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鲁迅博物馆藏有一页《山野掇拾》封面水彩画印刷品，封面有些许泛黄，由于有作者孙福熙本人的签名，故显得很珍贵，画名为《扣动心弦深处》。此件文物是民国时期著名画家孙福熙的作品，靠近册页左上角处有孙福熙亲笔签名：“豫材先生教正 学生孙福熙”，画面的右上角有孙福熙的一行行书，钤印“SUN”，粗白文。画面如作者在书中的描述，“曲折起伏的山径，夹在岩壁间，十分静寂间表示严肃。太阳由左边的岩顶上透射而下，使岩石、矮树、山径以至于石隙间的苔藓，都融合成一气……”
　　孙福熙（1898—1962），中国现代作家、画家。字春苔，鲁迅经常以“春台”这两个字称呼他，笔名丁一，浙江绍兴人。孙福熙是鲁迅的老乡，他的哥哥孙伏园与鲁迅有很深的交情，是鲁迅的学生，孙福熙于1919年通过孙伏园与鲁迅相识。孙福熙很有艺术细胞，对绘画也别有兴趣，1920年，有幸被蔡元培推荐到法国勤工俭学，后又在法学习绘画和雕塑。1925年回国，1928年到杭州任国立西湖艺术学院教授。在此期间，创办过美术刊物，《艺风》就是其中一种，同时开办了很多展览会，在美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1930年，再去法國学习，在巴黎大学学习文艺理论。学习期间还翻译了《法国路易十四时期的建筑风格和装饰艺术》，近二十卷。1931年归国后，续任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教授。1934年至1937年，先后在上海、南京、广州、北京等地举办全国性美展。抗日战争爆发后，孙福熙回到故乡绍兴，分别在稽山中学，孑民艺术学校任教，培养了不少美术人才。抗日战争胜利后，分别在浙江大学、中山大学任教。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8月至1951年8月，由陈毅介绍去上海中学任校长、上海市教育研究会主席，并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51年参加上海市第一次文代会，调任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次年，加入全国文艺工作者协会。1954年加入中国美术家协会。
　　1919年，鲁迅与孙福熙就在北京有了交往，据鲁迅日记记载，1919年11月9日“上午孙伏园，春台来”，这是孙福熙在鲁迅日记中第一次出现，我们基本可以认定为这是他与鲁迅的初次见面。“孙福熙”在鲁迅日记中共出现过80多次，来往书信也很多，交往甚密。据《鲁迅日记》统计，二人的通信有数十封，其中孙福熙写给鲁迅的信有三十封，鲁迅写给孙福熙的信有十六封，可惜这些信件现已不存，所以，当时二者交谈了什么内容无从知道，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鲁迅先生的人格魅力和家国情怀对孙福熙有很深的影响。以上日记中提到的孙伏园是孙福熙的兄长，当时孙伏园是鲁迅的学生，担任《晨报副刊》的编辑，闻名中外的《阿Q正传》就是此人催生出来的，可以说没有孙伏园，也许就不会有《阿Q正传》这篇不朽的伟大作品诞生。
　　1920年，孙福熙到法国进修，学习绘画和文艺理论。1925年，孙福熙从法国回国后，主要从事创作。1925—1927年，是孙福熙的创作高峰期，这期间，陆续创作了《山野掇拾》《归航》《大西洋之滨》《北京乎》等多部作品，这些作品都曾请鲁迅审稿、校订，在鲁迅的帮助下出版发行。可以说孙福熙是鲁迅很欣赏的青年画家，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小约翰》等著译的封面、封面画及插图均为孙福熙所设计、绘制。设计很具艺术特色，形式清奇，意义深刻，给人以干净温暖、浓浓的古典气息。孙福熙可以被称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富于个性的书籍装帧艺术家，也被鲁迅推崇。鲁迅通信中多次提到如果采用画家的画作为封面的话，“一定要印上画家的名字”，这一举动不仅体现了鲁迅对画家的尊重，也从另外一个方面看出鲁迅是一位尊重事实、做事相当严谨的一个人。
