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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开学季，美国纽约市公立初中和高中的学生们会发现他们的课表里多了一门令人心跳加速的新课程——性教育。这是纽约近20年来第一次将性教育规定为强制性课程，课程内容将包括如何使用避孕套，以及何时可以发生性行为的知识。
纽约市市长布隆伯格的这个决定，在全美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实际上，有关性教育的问题，即使是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也走过一条漫长的探索道路，并至今存在争议。而西方各国在性教育策略的选择上，也不尽相同。
性解放的“恶之花”
人类的性解放自文艺复兴时期就开始，而其哲学架构则可追溯到20世纪初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弗洛伊德认为，性欲是人类最强烈的动机,性欲压力若得不到充分排放就会成为心理病态的根源。但同时他又提出，性必须受约束，应该有适当的渠道来疏导，否则文明就会毁灭。
然而，人们在广泛传播弗洛伊德的思想时，却更多地强调了前者，为性革命找到了理论依据。几年之后，美国性学研究者阿弗雷德.金赛通过实证研究在其所作的报告里提出了一个观点：人类需要频繁地得到性发泄，否则就会造成各种心理与社会问题；性行为是与道德无关的事情。他的报告公开发表之后，在全世界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许多人开始觉得自己落在潮流之后，开始质疑自己对性的传统态度是否可取，并且开始相信自己已经错失了很多人都已在享受的乐趣。
而《花花公子》杂志的创办则为性革命加上了最后一把火。思想上的解放，再加上科技进步，新的避孕方法，尤其是口服避孕药丸的问世，使得无风险性行为的梦想似乎得以实现，人们终于可以享受性自由所带来的愉悦。
从1960年代开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迎来了一个性解放的高潮。
然而30年后，美国社会开始逐渐尝到“性革命”造成的恶果。少女早孕、性病蔓延、心理创伤等现象大行其道。美国15～19岁少女中，几乎每年都有十分之一的人未婚先孕，其中一半会辍学，另一半选择了堕胎。少女怀孕、堕胎、少女妈妈、私生子不但成为家庭忧虑的难题，也给社会带来难以解决的负担。在性革命之前，美国和全世界受到关注的性病仅有淋病和梅毒，现在，性病已增至20多种。而80年代初期出现的艾滋病已在全世界广泛流行。据统计，死于艾滋病的美国人要比死于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总人数还多。
从“性安全”到“性纯洁”
面对性解放的恶果，美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着手给年轻人提供足够的知识和技巧，以期减少性病和未婚怀孕的发生率，并开始实施以使用避孕套及其它避孕措施为基点的“安全性行为”教育。
这种教育方法试图采取价值中立、客观与合乎科学的态度，试图把性当作与道德无关的课题来讨论。认为只要能为双方的健康与安全负责即可，至于非婚姻关系的性交是否道德则不是学校考虑的范畴。
这类教育通常在儿童幼年开始，而且让男女学生同堂受教。在课堂上教师把性器官的构造以及与性行为有关的活动公开讲解，以保障年轻人不会因为无知或误解而从事不健康的性行为。同时，为了尽量不引起学生的逆反心理，和尽量减少教师所遇到的挑战，这种教育法采取了无指导性的授课方式，即尽量避开或降低道德方面的讨论与指导。
这种课程除了强调知识的传授外，还倡导一些特定的内容即“风险较小”的性技巧以及使用避孕套。所谓“风险较小”的性行为就是直接性交以外的性活动，由于这样的行为几乎没有怀孕和染上性病的危险，所以有人认为倡导这类行为来代替性交是件有益的事。
然而糟糕的是，这样的性教育不仅没有阻止反而促使了性行为增加。美国一项“计划生育”组织所赞助的调查显示，十四岁少女在接受这种避孕教育后去尝试性行为的可能性增加了50%。这是相当令人惊慌的结果：以加强知识、科技与技巧为解决方法的“安全性行为方式”，不但没有使学生的怀孕率下降，反而间接鼓励他们进行危险的婚前性行为，而这也是“安全性行为方式”最遭人诟病的地方。
这样的社会现实促使美国国内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教育工作者意识到，对年轻人施予道德和伦理教育是优先必要的，并提出了健康的性教育策略和整体人格教育计划。
于是，在最近10年里，全美有1/3的学校增加了禁欲教育，提倡将性行为推迟到婚后，并告诉学生安全性行为的做法。1996年，有的州通过立法，在5年时间里，有4.4亿美元的资金用于宣传禁欲，有的学校还提供在何处可获得控制生育器具或如何使用避孕套的资讯。现在全美14个城市的32所公立学校中都建有性咨询室，回答咨询的也是孩子，其内容对教师和父母都保密。
