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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运用系统思维、战略思维、改革思维等精心谋划的重大战略选择。从新发展理念的确定，到新发展阶段的判断，再到构建新发展格局，标志着十九大确定的大战略臻于成熟。从大战略形成的内在逻辑，重点分析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基础以及为什么在新发展阶段必须构建新发展格局两大理论问题，提出开好局起好步的关键是加快系统集成与改革创新，从供给与需求两方面着力疏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淤点”“堵点”，整体性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与效率。
关键词：新发展格局;大战略;国内大循环;系统集成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5381（2021）01 - 0005 - 10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个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提出来的，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1]4它是为实现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确定的大战略的“纲”与“眼”。从新发展理念的确定，到新发展阶段的判断，再到构建新发展格局，标志着十九大确定的大战略臻于成熟。“十四五”时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起步期、关键期。“十四五”时期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坚持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结合，从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着手，着力提高供给与需求的质量与水平，提高国家整体创新能力和形成强大内需市场。
一、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基础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习近平总书记科学运用系统思维、战略思维、改革思维等高瞻远瞩地谋划我国新发展阶段经济发展大战略的重大创新成果，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大战略理论基础
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它是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十九大确定的我国经济发展战略、路径作出的重大调整完善，[2]标志着十九大确定的大战略臻于成熟。
现代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需要一系列重大变革（有时是激进的，更多是渐进累积式的）。推进这一变革除了技术变革和外部环境外，最重要的就是确定和实施国家整体大战略。从落后走向发达，并不是一种必然或轻巧的过程，相反，却充满痛苦，受尽磨难，确定大战略、实践大战略并不断地做出战略转换，才能达到成功的彼岸。中国共产党一百年的历史表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现代化的伟大目标，战略是决定性因素，每一个时代或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有一个大战略。大战略选择是否具有高瞻远瞩及符合实际与发展趋势，是成败的关键。传统战略学更多的是讲军事战略，而经济发展战略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后逐步成为战略学的中心，从德国的国家工业化模式到日本的明治维新，再到战后各国的战略规划，无不体现了战略在推进国家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大战略”一词由美国战略专家約翰·刘易斯·加迪斯提出，所谓“大战略”就是无限远大的抱负与必然有限的能力之间的结合，或者讲使手段与目标协调一致的途径或方式，当目标超出了你的能力时，要及时调整目标使之与能力相一致，而随着能力的不断提升，要不断优化或调整目标。[3]
党的十九大高瞻远瞩地谋划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迈向第二个一百年的战略目标、战略步骤、发展理念、战略手段与一些战略重点等。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4]29
实现这一战略安排应分两步来实现，第一步，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二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步，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与之相应的比较具体的战略目标就是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战略手段则是坚持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供给侧结构改革为主线，推进高质量发展，形成强大的发展新动能和新机制，同时将显著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强大的制度治理效能，为实现新的战略目标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另外，还围绕着实现“一个强国总目标和十二个强国子目标”，提出了七大发展战略，即坚定实施科技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军民融合发展战略。但与过去不同时期的大战略比较，新时代经济发展战略还存在一点不够完整的方面，即缺少一个总体战略思路或实现路径，战略总思想或路径是大战略的核心，起着“画龙点睛”的关键作用，可称之为战略之“魂”或战略之“眼”。如革命战争时期，为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确定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城市，最后取得全国胜利”的战略思路;新中国成立后提出“重工业优先战略”，改革开放后尽管没有准确的表述，实际实施的是国际大循环战略，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主要靠外需（又主要靠加工贸易）引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而进入新发展阶段。《建议》提出的“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5]就是新的战略思路，即新发展阶段大战略之“魂”。由此形成从战略目标与战略步骤的谋划，到理念创新、战略手段的确定，再到战略路径的选择，最后到重大战略举措与政策等，形成了新发展阶段完整的大战略框架。
（二）新经济发展理论基础
构建新发展格局，最重要的经济发展理论基础就是现代经济循环理论，它是对传统“增长-结构”发展与治理框架的重大突破，形成“增长-结构-循环”的新框架。
重视国民经济循环，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突出亮点，它实质上反映了经济发展理论的一个重大创新。我们可以把新发展格局理解为一种新的发展模式，相较于以前的发展模式，它有一个突出特点，即重视经济循环，现代经济发展追求的是整体发展，努力实现经济循环的高水平高效率运行，从宏观经济治理来讲，这更是一个重大的转变与创新。经济循环问题不仅是重要的宏观管理问题，也是重要的长期发展问题，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提高发展的整体性和协调性。为了实现这一个整体发展，就必须着力打通阻碍国民经济循环的各种“堵点”，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形成灵敏有效的正负反馈回路，从而显著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水平。[6]过去的宏观调控强调总量的综合平衡，即供给与需求的平衡，而很少深入到整体循环体系中，生产与需求之间还有流通、分配等重要环节，每个重要环节中又有小循环，类似于人体血液系统中的大动脉、大静脉和毛细血管。总量平衡调节的一个重要原理就是有效需求不足，就扩大需求，有效供给不足，就增加投资，这类似于“和面”的过程，“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目的是使总供给与总需求均衡。但总量平衡管理的一个缺陷是，强调总量增长与总量供需平衡，会使结构问题被掩盖，并长期累积，形成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障碍。此时，我们开始在继续做好总量平衡的同时，强调重视调结构，结果形成“增长-结构”的宏观调控框架，从总量增长调控来讲，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做法是相似的，但重视结构，在总量调控的同时使用大量以优化结构为导向的政策，这又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宏观管理存在较大差异。问题是经济结构问题的解决能不能靠短期相应的政策（可能是需求端，也可能是供给端）来纠正？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来看，“增长-结构”的宏观调控框架仍然存在缺陷。原因很简单，结构性问题可以在总量平衡之下长期存在，其产生的原因不是经济运行周期性波动引起的（如时滞或一般的信息不对称等），其根源是体制机制性障碍。现在我们清楚了这种体制机制障碍，影响的是国民经济循环，国民经济循环不畅或循环质量不高，就会产生大量的结构性问题，并在名义上总量平衡下长期累积，如果仅采取一般性的结构调控措施（有时是大规模的治理整顿），这些问题只会一时缓解，而得不到根本性改善。因此，要真正使“增长-结构”的宏观政策见成效，必须重视国民经济循环问题及其治理，在治标——直接调结构的同时，更加重视治本——破除障碍国民经济循环的体制性机制性障碍，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提高经济循环水平，形成“增长-结构-循环”这一新的宏观调控框架。重视畅通国民经济循环，这是对新发展理论的重大创新，也是宏观调控思路与方式创新在新发展阶段的重大突破。 （三）重要新方法论基础
构建新发展格局，最重要的方法论基础就是将系统思维与战略思维、改革思维相结合，形成独具特色的系统集成发展的思想与方法。所谓系统思维就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与方法对改革发展稳定安全等方面进行整体性谋划、协同性推进。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化、社会、生态等构成一个巨大的社会系统，每一个部分也是次一级的大系统，且不断细分形成越来越小、功能越来越精的小微系统，它们之间通过相生相克的关系形成繁杂的整体。要解决整体改革、发展、稳定、安全等问题，不是从局部利益最大化出发，而是必须着眼于全局，考虑整体系统优化的需要，这就是系统思维，或整体思想。战略思维，也体现了系统思维，它是战略层面的系统思维。所谓战略思维，就是高瞻远瞩、统揽全局，善于把握事物发展总体趋势和方向的能力。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国内国际环境的深刻复杂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战略判断，多次强调在改革和发展的各项工作中要有战略思维。2014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7]战略思维更多地体现为领导者对大局及长远发展的前瞻性谋划及强大的实施能力。或者讲成功的大战略就是科学运用系统思维和战略思维等确定了使战略目标与战略手段有机统一的路径或方法。改革思维的核心就是各级党政部门和各级领导，坚持问题导向，把从根子上解决各种发展难题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方法论，改革思维指导下的改革办法，解决的是本源问题，而不是表面文章，一时的应急举措，或一些缓解矛盾和问题的小窍门，它就是人们通常讲的治本之策。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不仅要通过深化重点领域改革着力打通各系统的循环，还要用好系统集成、战略集成方法，使新发展格局中的各部分有机整合，实现整体高质量发展。首先，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既强调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又强调要推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发挥双循环合力，不能在封闭条件下搞现代化，要求在更加开放安全的条件下实现国家现代化。循环思维就是系统思维，解决经济循环问题，就是注重系统集成，整体上解决发展的各种障碍、短板与瓶颈。其次，在实施具体战略时，强调要做好战略集成。如在《建议》第三部分“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中，总体要求是要“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这个核心任务，必须“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5]创新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实施的各项战略必须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用系统整体的方法来推进，决定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最主要的因素是科技教育水平、人才和创新机制政策等，所以《建议》强调要大幅提高国家整体创新能力，必须发挥三大战略的合力，单一战略难以实现这一整体性目标。再比如，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部分，也强调三个区域战略（坚持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共同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再次，在加快建设现代产业体系、促进产业链现代化的部分，则十分强调要推进多方面深度融合发展，不能单兵作战，这是系统思维与系统集成方法的最直接运用。如提出“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同各产业深度融合，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构建一批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结构合理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引擎”;“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加快推进服务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5]
