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又开始了一轮关于“农民工”改名的讨论，起因是深圳市人社局2021年9月17日答复人大代表提出的“倡导媒体在宣传上，不使用‘农民工’等歧视性语言”建议中称，“我市虽不能要求本地媒体不使用‘农民工’表述，但也将结合深圳实际，引导新闻媒体多使用‘来深建设者’表述。”
　　其实，类似讨论并不新鲜，几乎隔几年就来一波。有案可稽的是，2007年全国两会，时任广东省作协副主席吕雷提交了取消“农民工”这个称谓，把他们统一称为“工人”的建议；2008年全国两会，全国人大代表王填认为“农民工”这一称呼不合时宜，应该取消；2012年1月，8位律师、学者向国务院寄出《公民建议书》，认为“农民工”称谓存在歧视成分，应在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政府行文中变更此称谓。
　　主流舆论肯关注这个群体是好事。只是，多年来很多人把精力放在改名上，也不免让人纳闷，称谓问题真的那么重要，非得动用那么多社会资源紧盯不放吗？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定名”“名分”，说什么“一名之立，旬日踟蹰”，确实有一定道理，举凡“名”的后面，一定对应相应的“实”。一旦名实相符，也算是一种责权利的确定吧。
　　只是，在“农民工”问题上，却没那么简单。以为取一个好听的名字，就能获得相应的薪酬待遇，只能说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刻薄点说，这样的想法，除了能够满足一些人内心中的道德感、道德洁癖之外，并无任何价值。
　　农民工每天怎样生活，改成“建设者”或者“新产业工人”之后，依然怎样生活，并无任何质的改变。而这个社会，也不会因为少了“农民工”，多了些高大上的称谓而增加更多福利。甚至可以这样理解，因为从媒体报道上看不到了“农民工”，我们甚至会放下心中的痛，不必再为讨薪、跳楼、加班、病痛等这些问题闹心。
　　为了避免立论武断，我曾专门询问了一些农民工，对于叫啥名，他们甚至都不愿意跟我多聊。大概是从2000年前后，我和同事就开始年年做农民工讨薪的报道。通常的做法，寒风起，第一场雪之后，我们的报道就会启动。每一年，我们都会困扰于那一团团缠绕着的愤怒情绪。我们当然能感知到国家对这个问题的重视，但我们也体会到农民工处境改变的艰难。
　　当你在寒风中跟着一帮农民工找了一个星期的老板，仍毫无结果时，你觉得，纠结于叫“农民工”还是“建设者”很重要吗？
　　其实，从国家层面看，“农民工”早已约定俗成，并进入法律条文。2006年1月18日，《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出台；2014年9月，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的意见》；2020年1月7日，国务院发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于2020年5月1日起施行……
　　既然“农民工”这个词在当下已经定型，显然没有再折腾的必要了。
　　与提高农民工待遇，保障农民工按时足额获得工资，消除对农民进城务工的歧视性规定和体制性障碍，有序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等这些宏大目标相比，改名确实是最省力气的那一种，但不能因为这个事而忽略和遮蔽了真问题。
　　与其在称谓上打转转，不如切实降低城市门槛，扎实推进农民工就地转化为新市民。我们的城市管理者应该把力气用在创造更多灵活就业机会、增进社会保障、完善公共服务等事情上，而不是一味搞形象工程，驅逐低端人口如农民工等。
　　改革就该聚焦那些深水区的真问题，不然，总是在讨论农民工叫啥好，实在让人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