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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首次提出了“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新战略，厘清了由政府主导的公益性文化事业与由市场主导的经营性文化产业两者之间的关系，以此为契机，电影作为文化产业的组成部分进入了产业化时代。自1993年进行的发行体制改革后，中国电影在2002年又迎来了院线制改革，民营电影公司借势迅速崛起成为电影市场格局中的重要力量，电影产业链条日趋完善。2011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部署“文化兴国”战略，到2012年10月底，“全面完成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任务”[1]。国有电影制片厂在转企改制中激发出新的活力，与日益壮大的民营电影公司共同构成了影视市场新主体，聚力推动了我国电影产业的繁荣发展。
2003年6月，内地与香港签署《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为香港电影进入内地市场以及香港电影人北上合作拍片提供了政策支持。北上港人带来的香港电影类型经验和电影工业模式，给内地电影提供了有益的实践参考，形成了一股合力共同推動着我国电影产业化的进程。在喜剧电影创作上，香港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并臻于完善的“贺岁片”模式，直接影响着冯小刚等人的贺岁喜剧创作，如喜剧类型创作、明星阵容集结、大团圆结局等核心理念被直接借鉴。内地更是进一步发展出“贺岁档”概念，时间跨度增大，从每年11月底到次年3月初约八九十天都是贺岁档期，类型上突破了贺岁喜剧的单一样式，各种类型都可以进入电影市场争妍斗艳，在满足观众差异性需求的同时，以强劲的竞争态势促进了中国电影工业的产业升级与全面布局。
一、喜剧电影的文化形态
中国电影进入产业化时代，是伴随着市场体制改革与加入WTO国内外两件大事开展的。20世纪的最后十年，国产电影市场降到冰点，市场开放后好莱坞大片带来的冲击更是加剧了中国电影的生存危机。在一片“狼来了”的忧虑声中，中国电影面临着重要的转折。2002年，张艺谋的《英雄》创造了空前的国内外票房成绩，成为挽救国产电影市场的“英雄”，亦开启了中国大片时代的序幕，其制作与发行机制的国际化运作，为中国电影产业化提供了有力的借鉴。喜剧电影创作上，在冯小刚贺岁喜剧高歌猛进的同时，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当属《大话西游》“由冷到热”的文化现象和《疯狂的石头》“以小博大”的创作现象。
（一）“贺岁”的喜剧
冯小刚的贺岁喜剧延续着《甲方乙方》的良好发展势头，在市场上高奏凯歌，冯氏喜剧以戏谑讽刺的方式表现出社会生活变迁中人的生存状态，给予观众欢笑和思考。《大腕》通过一场好莱坞大腕导演葬礼的筹备活动，调侃和讽刺了商业包装和炒作行为，折射出商业时代与全球化竞争到来的时代背景;《手机》改编自刘震云的同名小说，延续了《一声叹息》里展现的“婚外情”故事，与后者严肃低沉的气氛不同，《手机》以精致细腻的笔法将这一隐秘的社会话题喜剧化，“手机”物象成为了信息化时代中信任危机的表征，影片在社会舆论上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天下无贼》集结了两岸三地的电影明星，刘德华、刘若英、葛优、李冰冰、范伟同台飙戏，王宝强凭借傻根一角一炮走红，而傻根形象作为突出的银幕标签贯穿着其后续的电影创作;《非诚勿扰》《非诚勿扰2》中葛优与舒淇联袂出演，将都市大龄男女的婚恋问题搬上银幕，带动了电视综艺节目“相亲热”的出现（如江苏卫视《非诚勿扰》、浙江卫视《爱情连连看》、东方卫视《百里挑一》、湖南卫视《我们约会吧》等婚恋类综艺节目），引发了社会热点话题。
2013年，冯小刚的《私人订制》重现了《甲方乙方》的“圆梦”叙事，似乎是对喜剧创作的回首告别。这一时期，他的电影褪去了往日调侃的语言和俏皮的嬉闹，转而在对社会问题观照中表现出严肃的叙事态度和浓烈的怀旧情绪，如《唐山大地震》《一九四二》《我不是潘金莲》和《芳华》。
（二）“大话”的喜剧
《大话西游》（由《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和《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两部构成）是由周星驰彩星电影公司和西安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的爱情喜剧电影，该片在内地取景，由刘镇伟执导，周星驰、朱茵、吴孟达和莫文蔚主演，1995年在大陆上映时票房惨淡，甚至被当成发行失败的案例。在世纪之交，《大话西游》却通过BBS和盗版影碟的渠道被广泛传播，成为一个热门话题，而周星驰则被青年人奉为喜剧偶像。
“大话西游热”显示出在网络时代青年作为新兴观影群体的崛起，作为大众文化亚类型的青年文化成为主流文化之外的重要一支，通过网络载体进行自我言说和表达，塑造着网络文化的基本形态。互联网的普及发展形成一个独特的网络文化空间，在这个相对自由的虚拟空间中，年轻一代通过彰显自我和交流互动汇聚成一股强大的网络文化。互联网与时代社会发展越密切，网络空间越活跃，网络文化对电影的影响就越密切，青年人作为新兴观影群体迅速崛起为电影市场的主要贡献力量，他们的趣味喜好左右着一部电影的票房成绩，因而及时捕捉和反映青年文化就成为电影创作的题中之义。
《大话西游》“由冷到热”的文化现象，反映出青年群体作为新的阐释力量和观众主体破土而出，对中国电影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一方面，在影迷群体中形成了对周星驰的影像崇拜;另一方面，在青年文化中出现了对“无厘头”语言和表演方式的接受与模仿。周星驰成为最大受益者，观众对其导演的电影都青睐有加，《少林足球》《功夫》《长江七号》等影片都斩获佳绩，2014年《大话西游》修复版时隔二十年后在内地重映时仍取得了不俗的票房。与此同时，大量的港式无厘头喜剧趁势北上，掀起的狂欢浪潮之中也不乏粗制滥造的“抢钱”之作。