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现实依据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习近平总书记根据我国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发展条件变化而作出的重大战略抉择。制定和实施重大战略规划，一直是我们党领导和管理经济，并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重要法宝。在新发展阶段，为应对重大挑战，把握重大机遇，必须战略先行、规划先行，而制定出科学的战略与规划，必须对我国当今所处的发展阶段、环境、条件的变化作出准确判断，并确定重大的战略思路。准确识变，是制定重大战略的基本功。只有深刻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特征、发展环境变化和发展条件变化，作出准确的内外形势和发展趋势的判断，才能高瞻远瞩地制定出应对各种挑战和机遇的重大战略规划。
（一）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依据我国发展阶段变化而作出的主动战略选择
党的十八大以来，基于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党中央及时作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战略性思路，按照“三去一降一补”和“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推进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效改善了供求关系。[2]党的十九大又作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4]30的重大判断，“十四五”规划则第一次明确将高质量发展作为中长期规划的主题，并强调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
首先，高质量发展是新发展阶段的最基本特征，也是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必经之路。新发展阶段，只有推进高质量发展、建设创新驱动型经济，才能根本扭转经济报酬递减规律的约束。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及资源环境的约束增强，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已走到了尽头，经济报酬持续递减是其主要表现，要想在新发展阶段保持经济持续发展，既要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又要实现高质量高效益的增长，那么维持原有的粗放式发展方式，必然导致经济长期低迷、各种矛盾凸现。另一方面，人类经济发展史表明，要避免出现这一局面或改变这一严峻形势，唯一的办法就是改变发展方式，推进高质量发展，使“报酬递减”转变为“报酬递增”。总之，在新发展阶段，要保持经济持续发展，没有捷径可走，只有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才能既遏制经济增速下滑，同时还能避免各种负效应、风险的累积而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新发展阶段必须推进高質量发展，是对先发国家现代化发展规律的总结而作出的重大战略选择，是避免新兴工业化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唯一出路。 其次，推进和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才能解决制约高质量发展的诸多障碍。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仍然艰巨，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生态环保任重道远，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社会治理还有弱项。”[5]概括地说，就是面临两大战略性问题。一是动力问题，即高质量发展需要创新驱动和高质量需求驱动，而当前我国创新动力和需求动力都存在不足。二是结构性矛盾突出，制约我国经济整体或综合效率。产生以上两大问题的主要原因又是存在不少体制机制性障碍，导致国民经济循环面临多重“堵点”，影响供给质量与需求优势的发挥。构建新发展格局，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两大转变，即经济增长动力由“内循环为主、外需驱动”转为“内循环为主、内需驱动”，不仅主要依靠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驱动经济增长，而且把着力点放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提高经济运行的整体效率上。动力问题和循环问题（结构问题）解决了，高质量发展的问题就解决了。因此，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破解高质量发展难题的重大战略安排，只有构建了高水平的新发展格局，高质量发展目标才能真正实现。
再次，推进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新发展格局，关键在于实现国民经济高质量高水平的循环，即着力提升供给体系的创新力和关联性，解决各类“卡脖子”和瓶颈问题，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发挥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而做到这一点，必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是要以实现国民经济体系高水平的完整性为目标，突出重点，抓住主要矛盾，着力打通“堵点”，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实现供求动态均衡。
（二）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应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变化而作出的重大战略举措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动荡变革期和新一轮科技革命，正是当前国际环境发生深刻变革的三个关键性力量。这些变化既是巨大的挑战，更是前所未有的机遇。新的变局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有关，即“因我而变”，中国在新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不仅贡献了巨大的正能量，而且所形成的全球格局的变化可能造成传统势力的过度反应;大变革会伴随着不确定性和风险增加，但最终会完成从“动荡变革期”向“稳定更高水平的发展期”的转变。这是大趋势。构建新发展格局正是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动荡变革期、新一轮科技革命而作出的重大战略选择。国际发展环境的深刻变化以及我国发展阶段的变化，使得过去较为倚重的“国际大循环战略”失去了动力和优势，必须实现从注重国际大循环向注重国内大循环的重大转变。
首先，全球化趋势调整和我国比较优势的变化，使过去一直坚持的“国际大循环”战略动力衰竭。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采取“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战略，是特定发展阶段和特定国际趋势下的一种重大战略选择。主要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全球开始出现了新一轮以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化浪潮，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形成国际大分工，我国恰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产业链的劳动密集部分具有比较优势，我国适时地抓住了这一“天时地利人和”的历史机遇，通过战略促进迅速将我国建成全球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加工贸易的中心。我国外向型战略与一般国家的外向型战略不同，我国的外向型战略突出加工贸易的重要战略引领作用，形成“内循环为主、加工贸易驱动”的“大进大出”的模式，其他国家则是将企业家推向国际市场、与跨国公司竞争（如日韩），通过一般贸易的高增长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这种以融入全球产业链、以加工贸易驱动的模式，随着我国比较优势的变化（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优势减退）、全球化进入深度调整期（发达国家反对全球化的呼声提高，各国政府强制推动再工业化、产业回归本地）而日益衰减。如2006年我国加工贸易占总体贸易的比重接近50%，加工贸易依存度高达30.2%，到2019年加工贸易依存度降至仅8%，且2008-2019年间我国加工贸易年均仅增长0.8%。
其次，美国对我国采取长期遏制政策和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对我国经济安全特别是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带来了巨大的风险隐患，必须立足国内大循环，走开放式自立自强的新路。构建新发展格局就是这一新路的体现，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美国之所以最后几年加剧了对我国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抑制，正是基于我国产业竞争和创新能力不断提升的一种必然反映。这也说明我国过去在“国际大循环战略”下的融入全球产业链的模式（如中兴通讯模式）存在明显弊端，特别是新冠肺炎在全球的大暴发，严重威胁了产业链安全，必须建立自立自强的新发展模式。构建新发展格局从发展方式来讲，就是大国的开放式自立自强标准模式，即“内循环为主、内需驱动”，由“内需驱动”代替“外需驱动”（主要是加工貿易驱动）是必然的选择。在新发展阶段，只有建立新模式（新发展格局），我国才能最终实现“由大到强”的根本转变。
再次，统筹发展和安全，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原则和内在要求。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保障国内国际双循环有序安全。一方面，世界已进入动荡变革期，对我国外部发展产生巨大的风险挑战，对此必须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另一方面，我们决心以扩大开放应对“逆全球化”的干扰及化解超级大国分裂全球体系图谋，但越开放越要重视安全，越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着力增强自身竞争能力、开放监管能力、风险防控能力，炼就金刚不坏之身。
（三）构建新发展格局，我国已具备了许多显著优势和条件
