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勞致富，這是中國的一條古訓；但如今，我越來越不能相信這句話了。因為，在我的身邊，已經出現了太多的“反例”——人們雖然勤儉持家，埋頭苦幹，卻仍然在過著艱辛的生活，家人的疾病、新房的建設、子女的教育等等，任何一件稍微重大的支出事項都可能讓他們深刻感受到經濟上的拮据，乃至徹底陷入貧困之中。這不禁讓我給自己提出了一個沉重的問題：這些人勤勞積累起來的家庭財富是如何“蒸發”的呢？這樣的問題看似宏大，卻是每個中國人都能體會到的，我想通過山東老家一位堂哥W的故事來尋找答案。
　　W，1969年生，中學畢業後，自己摸索學習“電工”技術，成為本領域的一名熟練工；從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他進入家鄉附近城市的建築工地打工，專門從事電路管線的安裝工作，並嘗試著自己承包工程，成為了一位“小包工頭”（建築工地電工需求量較少，因此他手下的工人一般就兩三位）。由於當時建築行業的持續繁榮，W的經濟收入很可觀，加上他們家人生活節約，又格外重視儲蓄，所以他很快成為了村裡著名的“有錢人”；但他一直有個心願沒有完成，那就是妻子能夠為自己生個兒子。為了治療夫妻二人的不孕症，W共計花費了數萬元（在那時候，這個數字已經很大），直到2001年女兒的降生，他們夫妻才算是基本完成了這樁心事，並期待著“二胎”能夠順利生下兒子。
　　2004年，W的妻子終於懷孕二胎；然而，事情又不遂人願，由於准生證等相關手續未能及時辦好，當地政府計生部門對W妻子進行了強制性引產（據說被強制墮掉的胎兒已有六七個月），在這之後的數年時間裡，W的妻子一直未能受孕。那時候，中國物價開始出現明顯的快速增長趨勢，所以陸續有親朋好友勸說W：“你在銀行存著那麼多錢，快點建新房子吧，不然貶值了，多可惜！”由於當時還沒有兒子，所以，W始終難以下決心建房（當地人大多是在兒子定親或娶妻前夕建設新房），但他也確實深刻感受到了“存款到銀行”給自己帶來的經濟損失，於是他開始尋找新的理財方式，並在2005年開始參與“炒股”。據他本人介紹，在剛開始炒股的那段時間裡，他賺了幾千元錢，於是逐漸增加投資，但很快就陷入了連續性虧損的狀態；他認為虧損是因為自己不懂金融知識，於是又被朋友介紹給專業人士，由他們代理炒股，結果又是剛賺了一些，再次陷入到了持續性虧損狀態。
　　在2009年暑假，我回家鄉探親，W向我傾訴起了炒股的經歷和感受：“進入股市這幾年，我至少虧了五六萬了，自己看不准行情，怪不懂這方面的知識，那些自稱有‘內部信息’的專業人士幫我炒，也是虧，這是怎麼回事呢？”我先是對他一番安慰，然後就講出了自己的觀點：“如果我們這些基層人都能找到知道‘內部信息’的人，那全國股民不都可以找到了嗎？那些所謂的專業人士肯定是吹牛！炒股這東西，可能涉及三分運氣，七分信息，真正能知道一些‘內部信息’的人都是那些大股東，小股民不可能在這方面佔優勢，如果你再缺少運氣，虧就是必然的了，所以我建議你不要指望在股市上發財！”聽了我的這番話，他表示爭取早點尋找“解套”良機，徹底退出股市；但我能明顯看出，他內心深處其實並不甘放棄，只是無奈之餘，只好將那種“不光彩”的賭徒精神稍加掩飾罷了。果不其然，後來我就聽說他一直未徹底退出股市，只是在追加投資方面謹慎了很多，虧損仍然是常態。
　　2010年，W夫妻倆終於有了自己的兒子，多年來的夙願得以實現；他們更加賣力地工作賺錢，家庭收入持續提高；據鄰居說，單就一項承包工程，W就從開發商那裡結算出了五十多萬的款項。2012年夏，我再次有機會與W見面閒談，問及此事，他告訴我說：“前不久剛完成的這個‘活’（方言，意思即工程）確實能賺幾十萬，但是房子賣不出去，所以開發商沒辦法和我結算，準備用房子抵帳，但是我不想要房子，一方面價格偏高，另一方面暫時還住不著，孩子那麼小……”我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如果拿不到錢，那就要房子啊，總比什麼也拿不到強，再說，中國房價是否會降低還不一定呢”。針對我的建議，W夫妻仍堅持認為，他們目前還不適合在城裡購置樓房，因為擔心將來一旦沒有工作，無法承受城市的生活成本；在一種“現金為王”的思維方式主導下，W寧可慢慢討要工程款，哪怕是數額出現縮水，也不想在城市置辦房產，他對未來生活的“不確定性”擔憂導致了這個結果。
