，社会学研究机构的创办和发展，早期中国社会学的分支学科及代表人物，以及相关学科（人口学、人类学、民俗学）研究及代表人物等，构成了这一时期的重要内容。此外，学派发展是这一时期的一个突出特点，主要有马克思主义学派、学院派、乡村建设学派、社区学派，每一学派都其代表人物和学术成果。在一般意义上，学派可以理解为，学者们因共同的研究旨趣、领域、理论、方法等而形成的学术群体。从中西学术历史及相关研究可见，学派概念可以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上的学派，一般指传统的“师承性学派”，因师承传授导致门人弟子同治一门学问，因而形成了“师承性学派”。由于这种师承因素，狭义学派具有自觉的主体意识的特点，对具有师承关系的学术群体聚合往往有主动的识别或区分。《辞海》将“学派”解释为“一门学问中由于学说师承不同而形成的派别”。这一解释是指狭义上的学派。广义上的学派，是指在学术发展中，学者们因学术研究的旨趣、领域、理论、方法等存在的共同性，而形成自然聚合的学者群体。“地域性学派”和“问题性学派”更具有广义学派的特点。
在新中国社会学这一时期，社会学的基础理论与应用研究、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构建与发展、中国社会结构与社会建设的研究等，以及中国社会学的传统分支学科和新兴分支学科、社会学相关学科（人口学、人类学、民俗学），是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学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费孝通、雷洁琼、袁方等老一辈社会学家为中国社会学的恢复重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费孝通提出了“迈向人民的人类学”（1980），他认为，科学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人类中绝大多数人乃至全人类的共同安全和繁荣，为了满足他们不断增长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需要”。他还倡导“建立面向中国实际的人民社会学”（1981），在他看来，“我们新中国的社会学也就是人民的社会学”，“我们的社会学一定要本国化”。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7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418、420页;《费孝通文集》第8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124、130页。这些努力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建设。
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学这门科学有重要的贡獻和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为社会学的发展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提供了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二是提出了一系列解决社会问题的科学思想和方法。因此，马克思开创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传统，也为中国社会学史研究提供了基本视角、范畴和方法。
1.唯物史观与中国社会学史研究
19世纪中叶，随着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革命基本完成，资本主义进入高度发展时期，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和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矛盾的激化推动了无产阶级的成长及其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实践，为唯物史观的创立奠定了阶级基础。在批判继承德国古典哲学、空想社会主义，汲取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并对法国复辟时期的史学理论进行扬弃的基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奠定了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石，阐明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原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原理，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历史前进的推动力量，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践性和人民性。 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品质与马克思主义强调的实践性和人民性有着内在联系。唯物史观指出了社会生活的本质是实践的，因此，理论必须与实践相结合。事实上，理论联系实际一直是中国社会学一个鲜明的学术传统，中国社会学研究者重视社会实际调查，这一优良传统一直持续到当代中国社会学。此外，中国社会学从其诞生之初，就与中国的前途共命运，以改造中国社会、提高人民的福祉为己任，这就赋予了中国社会学的人民性的学科品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和人民性不仅反映在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品质中，也是中国社会学史研究的基本导向。
2.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中国社会学史研究
19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孔德创立西方社会学的同一时期，马克思也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体现了唯物史观在社会研究领域中的具体运用，对经典时期社会学的理论和应用研究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关于社会结构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使用了“结构”，指出“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③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3～524、724、505页。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反复使用了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分配结构、生产结构等，奠定了这一术语在社会学中的重要地位。运用社会结构这一概念，研究者可以对社会构成的异质性和多样性、各个组成部分及要素之间稳定的联系模式以及社会运行的基本规律和趋势进行观察和研究。
