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原农业部部长何康的名字远不像万里、杜润生等中国农村改革的主要推手那般家喻户晓。
　　原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郭书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上世纪80年代农村改革的最大特点是自下而上，杜润生就是抓农业生产关系调整的主导者。但改革措施再好，也得有人落在实处，生产力问题就是何康领导的农业部在抓。正是在他任上，中国第一次实现了粮食总量供大于求，他因此被授予国际农业领域的最高荣誉“世界粮食奖”。
　　何康曾在题为《伴随我国农业发展70年》的一篇自序中写道：“我衷心拥护对外开放的国策，中国人吃自我封闭的亏太大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面对一个开放的世界，在科学面前，我们应该虚怀若谷，从善如流。”
　　或许也正因为此，80年代他所领导的农业部被戏称为“农业外交部”，他则有“农业外交部长”之美称。

农业大使

　　1978年1月，何康从广东农垦总局副局长任上调农林部任副部长，分管科教和外事工作。
　　这年7月，他作为副团长兼秘书长参加了一个26人组成的中国农业代表团，出访美国。当时中美尚未正式建交，美国朝野对这个中国官方代表团非常重视。他们在美40天，走访了14个州。
　　通过这次考察，何康对美国农业的高生产率和当代农业的现代化格局有了具体了解，也认识到中国农业的差距。回国后，他受代表团委托作主要发言，向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等领导人作了汇报，结合国内实际提出了增加农业投资、发展社队企业、引进先进技术、健全科教机构等八个方面的建议，系统提出了农业现代化的观点。
　　1979年2月，国务院成立国家农业委员会，协调领导农业部、林业部、农垦部、农机部、水利部、国家气象局和国家水产总局等所有农口部门。主任先后由国务院副总理王任重和万里兼任，副主任有五位，其中排名第三的杜润生（分管政策研究）和“位列末席”的何康（分管生产、科教和外事）最受万里倚重。
　　1979年，朱丕荣调任农业部外事司，先后任副司长、司长。外事司是农业部的大司，有80名在编人员，包括部分驻外大使馆农业秘书、驻联合国粮农组织中文组职员及少数官员，还有一支翻译队伍。
　　刚到不久，朱丕荣就随何康出访美国。这次出访很有成效，与美国农业部建立了双边农业科技合作工作组机制，还与世界银行洽谈了中国农业科教贷款项目协议，包括引进先进仪器设备，培训中高级科技人员等。
　　改革开放后，农业对外交往频繁。80年代，仅美国就有200多个农业方面的代表团访问中国，中美双方交流合作的项目多达163个，农业部向国外派出了600多名访问学者。世界银行给予中国的农业贷款共计70多亿美元。根据不完全统计，仅1979至2006年中国就接受世界粮食计划署、欧盟、日本、德国粮食援助（实物折算）近14亿美元，还有一些双边及多边技术援助，折合资金达15亿多美元。
　　1982年5月，国家农委撤销，成立农牧渔业部。何康担任副部长，在部长林乎加领导下继续分管科教和外事。
　　全国农业区划办工作人员范小建就在这时成了何康的第四任秘书。范小建的父亲范长江与何康的父亲何遂是故交，何康少年时代读了范长江的《塞上行》和《中国的西北角》后思想受到很大震撼。
　　范小建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农牧渔业部是个有很多老干部的新摊子，副部级领导就有十几个，部党组成员多达16人，有时开会，没等每人都发言一次就到吃饭时间了。
　　1982年9月，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被写入了中共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最符合“四化”标准的何康在十二大上当选中央委员，并于1983年春被任命为农牧渔业部部长。新的部领导班子除何康以外，只有副部长朱荣和肖鹏以及几位党组成员、分党组书记，人数大大减少。