2010年之后，周星驰不再以演员身份出现在银幕上，转而退居幕后担当导演、编剧、制片人等职务，但其票房神话魅力不减，成为一种独特的电影现象。《西游·降魔篇》以12.5亿元的票房成绩荣登2013年的票房冠军，《美人鱼》的33.9亿元刷新了中国电影票房纪录，《西游·伏妖篇》以16.6亿元位居2017年票房第4;以草根班底推出的《新喜剧之王》的市场票房虽然只有6亿元左右，但电影的网络付费点播收入却远超过影院票房，成为一种另类现象。[2]周星驰缔造了一个票房“神话”，究其原因，既在电影之外，又在电影之内。在电影之外，退居幕后的周星驰，作为文化偶像仍具有强大的票房号召力。资源有限的年代里，通过盗版光碟和网络形式接受周星驰喜剧熏陶的一代人已经步入青年，在“还星爷一张票房”的集体情绪下，他们带着往日的欢乐回忆步入影院以实际行动致敬银幕偶像。从根本上说，周星驰“神话”亦是在电影之内的，“周星驰电影是以一种反叛性、调侃性、玩世不恭的态度在影像和故事上对传统正统的社会秩序进行解构，但同时它也代表了一种颇为独特的对中国文化的阐释意义”[3]。在对秩序和形式的颠覆与解构之外，周星驰电影却始终留存着珍视和回归亲情、爱情等传统伦理的情感内核，对底层人物/边缘人物的关注和表现中传达出一种善意的调侃以及温和的抚慰，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周星驰电影的叙事模式和制胜法宝。 周星驰进入内地拍片以来，创作颇丰且都取得了较高的票房收益和良好的口碑。近几年的作品中，周星驰在延续无厘头喜剧和再创造“西游”系列故事时，从故事创意到演员选角都表现出对内地市场的准确判断，以及对内地文化的亲和与主动融合。
（三）“疯狂”的喜剧
2006年夏天，《疯狂的石头》犹如一匹黑马冲进了中国电影市场，“以小博大”的成功策略翻新了中国电影的创作经验，并深刻地影响着电影产业格局。《疯狂的石头》在投入产出上是“以小博大”，以仅300万元的制作成本收获了2500万元的票房，票房上的成功也显示出小制作电影对抗高投入大片的可能性。
继张艺谋的《英雄》创造票房奇迹后，跟风之作接踵而来，以高投入、明星集结、大场面为特征的古装商业大片充斥了中国电影市场，如《十面埋伏》《无极》《夜宴》《满城尽带黄金甲》等，然而在“十面埋伏”的惨烈战场上，并不是每部大片都能成为票房“英雄”，大投入与高风险孪生同行，大片扎堆的现象给中国电影市场带来了极大的不稳定性因素，“‘唯大片论’的创作热潮推升了电影市场风险，不利于电影产业结构的合理布局和良性发展”[4]。《疯狂的石头》的票房佳绩显示出小成本电影在竞争中生存取胜的可能性，激励着更多的中小成本电影创作，对中国式大片的创作思维是一场有效的纠偏。中小成本电影与商业大片之间的对抗与均衡，丰富了中国电影产业的构成形态，分散了市场风险，对中国电影产业结构优化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中小成本电影在激烈的竞争市场中要占有一席之地，必须在创作上进行突破，《疯狂的石头》提供了“突围”的成功经验。与同时期盛行的古装大片的大场面大叙事不同，《疯狂的石头》将视角转向表现底层生活中小人物的悲喜情绪，通过多重机缘巧合的叠加制造出黑色幽默，把故事讲得精巧好看;对社会边缘人的现实关照中流露出真情实感，以小叙事抒发大情怀，一反古装大片感官刺激下的叙事空洞和情感苍白，以真诚的创作态度和真切的情感表达赢得观众的口碑。
《疯狂的石头》在产业实践和创作经验上的“以小博大”使之成为中国电影产业化进程中的经典案例，更为难得的是，构成影片主创团队的“小人物”迸发出的大能量。新人导演宁浩以此片一炮而红，成功跻身主流导演行列，电影创作也越发成熟老练，加上《疯狂的赛车》和《疯狂的外星人》，宁浩完成了“疯狂三部曲”。影片的走红也使得黄渤、徐峥、郭涛以及刘桦成为观众熟知的喜剧面孔，特别是宁浩、黄渤、徐峥的“铁三角”组合在喜剧电影领域具有极强的票房号召力，而黄渤与徐峥也“演”而优则“导”，后续均有导演作品呈现。可以说，《疯狂的石头》的影响是深远的，不仅是开启了产业与创作上“以小博大”的先河，更是培育和展示了喜剧导演与演员“以小博大”迸发大能量的良性发展模式。
二、喜剧电影的创作力量
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电影产业呈现出稳步前进的良性发展态势。在由政府牵头引领、汇集企业力量推出的各类青年导演扶持计划下，新人导演获得了电影创作的机会，老中青电影导演之间的“传帮带”为中国电影延续了创作力量;在娱乐化氛围中，喜剧新人从不同平台、不同职业涌入电影界，为喜剧电影创作添薪加柴。
（一）新导演扶持计划
冯小刚在《天下无贼》中借葛优饰演的贼首黎叔之口自问自答：“21世纪什么最重要？人才！”在电影产业化进程中，决定电影质量的电影创作人才是核心竞争力。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数据显示，“到2020年，中国银幕数量预计超过6万块，年产影片约800部，年票房预计达到700亿元。中国将有可能成为继好莱坞之后新的世界电影制作中心，对世界电影资源的集聚效应将更强，对世界电影文化多样性的贡献将更大。”[5]进入产业化时代，中国电影市场有望跃居世界第一，但电影导演却面临青黄不接的困境，电影市场还依赖着第五代导演们在支撑，青年导演稀缺将成为制约电影产业升级壮大的短板。2018年3月召开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政协委员冯小刚呼吁“提高电影质量要从培养青年导演抓起”，并介绍了正进行中的青年导演扶持计划——“青葱计划”。[6]
“青葱计划”全称是“CFDG中国青年导演扶持计划”，是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发起并主办，对优秀青年电影导演进行挖掘、孵化、选拔和培养的大型人才扶持平台。该计划将以淘汰制的方式进行选拔，最终入围者将获得知名导演的扶持，并以监制的身份帮助其完成大电影。青葱计划自2015年启动，历届主席分别为冯小刚、贾樟柯、张艺谋。政府扶持计划的出台在电影行业做出了表态与示范，各类的扶持计划纷纷涌现，在实施过程中各具特色，通过搭建优质平台和调配资源，为青年导演提供了执导麦筒的机会，培养出了一批新人导演。
光线影业在2011年开启新导演计划，主打“跨界”风格，支持了一批演员跨界成为导演，如徐峥、邓超、黄渤、赵薇等人。其中不乏票房佳绩，徐峥的《泰囧》荣登当年票房冠军;赵薇《致青春》也進入了当年票房前三甲，并引领了一波跨界创作的风潮以及青春题材的热潮。