关于社会关系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社会的本质就是社会关系，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③其中，占支配和主导地位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决定了这个社会的根本性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社会关系不仅是解释社会的关键，也是理解人的关键。“一切人所共有的关系在这里成了‘人的本质’的产物、人的本性的产物，而实际上，这些关系像对于平等的意识一样是历史的产物。”《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66页。“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⑤人的本质的实践性、具体性、动态性，在现实的社会关系的不同方面表现出来，譬如家庭关系、亲属关系、人际关系、职业关系、交往关系等等。
关于社会交往研究。一个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都离不开人们的交往活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对社会交往作了深刻阐发。社会交往是以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而形成的人类所特有的广泛的生存方式、活动方式和发展方式，包括群体、民族、国家等，在社会生活中与自然、与社会之间形成的各种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来看，“交往”这一概念的含义十分广泛，既是物质意义上的（如商业贸易、交通运输），也是精神意义上的（如思想和精神交流、信息和文化传播等），同时也包含了社会的和人们的相互关系（如群体、民族、国家等）。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早期著作中，阐释了社会交往思想，并在其后发展成为系统而深入的社会交往理论。这一理论展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对现代社会历史过程的宏远而深邃的思考。
关于社会阶级阶层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划分的根据是生产资料占有形式，以此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群体或集团区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又可分为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后者即中等资产阶级，《共产党宣言》曾对之作了较为集中的论述。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根据生产资料占有划分了雇佣工人、资本家、土地所有者三大阶级，并通过工资、利润、地租分析了这些阶级中个人的不同经济收入形式。而且，马克思注意到现代化大生产中出现的大企業与股份制企业以及相应的商业工人与职业经理层，并将其视为新中产阶级。总之，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西方主要工业化现代化国家的城乡社会分化和阶级阶层状况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开辟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与社会分层研究的先河。关于马克思主义阶级和阶层研究，参见杨敏：《早期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焦点议题及其当代价值——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分析的一种再认识》，《人文杂志》2019年第4期。
总的说来，除了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交往、社会阶级阶层研究，在社会制度、社会形态、社会过程、社会变迁、社会发展等诸多重要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也做出了原创性的贡献。从中国社会学最初起步直到当代发展，我国社会学研究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理论视角、概念范畴和分析方法，对中国社会现代性变迁的认识和研究不断深化和具体化。
伴随着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学在面对并回应一些重大基本关系的复杂格局中不断成长、发展和成熟起来，其中，最为重要的关系是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理论与实践这三大关系。在中国社会学的学科进步过程中，学术体制上也不断完善，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特征不断增强，特别是通过推动中国社会进步、服务中国社会发展，社会学的影响力也不断提高。习近平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8页。中国社会学不仅要有本土化、中国化的追求，而且要有国际化和全球化的抱负，在国际化、全球化的道路上加快前进步伐。正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不会是一片坦途，中国社会学学科的未来发展也会面对各种挑战。只有不断回应这些来自现实的挑战，在此过程中进一步淬炼中国社会学的本土性与实践性、开放性与创新性、多元性与自觉性等学科品质，才能不断趋近将自己建设成为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学这一根本目标。
责任编辑：秦开凤
一、作为学科范畴和历史进程的中国社会学史
对中国社会学史的考察和研究首先会面对一些基本的问题，譬如，中国社会学史的内涵，中国社会学史涉及的内容等。这些基本问题的回答和把握是对中国社会学发展历程获得合理认识的基础。
1.中国社会学史的内涵
中国社会学史是中国社会学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个基础性研究领域。即中国社会学史是对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历史过程进行研究，并探究其规律的基础性研究方向。同时，中国社会学史既是学科发展史，也是思想发展史，随着中国社会学的成熟，中国社会学史的思想史意义也愈益显著。关于中国社会学史的内涵理解有几个含义：
第一，中国社会学史是对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历史过程进行的研究。中国社会学史通过对中国社会学以往历史过程的人物、事件、文献等的思考、分析和研究，客观地将这一发展过程呈现出来。伴随着中国社会学的产生和发展，形成了各种文献史料和实物史料，它们留下了思想和行为的痕迹，提供了与这一历史过程相关的人物、事件、文献的信息。通过这些信息，我们能够根据相关人物所做的贡献给予其应有的历史地位，并进一步了解当时的学派或流派现象，进而把握中国社会学的肇始和奠基、积累和丰富的发展历程。
第二，中国社会学史力求揭示社会学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过程的规律性。历史描述所展现的并不是历史的全部，而是重要的和基本的方面，在这些方面中蕴含着这一历史进程的规律性。这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性，对历史进程的变化发挥着深刻的制约和影响。历史研究的目的正在于透过各种历史现象看到其本质规律。因此，中国社会学史的任务不是简单地对史料进行编纂和整理，而是通过深入的研究、分析和思考，努力揭示贯穿其中的本质和规律。