大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可以依靠强大的国内市场壮大自己，不断提高人均GDP水平，特别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大国的内循环将会越来越强大，为本国长期发展提供强大的需求动能，而且可以通过强大的国内市场优势影响国际大循环，为国际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推进力。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我国经济快速成长，形成强大的国内大循环的基础条件日益完善。从供给能力看，市场是全球最稀缺的资源，我国构建高质量高水平的新发展格局，可以释放巨大供给与需求动能，为推动全球经济稳步复苏和长远发展作出巨大贡献。 一是释放巨大的消费市场潜力，形成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的任务之一，也是形成强大的新发展格局的重要需求支撑。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结构高度化的步伐明显加快，特别是需求结构变化和消费结构升级，十分有利于形成强大的国内经济循环，促进发展方式的转变。与此对应，我国对外需的依赖明显减弱而内需越来越明显地成为经济增长的稳定器。数据显示，国际收支中经常项目顺差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由2007年的9.9%降至现在的不到1%，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7个年份超过100%。[1]5我国拥有包括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在内的14亿人口所形成的规模庞大、供求多元、创新活跃、拉动力强的内需市场。2019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国际经验表明，这一水平正是消费结构变革和升级最快的时期。随着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规模巨大的国内市场优势将会更加明显。
二是建设高质量供给能力和创新能力，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而我国正在向科技强国、制造强国迈进，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强大的供给动能。我国储蓄率仍然较高，拥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和完善的配套设施，拥有1.3亿户市场主体和1.8亿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口，为建设科技强国、制造强国提供了强有力的内在发展条件。我国工业体系在世界上最为完备，拥有强大的生产能力和完善的配套能力，即使面临外部环境的冲击，仍能有序组织国内企业生产，维护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安全稳定。
三是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构建高水平新发展格局的强大动力基础，是解决国民经济循环问题及其他许多重大战略问题的根本举措。“十四五”规划把深化改革开放放在更加优先的位置，提出“两个基本建成”的目标，即基本建成高标准市场体系和基本建成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这不仅意味着我国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将迈出重大步伐，而且意味着我国的动力变革、效率变革、质量变革将明显加速，从而促进国民经济循环高效畅通，全面提升我国经济的整体质量水平。
三、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总体思路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工作的中心任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否顺利、是否尽快实现重大突破，事关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主动作为，不是被动应对，是长期战略，不是权宜之计。同时，新发展格局强调的是国内国际双循环，而不是国内经济的单循环，更不是各地区关起门来搞区域内循环或产业内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关键在于畅通国民经济循环，要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和壮大内循环为主要抓手，着力疏通制约国民经济循环的重点“淤点”“堵点”，增强整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基础，行稳致远。
（一）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和壮大内循环为主要抓手
一要針对国民经济的重要“淤点”“堵点”，深化改革，综合施策，特别是要做好“改革集成”、“战略集成”和“发展集成”这三篇大文章。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畅通国内大循环需要“依托强大国内市场，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打破行业垄断和地方保护，形成国民经济良性循环”。[5]从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环节四个方面看，当前每个环节都存在不少“堵点”和短板。前期研究中，我们梳理出影响国内经济大循环的重点“堵点”，主要有：房地产长期泡沫化发展，既是“收入+财富分配-消费”循环不畅的重要“堵点”，也是导致金融与实体经济循环不畅的重要原因;利率双轨制是导致金融“空转”、影子银行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是导致金融与实体经济循环不畅的主要“堵点”;在金融与实体经济循环中，还存在一个重要的“堵点”，即“金融结构性梗阻”，直接融资比重严重偏低，为企业与产业创新提供的风险资本明显不足;“僵尸企业”的长期存在，是阻碍生产-消费循环的重要“堵点”;服务业准入限制过多，是导致生产-消费循环不畅的另一个重要“堵点”;税制结构不合理是导致国民经济多个子循环的“梗阻”。[6]另外，在参与国际循环中也存在重要短板和“堵点”，如在过去长期实施国际大循环战略时期，我国重要产业多采取融入全球产业链的模式，且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导致不少核心技术受限于人、产业升级严重受阻等问题，即构成了产业链梗阻;而随着全球化进入深度调整期以及美国对我国采取长期性的战略遏制政策，对我国的经济安全特别是产业安全构成巨大的威胁。
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就是要针对以上生产、流通、分配、消费以及国际产业链方面的“循环堵点”，通过深化改革开放，特别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予以全面疏通，在全面提升供求发展质量的同时，更加注重提高供求结构的适配性，实现国民经济更高水平的均衡发展。深化改革开放，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就是要运用改革思维、战略思维和系统思维，着力做好改革集成、战略集成和发展集成。
二要在壮大内循环，全面提升国内大循环的质量与效率上下功夫，攻坚克难，再创新奇迹。壮大国内大循环，其实质是高水平重塑“内循环为主、内需驱动”的发展模式，体现了超大规模经济体实现现代化的内在发展要求。一般而言，较小的经济体即使在进入发达国家水平后，经济仍会长期保持较高外贸依存度。如新加坡、荷兰、芬兰等国，近年来外贸依存度分别为319%、154%和56.1%。而超大经济体不会因为国内市场规模制约经济发展空间，如美国、日本等国，对外需依赖较低（美日外贸依存度长期保持在20%左右），主要依靠内需实现高水平发展。我国走“内循环为主、内需驱动”的模式条件更加优越，因为我国在世界上具有无与伦比的市场优势。壮大国内大循环，是我国应对美国企图实施新的冷战图谋的重要反制举措。美国之所以采取各种手段肆意推动与我国脱钩，根源在于我们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增强科技-产业自立性、产业链安全性和市场吸引力，才能逆转美国推动脱钩的成本收益结构，有效防范脱钩风险。
做强做大国内大循环，关键是要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不放松。扩大内需最重要的是扩大消费，充分释放我国超大规模的消费潜力，而扩大消费最重要的是促进就业、完善社保、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既不断提高全国居民的人均收入，又优化分配结构、壮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和比重，这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增强内循环的需求动能的主要途径。特别是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同时，壮大内循环并不等同于总需求管理中的扩大内需，其实质在于依托超大规模市场的新技术快速大规模应用和迭代升级的独特优势，以需求牵引供给，推动科技自立自强和向创新驱动转型。 （二）坚持发挥国际循环的重要作用
国际大循环是以国际分工和国际市场为基础，以国际产业链和价值链为依托，以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金融为主要表现形式，各经济体基于比较优势相互竞争、相互依存的经济循环体系。坚持发挥国际循环的重要作用，对新形势下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开拓国际合作共赢新局面具有重大意義。这既是对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充分回应，也是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必然选择，更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路径。
坚持发挥国际循环的重要作用，是对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充分回应。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打开国门搞建设，实现了由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转变，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和世界经济增长。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总揽战略全局，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注入强劲动力，也为推动人类共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充分发挥国际循环的作用，既是对坚持对外开放政策的充分回应，又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与竞争新优势的需要。
坚持发挥国际循环的重要作用，是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必然选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8]而坚持这一发展理念在面临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显得尤为重要。近年来，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冲击，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发生深刻调整。但从长远看，经济全球化仍是历史潮流，各国分工合作、互利共赢仍是长期趋势。我们必须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不断加强开放合作，充分发挥国际循环的重要作用，集聚国外优质资源，拓展海外发展空间，以自身开放促进世界共同发展，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坚持发挥国际循环的重要作用，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路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9]这一理念深入人心，蕴含着坚持合作共赢、建设共同繁荣世界的深刻内涵，而坚持发挥国际循环的重要作用，是对这一理念的有力践行。尤其在新冠疫情和百年格局的交织下，畅通国际大循环，一方面有利于维护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推进世界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有利于促进各国团结合作，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不断迈进。
