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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习惯把中日之间爆发于1937年至1945年之间的战争称为“抗日战争”，这是从中国人的角度说的，很容易理解。然而，鲜为人知的是，日本国内对于这场战争至今仍有支那事变、大东亚战争、太平洋战争、日中战争、十五年战争等包含着种种价值判断的称谓，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观。
称谓的分歧反映了日本国内对中日历史问题认识的混乱，而这种混乱也给现实中的中日关系带来某些阴影。战争期间流行辱华性的“支那事变”
中日战争期间，日本人习惯将七七事变至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的侵华战争，称之为“支那事变”，这是日本人对侵华战争最初的称谓。太平洋战争爆发至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之间的侵华战争虽也往往被日本人称为“支那事变”，但已经融入他们所谓的“大东亚战争”之中。
“支那”是近代日本对中国的蔑称，曾引起中国人尤其是留日学生的极度反感，甚至一度成为留日学生与日本人冲突的重要原因之一。1930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敦促外交部从速要求日本政府，今后称呼中国，英文须写National Kepubhc ofChina，中文须写大中华民国。倘若日方公文使用“支那”之类的文字，中国外交部可断然拒绝接受。1930年底，日本政府在几经狡辩之后，不。得不在对中国的公文中将“支那共和国”改为“中华民国”，但在日本社会上一般书面用语和口语中，仍广泛使用“支那”这个侮辱性的称谓代指中国，故“支那事变”成了日本侵华战争的代名词。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国民政府仍以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多次要求日本政府在社会上停用“支那”一词，迫使日本政府不得不以政府通告的方式废除“支那”一词。1946年6月6日，日本外务次官向各杂志社、出版社等新闻媒体机构发出了《关于避用支那称呼事宜》的通知；7月3日，文部次官也向各大学和专科学校转发了该通知，要求不问缘由，今后一律不得使用“支那”一词，“至于在历史性、地理性或学术叙述之场合，例如：东支那海、日支事变等，万不得已时方可破例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支那”一词逐渐淡出日本社会的历史舞台。然而，随着日本右翼势力的死灰复燃和民粹主义的抬头，“支那”一词又开始零星地出现在极端右翼学者的出版物之中，成为极端右翼分子辱骂中国的用语，但日本普通国民已基本上不再使用这一辱华“废词”。中国学者在引用“支那事变”一词时，也往往将其译成更易为中国人接受的“日中战争”，以至于“支那事变”这一日本人最初的侵华战争称谓反而在中国变得较为生疏。
“大东亚战争”的一部分
1941年12月12日，日本政府决定将在东亚、南洋和太平洋地区的战争统称为“大东亚战争”，其中自然包括中日战争。这。战争称谓作为日本政府定义的名称，即使在日本战败投降后仍继续使用。1946年2月15日，盟军总司令部颁布《关于国家神道的指令》，明令所有公文中必须取消带有“美化圣战”意味的“大东亚战争”称谓。此举虽使“大东亚战争”一词暂时淡出了公众视野，但在现实生活中，不少日本人，尤其是保守派和右翼分子一直在使用“大东亚战争”的称谓，试图肯定“大东亚战争”，即使无法完全肯定，也主张“大东亚战争为帝国鉴于周边情势而不得已发生”的。