第三，中国社会学史是对中国社会学学科发展史的研究。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自中国社会学产生之时，中国社会学史也随之起步。中国社会学从产生到现在只有120余年的时间，这段历史并不能说很长，但这一过程却非常曲折，学科历程起伏跌宕，思想内容丰富多样，既有启迪后人的经验，也有促人深思的教训。通过探察和研究中国社会学发展过程的矛盾运动及其规律性，中国社会学史成为了这一学科中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领域。
第四，中国社会学史是对社会学在中国的思想发展史的研究。一般而言，学科史和学术史也是思想史，随着一个学科的日益成熟、学术研究的不断积淀，思想史的特点也越来越凸显。中国社会学也不例外。自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用武力打开中国的国门，引发了中华民族的全面危机，中国社会跨进了近现代门槛，西方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传入中国，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再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社会学史记述了社会学在中国的思想及其理论的发展历程。
应当指出的是，由于一些具体原因，迄今为止，对于中国社会学史的研究仍然比较有限，这一领域的成果也不多。新中国成立以前，一些学者已对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史有所关注。如孙本文的《当代中国社会学》（1948）一书，对中国早期社会学作了较为系统的总结，是中国社会学史研究的一部重要著作。同时，该著作也有明显的缺失。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虽然在当时有着重要的影响，但按照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属于非正统的思想体系，因而没有被作者收入该著。如孙本文所言：“本书认为唯物史观的著作不属于纯正的社会学，故凡从此种史观所编的书籍，概从割爱。”参见孙本文：《当代中国社会学》，胜利出版公司，1948年，第1页。
20世纪80年代末，社会学在中国恢复重建，中国社会学史的研究也重新开始。这一时期的主要成果有杨雅彬的《中国社会学史》（1987）、韩明汉的《中国社会学史》（1987），主要内容集中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中国早期社会学。这两本著作各有特点，也有一些共同的风格。特别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基本方法，阐述了中国社会学的发展过程，是两本著作的共同特点。20世纪90年代的主要作品有：张琢主编的《现代中国社会学（1979—1989）》（1990）和《当代中国社会学（1979—1996）》（1998），袁方主编的《社会学百年》（1999），郑杭生、李迎生的《中国社会学史新编》（2000）。进入21世纪，又有杨雅彬的《近代中国社会学》（上、下）（2001），景天魁等的《中国社会学：起源与绵延》（上、下）（2017）。这些成果对推进中国社会学史研究作出了贡献。
2.中国社会学史的历史方位和研究范围
中国社会学史的研究范围显然与中国社会学的起始时间与大致边界等问题关系密切，而这又涉及社会学与现代社会的关系，以及中国社会学与中国社会现代性变迁的关系。
社会学与现代社会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可以确定一个历史方位，使我们认识到社会学的学科性质。在人类社会的现代性变迁进程中，作为一门新兴的社会科学，社会学的产生是具有一定历史意义的。在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和工业化的成熟阶段，人类知识体系中增添了社会学。一些学者没有把这一点视为偶然现象，在他们看来，正是现代社会的巨变提供了社会学产生与发展的依据。法国社会学家雷蒙·阿隆曾经分析了社会学的四位创始人，他认为，其中三位——孔德、马克思、托克维尔——都是在19世纪上半叶形成自己的思想，他们竭力探索正在诞生的社会的性质，“却以不同的方式给这个现代社会下了定义：在奥古斯都·孔德看来，它是工业社会;马克思认为它是资本主义社会;托克维尔则说它是民主社会”。[法]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葛智强、胡秉诚、王沪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第206页。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反复论及了社会学与现代性的关系：“社会学一直被看作是关于现代社会生活的普遍性知识”，“社会学的概念和发现，与‘现代性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密切相关。”“现代性，就其深刻和内在特性而言，本身就具有社会学的性质。”[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13～14、38页。 社会学与现代社会的关系启示我们，中国社会学与中国社会现代性变迁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在中国社会学界，社会现代性变迁通常又被称为“社会转型”。明清之际，中国已经越来越多地与西方世界相遇，开启了中国社会转型的前奏。一般以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作为中国社会进入近现代里程的时间标志。这一时期，由于西方列强的经济、政治、军事以及文化的侵入，中华民族面临着重重危机。拯救危亡的国运被一批仁人志士视为必须承担的历史使命，并作为个人的人生抱负，中国社会思想中的经世致用、社会关切、人文情怀传统也因此焕发了新的活力。西方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引入和传播，与中国本土的儒学和经学（特别是晚清时期的今文经学）形成碰撞，为中国社会学的发端提供了思想养料，中国社会学史也由此开始。一定意义上说，一部百多年中国社会学史，也是一部中国从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变的历史。
从19世纪三四十年代社会学产生到21世纪的这一百多年间，世界与中国都经历了持续性的巨变，每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几乎都伴随着重大的社会现象与社会转型过程，这一过程既改变了西方也改变了中国。应当说，社会转型范式为理解中国社会学提供了一个学术框架，也为中国社会学史研究展現了开阔的历史视野。在中国近现代社会变迁的宏阔历史背景中，中国社会学史的研究能够获得更为合理的判断和结论。在这方面，美国历史学家孔飞力的“中国研究”是具有启发意义的一个范本。他将中国现代国家的形成视为一种“中国过程”，“从本质上来看，中国现代国家的特性却是由其内部的历史演变所决定的”。在他看来，20世纪发生在中国各地的杂乱无章的地方故事如果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则其展现了一个中央集权国家不屈不挠地向前迈进的历史。[美]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陈兼、陈之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1、119页。
研究某一国家或民族整体的历史发展，以及某一重要历史现象、重大历史过程等，既要放在横向的广阔的历史联系中，也要放在纵向的历史长河中去认识。所以，从具体的研究方法层面上说，为了展现中国社会学的发展过程，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时空下，中国社会学史的研究范围包括横向范围和纵向范围。
