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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总理曾经这样向国际友人介绍：“新中国有两大奇迹，一个是南京长江大桥，一个是林县红旗渠。”其中指的奇迹之一建造南京长江大桥，我是原铁道部大桥工程局第四桥梁工程处的工程师，是亲历建桥人之一。
一、勒紧裤腰带也要建成建好这座“争气桥”
1960年初我们来到浦口，建造南京长江大桥。
初来时条件差、困难多，眼前除刚收完的包谷（玉米）、高粱旱地，绝大多数是一片片的芦苇荡。没有宿舍，工地打试桩的工人白天一身水、一身泥，晚上就钻进又矮又湿的帐篷里。我们机关科室人员住在离工地两三里外的轮渡桥仓库里。地上摆几根枕木，铺上木板，就像当年当兵的一样，一个挨一个地打开行李卷安营扎寨。轮渡桥一带火车的煤烟很重，早上晒的白衬衣，晚上下班回来全变成灰黑色的了。工地上还未建浴室，也没有食堂。开饭了，大家就蹲在临时伙房外的荒野地上，小塘沟边，好在每餐也只供应一两个素菜，每人一个碗，饭菜二合一。
当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像我这样的技术员每月定量26斤，还要节约一笔（粮票）。三两油、二两肉，几乎是餐餐吃瘦得只有两片干叶子的“飞机包菜”。真是吃完了饭也不用洗碗，水冲就干干净净。无论是早、中、晚餐大家都争着排队买稀饭。二两稀饭，用扣得下脑袋的大搪瓷碗装，肚子吃胀了，但总感觉还没有吃饱。八角钱一斤的胡萝卜（那时我工资59.50元），故有“五级工、六级工，赶不上农民一担葱”的民谣。天不亮就得半路上迎着去买，也等不及洗净煮熟，连往回走就啃吃起来。“浮肿”几乎是人人都有的小“毛病”。我当然也不例外。1956年大学本科毕业的桥处中心试验室主任罗刘汉，家就住在离工地不到一里地的女墩桥附近。妻子是小学教师，还带着最大才十一二岁的四个孩子。他为了确保水上桥墩施工封底，水下混凝土灌注的质量，三天三夜吃住在工地试验室。他利用炒砂、石炉子的余火把三两饭加水煮稀饭，好吃得饱些，不幸煤气中毒去世，年仅三十多岁。
到了1961年、1962年，农民工精简了，正式工也精简上千，听说还是周总理发现后表示“我们是有这么多江河的大国，好容易建立起来的建桥专业化队伍，再困难也不能再精简了”。桥墩浇灌人员不够，机关人员包括党、政干部齐上阵，“承包”起一座混凝土搅拌机。
1960年，中苏关系已经恶化。6月，苏联桥梁界的权威，曾在武汉长江大桥修建中任苏联专家组组长的西林，以“个人”名义来南京长江大桥工地考察。当时江中1、2号桥墩均已开工。在听取我们介绍“自行设计、自行施工”的情况后，他竟危言耸听地说：“1号墩这样深的沉井，井壁不设置钢筋是会断裂的！2号墩这样深的沉井基础型式，我们在多瑙河也做过，就曾发生沉井倾覆事故。假若我是施工技术领导，就不会接受这样的设计。”企图以此来否定我们的设计，干扰大桥建设。结果反而更加激发我们全体技术人员、工人“独立自主，奋发图强”的精神，并提出口号“勒紧裤腰带也要建成建好这座争气桥”。
二、百年大计，质量第一；一丝不苟，
走“三结合”的路
整座大桥的31.7米大型预应力钢筋混凝土梁的试制任务，由北岸四桥处基地工程队承担。原分段制造的设计图是苏联的，没有附设计标书。为了准确了解应力的分布，更好地掌握制造中的主动，工程队主管工程师杨家辉，在1960年的夏天，冒着酷暑，几乎是每夜在那矮小的临时技术室里干到半夜十一二点。他花了一个多月的功夫，根据结构图返标出整整一大本“计标书”。这种从我做起的严谨科学作风，直接带动着他领导的以车家明负责的“制孔”和以李安亭为主的“锚具”两个攻“关”小组。