战后日本保守派学者和右翼分子一直试图为“大东亚战争”正名和翻案。1956年日本政府发布《告别战后》白皮书之际，战时陆军参谋服部卓四郎利用战败时掩藏的资料，出版了《大东亚战争全史》一书，首次为战后被盟军禁止使用的“大东亚战争”正名。1964年，日本学者上山春平在《大东亚战争的意义》一书中，从“逻辑的必然”上，提出了“大东亚战争”的历史必然性。他认为近代日本的开国，从其“逻辑的必然”来看，包含了废除封建制——进行产业革命——对落后国家的侵略——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冲突这样一个过程；由此，对日俄战争和“大东亚战争”的否定，就意味着对维新和开国的否定；同时，这也意味着对幕末时期选择走攘夷道路的支持；但要把这条道路一走到底，就意味着“大东亚战争”的早产，并孕育着殖民地化道路的可能性；在幕末至“大东亚战争”为止的这个时期，没有军备的国家意味着对自己的否定，意味着走向殖民地化；但要发展军备，确立国家主权，进行产业革命，以致与先进的资本主义各国的利益发生冲突的话，在没有有效的国际机制制约的状况下，除了付诸战争别无他法。
战后曾被盟军总司令部开除公职的日本作家林房雄，从1963年9月至1965年6月，在《中央公论》杂志上连载《大东亚战争肯定论》，赤裸裸地为“大东亚战争”翻案。他认为“大东亚战争”既非始于1941年12月，亦非始于1931年9月，而是“距今一百年前开始的，战斗了一百年而终结的战争”；强调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就带领东亚各国共同对抗西方列强的侵略，尽管日本实施了“日韩合并”和扶植满洲建国，那也是“不得已”的事情；至于“对华战争”和“大东亚战争”则是“百年东亚战争”的延续，是对东亚殖民地化的“反击”，为日本的侵略战争作了系统的辩护和美化。
针对这种右翼势力的辩护和美化，进步的日本历史教育者家永三郎作出了有力的反驳。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日本真心实意地带领亚洲各民族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统治，首先要让自己统治的朝鲜独立，并归还台湾给中国，然而事实恰恰相反；所谓“大东亚战争”使东亚各殖民地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统治的说法，乃是一种为自己侵略辩护的言辞，具有道义上的虚伪性。因此，喧嚣一时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只能是保守派和右翼分子的自娱自乐。
隐没于所谓“太平洋战争”
“太平洋战争”一词不是日本的“土产”，它是由战后的美国占领军输入日本的。
美国人习惯将珍珠港事件后对亚洲太平洋区域内同盟国与轴心国之间战争总称为“太平洋战争”。日战败投降后，麦克阿瑟率领以美军为主的盟军进驻日本，也将美国的“太平洋战争”称谓输入到日本。盟军总司令部禁止日本使用“大东亚战争”称谓的同时，指令日本各大报纸连载《太平洋战争史》，宣传由于日本军部和官僚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从而给日本和世界各国带来了巨大的战争灾难，所以日本国民被军部和官僚发动侵略战争的美丽谎言欺骗了，以获得日本国民对美军逮捕战犯和实施民主改革的支持。而此时穷困潦倒的日本国民，也确实有被军部和官僚欺骗的感觉，所以他们非常容易地接受了“太平洋战争”的名称和观念。 “太平洋战争”这一称谓自然突出了美国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但往往使人忽略中国战场和东南亚战场，误认为“太平洋战争”主要是“日美战争”，也是造成战后不少日本人认为战争仅仅败给了美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日本学者木坂顺一郎在1993年3月发表的《亚洲太平洋战争的称谓与性质》一文，认为太平洋战争经历了满洲事变、日中战争、亚洲太平洋战争三个阶段，具有五种性质：日德意等法西斯国家为扑灭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的法西斯战争与反法西斯战争；帝国主义之间的相互战争；日本获得殖民地的战争；日苏战争是日本反社会主义战争和苏联反日、反法西斯主义的战争。他根据战争进程、参战国的不同，分段讨论亚洲太平洋战争的性质和责任，在日本国内各界都有一定的影响。