所谓纵向范围，是从时间的角度对社会现象或事物进行的观察和研究，是对社会现象或事物的演变和过程进行的研究，这种研究角度体现出纵向特点。任何现象或事物都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所以，纵向研究也涉及对社会现象或事物的动态变化的描述和分析。通过这种动态变化，可以展现社会现象或事物的具体过程和不同阶段的特征，从而揭示社会现象或事物的发展趋势。譬如，从时间过程来说，大体上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标志，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可以划分为旧中国社会学和新中国社会学两大发展时期，这两个时期又各有自己的特点，这一过程的具体内容我们在相关部分将进行介绍。
所谓横向范围，是从空间的角度对社会现象或事物进行的观察和研究，也被称为对社会现象或事物“横截面”进行的研究，这种研究角度体现出横向特点。横向研究涉及社会现象或事物的系统和结构特征，以及社会现象或事物内部的不同子系统、要素、部分等的相互关系，可以把握研究对象在一定时空范围内的基本结构、整体状况或局部特点等，全面了解事物各个部分的现实情况。譬如，从空间地域来说，中国社会学的结构组成包括中国大陆（或称内地）、港澳台地区的社会学发展;从内容构成来说，中国社会学则包括理论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应用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社会学分支学科和相关学科在中国的发展，等等。
3.中国社会学史的研究意义
中国社会学史的题材是中国社会学发展过程的“既往”。作为对中国社会学历史发展过程进行的研究，中国社会学史将记述中国社会学走过的曲折道路、伟大成就以及经验教训，特别是那些为这一事业做出贡献的学术人物，如果没有他们的学术探索和成果，就谈不到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历程。中国社会学史将这笔宝贵的本土学术遗产，通过历史记忆的方式传递下去，这对中国社会学的持续发展将发挥重要的作用。具体地说，中国社会学史的研究意义主要包括：
第一，推进社会学学科建设的基础意义。任何一门发展成熟的学科，都包括三个基础性的组成部分，即该学科的基础理论、研究方法和学科史。就学科史而言，是对一门学科的重要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记述和总结。所以，学科史也包括该学科的其他基础性组成部分，比如该学科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发展过程。显然，学科史对于任何一门学科都有着更为特殊的基础意义。
中国社会学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些重要的研究领域。如理论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形成了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理论社会学;应用社会学则形成了以中国题材为内容的众多应用研究方向，并进一步发展为分支学科;在研究方法方面，本土经验也为社会调查方法增添了新的内容，成为了中国社会学的一个重要领域。通过中国社会学史的研究范围，展现了中国社会学从无到有、由浅入深、从零散到整合，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学科知识体系的发展过程。在中国社会学与中国社会学史之间有着相依不离的密切关系：一方面，中国社会学的重要研究领域构成了中国社会学史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学史的研究也为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增添了动力。
第二，把握社会运行和发展的现实意义。人们常常强调“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等古训。尽管历史是不可能重演的，但是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在特定条件下，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社会现象往往会以惊人相似的形式和面貌反复出现。历史如镜。通过研究历史，我们能够更加了解今天，更为深入地认识社会现实及其实际过程。
中国社会学研究离不开对各种社会现象和过程的研究，也离不开对社会环境中各种人类行为的研究，通过这些研究可以把握现代社会的运行和发展及其规律性。譬如，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社会学的基本问题，中国本土理论社会学通过专门研究，形成了一些基本观点，如“个人和社会分别表现了人类生活共同体相互关联的二重含义：个人是社会的终极单元，社会则是个人的存在方式;从共同体的构成而言，它是众多的个人;从众多个人之间的关系上看，它就是社会。人类生活共同体的发展就是个人与社会的互构关系的演变过程。”郑杭生、杨敏：《社会互构论：世界眼光下的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新探索——当代中国“个人与社会关系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99页。这种对现代社会的运行和发展的规律性认识，离不开对中外社会学史的研究。又如，中国社会学有诸多应用分支研究领域，如社会交往与互动、社会化、社会角色、社会网络、社会群体、社会组织、社区、社会制度、阶级阶层、社会工作、社会政策等，在对各个不同领域社会现象或事物进行研究时，既要关注它们的现状，也要涉及它们的历史，其目的也在于进一步把握现代社会的运行和发展及其规律性。 第三，判断社会学未来趋向的借鉴意义。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实际上是一个连续的过程。现在是过去的一种呈现，而未来可以说是现在的一种归宿。法国历史学家布洛赫强调“由古知今”，同时也主张“由今知古”，古今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过去的资料尽管不会改变，但对过去的认识是时常变化的并且日益完善。[法]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程郁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36、46页。汉代董仲舒也有“不知来，视诸往”的说法，董仲舒：《春秋繁露·精华》，凌曙注，中华书局，1975年，第107页。他的意思更在于强调“道往而明来”。这些至理名言都包含了相同的启发：在历史与现实之间一直存在着双向的互动关系，通过对以往历史的研究，人们深入地发掘过去，往往可以获得对未来的崭新认识。
中国社会学史作为对中国社会学的记述，也反映了中国社会向现代演进的脉络，使我们一定程度上能够探查到一幅中国社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图景。近几十年中，中国社会转型以超常的速率推进。越是处在这种快速变迁的情势下，越需要我们对现实方位和未来走向作出合理的判断。特别是中国的现代性变迁过程，在许多方面是前所未有的、未曾预料的，这就更需要在历史的坐标下寻找现实与未來的答案，以便把握中国社会发展清晰而完整的脉络。在这方面，中国社会学史的研究具有独特的作用。中国社会学史不仅是直接反映社会现实，提供贴近实际的社会知识，而且通过对学科发展的历史回溯和深度发掘，能够感受到内在于一个社会变化趋势中最深沉的力量，帮助人们进一步认识和把握新的社会现象、社会问题，获得新的社会知识，从而增进社会学研究的前瞻性，有助于提升这一学科的现实感和未来感。
