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发一篇小说、写一篇创作谈似乎已成为一个文学界的惯例。对于写长篇的人来说，这大概不是什么困扰，但对写短篇小说的人来说，最后难免会发现只是在不断重复自己，因为关于创作，可以谈的其实并没那么多。那么我就不谈什么创作，而是谈谈“燃起”这篇小说的一星火花。
　　我会想起亨利·詹姆斯在他最好的长篇小说《使节》的自序里有关“微小的暗示”的那段话：
　　“其灵感来自微小的暗示，而这么一点点暗示的种子又落入土中，发芽生长，变得枝繁叶茂，然而它依然可作为一个独立的微粒，隐藏在庞大的整体之中。”
　　读到这句话时，我忍不住用圆珠笔画一条波浪线，做了个标记，因为它让我如此心领神会。一点微小的、暗示的种子落入土中，长成一棵树，这就是我那些小说产生的过程。我去年出版了一个小说集《在南方》，里面将近一半的小说产生所依赖的“微小的暗示”都来自同一位朋友讲述的故事。作为一位批评家，陈瑞琳对故事有很好的敏感度，同时她又活跃于休斯顿的华人移民社交圈。有时候她一个电话打来：“惠雯，我要给你讲几个故事。”然后，她讲我听。有一次我们约在咖啡馆讲故事，我带了一个笔记本，她一口气讲了六个故事。这些故事繁杂、耀眼、情节曲折，而我的任务是在其中发现那个具有意义的“微小的暗示”。同样，《雪从南方来》也来自这么一个暗示。
　　去年十月的某天，一位声称喜欢我的小说的人从另一个城市来到波士顿。我一般不愿见陌生读者。那种会面的尴尬可想而知。但由于此人是一位朋友的朋友，她特地嘱托，我似乎推辞不了。
　　我和那位先生约定在我家附近的咖啡馆碰面。是一次平淡无奇而且匆忙的会面，主要是他在谈喜欢读哪些小说，中间插入了有关自己生活状况的简单介绍，说到自己以前有过两次婚姻（目前是单身），和第一位妻子有个女儿，女儿年幼时他就一个人带她来到美国。他坦承第一次离婚是因为和妻子完全合不来，而当他想要说起第二个妻子时，停了一下。我诱导他说下去：“那么第二个妻子是来美国后遇见的？”“对，”他说，“第二个妻子我喜欢的，但我女儿不喜欢，她们处不来，只能分了……”从他不自然的神情看，我觉得我们不该再谈这个话题了。我们又扯到别的他喜欢的作者，然后匆匆喝完一杯咖啡告别了。但他关于第二个妻子的那句话留在我的脑海里，成为这次会面的意义所在。
　　我觉得这个“舍弃”的故事里蕴含着强大的中国式家庭伦理，这伦理本身存在着颇有悲剧性的荒谬：一个成年人的感情生活竟然很大程度上被他们未成年的子女所支配;而成年人却要承担其后果，例如，小说中的父亲失去了真爱，在女儿长大离家后注定孤独终老……但同时，我也想到，身处那样一个处境，究竟有几个中国父亲会做出和他不同的选择呢？对西方人来说，这几乎不是什么问题，因为他们的自我意识很强，觉得照顾好孩子是责任，但选择伴侣是自己的事儿，二者泾渭分明;但对惯于为子女牺牲、奉献一切包括自我的中国父母来说，这简直是个哈姆雷特难题。从逻辑上说，这也不是问题;从情感和主人公的伦理考量来说，却是大问题……但小说恰恰不爱讲明白的道理和逻辑，它偏爱的是矛盾、困境和偶然性。此外，它也恰好是我近年来喜欢的主题：婚姻、情感、家庭关系。确实，我这些小说不大可能受到太年轻的读者的喜爱，它更适合成年人尤其是已经结婚的中年人来读。
　　我没有立即去写，但我在脑海里做了标记。直到两三个月后，接近岁末的冬寒时节，我觉得可以动笔了。还有什么比“虚构”更让人激动的工作吗？基于一句话而构造出与之相关联的整个世界！合适的场景是波士顿，这样我就能用周围熟悉的环境画出不失真的布景;既然是写一个即将孤獨终老的人，那么把季节选在冬季似乎更有些“象征”意味，况且也是我身处的季节，景色和感觉都直接而新鲜;最后，我回想起波士顿的第一场雪，那也是整个东岸的第一场雪。那天下午，下雪的消息先从纽约传来，然后是康涅狄格州在下雪，然后是罗得岛，最北边的波士顿反而雪来得最迟。而在东岸下第一场雪之前，南方的休斯敦（也是我住了将近八年的城市）已经降过一场罕见大雪。所以，我那时在朋友圈写了一句话：今年的雪好像从南方来。至此，我给我的小说找到了题目——雪从南方来……我看着我的种子落入土中、发芽生长。
　　现在，人们喜欢感慨说：现实比小说更精彩。这个“精彩”往往指曲折离奇、眩目刺激的效果。不过，真把现实中的各种精彩事件和高明段子搬进小说里去，那小说倒未必好看。小说的精彩和现实的精彩是不同的。有时，精彩纷呈、光怪陆离的现实也许会令作者迷失其中，而一个微小的暗示，宛如人性中一点儿微暗的火，反倒可能照亮艺术的想象力。小说当然可以选择庞杂地呈现，也可以选择往深处、细微处行走。我选择的方向是后者。作为一个写短篇小说的人，我知道我寻找的只是一粒有生机的种子，而不是一棵大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