冈部牧夫也认为战争主体的多样性，决定了亚洲太平洋战争的“复杂”性质。他指出亚洲太平洋战争中既有殖民帝国英美日意、在1930年代执行侵略扩张政策的帝国日德意、社会主义帝国苏联、从半殖民地状态走向大国化的中国，还有并非完全独立而从属于前述国家或外部大国的小国和国家之外各团体，诸如殖民地帝国的自治领（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殖民地帝国的流亡政府（法国、荷兰）、独立国（泰国）、中国共产党的政府和军队、盟国的殖民地的民族主义团体（印度国民会议派主流、穆斯林联盟），轴心国的殖民地、占领区和势力范围或战区内的抵抗团体（东北抗日联军、朝鲜人民抗日部队、印度支那军、东南亚的华人组织、马来亚的共产军和英军游击队、菲律宾的美军游击队），还有盟国方面的殖民地的民族主义团体中协助轴心国与宗主国敌对的组织（缅甸独立义勇军、印度独立联盟及其国民军、爪哇乡土防卫义勇军）等，多样性的战争主体导致了“复杂”的战争性质。
战后日本人在接受和使用“太平洋战争”一词时，犹如解剖“麻雀”般地细分“太平洋战争”的性质和责任，虽有利于解明中日战争在“太平洋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但也导致中日战争似乎隐没于“太平洋战争”之中。
不够明确的“日中战争”与“十五年战争”
那么，如何突出或明确日中战争呢？一是将日中战争从“太平洋战争”中剥离出来，单独分析；二是重新界定日中战争。
战后初期，“太平洋战争”在日本国民心中就是涵盖当时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所有战争的总称，而其所谓“复杂”的战争性质也是导致不少日本国民战争责任淡薄的重要原因之一。甚至竹内好这样的学者，也认为“太平洋战争”具有双重性质，并据此分离日中战争与“太平洋战争”，主张日中战争是侵略战争而“太平洋战争”是“帝国主义对帝国主义的战争”。他在《克服近代的困难》一文中，赞同龟井胜一郎所倡“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从战争整体中抽离出来，仅就此部分负责”的观点，强调说：“我支持龟井的想法。大东亚战争是殖民侵略战争的同时也是对帝国主义的战争。这是一体的两面，但在理论上应有所区别。日本没有侵略美国和英国的意图。从荷兰手中抢夺殖民地，却没有打算抢夺荷兰本国。”这种看法忽略了日本侵略东南亚各地，以及由此给英、美、荷兰等国造成的加害事实。将日中战争从“太平洋战争”中剥离出来没有错，但前提不是对“太平洋战争”的否定或歪曲，而是重新认识日中战争。
“十五年战争”一词的出现和广泛使用，代表了日本进步学者和知识分子重新认识日中战争的一个方向。曾在战时从军的日本著名学者鹤见俊辅，对亚洲太平洋各地的战争死难者怀有深深的忏悔心情。他在1956年1月发表的《知识分子的战争责任》一文中认为，思考“战死者”的范围不应仅局限于日本，强调要以“从1931年至1945年”的“十五年战争”一词取代“太平洋战争”的称谓，将中国死难者纳入视野范围之内。鹤见的呼吁获得了进步知识分子的支持，而“十五年战争”一词在20世纪60年代后也逐渐渗入日本人的一般用语之中。其中，日本著名学者藤原彰，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或独撰，或合编了《十五年战争史》《昭和天皇的十五年战争史》等书，进一步扩大了“十五年战争”一词的影响。作为藤原彰的学生的缬缬厚，在《何谓中日战争》一书中指出：“通常所谓的中日战争，是指自九一八事变为起点直至日本战败为止的战争，又将其特指为‘中日十五年战争’。”可见，“十五年战争”作为日中战争的名称还是有一定的代表性。
而在另一些日本进步学者看来，“十五年战争”只是一个中性词，似乎并未直接明确侵略战争的性质，主张应该以一个可以标明侵略战争性质的名称称谓日中战争。
我认为，“太平洋战争”、“日中战争”、“十五年战争”等比较中立的词汇基本上还是承认日本的侵略战争性质的，尤其是进步派学者提出的“十五年战争”和“日中战争”，基本上是在站在批判日本侵略战争和批驳保守派、右翼分子的美化侵略战争立场上的。不过，对于已经丧失历史痛觉或正逐渐远离历史的日本青少年而言，这些称谓也往往只能带来中性的效果。从这个角度来说，一些日本进步学者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日本社会的整体右倾化和安倍晋三再次组阁后的危险举措，使我们看到了暖昧历史观的危害。中央大学名誉教授姬田光义在20世纪90年代初曾提出以“对中国侵略战争”，或者更为简洁的“对华侵略战争”称谓日中战争，并希望将其固定下来。但是，这个日中战争的名称不仅没有获得固定，而且使用频率极低。看来，日本人获得中日历史问题的明确而统一的认识，路途似乎还很遥远，中日两国的进步学者仍需不断地努力，使正确的历史认识为越来越多的日本人所接受。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编审