开始，我分在制孔小组。车家明与我为找制作“竹丝管”的竹器店、合作社，签合同订要求，我俩几乎跑遍了南京的大街小巷。早上吃二两稀饭出工地，到十来点钟，两腿发软、两眼冒金星，我好像又重尝了1951年“秋季攻势”的朝鲜战场炒面接济不上的滋味。
“竹丝管”失败了，改用胶管。胶管刚度不够又失败了。工人们提出在其内加穿钢筋，既要保证制孔器在梁体混凝土浇筑中的曲线位置，又要便于在混凝土适当的凝结时间拔除不断，拔后形成的孔道、曲线、直径都不变。那时也不兴记什么加班、加点、计奖金。工人到点交班不肯离去，我们搞技术的就那么两三人，有时在节骨眼的关键时刻该下班了也只得接着干，终于赶在正式制梁前攻下了“制孔器”——钢丝胶管的难关。
李安亭当时是刚从苏联学成回来的技术员，同桥梁学院毕业不久的几个工程技术人员，加上邵柏太装吊工班的工人组成的锚具小组，与我们“制孔器”攻关小组一样，一无成功的技术资料可借鉴，二无良好的试验设备，走领导、工人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的“路”。从国产钢材的选用，锚圈、锚塞内外直径、坡度，一直到粹火硬度的要求，同样经历过上百次的失败、改进，以圆满达到极限强度16000千克/厘米2Φ5毫米高强度钢丝，在张拉应力下不滑丝。
梁体正式生产了，从分三段制造到改变为整体建筑，上世纪三十年代唐山交大毕业的王团宇副总工程师蹲点到我们基地工程队，吃住在工地，为改进钢木结构的整体震动模板出了大力。
江中桥墩入水深达七八十米。道道工序都贯彻自检、互检，工程队技术室检三步程序。隐蔽工程建筑混凝土前，还要经处施工技术、大桥工程指挥部的监察工程师来检查签证。“精心设计、精心施工！”“百年大计，质量第一！”这不仅仅写在纸上，讲在嘴上，也是落实在每个职工的行动上。我们工程技术人员及“三结合”会议多次研讨，反复比较确定方案。分部工程、单项工程开工前，由设计人员、施工的技术主管，亲自到现场向所有操作的施工人员，作层层技术交底。讲解设计意图、主要应力计算原则、依据，施工中应注意的安全质量事项和可能遇到的问题及解决的办法。遇到施工中的较大问题和如何增产节约，在年度、季度、月度施工计划中桥处、工程队则专题列出号召提合理化建议。
大型预应力梁从制造场地运到引桥架设，因受场地限制曲线半径过小，运梁专用线按规定轨道无法铺设。课题一公布，从小在日本人皮鞭下成长的老线路工杨贵德，用他几十年积累的“土”计算法，提出两个小半径的反曲线，使得三十多米长的梁片，由两节车皮顺顺当当地拖运到桥墩旁，体现了那个时代主人翁的精神。
其实在比武汉大桥河面还宽，水还深、还急，地质条件更复杂的长江下游南京修这么大的公路、铁路两用桥，第一没有成熟的设计、施工规范和规程可借鉴，第二国外的科技的封锁，加上苏联老大哥也来卡我们，因此，那时造桥真是难！可我们挺过来了！
三、一个难忘的夜班
1960年，南京长江大桥北岸浦口工地，大型预应力钢筋混凝土管柱制造场，三班倒赶制水中桥墩施工急需的直径3米大型管柱。10月21日第三班（23点半至22日7点半），值班技术员是我，负责安装法兰盘、钢顶盖的是王炳荣装吊2班。那几天雨总是连绵不断地下着。子夜过后，我揉着惺松的双眼，拖着疲乏的两腿从值班室出来，就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寒噤！我知道在这个时候是最易发生事故的，于是我就爬上三层平台。装吊工杨天福正在2号台座拧钢顶盖联接螺栓。他脚穿一双解放鞋，站在靠着顶盖的小木梯上，身子又半靠在梯子上，双手握着“套筒扳手”。我说：“小杨，注意啊！这鬼天气，又冷又饿，你怎么还穿这么滑的胶鞋？只要稍一滑身体失去平衡，就怕从这平台脚手板的空当中摔下去！”“技术员，放心吧！不会的。你看这空当比我头大不了多少。”等我从三层、二层平台检查下来回到值班室刚坐下，外面就喊开了：“冯技术员快来！不好了，小杨从三层平台空当摔下来了！”我一跃而起，推开值班室的门，三步并两步就跑到2号台座的底层。小杨躺在地上，头正好摔在8米下台座底法兰盘像刀一样竖焊的钣器上，把下巴连同半个脸全撞开了，鲜血流了一地。我一边交待着工长赶快卸门板，把杨天福抬到工地医院去，一边就高一脚低一脚地奔向桥处机关办公室。