　　三年後的2015年，我聽說W終於下決心要在村裡建新房了，於是利用回家鄉時間和他聊起了我對中國經濟形勢的認識：最近十多年來，政府為了完成國家經濟增長的目標，持續實行“貨幣超發”的刺激政策，誰的銀行存款越多，誰的財產縮水越厲害，這明顯是“逼”民眾增加消費；“而你這樣的人只追求存款的增加，就是不想多花錢，既不在城裡買房，也不在農村建房……你想呐，和政府的政策對抗還能有什麼便宜可沾？現在發現了吧——當年可以買150平米房子的錢現在只能買80平左右的房子了；當年可以在村裡建起三層樓的錢，現在連兩層也建不起來了！”他對我的觀點表示認同，明確告訴我說：“我現在存的錢也就夠在村裡建一棟兩層樓房，在城裡買一套大點的房子，可能都已經不夠了！”同時，他也無奈地告訴我說：“咱老百姓沒能力開工廠、辦企業、投資產業，炒股又虧錢，把錢都花掉吧，又擔心將來孩子讀書、家人生病沒錢，抓瞎，也是麻煩；把錢存銀行，還是虧，真沒辦法！”我聽他這樣說，著實感覺到了中國基層民眾生活的各種“不容易”和無奈。
　　前不久，我從電話上聽老家人說，當地縣政府為了空氣質量達到環保標準，封鎖了當地的所有磚窯，導致作為主要建築材料的紅磚稀缺，價格不斷攀升，這極大地提高了當地民眾的建房成本。也有傳言說，當地縣政府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縣城已經建好的商品房出現了大量庫存積壓，為消化這些庫存，故意設法阻礙農民在農村自建住房，變相逼迫他們到縣城購買商品房。在這種情況下，W的建房計劃只好再次擱置，而“是否到城市購房”顯然還是他很難下決心的一個重大家庭決策；伴隨著中國總體物價水平的持續攀升，他的存款也只能繼續在銀行“縮水”下去。面對W的生活狀態，我總是感歎萬千——他雖然已經年近半百，但至今還住在30年前建起來的舊房子裡；他儘管辛苦勞作半生，也具有“一技之長”，甚至也獲得了看似豐厚的勞動報酬，卻沒有真正享受到哪怕是一天的“現代高檔”生活。也許，中國農民固有的生活方式與財富觀念早已決定了他們的宿命：在不斷為社會創造大量財富的同時卻永遠“不捨得”或者“不敢於”去好好享受自己的勞動成果與物質福利。 　　言及至此，我想到了曾經被很多人問起過的一個棘手問題：現在怎麼才能讓自己的財產保值呢？我幾乎總是很無奈地回答到：在這個泡沫經濟的時代，好像沒有可以保值的東西，中國“大媽”投資金銀等貴金屬，據說大多都虧；中國股市裡80%的股民據說都虧損；炒房，前幾年好像還有些贏利空間，但從長遠看肯定也是血本無歸，三四線城市的房市危機已處於爆發的前夜；所以，“有錢，能花就花吧，哪天得了大病，就等死，失業了，就準備去討飯，在我們這樣的國家，老百姓想得點便宜，好像只能是在夢裡了”。與此形成鮮明對照，單位有一位同事曾在加拿大留學和工作，他們夫妻回國十年之後再次前往加國，發現那裡的物價竟然依舊保持當年的水平，很是驚歎，於是向身邊人多次講述起他們的這種“親身體會”；我聽後也是震驚不已，也更加理解了中國人財富不斷縮水的秘密。可以認為，W的家庭財富蒸發史和人生遭遇生動地展現了中國基層民眾的生存困境——國家無信用，通過大量地超發貨幣將國民經濟泡沫不斷吹大，其國民如何能逃脫家庭財富縮水的命運呢！
　　十多年來，中國特色的“野蠻”經濟增長方式已經製造出嚴重的泡沫經濟問題，很多人的所謂存款、房產其實都只是一些“虛假符號”，國人很快將要面臨一場集體性的財富蒸發局面；因此，“中國是否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實際上已經不是需要探討的問題，而是一個活生生的現實。經濟學的常識告訴我們，現代市場經濟持續增長的核心動力來自人口增長和產業升級，而中國人口已經不可能再有明顯增長，產業升級就成為了唯一的出路；但是一個很顯著的事實是，社會不公（特別是不平等的市場競爭）導致社會創新動力不足，專制主義意識形態導致國民的“創新思維”萎靡不振，已經嚴重制約著中國新興經濟產業的崛起。在大多數行業都已經產能過剩（“做什麼都不賺錢”正是直接體現）的情況下，新產業的培育如果不能順利推進，中國的經濟泡沫隨時都有崩潰的危險；很顯然，離開了政治體制改革和意識形態的現代轉型及其帶來的“創新思維”，新興經濟產業不可能被培育出來。
　　從這個意義上說，“政治”問題不解決，中國的經濟問題就不可能得到解決，整體性的社會危機也只能是離我們越來越近；那時候也許就可以驗證我經常提及的一個預言：所謂的中國模式可能是“成也經濟，敗也經濟”——它因在30多年前開創了經濟高速增長的局面而誕生，又因30多年後再也難以創造經濟輝煌而走向解體。作為當代的中國人，我們當然不希望出現這樣的結果，但是經濟與社會發展的規律畢竟是難以超越的，當一個國家企圖在奴隸（帝國）制度下實現經濟社會的全面“現代化”時，我們很難相信它能夠如願以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