在创造票房佳绩的同时，一些受益于扶持计划的导演在成功之后，又以同样的方式支持着新一批导演的创作，形成了“传帮带”的良性循环。2006年，在刘德华资助的“亚洲新星导计划”的扶持下，宁浩创作了《疯狂的石头》，该片“以小博大”成为当年最大的黑马，宁浩也由此跻身一线导演行列。时隔十年后，宁浩旗下公司坏猴子影业启动了“坏猴子72变电影计划”，以新生代电影人搭档资深影人的创作模式，推出了文牧野、路阳等新导演，文牧野创作的《我不是药神》以30多亿元的票房进入当年票房前三甲，其现实主义影像感染了无数的观众，并引发社会热议。同样是在新导演计划中受益的黄渤，推出了“HB U”新导演助力计划，以自己的力量来回馈电影界。[8]
（二）新星涌入
在整个社会呈现出蓬勃向上、娱乐轻松的氛围中，喜剧电影以使人发笑为归宿的娱乐属性得到了充分的释放，喜剧准入门槛被放宽了，表现出海纳一切娱乐形式的包容性。喜剧新人从各方涌入，在喜剧创作中呈现出“综艺风”“网络风”“跨界风”和“东北风”等新气象。 “综艺风”是指由综艺节目转向电影创作的现象。湖南卫视老牌综艺节目《快乐大本营》主持人组合“快乐家族”主演的《快乐到家》，亲子真人秀节目《爸爸去哪儿》衍生出的电影《爸爸去哪儿》和《爸爸的假期》;浙江卫视的大型户外竞技真人秀《奔跑吧！兄弟》的电影《奔跑吧！兄弟》;上海东方卫视的大型励志体验真人秀节目《极限挑战》的电影《极限挑战之皇家宝藏》，喜剧竞赛真人秀《欢乐喜剧人》的电影《欢乐喜剧人》。由电视综艺捧红的演员们，也获得了由荧幕向银幕进军的机会，纷纷投身于喜剧电影。《欢乐喜剧人》《喜剧总动员》《相声有新人》等喜剧类综艺节目，推出了岳云鹏、潘斌龙、贾玲、乔杉、宋小宝等人;真人秀《奔跑吧！兄弟》推出了邓超、陈赫、包贝尔、郑凯等“跑男”;其中不乏由演员晋升为导演，如邓超导演了《分手大师》和《恶棍天使》，包贝尔导演了《胖子行动队》。
“网络风”是指由网络视频转向电影创作的现象。被网友昵称为“叫兽”的易小星，创作网络短剧《万万没想到》而成为网络红人，推出了电影《万万没想到》;网络剧《十万个为什么》也接连拍出电影《十万个为什么》和《十万个为什么2》;大鹏（董成鹏）通过自编自导网络迷你喜剧《屌丝男士》而大热，“屌丝”成为网络热词并引领了一波自我贬损与调侃的网络文化，其后自导自演了《煎饼侠》《缝纫机乐队》。还有一些电视剧经过网络平台播放而火爆，引发的电影改编，如《武林外传》《咱们结婚吧》和《爱情公寓》等。
“跨界风”是指不同职业的人员跨界成为电影导演的现象。主持人跨界成为导演，如何炅的《栀子花开》，蔡康永的《吃吃的爱》;作家跨界成为导演，前有郭敬明，后有韩寒、张嘉佳，韩寒的处女作《后会无期》获得较好的口碑，进而转向贺岁喜剧，创作了《乘风破浪》和《飞驰人生》，而张嘉佳则导演了《摆渡人》;歌手跨界成为导演，如高晓松、刘若英、崔健、吴克勤、王力宏等均有电影作品（不限于喜剧电影）;相声、小品演员跨界成为导演，郭德纲的《三笑之才子佳人》和《祖宗十九代》，小沈阳的《猛虫过江》，常远的《温暖的抱抱》。2021年春节档，演员贾玲首度执导的电影《你好！李焕英》掀起了一股观影热潮和社会热议，“一部源自电视综艺小品的电影处女作，竟然反超知名IP影片强势登顶票房榜首，已进入中国影史票房前五”[9]，可以说，“跨界风”优化了喜剧电影创作的人员结构和内容生态。
“东北风”是指喜剧电影人才中以东北籍居多，作品带有较强的东北小品风格。演员如“赵家班”（赵本山、小沈阳等人）、“开心麻花”（沈腾、马丽、艾伦等人）、大鹏、乔杉以及潘斌龙等人。在电影呈现上，大都是以明显的东北方言特征而自带喜感，又或是表现出“二人转”东北民俗表演形态如《三枪拍案惊奇》和《大笑江湖》，或是东北地域场景展现如《钢的琴》《缝纫机乐队》《沐浴之王》。
（三）组合优势
喜剧电影的发展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组合优势，如“开心麻花”团队的集体创作模式，宁浩、黄渤、徐峥的合作互助模式。
2015年，《夏洛特烦恼》在重返少年时代的穿越游戏中排解了不少电影观众的“烦恼”，跑步前进冲入了年度票房榜前五名，其主创团队“开心麻花”也由此名声大噪。“开心麻花”全称是北京开心麻花娱乐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其主营业务是舞台剧，以为人民娱乐服务为宗旨，于2003年首创“贺岁舞台剧”概念，在进入电影界之前，就已经积累了丰富的舞台喜剧经验。在长达十余年的喜剧舞台剧表演中，开心麻花做了两件事情：“研究喜剧和研究观众需求”[10]，在剧本创作上，研究和学习美国喜剧电影的路数;在话剧演出时，强化与观众的互动，通过反复调整来契合观众需求。“开心麻花”喜剧处女作《夏洛特烦恼》一炮走红成为市场黑马不是偶然，而是基于主创团队在研究喜剧与观众需求的长期实践中积累下的丰富经验，电影在投入创作前就已经在话剧舞台上反复打磨过并获得观众认可的，是经受市场考验后完成度极高的作品。这也就不难想象其后续制作愈发老练，《羞羞的铁拳》和《西虹市首富》分别是当年的票房第3名和第4名。“开心麻花”有着稳定的创作团队，内部分工明显，闫非、以彭大魔、宋阳为主的导演和编剧组合，以沈腾、马丽、艾伦、常远为代表的演员阵容，还有舞台剧表演过程中不断培养的新人力量更是难以计量。“开心麻花”在电影上的成功提升了团队的知名度，最终又反哺了话剧，带动舞台演出的门票收入。“开心麻花”的成功给中国电影产业化的经验是，成熟的电影工业需要以观众需求为创作宗旨、精心打磨电影质量、建立完善的创作团队和健全人才培养机制。
宁浩、黄渤、徐峥被称作中国影坛最强“铁三角”组合，三人之间的合作从2006年《疯狂的石头》一直持续到2019年《疯狂的外星人》。在2006年初次合作时，三人基本上算是踏入电影界的新人，宁浩是刚拍了两部电影的新人导演，黄渤刚在管虎的电视电影《上车走吧》中完成银幕首秀，徐峥因出演一些电视剧而崭露头角但在电影表演上還是个新人。到2019年，三人已经是声誉与票房双丰收的著名导演/演员，宁浩在国内外的电影节多次被提名最佳导演，黄渤和徐峥则分别是2014年和2018年的金马奖影帝;票房上，三人都进入了百亿票房先生行列，换言之，“铁三角”组合对中国电影票房的贡献总和近三百亿元。严格来说，“铁三角”共同参与创作的电影只有三部：《疯狂的石头》（2006年国产电影票房前十，2534万元）、《心花路放》（2014年国产电影票房冠军，11.69亿元）、《疯狂的外星人》（2019年国产电影票房亚军，22亿元）[11]，都取得了非常突出的票房成绩;但三人之间的电影合作非常密切且互动频繁，如宁浩坏猴子影业制作并出品的电影《我不是药神》，徐峥的真乐道公司也是出品方之一，徐峥还担任了监制和主演，他还在黄渤的导演处女作《一出好戏》中客串演出，坏猴子影业是该片的联合出品公司之一，三人中两两合作的组合更是不胜枚举。从电影新人到成熟的电影人，从电影制作环节中的单一职能角色到胜任多项职能，“铁三角”组合的成长速度和成就高度是惊人的。潜心磨炼职业技能、影人间的守望相助和优势互补是“铁三角”组合给中国电影发展的启示。 三、喜剧电影的多元创作
