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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谈沙色变，视为洪水猛兽，其实是对沙漠的不认识，不了解和不尊重。
沙漠，我们指的是原生沙漠，如同森林、草原、湿地和海洋一样，是地球上的一大自然生态系统，同样具有物种多样性和景观的多样性。沙漠是博大而美丽的，大漠瀚海中的金字塔型、新月型等形态各异的沙丘和沙丘链恢宏壮观，令人震憾!
沙漠并非一些人想象中的是一片死亡的世界；沙漠中有河流、湖泊、沼泽和许多适应沙漠环境的动植物，它们的生命力之顽强令人惊叹!沙漠中的绿洲瓜果飘香，民风淳朴，有如世外桃源，令人神往!
世界的几大古文明多在沙漠地区发生是耐人寻味的，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我国西域的古文明遗迹，如今都已沉睡在茫茫的沙漠之中。骑着沙漠之舟骆驼，探访这些沙漠古城和古遗址，则有如步人时空隧道，穿越千古进入人类的童年。这种兼备探险与考古、生态与人文的旅行，更令人怦然心动!
固然，沙漠地区因其酷热与干旱，环境的承载力低而不适宜大量人类的居住；但自古以来，却一直都是人类生存繁衍的家园之一。沙漠地区的原住民在与沙漠长期相处的历史中，正是善待沙漠，顺应自然，获得了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如新疆吐鲁番盆地的“坎儿井”，不仅成功地解决了生活在极度干旱区的水资源匮乏的问题，而且由于设计巧夺天工、工程浩大而被誉为人类近代工程建设的一大奇观!
沙漠是美丽的，而沙漠化则是可怕的。
人们常把沙漠与沙漠化混为一谈，这是一种混淆了基本概念的错误，沙漠和沙漠化，其实完全是两码事。
沙漠是在地质时代因气候变迁，陆地升降以及大陆飘移等自然因素形成的，多则有上亿年，少则也有200万年以上的历史；而沙漠化则是在原本非沙漠的草原、森林与湿地，主要由于人为垦殖、樵采、过牧或水资源利用不当，造成生态系统和土地的退化，形成了类似沙漠的那种景观，使人们痛失赖以生存的土地生产力，称之沙漠化。沙漠化的历史与人类的文明史相生相伴，最古老的沙漠化土地约有1万年。
我国有62万平方公里原生沙漠和沙地，70万平方公里原生戈壁，合计132万平方公里沙漠戈壁，这是大西北壮丽山川的组成部分，“宜荒则荒”无须“治理”。需要治理的是近2000年来人类活动造成的38万平方公里的沙漠化土地。在公元10世纪前，特别是汉唐时代的沙漠化土地，都以干旱区的古城和古垦区为中心，集中在内陆河流的下游，呈斑点状分布；11-19世纪发展的沙漠化土地，以半干旱草原区为主，以历史上的农垦区为中心呈片状分布；20世纪以来的现代沙漠化土地承袭了原来垦荒为基础上的面积扩大，并和其他人为活动相互作用，有愈演愈烈之势。
我国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史按5000年算，则前4000年造成的沙漠土地，仅占14．3％，公元1000年至1900年造成的沙漠化土地，则占23．3％；年均较前4000年提高了7．25倍；在20世纪的百年中造成的沙漠化土地，竟占62．4％，较前4000年提高了174．79倍!这种以风沙活动为标志的土地退化，即沙漠化过程，始终伴随着自秦汉以来2000多年历史中历朝历代的无数次土地开发。这些土地开发，固然带来了拓展生存空间、发展经济、巩固国防等一时的积极作用，但是恰恰由于不懂得尊重自然、保护生态，所有这些开发又几乎都是不可持续的，无不以自毁家园，招致大自然的无情惩罚而告终。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20世纪下半叶，由于人口激增，经济快速增长，对环境的压力空前加大。而不科学不合理地向自然开发索取，破坏了自然生态，原生植被与土壤结构，造成沙漠化发展空前加剧，农牧交错地带大幅度西扩北移，沙漠化土地扩展面积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年均1560平方公里直线攀升到世纪末的3436平方公里，而强沙尘天气，也相应地从50年代的10年5次跃升到90年代的10年36次。