（本文编辑 宋文佳）
称谓的分歧反映了日本国内对中日历史问题认识的混乱，而这种混乱也给现实中的中日关系带来某些阴影。战争期间流行辱华性的“支那事变”
中日战争期间，日本人习惯将七七事变至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的侵华战争，称之为“支那事变”，这是日本人对侵华战争最初的称谓。太平洋战争爆发至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之间的侵华战争虽也往往被日本人称为“支那事变”，但已经融入他们所谓的“大东亚战争”之中。
“支那”是近代日本对中国的蔑称，曾引起中国人尤其是留日学生的极度反感，甚至一度成为留日学生与日本人冲突的重要原因之一。1930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敦促外交部从速要求日本政府，今后称呼中国，英文须写National Kepubhc ofChina，中文须写大中华民国。倘若日方公文使用“支那”之类的文字，中国外交部可断然拒绝接受。1930年底，日本政府在几经狡辩之后，不。得不在对中国的公文中将“支那共和国”改为“中华民国”，但在日本社会上一般书面用语和口语中，仍广泛使用“支那”这个侮辱性的称谓代指中国，故“支那事变”成了日本侵华战争的代名词。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国民政府仍以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多次要求日本政府在社会上停用“支那”一词，迫使日本政府不得不以政府通告的方式废除“支那”一词。1946年6月6日，日本外务次官向各杂志社、出版社等新闻媒体机构发出了《关于避用支那称呼事宜》的通知；7月3日，文部次官也向各大学和专科学校转发了该通知，要求不问缘由，今后一律不得使用“支那”一词，“至于在历史性、地理性或学术叙述之场合，例如：东支那海、日支事变等，万不得已时方可破例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支那”一词逐渐淡出日本社会的历史舞台。然而，随着日本右翼势力的死灰复燃和民粹主义的抬头，“支那”一词又开始零星地出现在极端右翼学者的出版物之中，成为极端右翼分子辱骂中国的用语，但日本普通国民已基本上不再使用这一辱华“废词”。中国学者在引用“支那事变”一词时，也往往将其译成更易为中国人接受的“日中战争”，以至于“支那事变”这一日本人最初的侵华战争称谓反而在中国变得较为生疏。
“大东亚战争”的一部分
1941年12月12日，日本政府决定将在东亚、南洋和太平洋地区的战争统称为“大东亚战争”，其中自然包括中日战争。这。战争称谓作为日本政府定义的名称，即使在日本战败投降后仍继续使用。1946年2月15日，盟军总司令部颁布《关于国家神道的指令》，明令所有公文中必须取消带有“美化圣战”意味的“大东亚战争”称谓。此举虽使“大东亚战争”一词暂时淡出了公众视野，但在现实生活中，不少日本人，尤其是保守派和右翼分子一直在使用“大东亚战争”的称谓，试图肯定“大东亚战争”，即使无法完全肯定，也主张“大东亚战争为帝国鉴于周边情势而不得已发生”的。
战后日本保守派学者和右翼分子一直试图为“大东亚战争”正名和翻案。1956年日本政府发布《告别战后》白皮书之际，战时陆军参谋服部卓四郎利用战败时掩藏的资料，出版了《大东亚战争全史》一书，首次为战后被盟军禁止使用的“大东亚战争”正名。1964年，日本学者上山春平在《大东亚战争的意义》一书中，从“逻辑的必然”上，提出了“大东亚战争”的历史必然性。他认为近代日本的开国，从其“逻辑的必然”来看，包含了废除封建制——进行产业革命——对落后国家的侵略——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冲突这样一个过程；由此，对日俄战争和“大东亚战争”的否定，就意味着对维新和开国的否定；同时，这也意味着对幕末时期选择走攘夷道路的支持；但要把这条道路一走到底，就意味着“大东亚战争”的早产，并孕育着殖民地化道路的可能性；在幕末至“大东亚战争”为止的这个时期，没有军备的国家意味着对自己的否定，意味着走向殖民地化；但要发展军备，确立国家主权，进行产业革命，以致与先进的资本主义各国的利益发生冲突的话，在没有有效的国际机制制约的状况下，除了付诸战争别无他法。