（三）坚持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进程加快，跨国公司深入发展，世界范围内各类生产要素加速流动，国际分工日益精细化，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紧密相连。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国际大循环必然与各国经济循环相对接，各国经济也需要在开放中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才能实现更好发展。国内大循环与国内国际双循环是内在统一的，国际市场是国内市场的延伸，国内大循环为国内国际双循环提供坚实基础。同时，国内大循环绝不是自我封闭、自给自足，也不是各地区的小循环，更不可能什么都自己做，放弃国际分工与合作。在畅通国内大循环方面，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要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创造新需求，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依托强大国内市场，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盘活国内经济，最终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在促进国际循环方面，则需要依托国内丰富资源和良好的营商环境吸引外商投资，在国际贸易的市场布局、商品结构、贸易方式、产品质量、调控体系、投资环境等方面做出调整和改变，提升国际竞争新优势。简言之，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要求我们立足国内大循环，在发挥比较优势的同时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协同推进国内市场和贸易强国建设，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积极促进内需和外需、进口和出口、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协调发展，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10]
四、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逻辑进路
“十四五”时期是推进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起步期、关键期。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加快释放我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内生动力，形成整体发展效应，全面提升我国经济质量与水平。尤其要加快系统集成与改革创新，打通阻碍国民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开好局起好步。
（一）做好供给端的系统集成与改革创新，全面提升我国供给发展质量与水平
“十四五”时期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仍在供给侧。要着力优化供给结构，改善供给质量，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优先改造传统产业，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
一是推动科技创新在畅通循环中发挥关键作用，加快科技自立自强是畅通国内大循环、塑造我国在国际大循环中主动地位的关键。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发扬科学家精神，加强基础研究，注重原始创新;要坚持问题导向，加强应用研究;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集中力量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锻造产业链供应链长板，补齐产业链供应链短板;要发挥我国市场优势，发展先进适用技术，实现技术沿着从可用到好用的路径发展。而能否充分发挥以上措施的效能最终取决于人才和教育，因此还要充分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加强基础研究型、创新型、应用型和技能型人才培养。
二是站在推进高质量发展和保障产业安全的双重角度，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现代化产业链和供应链，确保在非常时期不发生重大的“掉链”风险。一方面，要着力锻造产业链供应链长板，立足我国产业规模优势、配套优势和部分领域先发优势;另一方面，要打造新兴产业链，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服务型制造。还要优化区域产业链、补齐产业链供应链短板，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加大重要产品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发展先进适用技术，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多元化。[11] 三是推动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健全现代流通体系。金融是实体经济的命脉，坚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方向，对金融体系进行结构性调整，大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发挥资本市场对推动科技、资本和实体经济高水平循环的枢纽作用。流通是畅通经济循环的重要基础，要构建现代物流体系，降低物流成本，完善综合运输大通道、综合交通枢纽和物流网络。
四是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着力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制度环境。要全面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等制度，健全市场体系基础制度。要坚持深化市场化改革，扩大要素市场化配置范围，健全要素市场体系，推进要素市场制度建设，实现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要完善现代化市场监管体制机制，保障市场体系有效运转。当务之急是做好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工作，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破坏公平竞争秩序，这是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的重要任务。健全数字规则，规范平台经济发展，探索新形势下金融创新有效监管制度，提高监管能力，特别是要完善平台企业垄断认定、数据收集使用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法律规范。
（二）着力疏通需求端的“堵点”，深化相关重点领域改革，形成需求集合力
一是要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完善扩大内需的政策支持体系。在扩大消费方面，要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全面促进消费，提升传统消费，培育新型消费，发展服务消费，增加公共消费支出。在改善投资方面，要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拓展投资空间，优化投资结构，推动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推进一批强基础、增功能、利长远的重大项目建设。此外，房地产影响消费和投资，事关民生和发展，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坚持租购并举、因城施策，完善长租房政策，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二是推动扩大就业和提高收入水平。要促进更充分就业，扩大就业容量，提升就业质量。要坚持共同富裕方向，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发挥其在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拉动结构升级的基础性作用。在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基础上，完善再分配机制，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
三是推动新型城镇化和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在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既创造巨大需求，也提升有效供给，因此要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带动作用，建设现代化都市圈，形成一批新增长极。城乡区域经济循环是国内大循环的重要方面，要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此外，要健全区域战略统筹、市场一体化发展等机制，优化区域分工，深化区域合作，更好促进各区域共同发展。
（三）推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更深度融入全球经济
要实施高水平的市场开放，更加注重制度型开放，有序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健全高水平开放政策保障机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要依托国内分工和技术创新，推进贸易强国建设，完善内外贸一体化调控体系，推进同线同标同质，加快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实施贸易投资融合工程。要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进一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RCEP的推进工作，以区域小循环带动国际大循环，形成更加紧密稳定的全球经济循环体系，促进各国共享全球化深入发展机遇和成果。
近期要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完善国家安全审查机制，重视运用国际通行规则维护国家安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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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本书编写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辅导读本[M].北京： 人民出版社，2020：387.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259.
[10]王小广.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结合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N].学习时报，2020 -11-16（1）.
[11]王小广.构建新发展格局重在产业链现代化[N].河南日报，2020-11-18（10）.
The Rationale and Approach of Constructing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Wang Xiaoguang
（Party School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Beijing 100091，China）
Abstract：Building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is a major strategic choice of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with Comrade Xi Jinping at the core，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stages，environment and conditions of our country，using systematic thinking，strategic thinking and reform thinking. From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to the judgment of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and the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it marks the maturity of the grand strategy determined by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From the internal logic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grand strategy，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and the two theoretical problems of why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must be constructed in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The key to a good start is to speed up system integration and reform and innovation，and strive to dredge the“choke point”of national economic cycle from both supply and demand，so a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a whole.
