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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或者那里，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总是遇到古老的咖啡，在我的旅途上。旅途漫漫，渐渐，咖啡的历史就在那些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咖啡馆里，那些撒着砂糖末子的咖啡桌子和喝光了的咖啡、留下褐色杯底的咖啡杯子串联起来，渐渐汇成历史。
因旅行去了欧洲、美洲、亚洲，甚至大洋洲和北极，但我一直没去非洲。只有常年旅行，才能有一天能坐下来，为自己进出过的那些咖啡馆做一张历史图表，像我的世界史老师在黑板上做的那样。
2013年9月，伊斯坦布尔的酷暑刚过去不久，我在去佩拉饭店的路上。
在解放大道上，穿过一些19世纪欧洲式的大房子，底楼开着商店，马路中间有红色的有轨电车缓慢沉重地开过，就好像描写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欧洲城市的电影一样，当年阿加莎·克里斯蒂在佩拉饭店写《东方快车谋杀案》时，所见大约也是同样的街景。在起伏的街道上，马拉塔高塔附近，充满了各种小咖啡馆，这里终究是咖啡摆脱药用，成为令人欢愉的饮料的发源地。
16世纪的土耳其咖啡馆从两个叙利亚人手里开始，那时并不叫咖啡馆，而被人称为读书房，它提供两样东西：咖啡与书籍，人们去咖啡馆，为了读书和讨论学问，所以那个时代的咖啡，被奥斯曼人称为“思想家的牛奶”。咖啡馆是个郑重庄严的公共场所，神秘的咖啡豆在这里过渡为咖啡馆里的灵魂。
土耳其咖啡已经活了5个世纪，如今全世界都喝过滤咖啡，欧洲在咖啡里放牛奶，亚洲在咖啡里放肉桂和茶末，但土耳其仍旧坚持喝带渣的咖啡，用专门的小铜盅连渣煮开，也不肯用牛奶弄脏咖啡，这在意大利被称为玛奇朵咖啡——奥斯曼帝国如今已经分成了四十多个独立国家，而留下的土耳其仍努力做一个咖啡原貌主义者。
2002年暮春在马来西亚的槟城，张弼士故居的蓝墙外，午后，浅蓝色的天空里滚下一声雷，然后就下起大雨。我就近去了一家咖啡店，它在屋檐下放着藤桌椅。地不平，桌子总是晃，但雨水的气味很好闻，还有咖啡。融汇在潮湿的南洋雷雨气味里的，是一股好像太妃糖般的软厚甜味。
在那里我喝到一杯浓香却柔和的白咖啡，比起炭烧咖啡的暴烈，白咖啡的温厚让人体会到亚洲人清淡又真纯如孩子般的口味。17世纪，从也门航海而来的荷兰船长，将一株咖啡树苗一起带到与马来亚邻近的印度尼西亚。这是一棵负有使命的咖啡树苗，它活着来到亚洲。我放在咖啡桌上的照相机里，还留着教堂旁边墓地的照片。石头墓碑上长满青苔。而马来西亚的白咖啡已是亚洲最好喝的咖啡。
1996年暮春在维也纳，这次是在皇宫外面的中央咖啡馆，奥匈帝国的旧时心脏。这是个老咖啡馆，在奥匈帝国的末年就已经著名。但究竟不是当年那个到过伊斯坦布尔的波兰人开的咖啡馆，那消失了的，做带渣黑咖啡的小店，才是维也纳的第一家咖啡馆。
现在，中央咖啡馆墙上的咖啡单子上还留着一战前老口味的米朗琪咖啡，一种过滤了咖啡渣的不加糖咖啡。如今这已是能寻到的维也纳咖啡传统了。