　　《山野掇拾》是孙福熙的第一本散文集，写于留学法国期间，是一部关于法国风景、民俗的游记。孙福熙的散文因描写细腻、观察入微，被当时文人圈称为“细磨细琢的春台”。著名的散文家苏雪林曾赞美孙福熙的散文：“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涧，如沦如漾，如珠玉之辉，如鸿鹄之名而入寥廓;其于人也，漻乎其如叹，邈乎其如有思，暖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以此形容孙福熙的散文格调淡雅，意境高远。鲁迅藏有两本初版本，其中一本的扉页上有孙福熙的题字——“豫材先生：当我要颓唐时，常常直接或间接从你的语言文字的教训得到鞭策，使我振作起来;这次，你欲付印‘山野掇拾’也无非藉此鼓励我罢了。我不敢使你失望，不得不从新做起;而我没有时候再来说这书中的缺点了”。这段题在《山野掇拾》扉页上的文字，感激之情，溢于笔端，也间接看出了鲁迅对青年的那份爱，是真挚的，深沉的。鲁迅先生一生都是爱着青年，为他们付出太多的心血，在使他们成才的路上，可谓竭尽全力。这段孙福熙的感人留言，既能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鲁迅的侧面，也能让我们对鲁迅先生的内心有一个新的理解。这幅作为《山野掇拾》封面画的《扣动心弦深处》，就题目而言，有一种诗和音乐的美，作品的艺术水平相当高超，中西融合的技法，中国画的布局构图，造型准确，线条流畅。中国传统水墨融合西洋水彩的画法，诗与音乐一般的画面，配色讲究，浓淡相宜，看后让人动容。
　　1927年，鲁迅定居上海后，他们之间的联系明显减少。鲁迅在1927年7月28日写给川岛的信中表示了他的困惑：“小峰和春台之战，究竟是如何的内情，我至今还不了然;即伏园与北新之关系，我也不了然。我想，小and春之间，当尚有一层中间之隔膜兼刺戟品;不然，不至于如此。我以为这很可惜，然而已经无可补救了。至于春台之出而为叭儿辈效力，我也觉得不太好，何至于有深仇重怨到这样呢？”鲁迅对孙福熙的行为有了越来越多的不理解，明显感觉得到鲁迅对孙福熙的态度有了隔膜，这一年的12月3日鲁迅记到“收春台所赠《贡献》一束”。《贡献》是孙氏兄弟所办的国民党改组派刊物。鲁迅对它很不满意。鲁迅和孙福熙关系的淡漠，此事也许是因素之一吧！1928年6月24日，《鲁迅日记》出现了“晚得春台信，其字甚大”这样带有明显感情色彩的字样。这一年日记提到春台仅有三次，一次是在3月，鲁迅将刚出版的，由孙福熙设计封面的《小约翰》寄给他，另外两次是记录收到了孙福熙的来信，但未见有回信的记录。一直到1929年3月20日，鲁迅日记和书信中再没有记载过孙福熙。1929年3月22日，鲁迅在致李霁野信：“《小约翰》二版大约还未卖完罢。倘要三版时，望通知我，我要换一张封面画。”《小约翰》初版和二版的封面由孙福熙作，本年5月《小约翰》再版时，鲁迅重新设计了封面，采用了勃仑斯的《妖精与小鸟》作封面图案并自题书名。
　　鲁迅与孙福熙的早期交往中，从鲁迅所藏文物中看，还藏有孙福熙送给他的《菊花》图，《埃菲尔铁塔》明信片。这些都是二人来往见证。孙福熙在从认识鲁迅直到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近20年间，受到鲁迅的优厚培养，孙福熙曾这样回忆自己的恩师：“鲁迅是人道主义者，他想尽量的爱人……”，鲁迅先生对青年能够“以血输人，忘我相救”。鲁迅去世后的第三天，孙福熙与其兄孙伏园一起来到北平鲁迅的住所祭拜先生，证明了他们对鲁迅一向的敬重。
　　孙福熙赠鲁迅的画《扣人心弦深处》，现仍挂在北京西三条鲁迅故居“老虎尾巴”的西墙上。上属“豫材先生教正 学生孙福熙”。
　　（作者单位：北京鲁迅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