战后曾被盟军总司令部开除公职的日本作家林房雄，从1963年9月至1965年6月，在《中央公论》杂志上连载《大东亚战争肯定论》，赤裸裸地为“大东亚战争”翻案。他认为“大东亚战争”既非始于1941年12月，亦非始于1931年9月，而是“距今一百年前开始的，战斗了一百年而终结的战争”；强调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就带领东亚各国共同对抗西方列强的侵略，尽管日本实施了“日韩合并”和扶植满洲建国，那也是“不得已”的事情；至于“对华战争”和“大东亚战争”则是“百年东亚战争”的延续，是对东亚殖民地化的“反击”，为日本的侵略战争作了系统的辩护和美化。
针对这种右翼势力的辩护和美化，进步的日本历史教育者家永三郎作出了有力的反驳。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日本真心实意地带领亚洲各民族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统治，首先要让自己统治的朝鲜独立，并归还台湾给中国，然而事实恰恰相反；所谓“大东亚战争”使东亚各殖民地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统治的说法，乃是一种为自己侵略辩护的言辞，具有道义上的虚伪性。因此，喧嚣一时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只能是保守派和右翼分子的自娱自乐。
隐没于所谓“太平洋战争”
“太平洋战争”一词不是日本的“土产”，它是由战后的美国占领军输入日本的。
美国人习惯将珍珠港事件后对亚洲太平洋区域内同盟国与轴心国之间战争总称为“太平洋战争”。日战败投降后，麦克阿瑟率领以美军为主的盟军进驻日本，也将美国的“太平洋战争”称谓输入到日本。盟军总司令部禁止日本使用“大东亚战争”称谓的同时，指令日本各大报纸连载《太平洋战争史》，宣传由于日本军部和官僚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从而给日本和世界各国带来了巨大的战争灾难，所以日本国民被军部和官僚发动侵略战争的美丽谎言欺骗了，以获得日本国民对美军逮捕战犯和实施民主改革的支持。而此时穷困潦倒的日本国民，也确实有被军部和官僚欺骗的感觉，所以他们非常容易地接受了“太平洋战争”的名称和观念。 “太平洋战争”这一称谓自然突出了美国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但往往使人忽略中国战场和东南亚战场，误认为“太平洋战争”主要是“日美战争”，也是造成战后不少日本人认为战争仅仅败给了美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日本学者木坂顺一郎在1993年3月发表的《亚洲太平洋战争的称谓与性质》一文，认为太平洋战争经历了满洲事变、日中战争、亚洲太平洋战争三个阶段，具有五种性质：日德意等法西斯国家为扑灭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的法西斯战争与反法西斯战争；帝国主义之间的相互战争；日本获得殖民地的战争；日苏战争是日本反社会主义战争和苏联反日、反法西斯主义的战争。他根据战争进程、参战国的不同，分段讨论亚洲太平洋战争的性质和责任，在日本国内各界都有一定的影响。
冈部牧夫也认为战争主体的多样性，决定了亚洲太平洋战争的“复杂”性质。他指出亚洲太平洋战争中既有殖民帝国英美日意、在1930年代执行侵略扩张政策的帝国日德意、社会主义帝国苏联、从半殖民地状态走向大国化的中国，还有并非完全独立而从属于前述国家或外部大国的小国和国家之外各团体，诸如殖民地帝国的自治领（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殖民地帝国的流亡政府（法国、荷兰）、独立国（泰国）、中国共产党的政府和军队、盟国的殖民地的民族主义团体（印度国民会议派主流、穆斯林联盟），轴心国的殖民地、占领区和势力范围或战区内的抵抗团体（东北抗日联军、朝鲜人民抗日部队、印度支那军、东南亚的华人组织、马来亚的共产军和英军游击队、菲律宾的美军游击队），还有盟国方面的殖民地的民族主义团体中协助轴心国与宗主国敌对的组织（缅甸独立义勇军、印度独立联盟及其国民军、爪哇乡土防卫义勇军）等，多样性的战争主体导致了“复杂”的战争性质。