二、中国社会学史的源与流及其叙述
作为中国社会学史的研究对象，中国社会学是来自于西方的舶来品，还是产生于本土的学术源流？或者既是来自于西方的舶来品，同时也有本土的学术渊源？如果中国社会学既是来自西方也有本土渊源，那么，西方来源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本土渊源又有怎样的贡献？中西源流的汇合怎样影响了中国社会学的历史进程？从中国社会学的发端和源流作为起点，我们通过其“过程性”以及相关史料和素材，以展现中国社会学发展历程的时期和阶段及其特征。
1.关于中国社会学的发端和源流
以往一般认为，专业和学科意义的社会学产生于西方，后来被引入到中国。也就是说，中国社会学最初源于西方，可以将其视为一个舶来品。进入21世纪以来，关于中国社会学的发端和源流出现了一些新的讨论。一些学者认为社会学不仅是从西方引入的，也有中国本土的学术源流，而且在这两者中，更为强调中国本土的来源。首先应当肯定，中国文化和学术思想源远流长，为中国社会学提供了深厚的理论渊源和丰富的思想养料。同时也要看到，对于专业和学科意义的中国社会学，西方来源和本土渊源显然发挥了不同的作用，这就需要做出具体而合理的解释。
社会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具体科学，既有思想和理论研究，也有应用分支研究;既包括基础性“论”“史”“法”的研究，也包括专业实务和专门技能的培养;既是一种制度化教育和学科设置，也是一门学术研究和知识体系。因此，中国社会学的发端和源流是与学科的整体性、综合性、系统性相联系的一个问题，不能等同为对其中某一方面、某一层次或某一组成部分的思考和讨论。
2.早期中国社会学学科体系的发展
中西学术源流的汇合共同推动了社会学学科在中国的建设和发展，早期中国社会学的思想和理论发轫之始，社会学专业高等教育开始起步，专业社会工作得以建立和推进，这一过程形成了中国社会学学科知识体系的肇始和积累。
第一，早期中国社会学的思想和理论的发轫。19世纪下半叶，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军事侵略和文化渗透不断增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也在进一步发展，以改良主义的方式推行维新变法，反映了当时新兴资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要求，维新派知识分子在积极传播西方启蒙主义思想之时，也从西方引入了社会科学以及社会学。这一时期，西方学术思潮与中国思想传统的交汇催生了早期中国社会学的思想和理论。
康有为力倡西学，以此论证改良社会的必要性，并寻求培养新式人才的方法、拯救中国的道路。在如何对待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上，康有为带有明显的时代特点。他仍然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旧有框架中来阐发西方社会科学，并没有认识到社会学是以现代社会为研究内容的一个专业和学科。应当看到，这一特点并不是康有为一人独有的，它反映了那个时代中国知识界的一种普遍现象。如梁启超在他的文章中多次提到“社会学”，明确指出“群学”即“社会学”，主张“以群术治群，群乃成”，一个国家或民族“所以生而不灭存而不毁者，则咸恃合群为第一义”，梁启超：《说群序》，《梁启超全集》第1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93～94页。强调“群学”是“治天下之道”的根本之学。但是，梁启超所说的“群学”或“社会学”，还不能等同于专业和学科意义的现代社会学。又如谭嗣同在他的《仁学》（1896）中论述了维新变法思想，倡导自由、平等、博爱、人道主义，在这部著作中采用了“社会学”这一术语：“凡为仁学者，……于西书当通《新约》及算学、格致、社会学之书”，《仁学——谭嗣同集》，加润国选注，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9页。这些论述对中国早期社会学的形成是有一定贡献的。但是，谭也如康、梁，并没有形成关于专业和学科意义的社会学的认识。
1895年3月，严复开始在天津《直报》上连载《原强》一文，将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1873）从英文翻译为中文，他在文中采用了“群学”一词。“锡彭塞者……帜其学曰‘群学’。”“群学治，而后能修齐治平，用以持世保民以日进于郅治馨香之极盛也。”严复：《原强》，《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6～7页。在《原强》中，严复介绍了斯宾塞社会学的理论基础和主要内容，其与自然科学及人文学科的关系，以及学习社会学的价值意义、实际功能等。严复将斯宾塞著作全部译出之后，于1903年将其以《群学肄言》为书名出版。在《译〈群学肄言〉自序》一文中，严复解释了“群学肄言”的含义：“群学何？用科学之律令，察民群之变端，以明既往测方来也。肄言何？发专科之旨趣，究功用之所施，而示之以所以治之方也。故肄言科而有之。”严复：《译〈群学肄言〉自序》，《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123页。这里，严复阐述了作为一门专门学科的社会学的定义。在《群学肄言》中，严复不仅仅是翻译斯宾塞的社会学理论，同时也阐述了他本人对社会学的观点。“……维新派中严复对西方文化的立场和观点与康有为、谭嗣同都不同，……我们说严复开了以今释古的先河，同时他也是传入正统社会学的先驱。”⑥杨雅彬：《近代中国社会学》（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23、65～66页。以《原强》作为中国社会学发轫的标志，严复作为中国社会学的第一人，开启了早期中国社会学思想和理论的发展。 应当说明的是，在当时，社会学引入中国有两个翻译渠道：一是从欧洲文献直接翻译欧美学人的原作，这一渠道产生了严复将社会学称为“群学”的译法;二是从日文转译欧美作品，这是影响更大的渠道，章太炎翻译出版了日本学者岸本能武太《社会学》一书，接受了日文的“社会学”一词。日本学者对现代汉语做出诸多贡献，除了“社会学”，中国学者还接受了更多来自日文的汉语术语。从日文转译欧美作品成为了西学传播中国的一条捷径。这些都决定了采用“社会学”而不是“群学”概念。目前，用“社会学”还是用“群学”，中国的一些社会学学者也在探讨。还应指出的是，我们所说的专业和学科意义的社会学思想和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迄今为止，这方面研究存在一个明显不足，就是将中国社会学的西方来源局限在孔德系西方社会学。事实上，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中国知识界译介西方社会学著作的同时，资产阶级维新派和民主派人士也开始关注马克思主义，如梁启超、朱执信等对马克思的思想和作品进行介绍、评论或翻译。可以说在早期中国社会学的思想和理论中，孔德开创的西方社会学、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创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以及中国本土学术渊源等，对这些不同传统的影响和作用，尚需给予更为深入而客观的研究和评价。
第二，早期中国社会学专业教育的开启和发展。早期中国社会学教育经历了一个特殊阶段，就是由西方基督教的在华机构和外国教士来华从事教学。“在教会办的学校里最早开设社会学课，由外国人任教，使用外国教材，并逐渐在这些学校创立了社会学系。教会学校成为最早向中国移植社会学的重要场所。”⑥学者所称的“移植”一词，也体现了中国社会学与西学的关联。
