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玛
　　
　　歌德与席勒的魏玛，遥想当年，竟是怎样的传奇与风流！两位文豪百年之后，魏玛剧院里再度风云际会，诞生了《魏玛宪法》，德国历史上第一个议会民主制共和国便以魏玛为名。而离小城一箭之遥，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内焚尸炉赫然在目，不经意间就掀开了德国历史上最黑暗沉重的一页。历史的荣光、苦难和耻辱浓缩如斯，步伐不由得凝重起来。
　　我在街头巷尾触手可及的光阴中游走，同时也惊诧于古城的潦倒和破败。按照我的观察，魏玛最出色的建筑都是出自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期，第三帝国时期的建筑也以别样的姿态不容人忽视，然而经历了数十年的风吹雨打，早已陈旧不堪，辉煌中愈发地透露着凄凉。城中罕有行人，伴游的当地教师也证实了这一点：魏玛已是一座暮霭沉沉的城市，游客和国家拨款是魏玛仅有的收入来源，年轻人都尽量离开当地而去西部另谋发展。掐指算来，那风风雨雨和建筑上空白的几十年，正是东德地区作为独立的国家形态存在的时期。一段历史竟然以一种不在场的方式宣示了自己的存在。
　　后来在报上读到，1999年魏玛当选“欧洲文化之都”，为此获得了欧盟和国家的大笔投资，全城扬眉吐气，一扫经年之颓态。魏玛，究竟该是怎样的魏玛呢？
　　
　　东柏林
　　
　　我偕M一道漫游，循着我习惯的路径穿越东西柏林，坐6路地铁南下，至前东西柏林的边检站弗里德里希大街，出站东行，沿高架铁路线步行至市中心的博物馆岛。菩提树下大街，洪堡大学，德意志历史博物馆，柏林大教堂，原东德共和国宫，柏林皇宫遗址等等近在咫尺。施普雷运河在这里拐了个弯，博物馆岛——因岛上建有几座世界级的博物馆而得名——便也有了几分巴黎塞纳河中西蒂岛的风情。这便是柏林历史的中心，曾经属于东柏林。只是柏林没有经济能力一一修缮这些历史建筑，所以时间仿佛有些停滞。
　　博物馆岛西北，施普雷河边，我和M照例把酒论英雄。突然M发问：你知道我们对面是什么地方吗？那个酒馆从前就叫“常驻代表处”，是西德政府在东德的唯一落脚点，当然都是在威利·勃兰特当上首相以后的事情。我们现在就在“常驻代表处”对面喝酒，哈，不知道周围还有没有便衣？
　　M在我的厨间发现一瓶油浸柿子椒，立刻大惊小怪：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卖？我莫名其妙：我中国人么，口味重点有什么奇怪！柏林商场里有卖，不过这东西非但不辣，而且腻腻歪歪，食而无味之极。M道：你哪里懂得！这叫“莱秋”，是一种保加利亚特色食品，他们从前东欧国家的产业各有分工，保加利亚提供农产品，东德提供工业产品，这玩艺我第一次吃是几十年前在东德的一个工厂食堂里，现在居然还有人生产这么东德的东西，我居然能在你这里看到。如此云云。
　　
　　基希
　　
　　没错，走进大厅的是格里高尔·基希，矮矮的个子，谢顶谢得很彻底，鼻梁上夹着一副很大很圆的眼镜。这就是东德第一名嘴，曾任德国联邦议会议员，柏林经济部长，律师出身，在前东德执政党社会主义统一党向统一后的民主社会主义党过渡时期担任党主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终结就是经他之口传向世界的。
　　民主社会主义党在大选中一度凭借对前东德地区的特殊政策得以进入联邦议会，但是作为议会党团倍受孤立，以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社会民主党等政党为主的传统政治力量都刻意与之划清界限，而且不断以其前东德政治背景为由进行质疑、责难、指控和轻慢。因而基希便成为注定无望的反对派——还有比这更尴尬的角色吗？
　　基希身上有一种在我看来属于天赋的东西，他能够在众多政治对手表达不屑、反对或抗议的同时，不为所动地陈述观点，思维严谨而滔滔不绝。十几年的议员生涯中，他咄咄逼人、寸土必争的姿态和舌战群儒的雄辩口才既为他四处树敌，又为他赢得了尊敬。没有他，前东德的政治势力就缺少了凝聚的力量。
　　但我一直不解，基希为何会接任柏林经济部长的职务。十几年、数千亿欧元的财政援助非但没有让东部的经济水平赶上西部的步伐，在某些地区甚至还有扩大的趋势，富裕的西南各州已经开始密谋减少对前东德地区的财政援助。也许，出于和社会民主党联合执政的考虑，他应该担任柏林地方政府的二号人物。但是，他很明显地不快乐，开始疲于应付。
　　再后来，在电视上看到，基希辞去了经济部长的职务，理由是在公务旅行积攒的免费机票使用上公私不分。基希为此而道歉。
　　
　　边防警官
　　
　　东德和波兰边境某地，属于那种美国的旅游指南建议黑人公民应避免去的东德城市，以免受极右派“光头党”的袭击。边防警察请我去作一次翻译。事毕，主管警官极满意，意犹未尽，开始言及其他。
　　先生，您知道吗，我也是从柏林来。
　　我自然一喜，遂生他乡遇故知之感。
　　我是洪堡大学毕业的，不过，那是20多年前的事情了，那时还是东柏林。
　　洪堡大学？我最喜欢贵校主楼大厅迎面墙上的那句话，马克思是怎么说的来着？哲学家对于世界只是进行了不同的解释，重要的是改变它！
　　是啊，一进门就能看到。您知道吗，我个人是认同以前的体制的。至少从前我们人人都有工作，不像现在……不过，我也确实反感俄国人的指手画脚，整天宣传什么备战。打仗？打什么仗啊？我始终认为，我们过去只是经济不够好，所以失败了。
　　也好，将芜杂的历史返璞归真，简单的因，明了的果，不失为一种同自己、同外界获得妥协的方法。且让柏林墙——这座二十世纪人类最surreal的建筑——永远沉默吧！至少，二十世纪的德国在给人类带来难以想象的苦难之后，又用另一种方式令全世界惊愕不已：一个国家居然如此和平而顺利地自我解体，新的社会秩序转瞬确立，一切都井井有条，仿佛本该如此。谜一样的国家，谜一样的民族。如果顺着这种历史的思路前行，不由会发出如下的疑问和感叹：波澜不惊的表象之下，究竟什么是永恒，什么是真？
　　不知怎的，我的眼前出现了电影《Goodbye, Lenin!》中熟悉的场景：一台吊车载着拆下来的列宁铜像，在柏林城中穿行，驶向未知的方向。车速不急不缓，斜斜的列宁仍旧保持着熟悉的姿势，右手高举，指向前方。吊车在轻微地晃动，两边柏林的街景轮流上演，一切都在舞台背景般地流动，然而，一切又是那般无比的真实。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1949-1990，生于乱世，其命也多舛，平和而弃世。是为记。
　　（作者为留德博士，大学教师，现居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