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44年，农历甲申年，这一年注定要被史册铭记。
　　在大不列颠岛上，利文伯爵指挥的议会军与鲁珀特亲王指挥的保皇军，在约克郡马斯顿荒原决战，议会军取得决定性胜利，历史的车轮终于撞开了西方王权的坚固围墙。
　　约翰·弥尔顿发表了《论出版的自由》;而另一个将要改变世界的人度过了一岁的生日，他叫艾萨克·牛顿。
　　在地球的另一端，古老的华夏大地上，这一年正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一年是崇祯十七年，大顺永昌元年，大清顺治元年，大西大顺元年，是为四元交汇。
　　这一年，朱由检、李自成、爱新觉罗·福临先后在北京紫禁城做皇帝，朱由崧在南京监国，张献忠在成都称帝，是为五皇临朝。
　　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换大王旗，这是历史上罕见的乱世。
　　这一年，李自成从西安一路杀来，几无波澜，顺顺利利地攻破千年古都北京，朱由检在煤山上吊，国君死社稷;而后，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接应满清入关;小皇帝福临在叔叔多尔衮的辅佐下面南而坐，登上了紫禁城权力的顶峰。
　　如果翻开史书，仔细审视当年这一系列眼花缭乱，甚至有点阴差阳错的事件。人们会发现，李自成进京很可能只是一场偶然的误会，吴三桂降清也比教科书讲述的复杂得多。
　　历史到底因为哪只蝴蝶的翅膀，被推向了人们今天所看到的方向？

进京之路，李自成硬着头皮也得走下去

　　1644年正月初一，北京城大风霾，飞沙走石，不见天日。占得卦曰：风从乾起，主暴兵至，城破。如此不祥之兆，开启了这个风云变幻的年份。
　　二月二十二日，大顺军攻占了山西北部一处不起眼的关隘——宁武关。宁武既不是雄关要隘，又不是什么通往北京的必经之处，宁武之战本不应是多么起眼的战斗，却因为是李自成进京过程中为数不多的硬仗而闻名遐迩。在明清鼎革之际诸多史料中，宁武之战大有文章。
　　农民军从陕西过来几乎一路迎降，直到宁武关才发生了像样点的抵抗，山西副总兵周遇吉率领手下先是在代州迎战，不敌，跑到了宁武关。李自成又追了上去，经过十数日的激战终于擒杀周遇吉，击败了这位在明末文人笔下的忠勇之将。
　　但如果仔细分析这个故事，会发现问题实在不小。首先双方先在代州开打，翻阅潭其骧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会发现从忻州（今忻口）北上，在原平附近分出两条岔路，右边一条，过代州（振武卫），往东走经平型关、广昌、浮图峪出太行山，就来到了紫荆关，过拒马河就是房山，然后就是北京城，這是从山西去北京最快的道路。
　　那么周遇吉守代州，无疑是农民军进军京城的拦路虎，李自成向代州进攻自然是正确的——前提在于李自成想由代州这条路进军京城。
　　但是李自成在代州打跑了周遇吉，并没有取捷径杀奔北京，而是回过身又往西去了宁武关，非要跟周遇吉拼个死活。
　　周副将就这样被逼着与李自成血战到底，杀身成仁。可能到死周遇吉都很奇怪，你不是要去京城吗？我都给你让路了，为何还要跟我过不去？
　　结果这场两败俱伤的大战，让李自成也非常郁闷，他对手下道：“宁武虽破，受创已深。自此达京，尚有大同兵十万，宣府兵十万，居庸兵二十万，阳和等镇兵合二十万。尽如宁武，讵有孑遗哉！不若回陕休息，另走他途。”
　　一路顺风顺水的李自成在此小隘挫伤了锐气，他不知道之后的宣大精兵还要造成多大的麻烦。进退之间，李自成打起了退堂鼓。
　　就在李自成决定“刻期班师”的时候，一只蝴蝶扇动了翅膀，历史走到了三岔路口，“更深，忽有大同总兵姜瓖差人送降表至，贼甚喜，设宴厚款。甫坐定，而宣府总兵王通亦至，且以百骑来迎。贼谬谓天与，优答二镇，豫加封爵，一意长驱。”
　　天上掉馅饼了，宣大两位总兵竟然同时送来降表，本来已经丧失了信心的李自成也许觉得这是上天的赐予，天与弗取，必受其咎。
　　姜王二人的迎降，是李闯进京的第一双蝴蝶翅膀，历史稍微偏离了轨道。李自成在这条通往北京的路上，无论如何都要硬着头皮继续走下去。

李自成一直缺钱花

　　1644年的春天，走过一条乡村到城市的路，正在宁武关到大同路上的李自成，心情十分忐忑，因为他正在奔向一个未知的前程，虽然定鼎天下的诱惑实在太大，但自己有没有那么大的胃口吞下它呢？
　　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农民军攻入潼关，占领了西安，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李自成在西安建立了政权，经过十几年的奋战，他终于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同时，李自成为笼络民心，宣布“闯王来了不纳粮”，所占之地三年免征。
　　但是，打仗打的就是钱粮，农民军总要吃饭，不纳粮能怎么办？早期是抢，到一地抢一地，如蝗虫过境，不管好坏抢光杀光。
　　后来要争天下了，不抢普通百姓就抢宗藩官员的。比如崇祯十四年攻下洛阳，李自成就在福王王府中抢了上百万的钱粮，并且开仓赈民，收拾民心。
　　进入西安后，李自成的兵马已经号称百万之巨，虽然多有夸张，但需要巨额钱粮却是肯定的。
　　因此一到西安，李闯的军队就变着法儿搞钱，“贼大宴关中缙绅，出秦府金银器皿分与之，谓曰：‘饷乏，公等皆墨吏多金，宜各出之以助军需。’且令左右露刃胁之。皆战栗署诺惟谨。”
　　“责渭南南氏饷一百六十万，礼部尚书南企仲遇害，南家的儿子侄子都被炮烙而死。”
　　不仅向官员索饷，还以大钱换银的方式应付开支。在西安，农民军“铸大钱直白金一两，次当十钱，当五钱。平物价。”也就是说铸造大的铜钱能低白银一两，以这种手段平抑物价。
　　众所周知，对付通货膨胀的一种方法就是更换货币。但问题在于，陕西连年干旱，物资短缺，即使以铜钱抵银两也没法真正平抑物价。农民军不仅要养手下的兵将，还要用银招降各地守军，如招降榆林守军就用银五万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