1997年暮春在巴黎，真的还是暮春时分，早晨在卢森堡公园旁边的小咖啡馆里喝了早晨第一杯咖啡，去花神咖啡馆喝第二杯咖啡。作为1982年毕业的中文系学生，去萨特和波伏娃以及杜拉斯和加缪出没的咖啡馆去朝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如果在90年代的巴黎旅行中不去那里，对80年代的中国文科学生来说，是一种不可思议，也是一种身份识别的问题。接着，一定还要去丁香园咖啡馆，在那里回忆一下《海明威回忆录》，“巴黎，流动的盛宴”，或者按照《爱伦堡回忆录》的线索寻找俄国流亡者们聚集的咖啡馆。在18世纪以后，奥斯曼帝国的饮品终于以“伊斯兰酒”的名头传到马赛和威尼斯。
此后，法国咖啡与意大利咖啡，成为欧洲的咖啡正典。
是谁将咖啡馆开到了巴黎，现在已经无从知晓，但奥斯曼咖啡馆里那种激荡思想，自由追逐精神世界的特殊气氛，却一丝不苟地再现于巴黎的咖啡馆。20年代，当伊斯坦布尔的咖啡馆里的书渐渐少了，人们开始紧抿双唇抽印度水烟，巴黎咖啡馆成了世界各国哲学家，作家和画家以及革命者们的精神家园。
其实我的身体不能承受3杯咖啡，从丁香园出来，走在大街上，我的身体奇异地飘浮着，好像一朵云，就好像喝醉酒一样。我醉咖啡因了。
2011年暮春在哥斯达黎加的热带雨林里。不知道为什么想起我的咖啡，总是暮春时分在世界的某个角落里。
越野车在山路上颠簸着，绿色浓密的山谷坡地上，能看到消瘦的白色公牛就像马尔克斯描写的那样，一动不动地望着远方沉思。有时能在一棵史前的针叶树的树干上，看见一块去咖啡农场的指示牌。中美洲最好的咖啡就在那些指示牌后面的山谷里生长着。18世纪，有一粒咖啡豆，被一位殖民地的夫人当作礼物赠送给一位远洋的商人，这粒豆子被带来美洲，就生根发芽。我在圣何塞时住的酒店走廊里，就装饰着咖啡农场的旧照片，和从前用来装咖啡豆的麻袋。
那是香味非常浓烈干爽的咖啡豆，极酸，明亮如刀。鼻子喜欢，舌头也喜欢，不过下面的胃却唯唯诺诺地害怕。
1998年深秋，汉堡已经下雪了，但在威尼斯，中午在太阳下穿一件单衣正好。圣马可广场上总是游人如织，鸽子在人们头顶上摇摇欲坠地飞着，在太阳下连圣马可广场也显得结实和真实起来，不像雨中那样脆弱。佛洛里昂咖啡馆里面空荡荡的，因为人们都在外面享受一年中最后的阳光去了，只有像我这样的旅行者才宁可坐在里面。
这是1720年开张的老店堂了，墙上镀金的镜框早已有一块块的污斑，镜子后面的水银也开始谢了，但是这些都在这里变成了资本，这样才能证明它是威尼斯最早的咖啡馆之一，商人们从奥斯曼帝国带回来了咖啡这样东西，开了一间叫BOTTEGADEL的咖啡馆。和维也纳的情形有点不同，在维也纳，大家知道店主是波兰人，不知道店名，现在这间咖啡馆已经不知去向。而佛洛里昂还在，拉斐尔都来过，歌德坐在这里改小说也是佳話。即使是商人开的咖啡馆，君子们也会来寻找他们的精神牛奶。
我要了一杯“被牛奶弄脏的咖啡”。说实话，真的不好喝，比起我住的小酒店早餐时的咖啡，可以说有云泥之别。玻璃上的阳光反射进来，店堂有一种奇异的明亮和阴凉。这样的店堂里还有一对年轻人一边不停地照相，一边轻声用日语交谈着。我在用中文写一张寄回上海的明信片。有人站在门口探头探脑，一边说着西班牙语，南美的西班牙语，但打量了一下，最后还是决定到外面去坐了。
2013年初夏在都柏林，布鲁姆日的第二天傍晚，我跟着一个也叫诺拉的女演员走过爱尔兰银行灰色的大楼，在三一学院的外墙过了马路，向公爵街走去。她此刻是老城的酒馆与文学的步行访问的向导，在三一学院的院子里，她朗读了一小段王尔德的喜剧片段。
在爱尔兰我不怎么喝爱尔兰咖啡，对我来说里面兑的酒太多了，百利酒又太甜。
这时我看见一家开在底楼的美国星巴克咖啡馆。现在真是个美国的世纪，欧洲各处都是星巴克，维也纳、巴黎、马德里以及伦敦，居然在伊斯坦布尔也是有的。四处能看到人们就着只白色的厚纸杯，边走边喝一口热咖啡。