20世纪初，中国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等派出了大批留学生，其中有一些就是学习社会学的，自20年代开始陆续回国。同时，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国内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也在发展。这些都使中国学者在开创与发展中国社会学专业教育上的作用不断增强。这不仅推动了中国高校社会学系的建设，而且明确了社会学专业服务于中国社会现实的宗旨和原则。在这方面，1930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办系的宗旨和原则就具有代表性。
第三，早期中国社会学中专业社会工作的源起和推进。社会工作是一门以现代科学所提供的知识为基础的、运用专业性技能的社会科学，最初属于应用社会学。我国历史上很早就有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的思想与实践，可以追溯到先秦诸子的学说。然而，专业意义的社会工作产生于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和工业化过程。
社会工作的名称出现于19世纪末，最初在英美等发达国家发端，后来传入中国。因此，社会工作一词完全是一个外来的概念，它产生于一个与中国的经济和文化背景明显不同的社会，有其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伴随着近代西方工业革命，资产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整个社会日益被划分为两大对立的阶级，即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并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这一时期的西方工业化和城市化促使传统农村经济破产，农业劳动力转化为大工业生产劳动力，商品经济及其价值理念对以往的社会关系带来了强烈冲击，功利主义、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的盛行对传统观念和行为方式造成腐蚀，严重的社会问题催生了社会工作专业的出现。因此，社会工作专业是一个西方社会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这也决定了社会工作在中国必然会经历一个中国化过程。早期中国社会学的许多课程设置是与社会工作专业相联系的，如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儿童福利、妇女工作、个案工作、团体工作、社区工作、边疆社会工作，等等。
第四，早期中国社会学学科知识体系的肇始和积累。如前所述，专业和学科意义的社会学是一个系统化的知识体系，包括理论社会学、应用社会学及社会学相关学科。理论社会学的研究范围大体包括“论”“史”“法”，应用社会学则由众多的针对专门现象进行社会学研究的分支社会学构成，社会学的相关学科包括人口学、人类学、民俗学。
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值中国社会面对千年未遇之变局，西学东渐形成了一种文化潮流，推动着中国由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变。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西方社会学的传入和引介，成为早期中国社会学的直接来源。当时西方社会学的奠基工作已经完成，进入了快速生长和成熟时期。西方理论社会学的知识系统已经成形，包括宏观社会学理论、应用社会学理论等。西方应用社会学分化出了各个分支方向，分支社会学也有其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西方社会学在社会调查研究方法方面也日臻成熟，形成了方法论、具体研究方法以及各种技术手段。此外，西方社会学的相关学科也已产生。人口学研究形成了人口理论、人口统计学、人口应用学科等。人类学是人文社会科学中很有特点的一门学科，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方法上，人类学研究都有着明显的原创性。在西方社会迈向现代性的转型过程中，社会生活的重大变迁促成了这门学科。民俗学是兼具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特点的交叉学科，其最初产生于19世纪初的欧洲。在走向现代的过程中，传统的社会生活方式、文化模式、风俗习惯、制度规范等发生剧烈变迁，传统与现代形成了无可挽回的断裂，从而引起了学者們对民俗现象的高度关注和深入研究。
3.中国社会学史的叙述：过程和史料
中国社会学史的叙述带有历史学形式，表现为一定的“过程”特征，其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以及原因、结果等要素提供了基本史料或素材。借助历史学的叙述方式的时间顺序性和持续性，中国社会学史的“过程性”得以呈现。由此，通过“过程性”及其史料和素材的叙述，从中展现出中国社会学发展历程的时期和阶段性特征。此外，在中国社会学史的叙述中，重要人物是具有特别作用的要素。中国社会学发展过程的不同时期和阶段上出现的有影响的学者，其活动和成果对相关史料和素材发挥着聚焦和整合的功能。同时，重要人物的学术活动、思想和成果往往伴随着学派现象，由此也提供了中国社会学史的一个叙述内容。此外，社会学学科各领域的发展也是中国社会学史的叙述内容。还应指出的是，中国社会学史依据“过程性”及其史料和素材的叙述，着力展现中国社会学发展的规律性和趋势性，其中有两个重要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地位以及社会学的中国化——是具有贯穿性的核心内容。 （1）中国社会学发展历程的时期与阶段
中国社会学发展历程可划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两大时期。第一个时期从19世纪末中国社会学发轫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可称为旧中国社会学;第二个时期从1949年至目前，也称为新中国社会学。
旧中国社会学可以追溯到19世纪90年代。1895年，严复着手将斯宾塞的英文著作翻译为中文，并连载发表《原强》一文，标志着中国社会学的发轫。早期开创者们积极推动了西方社会学的引进和传播、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开展、社会学学科的建设、高校社会学教育的设置、早期分支社会学的发展、早期社会学相关学科（人口学、人类学、民俗学）发展等。一批思想进步的学者着眼于国家和民族的出路，从西方引入社会学，积极推动社会学中国化，对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第一个发展时期不同，第二个发展时期出现了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第一个阶段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949年10月到1978年末，社会学学科被取消。第二个阶段从改革开放，确切地说是从1978年末至目前，是中国社会学的恢复重建阶段。
在第一阶段社会学学科被取消将近30年时间。反思这段历史，当然有种种原因，如过于片面地看待旧中国社会学，忽视了其可以改造的可能性;过于严重地看待社会学在具体研究中出现的问题，忽视了社会学整个学科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没有科学地看待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学的关系，认为唯物史观可以取代社会学，等等。还应看到，取消社会学也受到苏联的高等教育模式的影响。在第二阶段中国社会学走过了40多年的风雨历程，40多年来，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下，在改革开放伟大实践和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推动下，通过中国社会学者的共同努力，社会学加快了发展步伐，这一阶段取得了巨大成就。