21世纪喜剧电影的蓬勃发展，走向了多元与复合的形态，出现了古装闹剧、爱情喜剧、公路喜剧以及悬疑喜剧等类型探索，并初步形成了系列化创作的态势。
2010年前后，是古装闹剧集中爆发的时期。这类电影主要是对周星驰“无厘头”电影风格的模仿，以颠覆性的姿态展开叙事，“在古装形态的基础上，对历史进行娱乐化的解构，以借古讽今的方式对现实社会进行指涉，渲染消解深度的民间狂欢，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帮助观众解压的作用。”[12]从《十全九美》的票房成功开始，又有《大内密探灵灵狗》《花田喜事》《龙凤店》等作品。在这些以港式喜剧为主的电影中暴露的缺点也非常明显，“创作同质化趋向越来越凸显，跟风拍摄、题材重复日渐明显，恶搞、解构之风盛行，原创港式喜剧数量很少”[13]。张艺谋的《三枪拍案惊奇》则彻底将古装闹剧给抖露出来了，“赵家班”成员在电影中与情节无关的二人转尬舞和毫无语义的段子以小品包袱的形式抖出来，活生生将科恩兄弟悬疑剧《血迷宫》恶搞成为一滩“狗血”。古装闹剧愈演愈烈之际，在架空时空的同时也将内容意义彻底消解，使电影失去了基本的形态而沦为恶俗的拼贴打闹，从而丧失了观众的信任而渐向寂灭。
爱情喜剧是经久不衰的娱乐类型，在“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大团圆结构中释放出轻松与愉悦。这一时期的爱情喜剧以展示都市生活为主，并显示出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一股“热恋”从全城燃烧到了海外乃至外太空（《全城热恋》《全球热恋》）;屌丝男向白富美展开了101次求婚（《101次求婚》）;有人感慨“撒娇女人最好命”（《撒娇女人最好命》）;有人租了个“合约情人”（《合约情人》），有人签订了“分手合约”（《分手合约》），有人推出“分手”业务（《分手大师》）。爱情喜剧中女性角色的塑造分外突出，并逐渐占据叙事中心。徐静蕾展现了干练的职场女性养成记（《杜拉拉升职记》），而章子怡饰演的苏菲则是傻气可爱的漫画家（《非常完美》《非常幸运》），汤唯在跨国遇见爱情的叙事模式中表现出成熟女人知性的一面（《北京遇上西雅图》《北京遇上西雅图西雅图之不二情书》）。到了2011年，白百何以一部《失恋33天》在赢得少男少女无数眼泪与欢笑的同时也把票房赚得盆满钵满。与精干的职场女性和成熟的知性女人相比，白百何塑造的“傻白甜”形象似乎更得观众偏爱，天真中又带着坚韧以及乐观开朗的性格成为主要标签，在其后续的作品中得以延续。白百何的片约不断，主演的《私人订制》《整容日记》《滚蛋吧！肿瘤君》《捉妖记》和《捉妖记2》都取得了较好的票房成绩，其个人表演风格连贯性较好、形象感染力强，是难得的兼具高产出与高质量、个性特征明显的喜剧演员。
公路喜剧将公路片与喜剧片杂糅，在旅程中展现人物的成长变化是公路片的叙事模式，在更为广阔的外景空间中以欢乐的形式表现人物性格和心理体验。《人在囧途》讲述了春运旅途中，乐天的挤奶工与忧心的玩具厂老板“冤家聚头”，状况百出、笑料不断。王宝强与徐峥搭档出演两个性格、地位反差巨大的人物，阴差阳错中成为一对“难兄难弟”，在“不打不相识”的冲突与理解中完成了各自的成长体验，最终以回归家庭作为温馨的结局。中小成本制作的《人在囧途》却充分发掘出了公路喜剧的吸引力，以反差人物的误解冲突制造笑点，又以温情的个人成长与回归家庭获得观众的情感认同，因而好评如潮。徐峥趁热打铁，导演了《泰囧》，将演员阵容升级为徐峥、王宝强、黄渤三人搭档，更有范冰冰助阵，旅程地点设置在泰国，异域风情带来了别样的观影体验，更是引发了国人赴泰国旅游的热潮。《港囧》转向了香港，叙事重心也由冤家打闹的旅途展现变成了“再续前缘”的情感纠扯，在口碑与票房上均与前作相差甚远。2020年《囧妈》在疫情中开启了线上放映的模式，将合家欢的影像拓展到家庭生活中的小屏模式。宁浩、黄渤、徐峥“铁三角”在《心花路放》中再度聚首，讲述了哥俩自驾远赴大理的“艳遇之旅”。2017年，王宝强推出导演处女作《大闹天竺》，在延续公路喜剧的创作风格与热度之外，巧妙地迎合了“一带一路”政策，但影片的创作功底薄弱，口碑不尽人意。在这些公路喜剧中，“难兄难弟”的喜剧搭档与情感疗愈的伦理叙事结合，主人公在打打闹闹中成长和蜕变，形成了笑后有思的闭合式叙事;旅途风光的展示给影片增加不少色彩，既弥补了观众在现实生活中说走却不能走的旅行愿望，又为影片选景地提升了热度，拉动了当地的旅游消费，表现出电影以文化拉动产业的现实功效。
悬疑喜剧结合了悬疑片与喜剧片的优长，通过悬念引人入胜，又以喜剧来调节和缓和气氛，在紧张与舒展的两端游走实现了叙事的张力，剧情上表现为主人公在轻松搞怪中破解错综复杂的案件。由演员成功转型为导演的陈思诚深谙娱乐之道，其创作《唐人街探案》和《唐人街探案2》都取得了票房好成绩，并有系列化创作的空间与倾向。“唐探”系列的成功，在于创作者巧妙地将悬疑与喜剧类型进行融合，并且根据受众喜好设置喜剧搭档。悬疑方面，前有徐克的“狄仁杰”系列引领的古装探案潮流，“唐探”系列则开拓出现代生活情景模式;喜剧方面，接续了“囧途”系列中王宝强所塑造形象的热度，通过人物性格的反差制造笑点，启用土味“老腊肉”王宝强与当红“小鲜肉”刘昊然搭档，在土气憨傻与时尚帅气的反差中碰撞出欢乐火花。“唐探”系列对电影空间的拓展表现出走出国门的自信，前两部依此展现了曼谷、纽约的城市空间，2021年春节档上映的《唐人街探案3》则将叙事空间选择在了日本东京。
此外，喜剧电影形态还有黑色幽默喜剧，如管虎的《斗牛》《杀生》和《厨子戏子痞子》，姜文的“民国三部曲”《让子弹飞》《一步之遥》《邪不压正》;奇幻喜剧，如许诚毅《捉妖记》和《捉妖记2》;喜剧动画，如《大圣归来》《哪吒之魔童降世》。
喜剧电影的类型糅合，拓宽了喜剧电影的表现形态，挖掘出喜剧电影的叙事潜力，进而扩大了喜剧电影的受众群体。喜剧电影系列化生产显示出充沛的创造力和市场把控能力，是电影产业成熟的重要标志。