我不喜欢边走边喝咖啡，这对咖啡的香来说太匆忙了，不能好好闻，浪费了鼻子。我也不喜欢喝防漏纸杯里的咖啡，因为里面有股融化了的化学胶水味道，浪费了舌头。我当然也不喜欢握着一只纸杯健步如飞的美国形象，好像个跑街的，自己还蛮得意。
这个世纪的咖啡，终于被美国的快餐咖啡引导着离开咖啡馆，重归也门时代的饮料，但失去了它在也门的神秘。
（摘自浙江文艺出版社《咖啡苦不苦》）
因旅行去了欧洲、美洲、亚洲，甚至大洋洲和北极，但我一直没去非洲。只有常年旅行，才能有一天能坐下来，为自己进出过的那些咖啡馆做一张历史图表，像我的世界史老师在黑板上做的那样。
2013年9月，伊斯坦布尔的酷暑刚过去不久，我在去佩拉饭店的路上。
在解放大道上，穿过一些19世纪欧洲式的大房子，底楼开着商店，马路中间有红色的有轨电车缓慢沉重地开过，就好像描写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欧洲城市的电影一样，当年阿加莎·克里斯蒂在佩拉饭店写《东方快车谋杀案》时，所见大约也是同样的街景。在起伏的街道上，马拉塔高塔附近，充满了各种小咖啡馆，这里终究是咖啡摆脱药用，成为令人欢愉的饮料的发源地。
16世纪的土耳其咖啡馆从两个叙利亚人手里开始，那时并不叫咖啡馆，而被人称为读书房，它提供两样东西：咖啡与书籍，人们去咖啡馆，为了读书和讨论学问，所以那个时代的咖啡，被奥斯曼人称为“思想家的牛奶”。咖啡馆是个郑重庄严的公共场所，神秘的咖啡豆在这里过渡为咖啡馆里的灵魂。
土耳其咖啡已经活了5个世纪，如今全世界都喝过滤咖啡，欧洲在咖啡里放牛奶，亚洲在咖啡里放肉桂和茶末，但土耳其仍旧坚持喝带渣的咖啡，用专门的小铜盅连渣煮开，也不肯用牛奶弄脏咖啡，这在意大利被称为玛奇朵咖啡——奥斯曼帝国如今已经分成了四十多个独立国家，而留下的土耳其仍努力做一个咖啡原貌主义者。
2002年暮春在马来西亚的槟城，张弼士故居的蓝墙外，午后，浅蓝色的天空里滚下一声雷，然后就下起大雨。我就近去了一家咖啡店，它在屋檐下放着藤桌椅。地不平，桌子总是晃，但雨水的气味很好闻，还有咖啡。融汇在潮湿的南洋雷雨气味里的，是一股好像太妃糖般的软厚甜味。
在那里我喝到一杯浓香却柔和的白咖啡，比起炭烧咖啡的暴烈，白咖啡的温厚让人体会到亚洲人清淡又真纯如孩子般的口味。17世纪，从也门航海而来的荷兰船长，将一株咖啡树苗一起带到与马来亚邻近的印度尼西亚。这是一棵负有使命的咖啡树苗，它活着来到亚洲。我放在咖啡桌上的照相机里，还留着教堂旁边墓地的照片。石头墓碑上长满青苔。而马来西亚的白咖啡已是亚洲最好喝的咖啡。
1996年暮春在维也纳，这次是在皇宫外面的中央咖啡馆，奥匈帝国的旧时心脏。这是个老咖啡馆，在奥匈帝国的末年就已经著名。但究竟不是当年那个到过伊斯坦布尔的波兰人开的咖啡馆，那消失了的，做带渣黑咖啡的小店，才是维也纳的第一家咖啡馆。
现在，中央咖啡馆墙上的咖啡单子上还留着一战前老口味的米朗琪咖啡，一种过滤了咖啡渣的不加糖咖啡。如今这已是能寻到的维也纳咖啡传统了。
1997年暮春在巴黎，真的还是暮春时分，早晨在卢森堡公园旁边的小咖啡馆里喝了早晨第一杯咖啡，去花神咖啡馆喝第二杯咖啡。作为1982年毕业的中文系学生，去萨特和波伏娃以及杜拉斯和加缪出没的咖啡馆去朝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如果在90年代的巴黎旅行中不去那里，对80年代的中国文科学生来说，是一种不可思议，也是一种身份识别的问题。接着，一定还要去丁香园咖啡馆，在那里回忆一下《海明威回忆录》，“巴黎，流动的盛宴”，或者按照《爱伦堡回忆录》的线索寻找俄国流亡者们聚集的咖啡馆。在18世纪以后，奥斯曼帝国的饮品终于以“伊斯兰酒”的名头传到马赛和威尼斯。
