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居住的江南小城，面积不大，人口密度却比较高。小城里的居民生活离政治、经济、文化等大事件比较远，生活比较安逸、平静，缺少值得关注的新闻事件。所以日常生活中，小城中发生的一些小事，往往能够引起居民的普遍关注，前几天一件小事就成为街头巷尾议论的中心。
　　事件是这样的：一对夫妻带着一个小女孩到本市来务工，小女孩因发热住院，经医院诊断为病毒性脑炎。治疗需大量费用，而夫妻俩显然无力承担，于是在当地媒体的发起下，很多市民纷纷慷慨解囊，为女孩筹集治疗费用。一时间，小城爱心涌动，鼓励、帮助女孩战胜疾病的行动成为媒体和坊间热议的内容。然而，现实中的故事往往并不是以大团圆来结尾的：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女孩终究没能战胜病魔，年轻的生命之花还是凋谢了。
　　接下来的事情就急转直下，彻底演变为一场医疗纠纷事件：小女孩的父母认为是医院的责任造成女孩不治，且坚决不愿做医疗事故鉴定，和从老家过来的亲戚一起去医院堵门、拉横幅，要求医院作出巨额赔偿，而医院方也很委屈，认为自己诊断明确，诊疗规范，并非医疗事故，而且在患者方拖欠了几万元治疗费用的情况下，依然对女孩进行积极的治疗，尽到了医院的责任。而小城居民则莫衷一是，有指责院方医疗水平差，应该承担责任；有指责女孩父母方不顾小城居民的好心捐助，无理制造医闹。而对于政府来讲，这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维稳事件，需要出动警力，到医院门口维持秩序，需要召集双方，商谈解决事宜，平息事端。
　　这个医疗纠纷事件很快就平息了，据知情人士介绍，在政府的协调下，院方付出了几万元的“人道援助”，最终与女孩父母达成了协议，“圆满”地解决了这起纠纷。对政府而言，这无疑是成功地处理了一起引发社会不稳定的危机事件。
　　然而，仔细思考一下，这个维稳事件真的得到解决了吗？我认为，导致事件出现的根本原因并没有解决，而只要这些原因不解决，类似维稳事件还会不断地出现，让政府焦头烂额，疲于应付。就医患纠纷事件而言，正常的解决机制应该是先查明是不是医疗事故，确认医院方应该承担的责任，在这个基础上，医患双方可以选择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交由司法机关裁决，或者直接交由司法机关裁判。而在现实中，患者一方很多不愿做或者不相信医疗事故鉴定，让医患纠纷无法通过正常的纠纷解决机制来解决。用“医闹”、“人道援助”解决的结果，要么医院逃避了应该承担的责任，损害了患者方的合法权益；要么患者一方用扰乱公共秩序、威胁甚至暴力的违法方式获得了不该得到的利益。表面来看，事情是解决了，但引发医患纠纷的根源没有解决。这让我想起一个古代笑话：一名中箭士兵去找医生治疗，外科医生用剪刀将箭杆喀嚓剪断，说剩下的事情就交由内科医生来解决了。不论原因，用钱维稳就像那位外科医生剪断箭杆一样，只是表面文章，治标没有治本。
　　防止和减少医患纠纷甚至“医闹”的根本在于医疗事故鉴定的透明、准确、权威，司法活动的公平、公正，对公然扰乱公共秩序的医闹行为的坚持打击。通过这些措施来维护医院、患者的合法权益和公共秩序。其他领域的维稳也是如此，一些突发公共事件、群体性事件、不正常上访等维稳事件中，往往伴随着权利被侵害，或者公权力对合法权益保护的不力甚至侵犯，所以维稳的根本在于维权，维稳的出路在于维权，不注重对权利的保护，维稳事件就会像身体中没有被取出的箭头一样，随时让政府、政法机关工作陷入被动和应付之中。
　　维稳如同治病，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中医则更有“上医治末病”的说法，讲究从人整体的角度来看待和治疗疾病。维稳也只有从维权着手，综合治理，才能有长久的效果。习近平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处理好维稳和维权的关系，强化法律在化解矛盾中的权威地位，使群众由衷感到权益受到了公平对待、利益得到了有效维护。要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发动全社会一起来做好维护社会稳定工作，就是讲的这个道理。政法机关是权利的守护者，维护权利以维护稳定，自然责无旁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