应该说，我国沙漠化治理的实用技术是成功的，其中不乏我国人民和科技工作者的首创；然而，由于在治沙战略、治沙理念和治沙政策制定等方面的相对滞后，造成了建设与破坏相抵之后，治沙速度始终赶不上沙漠化扩展的速度。防沙治沙总的形势是点上治理，面上破坏，局部好转，整体恶化，沙进人退未能得到有效遏制。以致有个外国专家说：中国有件事是十分不可思议的，那就是他们治沙是世界第一，造沙也是世界第一。
了解了沙漠与沙漠化土地的基本区别，那么防治什么也就自然清楚了。可以说沙漠无须“治理”，反之，我们应当善待沙漠，保护沙漠生态系统，保护沙生植物和沙漠动物，保护沙漠中的河湖湿地。我们应当彻底摈弃对大自然动辄“征服”、“改造”的习惯性动作，不再将沙漠化作为自己的对立面去“斗争”，我们应当学会与沙漠和谐共存，这不是“向沙漠举白旗”，而是重修旧好，建立起人与沙漠互不侵犯和伤害的新型关系。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正是有赖于人与自然的谐调关系的建立。
既然沙漠无须治理，那么需要治理的就是沙漠化的土地，也就是原本不是严重退化、沙化的，有植被覆盖的土地。这些土地同在沙漠里建造人工绿洲不同，因为不需要高投入即存在着重新恢复使用的可能。 在如何防沙治沙的问题上，存在着以防为主还是以治为主的两种思路。以治为主强调的是技术措施，斯望通过科技手段解决沙漠化问题，这是很片面的认识。其实，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国沙漠化急速扩展，其根本原因并非治沙技术不高或者植树造林不多，而是由于干旱、半干旱地区的草原、荒漠和湿地等生态系统破坏过甚，以致治理的速度远远赶不上破坏的速度，造了沙又治沙，陷入一种“造一治一造”的恶性循环，难以自拔。如果你了解到，导致我国土地沙漠化的原因之中，仅有5．5％系风力吹动沙丘前移引起，其余94．5％是由于过度垦殖、超载放牧、过度樵采以及水资源开发不当等人为因素引起的，那么你就会明白，所谓防沙治沙，主要工作应放在“防人治人”这个基本点上。
所谓“防人治人”就是运用适当的法规、政策和行政管理措施，约束和改变人们不当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制止人为的生态破坏，协调人与第一”的思想，保护草原、保护湿地、保护荒漠生态系统，是我们面临的更为迫切的任务；要遏制住沙漠化土地加剧扩张的势头，实现“零增长”，只知道下大力气“治沙”是舍本求末、事倍功半、劳民伤财，而且效果不尽人意，沙漠化土地有增无减。
必须指出，沙漠化防治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多学科、政府、专家和当地居民的充分参与，共同合作，综合决策，综合治理，不只涉及技术，更涉及政策、管理和文化等社会的各个层面。高新技术固然对治沙有所帮助，但是不能忽视了沙漠化的主要的和根本的问题不在技术层面，而在社会层面。
举例说，我国沙漠化的主因表现为草原因垦殖而退化，其实质是农耕文化进入草原，削弱乃至取代了草原文化，造成大自然划分的农自然的关系，坚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我们的首要任务，不是等着破坏了再去花钱“治”，而应当把主要力量放在避免破坏的工作上。因此，生态“保护与恢复”重于生态“建设与再造”，要树立“保护牧交错线历史空前地人为西扩北移。而以游牧为标志的草原文化恰恰是草原的保护神，在几千年来保护草原生态、防止沙漠化与沙尘暴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然而，恰恰是这个问题不但尚未引起广大社会公众的重视，甚至也未引起广大学者的关注，许多人只把精力和金钱投入到治沙项目上，而忽视了产生沙漠化问题的文化背景。
(责编 付建平)
沙漠，我们指的是原生沙漠，如同森林、草原、湿地和海洋一样，是地球上的一大自然生态系统，同样具有物种多样性和景观的多样性。沙漠是博大而美丽的，大漠瀚海中的金字塔型、新月型等形态各异的沙丘和沙丘链恢宏壮观，令人震憾!
