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一个盛夏的午后，一辆解放牌大卡车载着我们全家五口和全部家当，驶进了位于泰兴黄桥西北方向的一个叫作周庄的村子。
　　因为父亲所谓的“历史问题”，我们全家从扬州下放到了父亲的祖籍地。我记得，那天的太阳特别辣，路边的玉米叶似乎弥漫出一种被烧焦的味道。
　　我在县城读完了两年的高中，父亲通过熟人关系，将我介绍到当时正在兴建的一座大型水电站当电工。火热的工地对于刚踏入社会的我，充满了无限的向往和好奇。
　　我的师傅姓赵，四十来岁，北方大汉，做事干脆，为人豪爽。第一次见面，他一边紧握我的手，一边说道：“好啊好啊，欢迎欢迎！”接着，就开始安排工作：“工作嘛，你刚来，先在配电房值班。等情况熟悉了，再带你去工地。”
　　我平生第一个工作就这样开始了。整天守着那一排排仪表和按钮，一开始还有点新鲜劲，再往后就烦躁和不安了起来。“难道，我一辈子就这样度过？”心情一沮丧看什么都不顺眼。有一次，一个农民来问路，我朝他吼：“没看到啊！配电重地，闲人免进！”
　　然而，一场大祸已经悄然临近。
　　配电房的院子里面排列着大大小小的变压器。有一次，我在院子里巡察，发现变压器上端有两根高压线接在两边的端子上，而中间的一个端子是从地下接进来一根线。我很好奇，心想，这地下接进来的哪来的电呢？我抽出电笔，想去测试一下。没想到，当我的手快要接近变压器时，一股强大的电流将我抛出去很远，我一屁股坐在地上，半个身子都在发麻。紧接着，配电房里传来一阵阵“噼里啪啦”的声音，所有通往工地的线路全部跳闸了。
　　第一个冲进院子的是我的师父。他看我站在那里發愣，只说了一句：“人没事就好！”
　　后来，师傅跟我促膝长谈了一次。大意是，你真是命大，那种情况下十有八九是要被变压器吸上去的，命就没了。你既然来了，就要安心，学一门技术总比不学好。
　　就在那一刻，我暗下决心，不能再这样混日子了。我每天跟着师父上工地，爬杆、架线、安装电气设备。有一次在一座四五十米高的铁塔上，我们连续工作了六七个小时，连中午饭都是用绳索吊上去吃的。
　　我们电工组有一位周姓大师兄，是六八届高中毕业生，长得儒雅清秀，一肚子墨水。他不仅电工技术好，而且对文学、戏曲、古诗词样样精通，讲起话来细声细气，引经据典，还常常弄两句唐诗宋词。全组的人没有一个不佩服他。
　　他还有一个拿手绝活，烧得一手好菜。平时我们都是吃食堂，他经常一个人在宿舍里用酒精炉子炒猪肝、烧鸡汤、下面条，弄得我们一个个心痒痒的。我们工地的旁边有一座河闸，闸四周布下许多渔网，每天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开始收网。我们三四个人便端着大小脸盆到河闸收购鱼呀、虾呀、螃蟹呀，足足十几斤，然后拿回去交由周大师兄为我们加工。他分门别类，驾轻就熟，蒸的蒸，煮的煮，烧的烧，再配上他特制的调料，那个香呀，真是打嘴巴也不肯丢啊！
　　周师兄才高八斗，又烧得一手好菜，平时跟我们讲起话来自然是居高临下、官气十足。除了赵师傅决定的事，其他的事都交由他安排。我们下面的几位呢，也很配合，把一件件事情都办得漂漂亮亮的，为此多次获得领导的表扬。渐渐地，电工组在整个工地有了一些名气。
　　有一天，周师兄把我拉到他身边，笑嘻嘻地问我：“小黄，我平时对你怎样？”“好啊。”我认真地说道。“那你能不能帮我办一件事情？”“可以啊。”我不加思索答应了。
　　他带我来到工地旁的小镇上，在一所小学校的门口，他对我说，“我们先在这儿躲一下，等一会儿有一位女老师出来，你帮看看她家住在哪儿……行不行？”我发现他说到最后的时候，声音已经断断续续，额头上冒出大粒大粒的汗，又紧张又害羞。天哪，这哪像平日里的他。
　　我实在不忍心看他这样紧张下去，赶紧说：“没问题，等会儿你指给我看一下你就先回去！”
　　我很顺利地完成了任务。然而，不久后，这位周大师兄作为工农兵学员被推荐上了大学。他与那位女老师的关系也杳无音讯。
　　我在水电站工地整整待了六年。从它破土奠基到整座厂房巍然屹立，我几乎见证了它的全部过程，并为之付出了辛劳和汗水。我在这儿第一次接触了社会，第一次从生活中学会了坚强和隐忍，这是我一生中最纯粹、最焦虑也是最快乐的一段时光。直到1979年7月的某一天，我在机房里值班，我的师父突然推门而入，手里拿着一个大信封，气喘吁吁地说：“小黄，你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到了！”那一刻，我的泪水夺眶而出！我明白，这泪水既是对梦寐以求的大学生活的憧憬向往，也是对六年水电站工地生活的恋恋不舍……
　　黄晓平：业余写诗，诗文曾在《扬子江诗刊》《扬子晚报》等报刊发表。
　　编辑 木木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