池涌波处长的宿舍就在原教育科那间小平房里。处总工程师陈昌言，家就在南京，但他仍旧住在池处长宿舍十来平方的隔壁房间。那时我还年轻，养就的八路军习气，我擂着池处长的小门大声地喊着：“池处长！池处长！快起来！”“是小冯吧！什么事？别急。”“不好了！杨天福从管柱场三层平台上摔下来了！”“啊！我在穿衣服，你喊醒隔壁的陈总，我们一块去现场。”不一会儿，他俩都穿好衣服出来随我赶往现场。池处长出房门就用手电看了一下表，自言自语：“现在是22日凌晨两点刚过。”一到现场，池处长、陈总就要大家都坐下来，并安慰大家。接着边听我汇报，边详细地察看现场，接着又赶到工地医院，催促赶紧将小杨送过江。
杨天福，四川江津人，由于伤势过重、流血过多，加之已有而未发现的营养不良引发的肝病，经南京市第四人民医院（现下关南京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抢救无效，于一星期后牺牲了，时年24岁。由于无直系亲属，连抚恤金也无人领取。近五十年了，我忘不了这血的教训，忘不了那个阴风冷雨的夜班，更忘不了在那艰苦的年月，处长、总工程师都吃住在工地，对待工人兄弟真挚的情谊。
四、北上进京求援
制造31.7米预应力钢筋混凝土梁，在攻克“制孔”和“锚具”关后，正式生产梁片之前，还必须将所用的专用仪器进行精确的校正。而校正用的“压力环”，我国从东德进口的数量又非常有限。
辗转同济大学、铁道科研所、铁道部基建总局、国家计量管理局后，我最终在北京市计量管理局找到了相匹配的仪器。在北京计量管理局办公室，接待我的人都主动说：“你别急，仪器有台，还是刚进口的。但不能让你带走，得等我们指定保管、使用的那位同志出差回来，再要他带着仪器回去给你们校正。为了表示我们对这座自力更生建设的大桥的支持，我们已经研究决定：校正所有的千斤顶我们全免费！你留下电话号码，只要他一回来就通知你！”
大约等了半个月，那位技师终于盼回来了，他只在北京家里休息了一天就带着仪器随我南下。
那时我们桥处的汽车就只有周永生政委坐的一部，大卡车也只有数得上的几部，我们为了这仪器，从浦口站坐“三轮车”回工地。基地工程队的不少同事，都很惊异，他们说道：“是真的把仪器借到了？”
五、决定大桥成败的江中4号桥抢险
1964年9月28日早刚上班，一贯沉着冷静的邹义章总工程师一反常态从办公室跑步赶往江边码头，原来水中桥墩施工发生了严重情况。那天，也正是国庆节前例行的全处安全大检查。我本来就是施工技术科兼水上锚锭设施检查的技术员，当然也就随处水上检查组上了江中4号桥墩。
墩子上的紧张气氛不亚于战前的场面，到处挂着“危险！”和“禁区”的木牌。悬浮在水中的沉井，就像一艘在狂风大浪中失去控制的海轮，左右摆幅最大58.6米，上下起伏达1~2米，使得它依附的两只800吨大铁驳导向船，也随之大幅度晃动起来。导向船上仅10来根直径粗达39~43.5毫米的边锚钢丝绳，一清早就连着断了两根，邹总就是接调度这一紧急报告赶来的。肖传仁副总工程师也赶来了，还有安质科尚国志技师，我们四个人就蹲在导向铁驳边沿的“禁区”里，观察研究措施。根据上、下游还有好几根边锚钢丝绳麻心外露的严重情况，除交待姚纪福装吊工班赶紧加固增加边锚外，还通知调度尽快撤走靠着的水上混凝土工厂、辅助工作船等。大家布置完刚往回走，我最小跟在后，等我刚转身迈步，“轰！”的一声，就像手榴弹爆炸声一样，我就失去了知觉。
事后我得知28日这一天中，就先后断了七根特粗的锚绳，飞走了三个“马口”。铁道部、国务院都及时知道了这决定大桥成败的严峻局面。周总理派专机从上海及时送来了“锚链”，长航局从武汉火速调来了两艘2000匹马力的拖轮，绑靠在导向铁驳边日夜顶推。全员都组织起来，处长苗成翥又发挥了当年在武汉大桥的工作作风，日夜战斗在抢险的桥墩上。真是“老天不负苦心人！”4号桥墩沉井胜利地下沉至设计的正确位置上。