沙漠并非一些人想象中的是一片死亡的世界；沙漠中有河流、湖泊、沼泽和许多适应沙漠环境的动植物，它们的生命力之顽强令人惊叹!沙漠中的绿洲瓜果飘香，民风淳朴，有如世外桃源，令人神往!
世界的几大古文明多在沙漠地区发生是耐人寻味的，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我国西域的古文明遗迹，如今都已沉睡在茫茫的沙漠之中。骑着沙漠之舟骆驼，探访这些沙漠古城和古遗址，则有如步人时空隧道，穿越千古进入人类的童年。这种兼备探险与考古、生态与人文的旅行，更令人怦然心动!
固然，沙漠地区因其酷热与干旱，环境的承载力低而不适宜大量人类的居住；但自古以来，却一直都是人类生存繁衍的家园之一。沙漠地区的原住民在与沙漠长期相处的历史中，正是善待沙漠，顺应自然，获得了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如新疆吐鲁番盆地的“坎儿井”，不仅成功地解决了生活在极度干旱区的水资源匮乏的问题，而且由于设计巧夺天工、工程浩大而被誉为人类近代工程建设的一大奇观!
沙漠是美丽的，而沙漠化则是可怕的。
人们常把沙漠与沙漠化混为一谈，这是一种混淆了基本概念的错误，沙漠和沙漠化，其实完全是两码事。
沙漠是在地质时代因气候变迁，陆地升降以及大陆飘移等自然因素形成的，多则有上亿年，少则也有200万年以上的历史；而沙漠化则是在原本非沙漠的草原、森林与湿地，主要由于人为垦殖、樵采、过牧或水资源利用不当，造成生态系统和土地的退化，形成了类似沙漠的那种景观，使人们痛失赖以生存的土地生产力，称之沙漠化。沙漠化的历史与人类的文明史相生相伴，最古老的沙漠化土地约有1万年。
我国有62万平方公里原生沙漠和沙地，70万平方公里原生戈壁，合计132万平方公里沙漠戈壁，这是大西北壮丽山川的组成部分，“宜荒则荒”无须“治理”。需要治理的是近2000年来人类活动造成的38万平方公里的沙漠化土地。在公元10世纪前，特别是汉唐时代的沙漠化土地，都以干旱区的古城和古垦区为中心，集中在内陆河流的下游，呈斑点状分布；11-19世纪发展的沙漠化土地，以半干旱草原区为主，以历史上的农垦区为中心呈片状分布；20世纪以来的现代沙漠化土地承袭了原来垦荒为基础上的面积扩大，并和其他人为活动相互作用，有愈演愈烈之势。
我国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史按5000年算，则前4000年造成的沙漠土地，仅占14．3％，公元1000年至1900年造成的沙漠化土地，则占23．3％；年均较前4000年提高了7．25倍；在20世纪的百年中造成的沙漠化土地，竟占62．4％，较前4000年提高了174．79倍!这种以风沙活动为标志的土地退化，即沙漠化过程，始终伴随着自秦汉以来2000多年历史中历朝历代的无数次土地开发。这些土地开发，固然带来了拓展生存空间、发展经济、巩固国防等一时的积极作用，但是恰恰由于不懂得尊重自然、保护生态，所有这些开发又几乎都是不可持续的，无不以自毁家园，招致大自然的无情惩罚而告终。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20世纪下半叶，由于人口激增，经济快速增长，对环境的压力空前加大。而不科学不合理地向自然开发索取，破坏了自然生态，原生植被与土壤结构，造成沙漠化发展空前加剧，农牧交错地带大幅度西扩北移，沙漠化土地扩展面积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年均1560平方公里直线攀升到世纪末的3436平方公里，而强沙尘天气，也相应地从50年代的10年5次跃升到90年代的10年36次。