向左走，向右走？
究竟是继续走性安全教育路线，还是推行强调贞洁的禁欲教育？近些年来，美国国内的这两种意见一直存在，并时时引发争论。而放眼世界，更多的西方国家，都选择了开放式的性教育。
瑞典是世界上最早开设性教育课程的国家之一。瑞典的性教育被称为“避孕教育”。早期瑞典学校性教育是国际上公认的青春期性教育成功模式之一。
1942年，瑞典开始对7岁以上的儿童进行性教育，教师采用启发式、参与式和游戏式的教学方法，内容是在小学传授妊娠与生育知识，在中学讲授生理与身体机能知识，到大学则把重点放在恋爱、避孕与人际关系处理上。
1966年，瑞典又尝试通过电视实施性教育，打破了家长难以启齿谈性的局面。瑞典性教育的经验是与孩子们交流谈论，让他们知道性究竟是怎么回事。
英国法律规定，必须对5岁的儿童开始进行强制性性教育。英国的性教育以学校教育为主体，所有公立中小学根据“国家必修课程”的具体规定来进行性教育。按不同年龄层划分为4个阶段：5～7岁，主要初步了解人体各部器官名称，知道人类可以孕育下一代，并会区分身体上的异同等；8～10岁，主要掌握人类生命各周期主要阶段，包括生殖、生长发育等；11～13岁，懂得青春期所带来的各种生理和心理变化，以及什么叫月经和受精等；14～16岁，学习生殖激素对人体的作用，医学上使用生殖激素来控制和提高生育力的情况和男女性别的决定因素等复杂问题。
除了这些必修内容，各学校还根据学生的特点适当增加有针对性的内容，如性健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情感释放、肢体语言等。
而日本走过的历程与美国相似，也是从性开放走向强调约束的综合性教育。日本的青春期性教育经历了3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二战后至60年代，叫“纯洁教育”，强调对青少年授以正确的性知识，使其保持身心纯洁。第二阶段是60～70年代，日本受到西方“性自由”浪潮冲击，从而开始了以传授性科学知识为主的阶段；第三阶段是70年代以后，日本进入“性指导”阶段，不仅让学生懂点性科学，还要懂得友爱重要和生命可贵。80年代以来，他们在性教育中特别强调性约束、性道德，认为性教育首先是性的文明教育、伦理教育和道德教育，要尊重人的精神，反对以强凌弱，讲究男女平等，而性卫生教育是第二位的。
相比其他国家，美国在性教育问题上显得相当“纠结”。而纽约市最近的这项决定，也遭到了宗教势力和主张禁欲教育的学校董事会成员的反对。性教育，向左走还是向右走？估计美国人还要在这个问题上继续摇摆下去，但他们所走过的这段历程，却发人深思。
（本文参考资料：杨素萍/《从安全性行为到“性纯洁”》）
纽约市市长布隆伯格的这个决定，在全美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实际上，有关性教育的问题，即使是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也走过一条漫长的探索道路，并至今存在争议。而西方各国在性教育策略的选择上，也不尽相同。
性解放的“恶之花”
人类的性解放自文艺复兴时期就开始，而其哲学架构则可追溯到20世纪初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弗洛伊德认为，性欲是人类最强烈的动机,性欲压力若得不到充分排放就会成为心理病态的根源。但同时他又提出，性必须受约束，应该有适当的渠道来疏导，否则文明就会毁灭。
然而，人们在广泛传播弗洛伊德的思想时，却更多地强调了前者，为性革命找到了理论依据。几年之后，美国性学研究者阿弗雷德.金赛通过实证研究在其所作的报告里提出了一个观点：人类需要频繁地得到性发泄，否则就会造成各种心理与社会问题；性行为是与道德无关的事情。他的报告公开发表之后，在全世界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许多人开始觉得自己落在潮流之后，开始质疑自己对性的传统态度是否可取，并且开始相信自己已经错失了很多人都已在享受的乐趣。
而《花花公子》杂志的创办则为性革命加上了最后一把火。思想上的解放，再加上科技进步，新的避孕方法，尤其是口服避孕药丸的问世，使得无风险性行为的梦想似乎得以实现，人们终于可以享受性自由所带来的愉悦。
从1960年代开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迎来了一个性解放的高潮。
然而30年后，美国社会开始逐渐尝到“性革命”造成的恶果。少女早孕、性病蔓延、心理创伤等现象大行其道。美国15～19岁少女中，几乎每年都有十分之一的人未婚先孕，其中一半会辍学，另一半选择了堕胎。少女怀孕、堕胎、少女妈妈、私生子不但成为家庭忧虑的难题，也给社会带来难以解决的负担。在性革命之前，美国和全世界受到关注的性病仅有淋病和梅毒，现在，性病已增至20多种。而80年代初期出现的艾滋病已在全世界广泛流行。据统计，死于艾滋病的美国人要比死于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总人数还多。