六、同仇敌忾、共克难关，
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第一
原向苏联订购的大桥三联合金钢梁的钢材，苏联只供应一联就撕毁合同，以为我们短期研制不出来而卡我们。鞍山钢铁公司的职工突击攻“关”，及时炼出了16锰合金钢，轧长比苏联的还长，不需拼接能满足单根钢梁杆件的长度。浦口岸0号墩至江中1号桥墩的第1孔128米简支钢梁，就是用的苏联供给的钢材。其后的三联三等跨9孔、每孔160米的连续钢梁，是我们鞍钢自己生产的。
江边1号桥墩采用20.2×24.9米总重约4万吨的巨型筑岛混凝土沉井。为了节约钢材，井壁及隔墙均用素混凝土、下沉入土深达55米，并未像西林讲的发生井壁断裂下沉，至设计位置高低仅差2厘米，创当时国内最深基础。
水中4号桥墩是22.4×18.2米的浮式重型开口钢筋混凝土沉井，属国内外首创。在入水19.3米时，适逢秋汛大幅摆动，但终被制服，继续接高下沉至设计位置，在世界建桥史上亦属罕见。1980年维也纳国际桥梁与结构学会第11届大会上，我们大桥工程局工程师的一篇止摆论文受到好评。
南京长江大桥从1960年初正式动工兴建，到1968年12月29日建成通车（铁路桥部分是1968年9月30日稍前通车）。在这期间，它经历了国外的经济封锁，苏联的背信弃义，撕毁供料合同；国内的三年困难时期、“文革”的内乱，因而建设南京长江大桥写进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荣获首次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南京长江大桥是宏伟的、壮丽的，它承载着我们建桥人的奋斗史，也记载着中华儿女的勤劳勇敢。
（作者为原铁道部大桥工程局第四桥梁工程处工程师）
责任编辑 张 鑫 周峥嵘
一、勒紧裤腰带也要建成建好这座“争气桥”
1960年初我们来到浦口，建造南京长江大桥。
初来时条件差、困难多，眼前除刚收完的包谷（玉米）、高粱旱地，绝大多数是一片片的芦苇荡。没有宿舍，工地打试桩的工人白天一身水、一身泥，晚上就钻进又矮又湿的帐篷里。我们机关科室人员住在离工地两三里外的轮渡桥仓库里。地上摆几根枕木，铺上木板，就像当年当兵的一样，一个挨一个地打开行李卷安营扎寨。轮渡桥一带火车的煤烟很重，早上晒的白衬衣，晚上下班回来全变成灰黑色的了。工地上还未建浴室，也没有食堂。开饭了，大家就蹲在临时伙房外的荒野地上，小塘沟边，好在每餐也只供应一两个素菜，每人一个碗，饭菜二合一。
当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像我这样的技术员每月定量26斤，还要节约一笔（粮票）。三两油、二两肉，几乎是餐餐吃瘦得只有两片干叶子的“飞机包菜”。真是吃完了饭也不用洗碗，水冲就干干净净。无论是早、中、晚餐大家都争着排队买稀饭。二两稀饭，用扣得下脑袋的大搪瓷碗装，肚子吃胀了，但总感觉还没有吃饱。八角钱一斤的胡萝卜（那时我工资59.50元），故有“五级工、六级工，赶不上农民一担葱”的民谣。天不亮就得半路上迎着去买，也等不及洗净煮熟，连往回走就啃吃起来。“浮肿”几乎是人人都有的小“毛病”。我当然也不例外。1956年大学本科毕业的桥处中心试验室主任罗刘汉，家就住在离工地不到一里地的女墩桥附近。妻子是小学教师，还带着最大才十一二岁的四个孩子。他为了确保水上桥墩施工封底，水下混凝土灌注的质量，三天三夜吃住在工地试验室。他利用炒砂、石炉子的余火把三两饭加水煮稀饭，好吃得饱些，不幸煤气中毒去世，年仅三十多岁。