应该说，我国沙漠化治理的实用技术是成功的，其中不乏我国人民和科技工作者的首创；然而，由于在治沙战略、治沙理念和治沙政策制定等方面的相对滞后，造成了建设与破坏相抵之后，治沙速度始终赶不上沙漠化扩展的速度。防沙治沙总的形势是点上治理，面上破坏，局部好转，整体恶化，沙进人退未能得到有效遏制。以致有个外国专家说：中国有件事是十分不可思议的，那就是他们治沙是世界第一，造沙也是世界第一。
了解了沙漠与沙漠化土地的基本区别，那么防治什么也就自然清楚了。可以说沙漠无须“治理”，反之，我们应当善待沙漠，保护沙漠生态系统，保护沙生植物和沙漠动物，保护沙漠中的河湖湿地。我们应当彻底摈弃对大自然动辄“征服”、“改造”的习惯性动作，不再将沙漠化作为自己的对立面去“斗争”，我们应当学会与沙漠和谐共存，这不是“向沙漠举白旗”，而是重修旧好，建立起人与沙漠互不侵犯和伤害的新型关系。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正是有赖于人与自然的谐调关系的建立。
既然沙漠无须治理，那么需要治理的就是沙漠化的土地，也就是原本不是严重退化、沙化的，有植被覆盖的土地。这些土地同在沙漠里建造人工绿洲不同，因为不需要高投入即存在着重新恢复使用的可能。 在如何防沙治沙的问题上，存在着以防为主还是以治为主的两种思路。以治为主强调的是技术措施，斯望通过科技手段解决沙漠化问题，这是很片面的认识。其实，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国沙漠化急速扩展，其根本原因并非治沙技术不高或者植树造林不多，而是由于干旱、半干旱地区的草原、荒漠和湿地等生态系统破坏过甚，以致治理的速度远远赶不上破坏的速度，造了沙又治沙，陷入一种“造一治一造”的恶性循环，难以自拔。如果你了解到，导致我国土地沙漠化的原因之中，仅有5．5％系风力吹动沙丘前移引起，其余94．5％是由于过度垦殖、超载放牧、过度樵采以及水资源开发不当等人为因素引起的，那么你就会明白，所谓防沙治沙，主要工作应放在“防人治人”这个基本点上。
所谓“防人治人”就是运用适当的法规、政策和行政管理措施，约束和改变人们不当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制止人为的生态破坏，协调人与第一”的思想，保护草原、保护湿地、保护荒漠生态系统，是我们面临的更为迫切的任务；要遏制住沙漠化土地加剧扩张的势头，实现“零增长”，只知道下大力气“治沙”是舍本求末、事倍功半、劳民伤财，而且效果不尽人意，沙漠化土地有增无减。
必须指出，沙漠化防治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多学科、政府、专家和当地居民的充分参与，共同合作，综合决策，综合治理，不只涉及技术，更涉及政策、管理和文化等社会的各个层面。高新技术固然对治沙有所帮助，但是不能忽视了沙漠化的主要的和根本的问题不在技术层面，而在社会层面。
举例说，我国沙漠化的主因表现为草原因垦殖而退化，其实质是农耕文化进入草原，削弱乃至取代了草原文化，造成大自然划分的农自然的关系，坚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我们的首要任务，不是等着破坏了再去花钱“治”，而应当把主要力量放在避免破坏的工作上。因此，生态“保护与恢复”重于生态“建设与再造”，要树立“保护牧交错线历史空前地人为西扩北移。而以游牧为标志的草原文化恰恰是草原的保护神，在几千年来保护草原生态、防止沙漠化与沙尘暴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然而，恰恰是这个问题不但尚未引起广大社会公众的重视，甚至也未引起广大学者的关注，许多人只把精力和金钱投入到治沙项目上，而忽视了产生沙漠化问题的文化背景。
(责编 付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