战后日本人在接受和使用“太平洋战争”一词时，犹如解剖“麻雀”般地细分“太平洋战争”的性质和责任，虽有利于解明中日战争在“太平洋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但也导致中日战争似乎隐没于“太平洋战争”之中。
不够明确的“日中战争”与“十五年战争”
那么，如何突出或明确日中战争呢？一是将日中战争从“太平洋战争”中剥离出来，单独分析；二是重新界定日中战争。
战后初期，“太平洋战争”在日本国民心中就是涵盖当时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所有战争的总称，而其所谓“复杂”的战争性质也是导致不少日本国民战争责任淡薄的重要原因之一。甚至竹内好这样的学者，也认为“太平洋战争”具有双重性质，并据此分离日中战争与“太平洋战争”，主张日中战争是侵略战争而“太平洋战争”是“帝国主义对帝国主义的战争”。他在《克服近代的困难》一文中，赞同龟井胜一郎所倡“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从战争整体中抽离出来，仅就此部分负责”的观点，强调说：“我支持龟井的想法。大东亚战争是殖民侵略战争的同时也是对帝国主义的战争。这是一体的两面，但在理论上应有所区别。日本没有侵略美国和英国的意图。从荷兰手中抢夺殖民地，却没有打算抢夺荷兰本国。”这种看法忽略了日本侵略东南亚各地，以及由此给英、美、荷兰等国造成的加害事实。将日中战争从“太平洋战争”中剥离出来没有错，但前提不是对“太平洋战争”的否定或歪曲，而是重新认识日中战争。
“十五年战争”一词的出现和广泛使用，代表了日本进步学者和知识分子重新认识日中战争的一个方向。曾在战时从军的日本著名学者鹤见俊辅，对亚洲太平洋各地的战争死难者怀有深深的忏悔心情。他在1956年1月发表的《知识分子的战争责任》一文中认为，思考“战死者”的范围不应仅局限于日本，强调要以“从1931年至1945年”的“十五年战争”一词取代“太平洋战争”的称谓，将中国死难者纳入视野范围之内。鹤见的呼吁获得了进步知识分子的支持，而“十五年战争”一词在20世纪60年代后也逐渐渗入日本人的一般用语之中。其中，日本著名学者藤原彰，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或独撰，或合编了《十五年战争史》《昭和天皇的十五年战争史》等书，进一步扩大了“十五年战争”一词的影响。作为藤原彰的学生的缬缬厚，在《何谓中日战争》一书中指出：“通常所谓的中日战争，是指自九一八事变为起点直至日本战败为止的战争，又将其特指为‘中日十五年战争’。”可见，“十五年战争”作为日中战争的名称还是有一定的代表性。
而在另一些日本进步学者看来，“十五年战争”只是一个中性词，似乎并未直接明确侵略战争的性质，主张应该以一个可以标明侵略战争性质的名称称谓日中战争。
我认为，“太平洋战争”、“日中战争”、“十五年战争”等比较中立的词汇基本上还是承认日本的侵略战争性质的，尤其是进步派学者提出的“十五年战争”和“日中战争”，基本上是在站在批判日本侵略战争和批驳保守派、右翼分子的美化侵略战争立场上的。不过，对于已经丧失历史痛觉或正逐渐远离历史的日本青少年而言，这些称谓也往往只能带来中性的效果。从这个角度来说，一些日本进步学者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日本社会的整体右倾化和安倍晋三再次组阁后的危险举措，使我们看到了暖昧历史观的危害。中央大学名誉教授姬田光义在20世纪90年代初曾提出以“对中国侵略战争”，或者更为简洁的“对华侵略战争”称谓日中战争，并希望将其固定下来。但是，这个日中战争的名称不仅没有获得固定，而且使用频率极低。看来，日本人获得中日历史问题的明确而统一的认识，路途似乎还很遥远，中日两国的进步学者仍需不断地努力，使正确的历史认识为越来越多的日本人所接受。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编审
（本文编辑 宋文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