　　范小建回忆，何康的办公室约40多平方米，何康的办公桌在里面，他的办公桌在门口，中间没有隔墙，他讲话声音又大，经常对何康造成影响。不过，何康难得上班时间在办公室里坐一坐，一天到晚总不停地忙于会议和外事活动。每天下班时，范小建都要往何康家里送一大叠待批阅的文件，何康第二天一早批阅完送回，几乎天天如此。何康对身边人员严格要求，范小建从没有陪同他出国过一次。
　　何康讲话从来不用秘书准备稿子，自己拟一个简单的提纲，一讲就是几个小时，思路清晰。他的英语很好，一般不需要翻译，尤其是对专业类词汇和植物的拉丁语名称比翻译还纯熟。范小建英语不好，来往的英文信件大都由何康直接处理。
　　与何康商量后，1983年范小建对何康的工作時间分配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统计。统计显示，何康的工作时间中外出调研和外事活动所占比重最大。这份统计结果无意间被在部里蹲点的领导机关工作人员看到，送至中央领导人处，整党简报上对何康作了批评，领导人还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不点名批评了他的“事务主义”。
　　范小建说，其实在当时情况下，这个统计结果正好说明了何康在抓农业对外开放方面所付出的努力。“现在回想起来，在中央各部委的对外开放工作中，农业部总是走在前面的。”
　　此事之后，何康对范小建没有任何责备，依然信任有加。范小建觉得，如果换一个领导，由于身边工作人员的不慎给自己带来这样大的麻烦，可能后果难料。
　　1983年，陈耀春从北京市畜牧局调到农牧渔业部，担任畜牧兽医局副局长，后任畜牧兽医司司长。到任后不久，部里就交给他一个任务：解决大中城市副食品供应紧缺问题。
　　陈耀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那时刚刚吃饱饭的国人开始关心“吃好”的问题，过去农业部门的主要任务是解决粮和棉的问题，没有管理副食品生产的对应机构，因此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畜牧兽医司。陈耀春觉得何康是专家型革命干部，为人实在，很有学术底蕴，也很有风度。 　　物种交流是对外农业交流的一项重要内容。产于苏南的梅山猪肚子垂到地上，模样不好看，但美国人发现这种猪比一般猪多一至二对奶头，且母性很好，从不压死自己的子女，愿意用纯种的巴克夏、约克夏猪来交换。何康认为，“若要换得宝，舍得珍珠和玛瑙”，同意交换。此后，很多国家都争相引进中国的梅山猪。
　　1984年5月，范小建调动工作，离开秘书岗位，张忠山开始担任何康的第五任秘书。
　　在张忠山眼里，何康总是腰背笔直，衣着考究，是农业部少有的穿西装打领带的干部。出差乘卧铺，他从不像其他人一样和衣而卧，而是换上睡衣睡裤。他喜欢拍照，走到哪里都带着自己的进口高档相机，随走随拍。
　　张忠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何康对自己的定位是专业型干部，他曾说做副部长抓科教是自己的本行，他从没想过会当部长。担任部长后，一位中央高层领导有意调他到地方担任主要领导，被他婉拒。
　　由于外语流利又有外交风度，擅长应对不同场合，何康经常被外交部“征用”。早在1956年中国派出以农垦部副部长姜齐贤为团长的农业考察团赴印度访问时，他就是副团长。80年代，国外领导人来访时，他曾担任中方陪同团团长。“两伊战争”期间外交部官员访问伊朗太过敏感，何康曾于1984年10月代为出访。
　　1987年十三大前夕，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经过一年的申请与准备，派遣了150人的报道团队来到中国，展开题为“变化中的中国”的特别报道。9月30日下午，何康全英文接受了NBC知名主持人汤姆·布鲁考访谈，通过卫星天线向全球直播。