进入21世纪，中国电影在深化电影体制改革和应对好莱坞电影的挑战中再度启程，向产业化时代昂首迈进，喜剧类型探索得以深入，喜剧创作人才涌现，喜剧作品层出不穷，产生了新的文化现象和领军力量。中国喜剧电影人以其票房实绩和文化影响力推动着中国电影产业结构升级，并对中国喜劇电影创作的文化形态塑形。喜剧新人的涌入给中国电影产业发展带来了活力，领军力量的出现以及类型多元化格局的形成，显示出中国喜剧电影发展的新高度与创作潜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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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6月，内地与香港签署《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为香港电影进入内地市场以及香港电影人北上合作拍片提供了政策支持。北上港人带来的香港电影类型经验和电影工业模式，给内地电影提供了有益的实践参考，形成了一股合力共同推動着我国电影产业化的进程。在喜剧电影创作上，香港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并臻于完善的“贺岁片”模式，直接影响着冯小刚等人的贺岁喜剧创作，如喜剧类型创作、明星阵容集结、大团圆结局等核心理念被直接借鉴。内地更是进一步发展出“贺岁档”概念，时间跨度增大，从每年11月底到次年3月初约八九十天都是贺岁档期，类型上突破了贺岁喜剧的单一样式，各种类型都可以进入电影市场争妍斗艳，在满足观众差异性需求的同时，以强劲的竞争态势促进了中国电影工业的产业升级与全面布局。
一、喜剧电影的文化形态
中国电影进入产业化时代，是伴随着市场体制改革与加入WTO国内外两件大事开展的。20世纪的最后十年，国产电影市场降到冰点，市场开放后好莱坞大片带来的冲击更是加剧了中国电影的生存危机。在一片“狼来了”的忧虑声中，中国电影面临着重要的转折。2002年，张艺谋的《英雄》创造了空前的国内外票房成绩，成为挽救国产电影市场的“英雄”，亦开启了中国大片时代的序幕，其制作与发行机制的国际化运作，为中国电影产业化提供了有力的借鉴。喜剧电影创作上，在冯小刚贺岁喜剧高歌猛进的同时，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当属《大话西游》“由冷到热”的文化现象和《疯狂的石头》“以小博大”的创作现象。
（一）“贺岁”的喜剧
冯小刚的贺岁喜剧延续着《甲方乙方》的良好发展势头，在市场上高奏凯歌，冯氏喜剧以戏谑讽刺的方式表现出社会生活变迁中人的生存状态，给予观众欢笑和思考。《大腕》通过一场好莱坞大腕导演葬礼的筹备活动，调侃和讽刺了商业包装和炒作行为，折射出商业时代与全球化竞争到来的时代背景;《手机》改编自刘震云的同名小说，延续了《一声叹息》里展现的“婚外情”故事，与后者严肃低沉的气氛不同，《手机》以精致细腻的笔法将这一隐秘的社会话题喜剧化，“手机”物象成为了信息化时代中信任危机的表征，影片在社会舆论上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天下无贼》集结了两岸三地的电影明星，刘德华、刘若英、葛优、李冰冰、范伟同台飙戏，王宝强凭借傻根一角一炮走红，而傻根形象作为突出的银幕标签贯穿着其后续的电影创作;《非诚勿扰》《非诚勿扰2》中葛优与舒淇联袂出演，将都市大龄男女的婚恋问题搬上银幕，带动了电视综艺节目“相亲热”的出现（如江苏卫视《非诚勿扰》、浙江卫视《爱情连连看》、东方卫视《百里挑一》、湖南卫视《我们约会吧》等婚恋类综艺节目），引发了社会热点话题。
2013年，冯小刚的《私人订制》重现了《甲方乙方》的“圆梦”叙事，似乎是对喜剧创作的回首告别。这一时期，他的电影褪去了往日调侃的语言和俏皮的嬉闹，转而在对社会问题观照中表现出严肃的叙事态度和浓烈的怀旧情绪，如《唐山大地震》《一九四二》《我不是潘金莲》和《芳华》。
（二）“大话”的喜剧
《大话西游》（由《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和《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两部构成）是由周星驰彩星电影公司和西安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的爱情喜剧电影，该片在内地取景，由刘镇伟执导，周星驰、朱茵、吴孟达和莫文蔚主演，1995年在大陆上映时票房惨淡，甚至被当成发行失败的案例。在世纪之交，《大话西游》却通过BBS和盗版影碟的渠道被广泛传播，成为一个热门话题，而周星驰则被青年人奉为喜剧偶像。
“大话西游热”显示出在网络时代青年作为新兴观影群体的崛起，作为大众文化亚类型的青年文化成为主流文化之外的重要一支，通过网络载体进行自我言说和表达，塑造着网络文化的基本形态。互联网的普及发展形成一个独特的网络文化空间，在这个相对自由的虚拟空间中，年轻一代通过彰显自我和交流互动汇聚成一股强大的网络文化。互联网与时代社会发展越密切，网络空间越活跃，网络文化对电影的影响就越密切，青年人作为新兴观影群体迅速崛起为电影市场的主要贡献力量，他们的趣味喜好左右着一部电影的票房成绩，因而及时捕捉和反映青年文化就成为电影创作的题中之义。
《大话西游》“由冷到热”的文化现象，反映出青年群体作为新的阐释力量和观众主体破土而出，对中国电影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一方面，在影迷群体中形成了对周星驰的影像崇拜;另一方面，在青年文化中出现了对“无厘头”语言和表演方式的接受与模仿。周星驰成为最大受益者，观众对其导演的电影都青睐有加，《少林足球》《功夫》《长江七号》等影片都斩获佳绩，2014年《大话西游》修复版时隔二十年后在内地重映时仍取得了不俗的票房。与此同时，大量的港式无厘头喜剧趁势北上，掀起的狂欢浪潮之中也不乏粗制滥造的“抢钱”之作。