Key words：new development pattern;grand strategy;internal circulation;system integration
責任编辑：陈文兰
关键词：新发展格局;大战略;国内大循环;系统集成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5381（2021）01 - 0005 - 10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个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提出来的，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1]4它是为实现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确定的大战略的“纲”与“眼”。从新发展理念的确定，到新发展阶段的判断，再到构建新发展格局，标志着十九大确定的大战略臻于成熟。“十四五”时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起步期、关键期。“十四五”时期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坚持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结合，从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着手，着力提高供给与需求的质量与水平，提高国家整体创新能力和形成强大内需市场。
一、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基础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习近平总书记科学运用系统思维、战略思维、改革思维等高瞻远瞩地谋划我国新发展阶段经济发展大战略的重大创新成果，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大战略理论基础
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它是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十九大确定的我国经济发展战略、路径作出的重大调整完善，[2]标志着十九大确定的大战略臻于成熟。
现代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需要一系列重大变革（有时是激进的，更多是渐进累积式的）。推进这一变革除了技术变革和外部环境外，最重要的就是确定和实施国家整体大战略。从落后走向发达，并不是一种必然或轻巧的过程，相反，却充满痛苦，受尽磨难，确定大战略、实践大战略并不断地做出战略转换，才能达到成功的彼岸。中国共产党一百年的历史表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现代化的伟大目标，战略是决定性因素，每一个时代或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有一个大战略。大战略选择是否具有高瞻远瞩及符合实际与发展趋势，是成败的关键。传统战略学更多的是讲军事战略，而经济发展战略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后逐步成为战略学的中心，从德国的国家工业化模式到日本的明治维新，再到战后各国的战略规划，无不体现了战略在推进国家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大战略”一词由美国战略专家約翰·刘易斯·加迪斯提出，所谓“大战略”就是无限远大的抱负与必然有限的能力之间的结合，或者讲使手段与目标协调一致的途径或方式，当目标超出了你的能力时，要及时调整目标使之与能力相一致，而随着能力的不断提升，要不断优化或调整目标。[3]
党的十九大高瞻远瞩地谋划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迈向第二个一百年的战略目标、战略步骤、发展理念、战略手段与一些战略重点等。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4]29
实现这一战略安排应分两步来实现，第一步，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二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步，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与之相应的比较具体的战略目标就是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战略手段则是坚持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供给侧结构改革为主线，推进高质量发展，形成强大的发展新动能和新机制，同时将显著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强大的制度治理效能，为实现新的战略目标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另外，还围绕着实现“一个强国总目标和十二个强国子目标”，提出了七大发展战略，即坚定实施科技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军民融合发展战略。但与过去不同时期的大战略比较，新时代经济发展战略还存在一点不够完整的方面，即缺少一个总体战略思路或实现路径，战略总思想或路径是大战略的核心，起着“画龙点睛”的关键作用，可称之为战略之“魂”或战略之“眼”。如革命战争时期，为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确定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城市，最后取得全国胜利”的战略思路;新中国成立后提出“重工业优先战略”，改革开放后尽管没有准确的表述，实际实施的是国际大循环战略，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主要靠外需（又主要靠加工贸易）引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而进入新发展阶段。《建议》提出的“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5]就是新的战略思路，即新发展阶段大战略之“魂”。由此形成从战略目标与战略步骤的谋划，到理念创新、战略手段的确定，再到战略路径的选择，最后到重大战略举措与政策等，形成了新发展阶段完整的大战略框架。
（二）新经济发展理论基础
构建新发展格局，最重要的经济发展理论基础就是现代经济循环理论，它是对传统“增长-结构”发展与治理框架的重大突破，形成“增长-结构-循环”的新框架。
重视国民经济循环，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突出亮点，它实质上反映了经济发展理论的一个重大创新。我们可以把新发展格局理解为一种新的发展模式，相较于以前的发展模式，它有一个突出特点，即重视经济循环，现代经济发展追求的是整体发展，努力实现经济循环的高水平高效率运行，从宏观经济治理来讲，这更是一个重大的转变与创新。经济循环问题不仅是重要的宏观管理问题，也是重要的长期发展问题，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提高发展的整体性和协调性。为了实现这一个整体发展，就必须着力打通阻碍国民经济循环的各种“堵点”，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形成灵敏有效的正负反馈回路，从而显著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水平。[6]过去的宏观调控强调总量的综合平衡，即供给与需求的平衡，而很少深入到整体循环体系中，生产与需求之间还有流通、分配等重要环节，每个重要环节中又有小循环，类似于人体血液系统中的大动脉、大静脉和毛细血管。总量平衡调节的一个重要原理就是有效需求不足，就扩大需求，有效供给不足，就增加投资，这类似于“和面”的过程，“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目的是使总供给与总需求均衡。但总量平衡管理的一个缺陷是，强调总量增长与总量供需平衡，会使结构问题被掩盖，并长期累积，形成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障碍。此时，我们开始在继续做好总量平衡的同时，强调重视调结构，结果形成“增长-结构”的宏观调控框架，从总量增长调控来讲，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做法是相似的，但重视结构，在总量调控的同时使用大量以优化结构为导向的政策，这又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宏观管理存在较大差异。问题是经济结构问题的解决能不能靠短期相应的政策（可能是需求端，也可能是供给端）来纠正？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来看，“增长-结构”的宏观调控框架仍然存在缺陷。原因很简单，结构性问题可以在总量平衡之下长期存在，其产生的原因不是经济运行周期性波动引起的（如时滞或一般的信息不对称等），其根源是体制机制性障碍。现在我们清楚了这种体制机制障碍，影响的是国民经济循环，国民经济循环不畅或循环质量不高，就会产生大量的结构性问题，并在名义上总量平衡下长期累积，如果仅采取一般性的结构调控措施（有时是大规模的治理整顿），这些问题只会一时缓解，而得不到根本性改善。因此，要真正使“增长-结构”的宏观政策见成效，必须重视国民经济循环问题及其治理，在治标——直接调结构的同时，更加重视治本——破除障碍国民经济循环的体制性机制性障碍，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提高经济循环水平，形成“增长-结构-循环”这一新的宏观调控框架。重视畅通国民经济循环，这是对新发展理论的重大创新，也是宏观调控思路与方式创新在新发展阶段的重大突破。 （三）重要新方法论基础
构建新发展格局，最重要的方法论基础就是将系统思维与战略思维、改革思维相结合，形成独具特色的系统集成发展的思想与方法。所谓系统思维就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与方法对改革发展稳定安全等方面进行整体性谋划、协同性推进。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化、社会、生态等构成一个巨大的社会系统，每一个部分也是次一级的大系统，且不断细分形成越来越小、功能越来越精的小微系统，它们之间通过相生相克的关系形成繁杂的整体。要解决整体改革、发展、稳定、安全等问题，不是从局部利益最大化出发，而是必须着眼于全局，考虑整体系统优化的需要，这就是系统思维，或整体思想。战略思维，也体现了系统思维，它是战略层面的系统思维。所谓战略思维，就是高瞻远瞩、统揽全局，善于把握事物发展总体趋势和方向的能力。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国内国际环境的深刻复杂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战略判断，多次强调在改革和发展的各项工作中要有战略思维。2014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7]战略思维更多地体现为领导者对大局及长远发展的前瞻性谋划及强大的实施能力。或者讲成功的大战略就是科学运用系统思维和战略思维等确定了使战略目标与战略手段有机统一的路径或方法。改革思维的核心就是各级党政部门和各级领导，坚持问题导向，把从根子上解决各种发展难题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方法论，改革思维指导下的改革办法，解决的是本源问题，而不是表面文章，一时的应急举措，或一些缓解矛盾和问题的小窍门，它就是人们通常讲的治本之策。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不仅要通过深化重点领域改革着力打通各系统的循环，还要用好系统集成、战略集成方法，使新发展格局中的各部分有机整合，实现整体高质量发展。首先，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既强调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又强调要推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发挥双循环合力，不能在封闭条件下搞现代化，要求在更加开放安全的条件下实现国家现代化。循环思维就是系统思维，解决经济循环问题，就是注重系统集成，整体上解决发展的各种障碍、短板与瓶颈。其次，在实施具体战略时，强调要做好战略集成。如在《建议》第三部分“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中，总体要求是要“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这个核心任务，必须“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5]创新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实施的各项战略必须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用系统整体的方法来推进，决定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最主要的因素是科技教育水平、人才和创新机制政策等，所以《建议》强调要大幅提高国家整体创新能力，必须发挥三大战略的合力，单一战略难以实现这一整体性目标。再比如，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部分，也强调三个区域战略（坚持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共同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再次，在加快建设现代产业体系、促进产业链现代化的部分，则十分强调要推进多方面深度融合发展，不能单兵作战，这是系统思维与系统集成方法的最直接运用。如提出“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同各产业深度融合，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构建一批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结构合理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引擎”;“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加快推进服务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5]