在中国社会学的不同发展时期及阶段，推进社会学中国化一直是中国社会学的总体趋势。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派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派，基本都认同这一点：中国社会学有自己的特点和风格，而不是对西方社会学的机械移植。可以说，社会学中国化是早期中国社会学各个学派的一个共识。特别是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越来越多的社会学研究者认识到，中国社会学不应当是对旧中国社会学的简单继承，而是要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学。因此，以建设科学的、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社会学为根本目标，对这一目标的不懈追求成为了中国社会学发展过程的一条主线。
（2）中国社会学史的人物、事件及学派
中国社会学发展的两大时期都有重要人物、事件和学派。在旧中国社会学这一时期，引入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西方社会学、创立中国社会学过程出现的重要人物，以及早期中国社会学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社会学在中国高等教育中的学科与教学建制，社会学研究机构的创办和发展，早期中国社会学的分支学科及代表人物，以及相关学科（人口学、人类学、民俗学）研究及代表人物等，构成了这一时期的重要内容。此外，学派发展是这一时期的一个突出特点，主要有马克思主义学派、学院派、乡村建设学派、社区学派，每一学派都其代表人物和学术成果。在一般意义上，学派可以理解为，学者们因共同的研究旨趣、领域、理论、方法等而形成的学术群体。从中西学术历史及相关研究可见，学派概念可以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上的学派，一般指传统的“师承性学派”，因师承传授导致门人弟子同治一门学问，因而形成了“师承性学派”。由于这种师承因素，狭义学派具有自觉的主体意识的特点，对具有师承关系的学术群体聚合往往有主动的识别或区分。《辞海》将“学派”解释为“一门学问中由于学说师承不同而形成的派别”。这一解释是指狭义上的学派。广义上的学派，是指在学术发展中，学者们因学术研究的旨趣、领域、理论、方法等存在的共同性，而形成自然聚合的学者群体。“地域性学派”和“问题性学派”更具有广义学派的特点。
在新中国社会学这一时期，社会学的基础理论与应用研究、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构建与发展、中国社会结构与社会建设的研究等，以及中国社会学的传统分支学科和新兴分支学科、社会学相关学科（人口学、人类学、民俗学），是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学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费孝通、雷洁琼、袁方等老一辈社会学家为中国社会学的恢复重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费孝通提出了“迈向人民的人类学”（1980），他认为，科学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人类中绝大多数人乃至全人类的共同安全和繁荣，为了满足他们不断增长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需要”。他还倡导“建立面向中国实际的人民社会学”（1981），在他看来，“我们新中国的社会学也就是人民的社会学”，“我们的社会学一定要本国化”。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7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418、420页;《费孝通文集》第8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124、130页。这些努力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建设。
三、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中国社会学史研究
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学这门科学有重要的贡獻和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为社会学的发展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提供了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二是提出了一系列解决社会问题的科学思想和方法。因此，马克思开创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传统，也为中国社会学史研究提供了基本视角、范畴和方法。
1.唯物史观与中国社会学史研究
19世纪中叶，随着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革命基本完成，资本主义进入高度发展时期，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和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矛盾的激化推动了无产阶级的成长及其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实践，为唯物史观的创立奠定了阶级基础。在批判继承德国古典哲学、空想社会主义，汲取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并对法国复辟时期的史学理论进行扬弃的基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奠定了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石，阐明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原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原理，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历史前进的推动力量，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践性和人民性。 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品质与马克思主义强调的实践性和人民性有着内在联系。唯物史观指出了社会生活的本质是实践的，因此，理论必须与实践相结合。事实上，理论联系实际一直是中国社会学一个鲜明的学术传统，中国社会学研究者重视社会实际调查，这一优良传统一直持续到当代中国社会学。此外，中国社会学从其诞生之初，就与中国的前途共命运，以改造中国社会、提高人民的福祉为己任，这就赋予了中国社会学的人民性的学科品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和人民性不仅反映在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品质中，也是中国社会学史研究的基本导向。