2010年之后，周星驰不再以演员身份出现在银幕上，转而退居幕后担当导演、编剧、制片人等职务，但其票房神话魅力不减，成为一种独特的电影现象。《西游·降魔篇》以12.5亿元的票房成绩荣登2013年的票房冠军，《美人鱼》的33.9亿元刷新了中国电影票房纪录，《西游·伏妖篇》以16.6亿元位居2017年票房第4;以草根班底推出的《新喜剧之王》的市场票房虽然只有6亿元左右，但电影的网络付费点播收入却远超过影院票房，成为一种另类现象。[2]周星驰缔造了一个票房“神话”，究其原因，既在电影之外，又在电影之内。在电影之外，退居幕后的周星驰，作为文化偶像仍具有强大的票房号召力。资源有限的年代里，通过盗版光碟和网络形式接受周星驰喜剧熏陶的一代人已经步入青年，在“还星爷一张票房”的集体情绪下，他们带着往日的欢乐回忆步入影院以实际行动致敬银幕偶像。从根本上说，周星驰“神话”亦是在电影之内的，“周星驰电影是以一种反叛性、调侃性、玩世不恭的态度在影像和故事上对传统正统的社会秩序进行解构，但同时它也代表了一种颇为独特的对中国文化的阐释意义”[3]。在对秩序和形式的颠覆与解构之外，周星驰电影却始终留存着珍视和回归亲情、爱情等传统伦理的情感内核，对底层人物/边缘人物的关注和表现中传达出一种善意的调侃以及温和的抚慰，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周星驰电影的叙事模式和制胜法宝。 周星驰进入内地拍片以来，创作颇丰且都取得了较高的票房收益和良好的口碑。近几年的作品中，周星驰在延续无厘头喜剧和再创造“西游”系列故事时，从故事创意到演员选角都表现出对内地市场的准确判断，以及对内地文化的亲和与主动融合。
（三）“疯狂”的喜剧
2006年夏天，《疯狂的石头》犹如一匹黑马冲进了中国电影市场，“以小博大”的成功策略翻新了中国电影的创作经验，并深刻地影响着电影产业格局。《疯狂的石头》在投入产出上是“以小博大”，以仅300万元的制作成本收获了2500万元的票房，票房上的成功也显示出小制作电影对抗高投入大片的可能性。
继张艺谋的《英雄》创造票房奇迹后，跟风之作接踵而来，以高投入、明星集结、大场面为特征的古装商业大片充斥了中国电影市场，如《十面埋伏》《无极》《夜宴》《满城尽带黄金甲》等，然而在“十面埋伏”的惨烈战场上，并不是每部大片都能成为票房“英雄”，大投入与高风险孪生同行，大片扎堆的现象给中国电影市场带来了极大的不稳定性因素，“‘唯大片论’的创作热潮推升了电影市场风险，不利于电影产业结构的合理布局和良性发展”[4]。《疯狂的石头》的票房佳绩显示出小成本电影在竞争中生存取胜的可能性，激励着更多的中小成本电影创作，对中国式大片的创作思维是一场有效的纠偏。中小成本电影与商业大片之间的对抗与均衡，丰富了中国电影产业的构成形态，分散了市场风险，对中国电影产业结构优化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中小成本电影在激烈的竞争市场中要占有一席之地，必须在创作上进行突破，《疯狂的石头》提供了“突围”的成功经验。与同时期盛行的古装大片的大场面大叙事不同，《疯狂的石头》将视角转向表现底层生活中小人物的悲喜情绪，通过多重机缘巧合的叠加制造出黑色幽默，把故事讲得精巧好看;对社会边缘人的现实关照中流露出真情实感，以小叙事抒发大情怀，一反古装大片感官刺激下的叙事空洞和情感苍白，以真诚的创作态度和真切的情感表达赢得观众的口碑。
《疯狂的石头》在产业实践和创作经验上的“以小博大”使之成为中国电影产业化进程中的经典案例，更为难得的是，构成影片主创团队的“小人物”迸发出的大能量。新人导演宁浩以此片一炮而红，成功跻身主流导演行列，电影创作也越发成熟老练，加上《疯狂的赛车》和《疯狂的外星人》，宁浩完成了“疯狂三部曲”。影片的走红也使得黄渤、徐峥、郭涛以及刘桦成为观众熟知的喜剧面孔，特别是宁浩、黄渤、徐峥的“铁三角”组合在喜剧电影领域具有极强的票房号召力，而黄渤与徐峥也“演”而优则“导”，后续均有导演作品呈现。可以说，《疯狂的石头》的影响是深远的，不仅是开启了产业与创作上“以小博大”的先河，更是培育和展示了喜剧导演与演员“以小博大”迸发大能量的良性发展模式。
二、喜剧电影的创作力量
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电影产业呈现出稳步前进的良性发展态势。在由政府牵头引领、汇集企业力量推出的各类青年导演扶持计划下，新人导演获得了电影创作的机会，老中青电影导演之间的“传帮带”为中国电影延续了创作力量;在娱乐化氛围中，喜剧新人从不同平台、不同职业涌入电影界，为喜剧电影创作添薪加柴。
（一）新导演扶持计划
冯小刚在《天下无贼》中借葛优饰演的贼首黎叔之口自问自答：“21世纪什么最重要？人才！”在电影产业化进程中，决定电影质量的电影创作人才是核心竞争力。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数据显示，“到2020年，中国银幕数量预计超过6万块，年产影片约800部，年票房预计达到700亿元。中国将有可能成为继好莱坞之后新的世界电影制作中心，对世界电影资源的集聚效应将更强，对世界电影文化多样性的贡献将更大。”[5]进入产业化时代，中国电影市场有望跃居世界第一，但电影导演却面临青黄不接的困境，电影市场还依赖着第五代导演们在支撑，青年导演稀缺将成为制约电影产业升级壮大的短板。2018年3月召开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政协委员冯小刚呼吁“提高电影质量要从培养青年导演抓起”，并介绍了正进行中的青年导演扶持计划——“青葱计划”。[6]
“青葱计划”全称是“CFDG中国青年导演扶持计划”，是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发起并主办，对优秀青年电影导演进行挖掘、孵化、选拔和培养的大型人才扶持平台。该计划将以淘汰制的方式进行选拔，最终入围者将获得知名导演的扶持，并以监制的身份帮助其完成大电影。青葱计划自2015年启动，历届主席分别为冯小刚、贾樟柯、张艺谋。政府扶持计划的出台在电影行业做出了表态与示范，各类的扶持计划纷纷涌现，在实施过程中各具特色，通过搭建优质平台和调配资源，为青年导演提供了执导麦筒的机会，培养出了一批新人导演。
光线影业在2011年开启新导演计划，主打“跨界”风格，支持了一批演员跨界成为导演，如徐峥、邓超、黄渤、赵薇等人。其中不乏票房佳绩，徐峥的《泰囧》荣登当年票房冠军;赵薇《致青春》也進入了当年票房前三甲，并引领了一波跨界创作的风潮以及青春题材的热潮。
在创造票房佳绩的同时，一些受益于扶持计划的导演在成功之后，又以同样的方式支持着新一批导演的创作，形成了“传帮带”的良性循环。2006年，在刘德华资助的“亚洲新星导计划”的扶持下，宁浩创作了《疯狂的石头》，该片“以小博大”成为当年最大的黑马，宁浩也由此跻身一线导演行列。时隔十年后，宁浩旗下公司坏猴子影业启动了“坏猴子72变电影计划”，以新生代电影人搭档资深影人的创作模式，推出了文牧野、路阳等新导演，文牧野创作的《我不是药神》以30多亿元的票房进入当年票房前三甲，其现实主义影像感染了无数的观众，并引发社会热议。同样是在新导演计划中受益的黄渤，推出了“HB U”新导演助力计划，以自己的力量来回馈电影界。[8]