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现实依据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习近平总书记根据我国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发展条件变化而作出的重大战略抉择。制定和实施重大战略规划，一直是我们党领导和管理经济，并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重要法宝。在新发展阶段，为应对重大挑战，把握重大机遇，必须战略先行、规划先行，而制定出科学的战略与规划，必须对我国当今所处的发展阶段、环境、条件的变化作出准确判断，并确定重大的战略思路。准确识变，是制定重大战略的基本功。只有深刻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特征、发展环境变化和发展条件变化，作出准确的内外形势和发展趋势的判断，才能高瞻远瞩地制定出应对各种挑战和机遇的重大战略规划。
（一）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依据我国发展阶段变化而作出的主动战略选择
党的十八大以来，基于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党中央及时作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战略性思路，按照“三去一降一补”和“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推进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效改善了供求关系。[2]党的十九大又作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4]30的重大判断，“十四五”规划则第一次明确将高质量发展作为中长期规划的主题，并强调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
首先，高质量发展是新发展阶段的最基本特征，也是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必经之路。新发展阶段，只有推进高质量发展、建设创新驱动型经济，才能根本扭转经济报酬递减规律的约束。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及资源环境的约束增强，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已走到了尽头，经济报酬持续递减是其主要表现，要想在新发展阶段保持经济持续发展，既要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又要实现高质量高效益的增长，那么维持原有的粗放式发展方式，必然导致经济长期低迷、各种矛盾凸现。另一方面，人类经济发展史表明，要避免出现这一局面或改变这一严峻形势，唯一的办法就是改变发展方式，推进高质量发展，使“报酬递减”转变为“报酬递增”。总之，在新发展阶段，要保持经济持续发展，没有捷径可走，只有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才能既遏制经济增速下滑，同时还能避免各种负效应、风险的累积而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新发展阶段必须推进高質量发展，是对先发国家现代化发展规律的总结而作出的重大战略选择，是避免新兴工业化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唯一出路。 其次，推进和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才能解决制约高质量发展的诸多障碍。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仍然艰巨，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生态环保任重道远，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社会治理还有弱项。”[5]概括地说，就是面临两大战略性问题。一是动力问题，即高质量发展需要创新驱动和高质量需求驱动，而当前我国创新动力和需求动力都存在不足。二是结构性矛盾突出，制约我国经济整体或综合效率。产生以上两大问题的主要原因又是存在不少体制机制性障碍，导致国民经济循环面临多重“堵点”，影响供给质量与需求优势的发挥。构建新发展格局，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两大转变，即经济增长动力由“内循环为主、外需驱动”转为“内循环为主、内需驱动”，不仅主要依靠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驱动经济增长，而且把着力点放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提高经济运行的整体效率上。动力问题和循环问题（结构问题）解决了，高质量发展的问题就解决了。因此，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破解高质量发展难题的重大战略安排，只有构建了高水平的新发展格局，高质量发展目标才能真正实现。
再次，推进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新发展格局，关键在于实现国民经济高质量高水平的循环，即着力提升供给体系的创新力和关联性，解决各类“卡脖子”和瓶颈问题，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发挥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而做到这一点，必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是要以实现国民经济体系高水平的完整性为目标，突出重点，抓住主要矛盾，着力打通“堵点”，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实现供求动态均衡。
（二）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应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变化而作出的重大战略举措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动荡变革期和新一轮科技革命，正是当前国际环境发生深刻变革的三个关键性力量。这些变化既是巨大的挑战，更是前所未有的机遇。新的变局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有关，即“因我而变”，中国在新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不仅贡献了巨大的正能量，而且所形成的全球格局的变化可能造成传统势力的过度反应;大变革会伴随着不确定性和风险增加，但最终会完成从“动荡变革期”向“稳定更高水平的发展期”的转变。这是大趋势。构建新发展格局正是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动荡变革期、新一轮科技革命而作出的重大战略选择。国际发展环境的深刻变化以及我国发展阶段的变化，使得过去较为倚重的“国际大循环战略”失去了动力和优势，必须实现从注重国际大循环向注重国内大循环的重大转变。
首先，全球化趋势调整和我国比较优势的变化，使过去一直坚持的“国际大循环”战略动力衰竭。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采取“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战略，是特定发展阶段和特定国际趋势下的一种重大战略选择。主要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全球开始出现了新一轮以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化浪潮，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形成国际大分工，我国恰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产业链的劳动密集部分具有比较优势，我国适时地抓住了这一“天时地利人和”的历史机遇，通过战略促进迅速将我国建成全球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加工贸易的中心。我国外向型战略与一般国家的外向型战略不同，我国的外向型战略突出加工贸易的重要战略引领作用，形成“内循环为主、加工贸易驱动”的“大进大出”的模式，其他国家则是将企业家推向国际市场、与跨国公司竞争（如日韩），通过一般贸易的高增长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这种以融入全球产业链、以加工贸易驱动的模式，随着我国比较优势的变化（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优势减退）、全球化进入深度调整期（发达国家反对全球化的呼声提高，各国政府强制推动再工业化、产业回归本地）而日益衰减。如2006年我国加工贸易占总体贸易的比重接近50%，加工贸易依存度高达30.2%，到2019年加工贸易依存度降至仅8%，且2008-2019年间我国加工贸易年均仅增长0.8%。
其次，美国对我国采取长期遏制政策和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对我国经济安全特别是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带来了巨大的风险隐患，必须立足国内大循环，走开放式自立自强的新路。构建新发展格局就是这一新路的体现，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美国之所以最后几年加剧了对我国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抑制，正是基于我国产业竞争和创新能力不断提升的一种必然反映。这也说明我国过去在“国际大循环战略”下的融入全球产业链的模式（如中兴通讯模式）存在明显弊端，特别是新冠肺炎在全球的大暴发，严重威胁了产业链安全，必须建立自立自强的新发展模式。构建新发展格局从发展方式来讲，就是大国的开放式自立自强标准模式，即“内循环为主、内需驱动”，由“内需驱动”代替“外需驱动”（主要是加工貿易驱动）是必然的选择。在新发展阶段，只有建立新模式（新发展格局），我国才能最终实现“由大到强”的根本转变。
再次，统筹发展和安全，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原则和内在要求。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保障国内国际双循环有序安全。一方面，世界已进入动荡变革期，对我国外部发展产生巨大的风险挑战，对此必须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另一方面，我们决心以扩大开放应对“逆全球化”的干扰及化解超级大国分裂全球体系图谋，但越开放越要重视安全，越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着力增强自身竞争能力、开放监管能力、风险防控能力，炼就金刚不坏之身。
（三）构建新发展格局，我国已具备了许多显著优势和条件
大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可以依靠强大的国内市场壮大自己，不断提高人均GDP水平，特别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大国的内循环将会越来越强大，为本国长期发展提供强大的需求动能，而且可以通过强大的国内市场优势影响国际大循环，为国际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推进力。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我国经济快速成长，形成强大的国内大循环的基础条件日益完善。从供给能力看，市场是全球最稀缺的资源，我国构建高质量高水平的新发展格局，可以释放巨大供给与需求动能，为推动全球经济稳步复苏和长远发展作出巨大贡献。 一是释放巨大的消费市场潜力，形成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的任务之一，也是形成强大的新发展格局的重要需求支撑。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结构高度化的步伐明显加快，特别是需求结构变化和消费结构升级，十分有利于形成强大的国内经济循环，促进发展方式的转变。与此对应，我国对外需的依赖明显减弱而内需越来越明显地成为经济增长的稳定器。数据显示，国际收支中经常项目顺差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由2007年的9.9%降至现在的不到1%，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7个年份超过100%。[1]5我国拥有包括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在内的14亿人口所形成的规模庞大、供求多元、创新活跃、拉动力强的内需市场。2019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国际经验表明，这一水平正是消费结构变革和升级最快的时期。随着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规模巨大的国内市场优势将会更加明显。