此后，法国咖啡与意大利咖啡，成为欧洲的咖啡正典。
是谁将咖啡馆开到了巴黎，现在已经无从知晓，但奥斯曼咖啡馆里那种激荡思想，自由追逐精神世界的特殊气氛，却一丝不苟地再现于巴黎的咖啡馆。20年代，当伊斯坦布尔的咖啡馆里的书渐渐少了，人们开始紧抿双唇抽印度水烟，巴黎咖啡馆成了世界各国哲学家，作家和画家以及革命者们的精神家园。
其实我的身体不能承受3杯咖啡，从丁香园出来，走在大街上，我的身体奇异地飘浮着，好像一朵云，就好像喝醉酒一样。我醉咖啡因了。
2011年暮春在哥斯达黎加的热带雨林里。不知道为什么想起我的咖啡，总是暮春时分在世界的某个角落里。
越野车在山路上颠簸着，绿色浓密的山谷坡地上，能看到消瘦的白色公牛就像马尔克斯描写的那样，一动不动地望着远方沉思。有时能在一棵史前的针叶树的树干上，看见一块去咖啡农场的指示牌。中美洲最好的咖啡就在那些指示牌后面的山谷里生长着。18世纪，有一粒咖啡豆，被一位殖民地的夫人当作礼物赠送给一位远洋的商人，这粒豆子被带来美洲，就生根发芽。我在圣何塞时住的酒店走廊里，就装饰着咖啡农场的旧照片，和从前用来装咖啡豆的麻袋。
那是香味非常浓烈干爽的咖啡豆，极酸，明亮如刀。鼻子喜欢，舌头也喜欢，不过下面的胃却唯唯诺诺地害怕。
1998年深秋，汉堡已经下雪了，但在威尼斯，中午在太阳下穿一件单衣正好。圣马可广场上总是游人如织，鸽子在人们头顶上摇摇欲坠地飞着，在太阳下连圣马可广场也显得结实和真实起来，不像雨中那样脆弱。佛洛里昂咖啡馆里面空荡荡的，因为人们都在外面享受一年中最后的阳光去了，只有像我这样的旅行者才宁可坐在里面。
这是1720年开张的老店堂了，墙上镀金的镜框早已有一块块的污斑，镜子后面的水银也开始谢了，但是这些都在这里变成了资本，这样才能证明它是威尼斯最早的咖啡馆之一，商人们从奥斯曼帝国带回来了咖啡这样东西，开了一间叫BOTTEGADEL的咖啡馆。和维也纳的情形有点不同，在维也纳，大家知道店主是波兰人，不知道店名，现在这间咖啡馆已经不知去向。而佛洛里昂还在，拉斐尔都来过，歌德坐在这里改小说也是佳話。即使是商人开的咖啡馆，君子们也会来寻找他们的精神牛奶。
我要了一杯“被牛奶弄脏的咖啡”。说实话，真的不好喝，比起我住的小酒店早餐时的咖啡，可以说有云泥之别。玻璃上的阳光反射进来，店堂有一种奇异的明亮和阴凉。这样的店堂里还有一对年轻人一边不停地照相，一边轻声用日语交谈着。我在用中文写一张寄回上海的明信片。有人站在门口探头探脑，一边说着西班牙语，南美的西班牙语，但打量了一下，最后还是决定到外面去坐了。
2013年初夏在都柏林，布鲁姆日的第二天傍晚，我跟着一个也叫诺拉的女演员走过爱尔兰银行灰色的大楼，在三一学院的外墙过了马路，向公爵街走去。她此刻是老城的酒馆与文学的步行访问的向导，在三一学院的院子里，她朗读了一小段王尔德的喜剧片段。
在爱尔兰我不怎么喝爱尔兰咖啡，对我来说里面兑的酒太多了，百利酒又太甜。
这时我看见一家开在底楼的美国星巴克咖啡馆。现在真是个美国的世纪，欧洲各处都是星巴克，维也纳、巴黎、马德里以及伦敦，居然在伊斯坦布尔也是有的。四处能看到人们就着只白色的厚纸杯，边走边喝一口热咖啡。
我不喜欢边走边喝咖啡，这对咖啡的香来说太匆忙了，不能好好闻，浪费了鼻子。我也不喜欢喝防漏纸杯里的咖啡，因为里面有股融化了的化学胶水味道，浪费了舌头。我当然也不喜欢握着一只纸杯健步如飞的美国形象，好像个跑街的，自己还蛮得意。
这个世纪的咖啡，终于被美国的快餐咖啡引导着离开咖啡馆，重归也门时代的饮料，但失去了它在也门的神秘。
（摘自浙江文艺出版社《咖啡苦不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