2.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中国社会学史研究
19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孔德创立西方社会学的同一时期，马克思也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体现了唯物史观在社会研究领域中的具体运用，对经典时期社会学的理论和应用研究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关于社会结构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使用了“结构”，指出“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③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3～524、724、505页。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反复使用了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分配结构、生产结构等，奠定了这一术语在社会学中的重要地位。运用社会结构这一概念，研究者可以对社会构成的异质性和多样性、各个组成部分及要素之间稳定的联系模式以及社会运行的基本规律和趋势进行观察和研究。
关于社会关系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社会的本质就是社会关系，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③其中，占支配和主导地位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决定了这个社会的根本性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社会关系不仅是解释社会的关键，也是理解人的关键。“一切人所共有的关系在这里成了‘人的本质’的产物、人的本性的产物，而实际上，这些关系像对于平等的意识一样是历史的产物。”《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66页。“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⑤人的本质的实践性、具体性、动态性，在现实的社会关系的不同方面表现出来，譬如家庭关系、亲属关系、人际关系、职业关系、交往关系等等。
关于社会交往研究。一个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都离不开人们的交往活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对社会交往作了深刻阐发。社会交往是以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而形成的人类所特有的广泛的生存方式、活动方式和发展方式，包括群体、民族、国家等，在社会生活中与自然、与社会之间形成的各种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来看，“交往”这一概念的含义十分广泛，既是物质意义上的（如商业贸易、交通运输），也是精神意义上的（如思想和精神交流、信息和文化传播等），同时也包含了社会的和人们的相互关系（如群体、民族、国家等）。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早期著作中，阐释了社会交往思想，并在其后发展成为系统而深入的社会交往理论。这一理论展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对现代社会历史过程的宏远而深邃的思考。
关于社会阶级阶层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划分的根据是生产资料占有形式，以此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群体或集团区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又可分为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后者即中等资产阶级，《共产党宣言》曾对之作了较为集中的论述。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根据生产资料占有划分了雇佣工人、资本家、土地所有者三大阶级，并通过工资、利润、地租分析了这些阶级中个人的不同经济收入形式。而且，马克思注意到现代化大生产中出现的大企業与股份制企业以及相应的商业工人与职业经理层，并将其视为新中产阶级。总之，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西方主要工业化现代化国家的城乡社会分化和阶级阶层状况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开辟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与社会分层研究的先河。关于马克思主义阶级和阶层研究，参见杨敏：《早期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焦点议题及其当代价值——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分析的一种再认识》，《人文杂志》2019年第4期。
总的说来，除了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交往、社会阶级阶层研究，在社会制度、社会形态、社会过程、社会变迁、社会发展等诸多重要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也做出了原创性的贡献。从中国社会学最初起步直到当代发展，我国社会学研究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理论视角、概念范畴和分析方法，对中国社会现代性变迁的认识和研究不断深化和具体化。
结语
伴随着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学在面对并回应一些重大基本关系的复杂格局中不断成长、发展和成熟起来，其中，最为重要的关系是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理论与实践这三大关系。在中国社会学的学科进步过程中，学术体制上也不断完善，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特征不断增强，特别是通过推动中国社会进步、服务中国社会发展，社会学的影响力也不断提高。习近平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8页。中国社会学不仅要有本土化、中国化的追求，而且要有国际化和全球化的抱负，在国际化、全球化的道路上加快前进步伐。正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不会是一片坦途，中国社会学学科的未来发展也会面对各种挑战。只有不断回应这些来自现实的挑战，在此过程中进一步淬炼中国社会学的本土性与实践性、开放性与创新性、多元性与自觉性等学科品质，才能不断趋近将自己建设成为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学这一根本目标。
责任编辑：秦开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