到了1961年、1962年，农民工精简了，正式工也精简上千，听说还是周总理发现后表示“我们是有这么多江河的大国，好容易建立起来的建桥专业化队伍，再困难也不能再精简了”。桥墩浇灌人员不够，机关人员包括党、政干部齐上阵，“承包”起一座混凝土搅拌机。
1960年，中苏关系已经恶化。6月，苏联桥梁界的权威，曾在武汉长江大桥修建中任苏联专家组组长的西林，以“个人”名义来南京长江大桥工地考察。当时江中1、2号桥墩均已开工。在听取我们介绍“自行设计、自行施工”的情况后，他竟危言耸听地说：“1号墩这样深的沉井，井壁不设置钢筋是会断裂的！2号墩这样深的沉井基础型式，我们在多瑙河也做过，就曾发生沉井倾覆事故。假若我是施工技术领导，就不会接受这样的设计。”企图以此来否定我们的设计，干扰大桥建设。结果反而更加激发我们全体技术人员、工人“独立自主，奋发图强”的精神，并提出口号“勒紧裤腰带也要建成建好这座争气桥”。
二、百年大计，质量第一；一丝不苟，
走“三结合”的路
整座大桥的31.7米大型预应力钢筋混凝土梁的试制任务，由北岸四桥处基地工程队承担。原分段制造的设计图是苏联的，没有附设计标书。为了准确了解应力的分布，更好地掌握制造中的主动，工程队主管工程师杨家辉，在1960年的夏天，冒着酷暑，几乎是每夜在那矮小的临时技术室里干到半夜十一二点。他花了一个多月的功夫，根据结构图返标出整整一大本“计标书”。这种从我做起的严谨科学作风，直接带动着他领导的以车家明负责的“制孔”和以李安亭为主的“锚具”两个攻“关”小组。
开始，我分在制孔小组。车家明与我为找制作“竹丝管”的竹器店、合作社，签合同订要求，我俩几乎跑遍了南京的大街小巷。早上吃二两稀饭出工地，到十来点钟，两腿发软、两眼冒金星，我好像又重尝了1951年“秋季攻势”的朝鲜战场炒面接济不上的滋味。
“竹丝管”失败了，改用胶管。胶管刚度不够又失败了。工人们提出在其内加穿钢筋，既要保证制孔器在梁体混凝土浇筑中的曲线位置，又要便于在混凝土适当的凝结时间拔除不断，拔后形成的孔道、曲线、直径都不变。那时也不兴记什么加班、加点、计奖金。工人到点交班不肯离去，我们搞技术的就那么两三人，有时在节骨眼的关键时刻该下班了也只得接着干，终于赶在正式制梁前攻下了“制孔器”——钢丝胶管的难关。
李安亭当时是刚从苏联学成回来的技术员，同桥梁学院毕业不久的几个工程技术人员，加上邵柏太装吊工班的工人组成的锚具小组，与我们“制孔器”攻关小组一样，一无成功的技术资料可借鉴，二无良好的试验设备，走领导、工人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的“路”。从国产钢材的选用，锚圈、锚塞内外直径、坡度，一直到粹火硬度的要求，同样经历过上百次的失败、改进，以圆满达到极限强度16000千克/厘米2Φ5毫米高强度钢丝，在张拉应力下不滑丝。
梁体正式生产了，从分三段制造到改变为整体建筑，上世纪三十年代唐山交大毕业的王团宇副总工程师蹲点到我们基地工程队，吃住在工地，为改进钢木结构的整体震动模板出了大力。
江中桥墩入水深达七八十米。道道工序都贯彻自检、互检，工程队技术室检三步程序。隐蔽工程建筑混凝土前，还要经处施工技术、大桥工程指挥部的监察工程师来检查签证。“精心设计、精心施工！”“百年大计，质量第一！”这不仅仅写在纸上，讲在嘴上，也是落实在每个职工的行动上。我们工程技术人员及“三结合”会议多次研讨，反复比较确定方案。分部工程、单项工程开工前，由设计人员、施工的技术主管，亲自到现场向所有操作的施工人员，作层层技术交底。讲解设计意图、主要应力计算原则、依据，施工中应注意的安全质量事项和可能遇到的问题及解决的办法。遇到施工中的较大问题和如何增产节约，在年度、季度、月度施工计划中桥处、工程队则专题列出号召提合理化建议。