（二）新星涌入
在整个社会呈现出蓬勃向上、娱乐轻松的氛围中，喜剧电影以使人发笑为归宿的娱乐属性得到了充分的释放，喜剧准入门槛被放宽了，表现出海纳一切娱乐形式的包容性。喜剧新人从各方涌入，在喜剧创作中呈现出“综艺风”“网络风”“跨界风”和“东北风”等新气象。 “综艺风”是指由综艺节目转向电影创作的现象。湖南卫视老牌综艺节目《快乐大本营》主持人组合“快乐家族”主演的《快乐到家》，亲子真人秀节目《爸爸去哪儿》衍生出的电影《爸爸去哪儿》和《爸爸的假期》;浙江卫视的大型户外竞技真人秀《奔跑吧！兄弟》的电影《奔跑吧！兄弟》;上海东方卫视的大型励志体验真人秀节目《极限挑战》的电影《极限挑战之皇家宝藏》，喜剧竞赛真人秀《欢乐喜剧人》的电影《欢乐喜剧人》。由电视综艺捧红的演员们，也获得了由荧幕向银幕进军的机会，纷纷投身于喜剧电影。《欢乐喜剧人》《喜剧总动员》《相声有新人》等喜剧类综艺节目，推出了岳云鹏、潘斌龙、贾玲、乔杉、宋小宝等人;真人秀《奔跑吧！兄弟》推出了邓超、陈赫、包贝尔、郑凯等“跑男”;其中不乏由演员晋升为导演，如邓超导演了《分手大师》和《恶棍天使》，包贝尔导演了《胖子行动队》。
“网络风”是指由网络视频转向电影创作的现象。被网友昵称为“叫兽”的易小星，创作网络短剧《万万没想到》而成为网络红人，推出了电影《万万没想到》;网络剧《十万个为什么》也接连拍出电影《十万个为什么》和《十万个为什么2》;大鹏（董成鹏）通过自编自导网络迷你喜剧《屌丝男士》而大热，“屌丝”成为网络热词并引领了一波自我贬损与调侃的网络文化，其后自导自演了《煎饼侠》《缝纫机乐队》。还有一些电视剧经过网络平台播放而火爆，引发的电影改编，如《武林外传》《咱们结婚吧》和《爱情公寓》等。
“跨界风”是指不同职业的人员跨界成为电影导演的现象。主持人跨界成为导演，如何炅的《栀子花开》，蔡康永的《吃吃的爱》;作家跨界成为导演，前有郭敬明，后有韩寒、张嘉佳，韩寒的处女作《后会无期》获得较好的口碑，进而转向贺岁喜剧，创作了《乘风破浪》和《飞驰人生》，而张嘉佳则导演了《摆渡人》;歌手跨界成为导演，如高晓松、刘若英、崔健、吴克勤、王力宏等均有电影作品（不限于喜剧电影）;相声、小品演员跨界成为导演，郭德纲的《三笑之才子佳人》和《祖宗十九代》，小沈阳的《猛虫过江》，常远的《温暖的抱抱》。2021年春节档，演员贾玲首度执导的电影《你好！李焕英》掀起了一股观影热潮和社会热议，“一部源自电视综艺小品的电影处女作，竟然反超知名IP影片强势登顶票房榜首，已进入中国影史票房前五”[9]，可以说，“跨界风”优化了喜剧电影创作的人员结构和内容生态。
“东北风”是指喜剧电影人才中以东北籍居多，作品带有较强的东北小品风格。演员如“赵家班”（赵本山、小沈阳等人）、“开心麻花”（沈腾、马丽、艾伦等人）、大鹏、乔杉以及潘斌龙等人。在电影呈现上，大都是以明显的东北方言特征而自带喜感，又或是表现出“二人转”东北民俗表演形态如《三枪拍案惊奇》和《大笑江湖》，或是东北地域场景展现如《钢的琴》《缝纫机乐队》《沐浴之王》。
（三）组合优势
喜剧电影的发展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组合优势，如“开心麻花”团队的集体创作模式，宁浩、黄渤、徐峥的合作互助模式。
2015年，《夏洛特烦恼》在重返少年时代的穿越游戏中排解了不少电影观众的“烦恼”，跑步前进冲入了年度票房榜前五名，其主创团队“开心麻花”也由此名声大噪。“开心麻花”全称是北京开心麻花娱乐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其主营业务是舞台剧，以为人民娱乐服务为宗旨，于2003年首创“贺岁舞台剧”概念，在进入电影界之前，就已经积累了丰富的舞台喜剧经验。在长达十余年的喜剧舞台剧表演中，开心麻花做了两件事情：“研究喜剧和研究观众需求”[10]，在剧本创作上，研究和学习美国喜剧电影的路数;在话剧演出时，强化与观众的互动，通过反复调整来契合观众需求。“开心麻花”喜剧处女作《夏洛特烦恼》一炮走红成为市场黑马不是偶然，而是基于主创团队在研究喜剧与观众需求的长期实践中积累下的丰富经验，电影在投入创作前就已经在话剧舞台上反复打磨过并获得观众认可的，是经受市场考验后完成度极高的作品。这也就不难想象其后续制作愈发老练，《羞羞的铁拳》和《西虹市首富》分别是当年的票房第3名和第4名。“开心麻花”有着稳定的创作团队，内部分工明显，闫非、以彭大魔、宋阳为主的导演和编剧组合，以沈腾、马丽、艾伦、常远为代表的演员阵容，还有舞台剧表演过程中不断培养的新人力量更是难以计量。“开心麻花”在电影上的成功提升了团队的知名度，最终又反哺了话剧，带动舞台演出的门票收入。“开心麻花”的成功给中国电影产业化的经验是，成熟的电影工业需要以观众需求为创作宗旨、精心打磨电影质量、建立完善的创作团队和健全人才培养机制。
宁浩、黄渤、徐峥被称作中国影坛最强“铁三角”组合，三人之间的合作从2006年《疯狂的石头》一直持续到2019年《疯狂的外星人》。在2006年初次合作时，三人基本上算是踏入电影界的新人，宁浩是刚拍了两部电影的新人导演，黄渤刚在管虎的电视电影《上车走吧》中完成银幕首秀，徐峥因出演一些电视剧而崭露头角但在电影表演上還是个新人。到2019年，三人已经是声誉与票房双丰收的著名导演/演员，宁浩在国内外的电影节多次被提名最佳导演，黄渤和徐峥则分别是2014年和2018年的金马奖影帝;票房上，三人都进入了百亿票房先生行列，换言之，“铁三角”组合对中国电影票房的贡献总和近三百亿元。严格来说，“铁三角”共同参与创作的电影只有三部：《疯狂的石头》（2006年国产电影票房前十，2534万元）、《心花路放》（2014年国产电影票房冠军，11.69亿元）、《疯狂的外星人》（2019年国产电影票房亚军，22亿元）[11]，都取得了非常突出的票房成绩;但三人之间的电影合作非常密切且互动频繁，如宁浩坏猴子影业制作并出品的电影《我不是药神》，徐峥的真乐道公司也是出品方之一，徐峥还担任了监制和主演，他还在黄渤的导演处女作《一出好戏》中客串演出，坏猴子影业是该片的联合出品公司之一，三人中两两合作的组合更是不胜枚举。从电影新人到成熟的电影人，从电影制作环节中的单一职能角色到胜任多项职能，“铁三角”组合的成长速度和成就高度是惊人的。潜心磨炼职业技能、影人间的守望相助和优势互补是“铁三角”组合给中国电影发展的启示。 三、喜剧电影的多元创作
21世纪喜剧电影的蓬勃发展，走向了多元与复合的形态，出现了古装闹剧、爱情喜剧、公路喜剧以及悬疑喜剧等类型探索，并初步形成了系列化创作的态势。