二是建设高质量供给能力和创新能力，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而我国正在向科技强国、制造强国迈进，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强大的供给动能。我国储蓄率仍然较高，拥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和完善的配套设施，拥有1.3亿户市场主体和1.8亿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口，为建设科技强国、制造强国提供了强有力的内在发展条件。我国工业体系在世界上最为完备，拥有强大的生产能力和完善的配套能力，即使面临外部环境的冲击，仍能有序组织国内企业生产，维护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安全稳定。
三是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构建高水平新发展格局的强大动力基础，是解决国民经济循环问题及其他许多重大战略问题的根本举措。“十四五”规划把深化改革开放放在更加优先的位置，提出“两个基本建成”的目标，即基本建成高标准市场体系和基本建成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这不仅意味着我国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将迈出重大步伐，而且意味着我国的动力变革、效率变革、质量变革将明显加速，从而促进国民经济循环高效畅通，全面提升我国经济的整体质量水平。
三、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总体思路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工作的中心任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否顺利、是否尽快实现重大突破，事关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主动作为，不是被动应对，是长期战略，不是权宜之计。同时，新发展格局强调的是国内国际双循环，而不是国内经济的单循环，更不是各地区关起门来搞区域内循环或产业内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关键在于畅通国民经济循环，要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和壮大内循环为主要抓手，着力疏通制约国民经济循环的重点“淤点”“堵点”，增强整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基础，行稳致远。
（一）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和壮大内循环为主要抓手
一要針对国民经济的重要“淤点”“堵点”，深化改革，综合施策，特别是要做好“改革集成”、“战略集成”和“发展集成”这三篇大文章。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畅通国内大循环需要“依托强大国内市场，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打破行业垄断和地方保护，形成国民经济良性循环”。[5]从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环节四个方面看，当前每个环节都存在不少“堵点”和短板。前期研究中，我们梳理出影响国内经济大循环的重点“堵点”，主要有：房地产长期泡沫化发展，既是“收入+财富分配-消费”循环不畅的重要“堵点”，也是导致金融与实体经济循环不畅的重要原因;利率双轨制是导致金融“空转”、影子银行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是导致金融与实体经济循环不畅的主要“堵点”;在金融与实体经济循环中，还存在一个重要的“堵点”，即“金融结构性梗阻”，直接融资比重严重偏低，为企业与产业创新提供的风险资本明显不足;“僵尸企业”的长期存在，是阻碍生产-消费循环的重要“堵点”;服务业准入限制过多，是导致生产-消费循环不畅的另一个重要“堵点”;税制结构不合理是导致国民经济多个子循环的“梗阻”。[6]另外，在参与国际循环中也存在重要短板和“堵点”，如在过去长期实施国际大循环战略时期，我国重要产业多采取融入全球产业链的模式，且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导致不少核心技术受限于人、产业升级严重受阻等问题，即构成了产业链梗阻;而随着全球化进入深度调整期以及美国对我国采取长期性的战略遏制政策，对我国的经济安全特别是产业安全构成巨大的威胁。
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就是要针对以上生产、流通、分配、消费以及国际产业链方面的“循环堵点”，通过深化改革开放，特别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予以全面疏通，在全面提升供求发展质量的同时，更加注重提高供求结构的适配性，实现国民经济更高水平的均衡发展。深化改革开放，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就是要运用改革思维、战略思维和系统思维，着力做好改革集成、战略集成和发展集成。
二要在壮大内循环，全面提升国内大循环的质量与效率上下功夫，攻坚克难，再创新奇迹。壮大国内大循环，其实质是高水平重塑“内循环为主、内需驱动”的发展模式，体现了超大规模经济体实现现代化的内在发展要求。一般而言，较小的经济体即使在进入发达国家水平后，经济仍会长期保持较高外贸依存度。如新加坡、荷兰、芬兰等国，近年来外贸依存度分别为319%、154%和56.1%。而超大经济体不会因为国内市场规模制约经济发展空间，如美国、日本等国，对外需依赖较低（美日外贸依存度长期保持在20%左右），主要依靠内需实现高水平发展。我国走“内循环为主、内需驱动”的模式条件更加优越，因为我国在世界上具有无与伦比的市场优势。壮大国内大循环，是我国应对美国企图实施新的冷战图谋的重要反制举措。美国之所以采取各种手段肆意推动与我国脱钩，根源在于我们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增强科技-产业自立性、产业链安全性和市场吸引力，才能逆转美国推动脱钩的成本收益结构，有效防范脱钩风险。
做强做大国内大循环，关键是要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不放松。扩大内需最重要的是扩大消费，充分释放我国超大规模的消费潜力，而扩大消费最重要的是促进就业、完善社保、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既不断提高全国居民的人均收入，又优化分配结构、壮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和比重，这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增强内循环的需求动能的主要途径。特别是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同时，壮大内循环并不等同于总需求管理中的扩大内需，其实质在于依托超大规模市场的新技术快速大规模应用和迭代升级的独特优势，以需求牵引供给，推动科技自立自强和向创新驱动转型。 （二）坚持发挥国际循环的重要作用
国际大循环是以国际分工和国际市场为基础，以国际产业链和价值链为依托，以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金融为主要表现形式，各经济体基于比较优势相互竞争、相互依存的经济循环体系。坚持发挥国际循环的重要作用，对新形势下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开拓国际合作共赢新局面具有重大意義。这既是对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充分回应，也是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必然选择，更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路径。
坚持发挥国际循环的重要作用，是对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充分回应。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打开国门搞建设，实现了由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转变，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和世界经济增长。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总揽战略全局，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注入强劲动力，也为推动人类共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充分发挥国际循环的作用，既是对坚持对外开放政策的充分回应，又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与竞争新优势的需要。
坚持发挥国际循环的重要作用，是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必然选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8]而坚持这一发展理念在面临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显得尤为重要。近年来，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冲击，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发生深刻调整。但从长远看，经济全球化仍是历史潮流，各国分工合作、互利共赢仍是长期趋势。我们必须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不断加强开放合作，充分发挥国际循环的重要作用，集聚国外优质资源，拓展海外发展空间，以自身开放促进世界共同发展，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坚持发挥国际循环的重要作用，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路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9]这一理念深入人心，蕴含着坚持合作共赢、建设共同繁荣世界的深刻内涵，而坚持发挥国际循环的重要作用，是对这一理念的有力践行。尤其在新冠疫情和百年格局的交织下，畅通国际大循环，一方面有利于维护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推进世界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有利于促进各国团结合作，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不断迈进。
（三）坚持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进程加快，跨国公司深入发展，世界范围内各类生产要素加速流动，国际分工日益精细化，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紧密相连。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国际大循环必然与各国经济循环相对接，各国经济也需要在开放中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才能实现更好发展。国内大循环与国内国际双循环是内在统一的，国际市场是国内市场的延伸，国内大循环为国内国际双循环提供坚实基础。同时，国内大循环绝不是自我封闭、自给自足，也不是各地区的小循环，更不可能什么都自己做，放弃国际分工与合作。在畅通国内大循环方面，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要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创造新需求，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依托强大国内市场，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盘活国内经济，最终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在促进国际循环方面，则需要依托国内丰富资源和良好的营商环境吸引外商投资，在国际贸易的市场布局、商品结构、贸易方式、产品质量、调控体系、投资环境等方面做出调整和改变，提升国际竞争新优势。简言之，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要求我们立足国内大循环，在发挥比较优势的同时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协同推进国内市场和贸易强国建设，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积极促进内需和外需、进口和出口、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协调发展，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10]