大型预应力梁从制造场地运到引桥架设，因受场地限制曲线半径过小，运梁专用线按规定轨道无法铺设。课题一公布，从小在日本人皮鞭下成长的老线路工杨贵德，用他几十年积累的“土”计算法，提出两个小半径的反曲线，使得三十多米长的梁片，由两节车皮顺顺当当地拖运到桥墩旁，体现了那个时代主人翁的精神。
其实在比武汉大桥河面还宽，水还深、还急，地质条件更复杂的长江下游南京修这么大的公路、铁路两用桥，第一没有成熟的设计、施工规范和规程可借鉴，第二国外的科技的封锁，加上苏联老大哥也来卡我们，因此，那时造桥真是难！可我们挺过来了！
三、一个难忘的夜班
1960年，南京长江大桥北岸浦口工地，大型预应力钢筋混凝土管柱制造场，三班倒赶制水中桥墩施工急需的直径3米大型管柱。10月21日第三班（23点半至22日7点半），值班技术员是我，负责安装法兰盘、钢顶盖的是王炳荣装吊2班。那几天雨总是连绵不断地下着。子夜过后，我揉着惺松的双眼，拖着疲乏的两腿从值班室出来，就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寒噤！我知道在这个时候是最易发生事故的，于是我就爬上三层平台。装吊工杨天福正在2号台座拧钢顶盖联接螺栓。他脚穿一双解放鞋，站在靠着顶盖的小木梯上，身子又半靠在梯子上，双手握着“套筒扳手”。我说：“小杨，注意啊！这鬼天气，又冷又饿，你怎么还穿这么滑的胶鞋？只要稍一滑身体失去平衡，就怕从这平台脚手板的空当中摔下去！”“技术员，放心吧！不会的。你看这空当比我头大不了多少。”等我从三层、二层平台检查下来回到值班室刚坐下，外面就喊开了：“冯技术员快来！不好了，小杨从三层平台空当摔下来了！”我一跃而起，推开值班室的门，三步并两步就跑到2号台座的底层。小杨躺在地上，头正好摔在8米下台座底法兰盘像刀一样竖焊的钣器上，把下巴连同半个脸全撞开了，鲜血流了一地。我一边交待着工长赶快卸门板，把杨天福抬到工地医院去，一边就高一脚低一脚地奔向桥处机关办公室。
池涌波处长的宿舍就在原教育科那间小平房里。处总工程师陈昌言，家就在南京，但他仍旧住在池处长宿舍十来平方的隔壁房间。那时我还年轻，养就的八路军习气，我擂着池处长的小门大声地喊着：“池处长！池处长！快起来！”“是小冯吧！什么事？别急。”“不好了！杨天福从管柱场三层平台上摔下来了！”“啊！我在穿衣服，你喊醒隔壁的陈总，我们一块去现场。”不一会儿，他俩都穿好衣服出来随我赶往现场。池处长出房门就用手电看了一下表，自言自语：“现在是22日凌晨两点刚过。”一到现场，池处长、陈总就要大家都坐下来，并安慰大家。接着边听我汇报，边详细地察看现场，接着又赶到工地医院，催促赶紧将小杨送过江。
杨天福，四川江津人，由于伤势过重、流血过多，加之已有而未发现的营养不良引发的肝病，经南京市第四人民医院（现下关南京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抢救无效，于一星期后牺牲了，时年24岁。由于无直系亲属，连抚恤金也无人领取。近五十年了，我忘不了这血的教训，忘不了那个阴风冷雨的夜班，更忘不了在那艰苦的年月，处长、总工程师都吃住在工地，对待工人兄弟真挚的情谊。
四、北上进京求援
制造31.7米预应力钢筋混凝土梁，在攻克“制孔”和“锚具”关后，正式生产梁片之前，还必须将所用的专用仪器进行精确的校正。而校正用的“压力环”，我国从东德进口的数量又非常有限。
辗转同济大学、铁道科研所、铁道部基建总局、国家计量管理局后，我最终在北京市计量管理局找到了相匹配的仪器。在北京计量管理局办公室，接待我的人都主动说：“你别急，仪器有台，还是刚进口的。但不能让你带走，得等我们指定保管、使用的那位同志出差回来，再要他带着仪器回去给你们校正。为了表示我们对这座自力更生建设的大桥的支持，我们已经研究决定：校正所有的千斤顶我们全免费！你留下电话号码，只要他一回来就通知你！”
大约等了半个月，那位技师终于盼回来了，他只在北京家里休息了一天就带着仪器随我南下。