2010年前后，是古装闹剧集中爆发的时期。这类电影主要是对周星驰“无厘头”电影风格的模仿，以颠覆性的姿态展开叙事，“在古装形态的基础上，对历史进行娱乐化的解构，以借古讽今的方式对现实社会进行指涉，渲染消解深度的民间狂欢，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帮助观众解压的作用。”[12]从《十全九美》的票房成功开始，又有《大内密探灵灵狗》《花田喜事》《龙凤店》等作品。在这些以港式喜剧为主的电影中暴露的缺点也非常明显，“创作同质化趋向越来越凸显，跟风拍摄、题材重复日渐明显，恶搞、解构之风盛行，原创港式喜剧数量很少”[13]。张艺谋的《三枪拍案惊奇》则彻底将古装闹剧给抖露出来了，“赵家班”成员在电影中与情节无关的二人转尬舞和毫无语义的段子以小品包袱的形式抖出来，活生生将科恩兄弟悬疑剧《血迷宫》恶搞成为一滩“狗血”。古装闹剧愈演愈烈之际，在架空时空的同时也将内容意义彻底消解，使电影失去了基本的形态而沦为恶俗的拼贴打闹，从而丧失了观众的信任而渐向寂灭。
爱情喜剧是经久不衰的娱乐类型，在“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大团圆结构中释放出轻松与愉悦。这一时期的爱情喜剧以展示都市生活为主，并显示出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一股“热恋”从全城燃烧到了海外乃至外太空（《全城热恋》《全球热恋》）;屌丝男向白富美展开了101次求婚（《101次求婚》）;有人感慨“撒娇女人最好命”（《撒娇女人最好命》）;有人租了个“合约情人”（《合约情人》），有人签订了“分手合约”（《分手合约》），有人推出“分手”业务（《分手大师》）。爱情喜剧中女性角色的塑造分外突出，并逐渐占据叙事中心。徐静蕾展现了干练的职场女性养成记（《杜拉拉升职记》），而章子怡饰演的苏菲则是傻气可爱的漫画家（《非常完美》《非常幸运》），汤唯在跨国遇见爱情的叙事模式中表现出成熟女人知性的一面（《北京遇上西雅图》《北京遇上西雅图西雅图之不二情书》）。到了2011年，白百何以一部《失恋33天》在赢得少男少女无数眼泪与欢笑的同时也把票房赚得盆满钵满。与精干的职场女性和成熟的知性女人相比，白百何塑造的“傻白甜”形象似乎更得观众偏爱，天真中又带着坚韧以及乐观开朗的性格成为主要标签，在其后续的作品中得以延续。白百何的片约不断，主演的《私人订制》《整容日记》《滚蛋吧！肿瘤君》《捉妖记》和《捉妖记2》都取得了较好的票房成绩，其个人表演风格连贯性较好、形象感染力强，是难得的兼具高产出与高质量、个性特征明显的喜剧演员。
公路喜剧将公路片与喜剧片杂糅，在旅程中展现人物的成长变化是公路片的叙事模式，在更为广阔的外景空间中以欢乐的形式表现人物性格和心理体验。《人在囧途》讲述了春运旅途中，乐天的挤奶工与忧心的玩具厂老板“冤家聚头”，状况百出、笑料不断。王宝强与徐峥搭档出演两个性格、地位反差巨大的人物，阴差阳错中成为一对“难兄难弟”，在“不打不相识”的冲突与理解中完成了各自的成长体验，最终以回归家庭作为温馨的结局。中小成本制作的《人在囧途》却充分发掘出了公路喜剧的吸引力，以反差人物的误解冲突制造笑点，又以温情的个人成长与回归家庭获得观众的情感认同，因而好评如潮。徐峥趁热打铁，导演了《泰囧》，将演员阵容升级为徐峥、王宝强、黄渤三人搭档，更有范冰冰助阵，旅程地点设置在泰国，异域风情带来了别样的观影体验，更是引发了国人赴泰国旅游的热潮。《港囧》转向了香港，叙事重心也由冤家打闹的旅途展现变成了“再续前缘”的情感纠扯，在口碑与票房上均与前作相差甚远。2020年《囧妈》在疫情中开启了线上放映的模式，将合家欢的影像拓展到家庭生活中的小屏模式。宁浩、黄渤、徐峥“铁三角”在《心花路放》中再度聚首，讲述了哥俩自驾远赴大理的“艳遇之旅”。2017年，王宝强推出导演处女作《大闹天竺》，在延续公路喜剧的创作风格与热度之外，巧妙地迎合了“一带一路”政策，但影片的创作功底薄弱，口碑不尽人意。在这些公路喜剧中，“难兄难弟”的喜剧搭档与情感疗愈的伦理叙事结合，主人公在打打闹闹中成长和蜕变，形成了笑后有思的闭合式叙事;旅途风光的展示给影片增加不少色彩，既弥补了观众在现实生活中说走却不能走的旅行愿望，又为影片选景地提升了热度，拉动了当地的旅游消费，表现出电影以文化拉动产业的现实功效。
悬疑喜剧结合了悬疑片与喜剧片的优长，通过悬念引人入胜，又以喜剧来调节和缓和气氛，在紧张与舒展的两端游走实现了叙事的张力，剧情上表现为主人公在轻松搞怪中破解错综复杂的案件。由演员成功转型为导演的陈思诚深谙娱乐之道，其创作《唐人街探案》和《唐人街探案2》都取得了票房好成绩，并有系列化创作的空间与倾向。“唐探”系列的成功，在于创作者巧妙地将悬疑与喜剧类型进行融合，并且根据受众喜好设置喜剧搭档。悬疑方面，前有徐克的“狄仁杰”系列引领的古装探案潮流，“唐探”系列则开拓出现代生活情景模式;喜剧方面，接续了“囧途”系列中王宝强所塑造形象的热度，通过人物性格的反差制造笑点，启用土味“老腊肉”王宝强与当红“小鲜肉”刘昊然搭档，在土气憨傻与时尚帅气的反差中碰撞出欢乐火花。“唐探”系列对电影空间的拓展表现出走出国门的自信，前两部依此展现了曼谷、纽约的城市空间，2021年春节档上映的《唐人街探案3》则将叙事空间选择在了日本东京。
此外，喜剧电影形态还有黑色幽默喜剧，如管虎的《斗牛》《杀生》和《厨子戏子痞子》，姜文的“民国三部曲”《让子弹飞》《一步之遥》《邪不压正》;奇幻喜剧，如许诚毅《捉妖记》和《捉妖记2》;喜剧动画，如《大圣归来》《哪吒之魔童降世》。
喜剧电影的类型糅合，拓宽了喜剧电影的表现形态，挖掘出喜剧电影的叙事潜力，进而扩大了喜剧电影的受众群体。喜剧电影系列化生产显示出充沛的创造力和市场把控能力，是电影产业成熟的重要标志。
进入21世纪，中国电影在深化电影体制改革和应对好莱坞电影的挑战中再度启程，向产业化时代昂首迈进，喜剧类型探索得以深入，喜剧创作人才涌现，喜剧作品层出不穷，产生了新的文化现象和领军力量。中国喜剧电影人以其票房实绩和文化影响力推动着中国电影产业结构升级，并对中国喜劇电影创作的文化形态塑形。喜剧新人的涌入给中国电影产业发展带来了活力，领军力量的出现以及类型多元化格局的形成，显示出中国喜剧电影发展的新高度与创作潜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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