“代表八亿农民领奖”

　　1984年9月，郭书田调到农牧渔业部任政策法规司司长，自此在何康直接领导下工作。
　　早在1964年，郭书田随时任农垦部副部长陈漫远外出调研时，就在海南华南热带作物学院和研究院第一次见到了院长何康。何康向陈漫远汇报两院和橡胶生产情况时，腋下夹着两本有关热带作物的英文杂志，郭书田觉得他不像个领导，倒很像一位专家。
　　到农牧渔业部工作后郭书田发现，向何康汇报工作必须讲出来龙去脉，司局长们对他都很服。
　　1982年4月，国家农委撤销后，中央书记处下设农村政策研究室（1988年1月改为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以下简称中央农研室），杜润生任主任。中央农研室和农牧渔业部作为主管农业的两个中央部门，有时会对一些重要问题出现不同的判断和认识，甚至外界一度有声音认为，农牧渔业部政策法规司没有设立的必要。
　　何康和郭书田都不赞成这种说法。郭书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央农研室班子强劲，既有以杜润生为首的老革命，又有一批思想活跃的年轻骨干，农牧渔业部政策法规司望尘莫及，但农牧渔业部不能只管生产不管政策，也需要自己的研究部门。一直以来，中央农研室与农牧渔业部政策法规司的关系都很协调。
　　那时何康每周至少要去见杜润生两次，重大的农业决策杜润生都会找何康商量，很尊重他的意见。杜润生每年召集会议研究中央一号文件，也经常请郭书田参会。
　　中央农研室与农牧渔业部一次较大的意见分歧，发生在1985年粮食大减产之后。
　　改革开放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推行，国家大幅提高粮食收购价，粮食产量飞速上升。1984年，中国粮食总产量由1978年的3.045亿吨上升为4.073亿吨，人均390公斤，粮食总量首次供大于求，甚至出现了“卖粮难”。在这种背景下，1985年实行了“倒三七”的价格政策，即三成按统购价，七成按超购价，同时取消生产资料补贴。结果，这一年粮食播种面积减少6000万亩，亩产减少8.5公斤，总产量减少282亿公斤，下降了6.9%。1986年起采取了微调政策，滑坡现象得到抑制，但粮食总产量依然连续三年徘徊在4亿吨以下。
　　对于粮食减产原因，中央和社会各界的判断出现了不一致。
　　中央农研室支持的权威说法是：第一自然灾害不可避免，第二调整产业结构是必要的，第三部分地方领导忽视了粮食生产。
　　为此，郭书田专门赴安徽等地调查。一些农民反映，减产的主要原因是大幅度降低粮食收购价格的政策所致，说中央是“口号农业”，地方是“口头农业”，农民是“口粮农业”。郭书田回京汇报后，何康等农业部领导很重视，并向中央农研室和国务院领导反映了调查情况。
　　1989年国庆节，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要发表讲话。国务院研究室主任袁木起草讲话稿时打电话给何康，提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存在争议，是否可以回避定语“家庭”，含蓄处理为“联产承包责任制”。何康表态向来很讲分寸，因此回答说：最好写上。
　　讲话正式发表时用的是“各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是没提“家庭”二字，引起一些农民的不安。国务院研究室农村组的余国跃和农业部政法司的高宽众去安徽省凤阳县调查时，小岗村农民问道：中央的农村政策是否变了？情况层层反映上去后，安徽省委办公厅转达了国家领导人的答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会改变。
　　郭书田说，农业部上下都知道何康明确支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有一些人觉得他在讲话稿问题上的表态过于含蓄，但实际上他是坚定支持改革的。在这场争论的紧要关头，一些人认为粮食徘徊是方向道路问题，提出要批判包干到户，对此他明确持反对意见。
　　1989年11月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对这场争论作出了结论，认为粮食几年的徘徊是由于对1984年的粮食丰收形势估计过于乐观，以致于采取了不适当政策造成的，号召全党动员起来，集中力量办好农业。
　　不久后，一些领导人提出“费改税”，将农业税率由3%提高到10%，即“什一税”，并由财政部提出了具体方案。对此，农业部党组扩大会一致认为农民负担已经很重，此举不符合五中全会精神，何康根据会上决定签署了给国务院的报告，并在国务院相关会议上力争。最后，新方案没有出台。
　　郭书田说，由于体制原因，农业部部长很难当，因为农业部“两头在外”，生产前后都是其他部门的职权范围，土地问题归国土资源部管，糧食进口归商务部管，税收由财政部管，农业部一直比较弱势，有时连话语权都没有，更不要说决策权。矛盾很多很复杂，开会时经常发生激烈争论，很多协调事务都是何康耐心去做的。 　　1993年，世界粮食基金会向何康颁发了第七届“世界粮食奖”。何康在领奖时说：“我是代表八亿农民领奖的。”他把20万美元奖金全部捐献给了中华农业教育科技基金会。

“民贵”与“农本”