从“性安全”到“性纯洁”
面对性解放的恶果，美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着手给年轻人提供足够的知识和技巧，以期减少性病和未婚怀孕的发生率，并开始实施以使用避孕套及其它避孕措施为基点的“安全性行为”教育。
这种教育方法试图采取价值中立、客观与合乎科学的态度，试图把性当作与道德无关的课题来讨论。认为只要能为双方的健康与安全负责即可，至于非婚姻关系的性交是否道德则不是学校考虑的范畴。
这类教育通常在儿童幼年开始，而且让男女学生同堂受教。在课堂上教师把性器官的构造以及与性行为有关的活动公开讲解，以保障年轻人不会因为无知或误解而从事不健康的性行为。同时，为了尽量不引起学生的逆反心理，和尽量减少教师所遇到的挑战，这种教育法采取了无指导性的授课方式，即尽量避开或降低道德方面的讨论与指导。
这种课程除了强调知识的传授外，还倡导一些特定的内容即“风险较小”的性技巧以及使用避孕套。所谓“风险较小”的性行为就是直接性交以外的性活动，由于这样的行为几乎没有怀孕和染上性病的危险，所以有人认为倡导这类行为来代替性交是件有益的事。
然而糟糕的是，这样的性教育不仅没有阻止反而促使了性行为增加。美国一项“计划生育”组织所赞助的调查显示，十四岁少女在接受这种避孕教育后去尝试性行为的可能性增加了50%。这是相当令人惊慌的结果：以加强知识、科技与技巧为解决方法的“安全性行为方式”，不但没有使学生的怀孕率下降，反而间接鼓励他们进行危险的婚前性行为，而这也是“安全性行为方式”最遭人诟病的地方。
这样的社会现实促使美国国内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教育工作者意识到，对年轻人施予道德和伦理教育是优先必要的，并提出了健康的性教育策略和整体人格教育计划。
于是，在最近10年里，全美有1/3的学校增加了禁欲教育，提倡将性行为推迟到婚后，并告诉学生安全性行为的做法。1996年，有的州通过立法，在5年时间里，有4.4亿美元的资金用于宣传禁欲，有的学校还提供在何处可获得控制生育器具或如何使用避孕套的资讯。现在全美14个城市的32所公立学校中都建有性咨询室，回答咨询的也是孩子，其内容对教师和父母都保密。
向左走，向右走？
究竟是继续走性安全教育路线，还是推行强调贞洁的禁欲教育？近些年来，美国国内的这两种意见一直存在，并时时引发争论。而放眼世界，更多的西方国家，都选择了开放式的性教育。
瑞典是世界上最早开设性教育课程的国家之一。瑞典的性教育被称为“避孕教育”。早期瑞典学校性教育是国际上公认的青春期性教育成功模式之一。
1942年，瑞典开始对7岁以上的儿童进行性教育，教师采用启发式、参与式和游戏式的教学方法，内容是在小学传授妊娠与生育知识，在中学讲授生理与身体机能知识，到大学则把重点放在恋爱、避孕与人际关系处理上。
1966年，瑞典又尝试通过电视实施性教育，打破了家长难以启齿谈性的局面。瑞典性教育的经验是与孩子们交流谈论，让他们知道性究竟是怎么回事。
英国法律规定，必须对5岁的儿童开始进行强制性性教育。英国的性教育以学校教育为主体，所有公立中小学根据“国家必修课程”的具体规定来进行性教育。按不同年龄层划分为4个阶段：5～7岁，主要初步了解人体各部器官名称，知道人类可以孕育下一代，并会区分身体上的异同等；8～10岁，主要掌握人类生命各周期主要阶段，包括生殖、生长发育等；11～13岁，懂得青春期所带来的各种生理和心理变化，以及什么叫月经和受精等；14～16岁，学习生殖激素对人体的作用，医学上使用生殖激素来控制和提高生育力的情况和男女性别的决定因素等复杂问题。
除了这些必修内容，各学校还根据学生的特点适当增加有针对性的内容，如性健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情感释放、肢体语言等。
而日本走过的历程与美国相似，也是从性开放走向强调约束的综合性教育。日本的青春期性教育经历了3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二战后至60年代，叫“纯洁教育”，强调对青少年授以正确的性知识，使其保持身心纯洁。第二阶段是60～70年代，日本受到西方“性自由”浪潮冲击，从而开始了以传授性科学知识为主的阶段；第三阶段是70年代以后，日本进入“性指导”阶段，不仅让学生懂点性科学，还要懂得友爱重要和生命可贵。80年代以来，他们在性教育中特别强调性约束、性道德，认为性教育首先是性的文明教育、伦理教育和道德教育，要尊重人的精神，反对以强凌弱，讲究男女平等，而性卫生教育是第二位的。
相比其他国家，美国在性教育问题上显得相当“纠结”。而纽约市最近的这项决定，也遭到了宗教势力和主张禁欲教育的学校董事会成员的反对。性教育，向左走还是向右走？估计美国人还要在这个问题上继续摇摆下去，但他们所走过的这段历程，却发人深思。
（本文参考资料：杨素萍/《从安全性行为到“性纯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