那时我们桥处的汽车就只有周永生政委坐的一部，大卡车也只有数得上的几部，我们为了这仪器，从浦口站坐“三轮车”回工地。基地工程队的不少同事，都很惊异，他们说道：“是真的把仪器借到了？”
五、决定大桥成败的江中4号桥抢险
1964年9月28日早刚上班，一贯沉着冷静的邹义章总工程师一反常态从办公室跑步赶往江边码头，原来水中桥墩施工发生了严重情况。那天，也正是国庆节前例行的全处安全大检查。我本来就是施工技术科兼水上锚锭设施检查的技术员，当然也就随处水上检查组上了江中4号桥墩。
墩子上的紧张气氛不亚于战前的场面，到处挂着“危险！”和“禁区”的木牌。悬浮在水中的沉井，就像一艘在狂风大浪中失去控制的海轮，左右摆幅最大58.6米，上下起伏达1~2米，使得它依附的两只800吨大铁驳导向船，也随之大幅度晃动起来。导向船上仅10来根直径粗达39~43.5毫米的边锚钢丝绳，一清早就连着断了两根，邹总就是接调度这一紧急报告赶来的。肖传仁副总工程师也赶来了，还有安质科尚国志技师，我们四个人就蹲在导向铁驳边沿的“禁区”里，观察研究措施。根据上、下游还有好几根边锚钢丝绳麻心外露的严重情况，除交待姚纪福装吊工班赶紧加固增加边锚外，还通知调度尽快撤走靠着的水上混凝土工厂、辅助工作船等。大家布置完刚往回走，我最小跟在后，等我刚转身迈步，“轰！”的一声，就像手榴弹爆炸声一样，我就失去了知觉。
事后我得知28日这一天中，就先后断了七根特粗的锚绳，飞走了三个“马口”。铁道部、国务院都及时知道了这决定大桥成败的严峻局面。周总理派专机从上海及时送来了“锚链”，长航局从武汉火速调来了两艘2000匹马力的拖轮，绑靠在导向铁驳边日夜顶推。全员都组织起来，处长苗成翥又发挥了当年在武汉大桥的工作作风，日夜战斗在抢险的桥墩上。真是“老天不负苦心人！”4号桥墩沉井胜利地下沉至设计的正确位置上。
六、同仇敌忾、共克难关，
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第一
原向苏联订购的大桥三联合金钢梁的钢材，苏联只供应一联就撕毁合同，以为我们短期研制不出来而卡我们。鞍山钢铁公司的职工突击攻“关”，及时炼出了16锰合金钢，轧长比苏联的还长，不需拼接能满足单根钢梁杆件的长度。浦口岸0号墩至江中1号桥墩的第1孔128米简支钢梁，就是用的苏联供给的钢材。其后的三联三等跨9孔、每孔160米的连续钢梁，是我们鞍钢自己生产的。
江边1号桥墩采用20.2×24.9米总重约4万吨的巨型筑岛混凝土沉井。为了节约钢材，井壁及隔墙均用素混凝土、下沉入土深达55米，并未像西林讲的发生井壁断裂下沉，至设计位置高低仅差2厘米，创当时国内最深基础。
水中4号桥墩是22.4×18.2米的浮式重型开口钢筋混凝土沉井，属国内外首创。在入水19.3米时，适逢秋汛大幅摆动，但终被制服，继续接高下沉至设计位置，在世界建桥史上亦属罕见。1980年维也纳国际桥梁与结构学会第11届大会上，我们大桥工程局工程师的一篇止摆论文受到好评。
南京长江大桥从1960年初正式动工兴建，到1968年12月29日建成通车（铁路桥部分是1968年9月30日稍前通车）。在这期间，它经历了国外的经济封锁，苏联的背信弃义，撕毁供料合同；国内的三年困难时期、“文革”的内乱，因而建设南京长江大桥写进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荣获首次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南京长江大桥是宏伟的、壮丽的，它承载着我们建桥人的奋斗史，也记载着中华儿女的勤劳勇敢。
（作者为原铁道部大桥工程局第四桥梁工程处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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