　　何康曾对张忠山说，自己的一生很幸运，也很顺利。
　　他生于家庭氛围和谐民主的“情报世家”，父亲何遂是辛亥革命元老、国民党高官。他和两个哥哥、妹妹都早早加入中国共产党，利用何遂的身份和地位从事情报工作。
　　何康16岁入党，叶剑英和董必武先后成为他的直接领导人。1941年初，组织上同意他随家迁往广西。行前，董必武和他促膝谈心，要他在这个“长期隐蔽”的时期多学一点有用的知识。董必武问他打算选修什么专业，他说政治经济学，董说政治经济学无非是亚当·斯密那一套，将来恐怕用不上，不如学一门与民生有关的，比如农学。董必武的建议和他内心思想发生共鸣，1941年，他进入广西大学农学院学习，从此与农业结下不解之缘。
　　50年代初，朝鲜战争爆发后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作为军需物资的天然橡胶严重缺乏，而当时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不能生产天然橡胶。国务院决定在海南和云南建立橡胶基地，任命何康为新成立的林业部特种林业司司长。由此，何康南下创业，攻关橡胶种植。
　　1957年，何康调到农垦部，担任华南热带作物研究所所长，很受时任农垦部长王震器重。根据王震指示，何康率领全所人员从广州迁往海南，创立了“热作两院”（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院和华南热带作物学院），直到1977年才离开海南生产第一线。
　　何康1978年调回北京，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王震仍经常将有关材料批转何康。王震担任国家副主席后，仍常到垦区视察，经常点名要何康陪同。
　　两人有时也发生意见分歧。在进口奶牛问题上，何康坚持严格检疫，王震认为这样过于死板，何康并不当面顶撞，而是辗转腾挪，在广东设立隔离检疫站，既按科学规范完成检疫，又执行了王震引进良种的指示。
　　除了王震，何康对老领导胡耀邦、万里、田纪云、林乎加等都很有感情。2015年万里去世时，93岁的何康在灵堂上放声大哭。
　　张忠山说，作为农业部改革开放后最具代表性的两位部长，何康与林乎加的风格截然不同，林乎加主要抓战略和全局，何康的风格则是具体细致。林乎加离休后依然担任农牧渔业部顾问，何康遇到重要问题都会去请教他。
　　80年代浙江温州经济发展很快，个体与私营经济占主导地位，有人认为是资本主义典型。1985年6月5日，何康主持部务会议，讨论乡镇企业发展等问题。曾任浙江省委书记的林乎加在会上提出温州有三点值得关注和总结推广：专业市场、专业协会、推销员队伍。会后，何康让郭书田去调查此事。郭书田调查后认为，林乎加所讲三点都是事实，是新事物。
　　何康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很少参加养蜂夹道俱乐部的定期部长娱乐活动。他喜欢古文、诗词，常看英文报刊，爱好跳舞、摄影，爱听交响乐，曾让张忠山给他买指挥家赫伯特·冯·卡拉扬的黑胶唱片。
　　何康待人平等，对人从不苛责，下属完成分内工作，他也总会表示感谢。张忠山至今保存着一张何康写给他的便条：“忠山，我没时间静下来改，请您先看看内容和文字应做哪些修改，我会后即阅发。何康4.24.”
　　“文革”时期，何康在批斗会上被海南热带作物学院的一个学生打伤了眼睛。80年代中期清理“三种人”，海南专门派纪检主任带人到农林渔业部找何康了解情况。何康坚持说，那次批斗会在晚上，场面很乱，看不清楚是谁动手的。
　　后来何康告诉张忠山，其实他很清楚打人者是谁，但当时大环境特殊，不能全怪他，一旦指认，此人的一生就毁了。
　　按规定，正部级65岁退休。1989年2月何康年满66岁，本已离任，但因暂时无合适人选接任，又多任职一年。
　　1991年11月，何康和夫人缪希霞来到香港，与台湾“农业复兴委员会”主任李崇道和香港渔农署署长黄成达见面，牵线人是李崇道的弟弟李政道。这是两岸三地农业领导人的历史性会面。

　　何康与李崇道、黄成达都是广西大学农学院校友，与李崇道还是睡在上下铺的兄弟。他们的老师、台湾著名农学家马保之则是这次会面的见证人。
　　他们求学时的广西大学农学院宁谧而美丽，马路旁长着笔直的桉树，青砖教学楼掩映其中，是抗战时期的“战时农都”。马保之是留德农学博士，系主任肖辅是留美博士，学院还汇集了张信诚、汪振儒、黄瑞伦、李景均等一批知名学者，学习气氛和学术氛围浓郁，培养了众多农界精英。
　　1980年何康访问美国时，他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张信诚将保存了35年的毕业论文原稿还给了他，在场的人无不动容。
　　离休后何康与农业部的老同志经常相聚。农业部是老部，也是大部，离退休干部人数与在职干部是2：1。在林乎加的建议下，以老同志为主成立了农业政策研究会，为老同志提供建言献策、发挥余热的平台。研究会成立后编辑出版内部交流刊物《通讯》，开展有关“三农”问题的调查研究与讨论，每年年终出一本《中国农业问题研究》。研究会持续了10年之久，何康一直积极参与活动。
　　何康的晚年生活温暖美好。他的第一任夫人缪希霞的父亲缪秋杰与他的父亲何遂是至交好友，两人都是同情共产党、支持革命事业的国民党高官。何康与缪希霞相伴走过了近50年。缪希霞病逝前嘱托家人，何康很重感情，自己去世后他不会再找别人，但有一个人他可能会接受，那就是他们共同的大学同窗郁隽民。
　　郁隽民是中华民国大法官、烈士郁华的女儿，郁达夫的侄女。1944年湘桂大撤退时，何康曾与郁隽民一起逃难，直到“千里送京娘”一般把她平安护送到在重庆的姐姐郁风和姐夫黄苗子身边。
　　经过寻找，何康长子何迪等人终于见到了刚从美国回来的郁隽民。1993年秋，何康与郁隽民结婚，相伴晚年，直至郁隽民2019年8月病逝。
　　2019年6月2日，何康突然晕厥，此后一直住院。他97岁生日时，还能和家人一起切生日蛋糕，98岁生日时，家人们只能捧着蛋糕，对昏睡不醒的他唱生日歌。
　　2021年7月3日，何康在京病世，享年99岁。
　　何康曾說，家庭教育给他植入了“民贵”和“农本”思想。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他被任命为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农林处处长。足以令他欣慰的是，从那时起，他一生都没有离开过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