四、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逻辑进路
“十四五”时期是推进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起步期、关键期。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加快释放我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内生动力，形成整体发展效应，全面提升我国经济质量与水平。尤其要加快系统集成与改革创新，打通阻碍国民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开好局起好步。
（一）做好供给端的系统集成与改革创新，全面提升我国供给发展质量与水平
“十四五”时期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仍在供给侧。要着力优化供给结构，改善供给质量，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优先改造传统产业，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
一是推动科技创新在畅通循环中发挥关键作用，加快科技自立自强是畅通国内大循环、塑造我国在国际大循环中主动地位的关键。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发扬科学家精神，加强基础研究，注重原始创新;要坚持问题导向，加强应用研究;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集中力量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锻造产业链供应链长板，补齐产业链供应链短板;要发挥我国市场优势，发展先进适用技术，实现技术沿着从可用到好用的路径发展。而能否充分发挥以上措施的效能最终取决于人才和教育，因此还要充分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加强基础研究型、创新型、应用型和技能型人才培养。
二是站在推进高质量发展和保障产业安全的双重角度，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现代化产业链和供应链，确保在非常时期不发生重大的“掉链”风险。一方面，要着力锻造产业链供应链长板，立足我国产业规模优势、配套优势和部分领域先发优势;另一方面，要打造新兴产业链，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服务型制造。还要优化区域产业链、补齐产业链供应链短板，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加大重要产品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发展先进适用技术，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多元化。[11] 三是推动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健全现代流通体系。金融是实体经济的命脉，坚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方向，对金融体系进行结构性调整，大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发挥资本市场对推动科技、资本和实体经济高水平循环的枢纽作用。流通是畅通经济循环的重要基础，要构建现代物流体系，降低物流成本，完善综合运输大通道、综合交通枢纽和物流网络。
四是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着力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制度环境。要全面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等制度，健全市场体系基础制度。要坚持深化市场化改革，扩大要素市场化配置范围，健全要素市场体系，推进要素市场制度建设，实现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要完善现代化市场监管体制机制，保障市场体系有效运转。当务之急是做好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工作，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破坏公平竞争秩序，这是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的重要任务。健全数字规则，规范平台经济发展，探索新形势下金融创新有效监管制度，提高监管能力，特别是要完善平台企业垄断认定、数据收集使用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法律规范。
（二）着力疏通需求端的“堵点”，深化相关重点领域改革，形成需求集合力
一是要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完善扩大内需的政策支持体系。在扩大消费方面，要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全面促进消费，提升传统消费，培育新型消费，发展服务消费，增加公共消费支出。在改善投资方面，要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拓展投资空间，优化投资结构，推动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推进一批强基础、增功能、利长远的重大项目建设。此外，房地产影响消费和投资，事关民生和发展，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坚持租购并举、因城施策，完善长租房政策，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二是推动扩大就业和提高收入水平。要促进更充分就业，扩大就业容量，提升就业质量。要坚持共同富裕方向，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发挥其在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拉动结构升级的基础性作用。在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基础上，完善再分配机制，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
三是推动新型城镇化和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在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既创造巨大需求，也提升有效供给，因此要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带动作用，建设现代化都市圈，形成一批新增长极。城乡区域经济循环是国内大循环的重要方面，要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此外，要健全区域战略统筹、市场一体化发展等机制，优化区域分工，深化区域合作，更好促进各区域共同发展。
（三）推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更深度融入全球经济
要实施高水平的市场开放，更加注重制度型开放，有序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健全高水平开放政策保障机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要依托国内分工和技术创新，推进贸易强国建设，完善内外贸一体化调控体系，推进同线同标同质，加快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实施贸易投资融合工程。要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进一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RCEP的推进工作，以区域小循环带动国际大循环，形成更加紧密稳定的全球经济循环体系，促进各国共享全球化深入发展机遇和成果。
近期要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完善国家安全审查机制，重视运用国际通行规则维护国家安全。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
[2]刘鹤.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N].人民日报，2020-11-25（6）.
[3]约翰·刘易斯·加迪斯.论大战略[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23.
[4]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5]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N].人民日报，2020-11-04（1）.
[6]王小广.走活中国经济“大棋局”[N].学习时报，2020-12-02（3）.
[7]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8-21（2）.
[8]本书编写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辅导读本[M].北京： 人民出版社，2020：387.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259.
[10]王小广.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结合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N].学习时报，2020 -11-16（1）.
[11]王小广.构建新发展格局重在产业链现代化[N].河南日报，2020-11-18（10）.
The Rationale and Approach of Constructing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Wang Xiaoguang
（Party School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Beijing 100091，China）
Abstract：Building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is a major strategic choice of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with Comrade Xi Jinping at the core，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stages，environment and conditions of our country，using systematic thinking，strategic thinking and reform thinking. From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to the judgment of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and the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it marks the maturity of the grand strategy determined by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From the internal logic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grand strategy，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and the two theoretical problems of why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must be constructed in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The key to a good start is to speed up system integration and reform and innovation，and strive to dredge the“choke point”of national economic cycle from both supply and demand，so a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a whole.
Key words：new development pattern;grand strategy;internal circulation;system integration
責任编辑：陈文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