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开创性地提出了建立教师职工代表大会、恢复教师节、制定《教师法》等重要提案，被教育界人士尊称为“方老”。
　　方明，一位90岁高龄的世纪老人。他17岁师从陶行知，始终坚信“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的信念，走过了历时十一年的领导上海地下党教师工作的革命岁月。当卸任全国教育工会主席后，又担负起陶行知研究会的重任。他心中念念不忘老师陶行知先生的教诲，秉承“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精神，倾注90年历练的人生积累、经验和智慧，为我国的教育事业掬心智。
　　
　　方明五谏教师节
　　
　　闻声一口浓重的无锡口音，记者走进方老的家门。在他身后一条鲜红的绸带上印着中国教育工会在方老90高寿上的贺词。老式的三居室里满满地堆放着各种书籍和资料，人走在其中有时还需侧着身子，方老说，孩子们要给他整理房间，他坚决不同意：“书是用来查看的，不是摆设，用着方便才好。”方老是一个很细心的人，他把从参加革命至今的许多照片和资料都保存了下来，这些资料，不仅记载着他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更对我国的现代史研究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方老两道突出扬起的长寿眉和爬满皱纹的额头，印证着老人走过的漫长历程，但炯炯有神的眼睛，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蓬勃的活力。铿锵坚毅的话语开门见山地讲述起他的首创之一：恢复教师节。
　　“解放前也有教师节，是每年的6月6日。1951年，教育部和全国教育工会曾宣布‘五一劳动节’同时为‘教师节’，但是执行的结果是教师节没有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教师被贬为‘臭老九’，社会地位极其底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从1980年起，全国教育工会开展‘庆教龄’、‘五讲四美，为人师表’等一系列尊师重教活动，使老教师激动不已，曾经的创伤和委屈化为了慰藉和自豪。可是，真正能够让教师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受到全社会的尊重，应该在新中国建立教师节。于是，在1981年3月全国政协会议上，我和民进的16位政协委员联名提交了‘建议确定全国教师节日期及活动内容’的提案。”
　　通过提案人的名单，可以看出方老对这份提案的用心良苦。在提案人中，有民进中央第三任主席、全国政协第六届副主席叶圣陶；民进中央第四任主席、全国政协第六届副主席、第七届和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雷洁琼；曾任民进中央副主席的徐伯昕、吴贻芳、葛志成、叶至善；还有曾任民进中央参议委员会副主席的张明养、柯灵、方明。同时，方明就是提案的主要发起人及撰稿人。翻开这段尘封的历史，方明对提案的内容依然历历在目。
　　“教师担负着培养西化建设人才的重任，应当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胡耀邦同志在中国科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提出了尊师问题，指出尊师，不仅是学生的问题，我们整个社会的成员，所有学生的家长，特别是我们各级政府的负责人都要尊师……现在儿童有儿童节，青年有青年节，我们认为培养他们成为社会主义宏伟事业接班人的人民教师也应该有教师节……这是我们提交提案的理由。”方老说到这里，声音更加充满了力量，激动地做着手势。
　　“这份提案被全国政协编为第170号提案。政协审查意见是：建议国务院交教育部研究办理。”随着方老的思绪，时间定格在了1981年，如何恢复教师节的来龙去脉也渐渐清晰起来。
　　1981年12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接见参加全国中小学工会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代表，方明和时任教育部副部长张承先一起向习仲勋提出建立教师节的问题。习仲勋询问了解放前有无教师节?方明告之6月6日是解放前的教师节，并介绍了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6月6日，担任上海教委负责人的方明，邀请陈毅同志参加了上海解放后庆祝第一个教师节的情况。习仲勋听后建议教育部和全国教育工会联合起来报告请示中央。
　　“但是这次没有结果，我就向冰心、叶圣陶等老前辈征求意见，他们都赞成成立教师节，冰心建议，教师节的日子最好定在春暖花开的时候，叶圣陶主张教师节的日子最好定在新学年开始的时候，让学生在入学伊始就记住教师的辛勤和光荣。前辈们的建议和鼓励给了我极大的动力，更加坚定了争取确定教师节的决心，于是，和教育部一起向中央报送了第二次、第三次……请示报告。”
　　


　　1982年4月，由方明和张承先共同签发的《关于恢复‘教师节’的请示报告》送中央书记处。1983年3月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上，方明和民进18位政协委员联名再次提出《维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造成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建议恢复教师节案》。1984年10月，万里、习仲勋等中央领导对请示圈阅。1984年12月，教育部党组和全国教育工会分党组《关于建立‘教师节’的报告》送中央书记处并报国务院。之后，国务院在请示报告上批了：“看来教师有必要有个教师节。”1985年1月，国务院总理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提出建立教师节的议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这一议案，确定每年的9月10为教师节。七年漫长孕育，一朝破茧而出。1985年9月10日，迎来了新中国成立的第一个教师节。
　　
　　师承名师奋发成才 铁骨担道义奔走为救亡
　　
　　方明一生热爱教育事业，早在年轻时代就与教师结缘，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
　　1936年6月21日，“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赴京请愿团”举行游行。19岁的方明和一名青年举着赴京请愿的大横幅，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来到上海北站，等候搭车到南京要求政府出兵抗敌。当时军警如临大敌，荷枪实弹对准请愿群众，群众代表大声疾呼：我们是中国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迫使军警一个个放下枪。这次赴京请愿虽然没有实现，对方明却是一次深刻的现实教育。一张保留至今的照片，成为了珍贵的历史见证。方老经历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英勇奋斗的历史年代，如果没有不畏枪炮的铮铮铁骨，怎能一生前行在教育救国的革命道路上，怎能担当起为广大教师争自由，为广大人民求解放之道义。然而，也正是方明在师承名师后奋发图强、坚忍不拔的斗争精神，使他完成了从农民之子到教育界知名社会活动家的人生转变。
　　方明出身于江苏无锡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13岁在苏州的钱庄当学徒，多学习、多读书的念头一直萦绕在年少方明的心头。邹韬奋创办的《生活周刊》、陶行知创办的《生活教育》是他爱不释手的刊物，深深吸引着方明，成为了指引他思想的一盏明灯。1934年初夏，方明无意中在报纸上看到陶行知创办的“中国普及教育助成会”招10名工读生的消息，激动得一夜没有睡好，他一直梦寐以求的实现求学理想的出路终于就在脚下了。第二天，他义无反顾地谢绝钱庄老板的一再挽留，乘上从苏州开往家乡无锡的火车向父母告别。“本来，走夜路是我最害怕的事情，可是当我决定告诉父母去上海求学的愿望、向着自己的目标迈进时，对于漫长的夜路我没了丝毫的畏惧。朴素地认识到，一个人如果有了目标，它会给你带来勇气、带来力量、带来坚强，更加懂得了黑暗的尽头就是灿烂的曙光。‘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是好汉。’早已熟记在心的陶行知先生的诗句反复在脑海中回响。”当方明经过一天一夜的辗转周折，见到了父母，终于征得父母的同意，如愿以偿地踏上了奔赴上海的求学路，向无知告别，向黑暗告别，向束缚他的过去告别。
　　在上海，方明有幸成为助成会的一名工读生。在大教育家陶行知言传身教、潜移默化的影响下，方明逐渐进步、成长起来。他热心帮助街上的流浪儿童，教大家识字，学文化。没有场地，他就和儿童在“助成会”的门口席地而座，用当时稀有少见的留声机教大家听、说、读、写。独立承担陶行知创办的“流浪儿童工学团”的工作，培养了方明的组织与社会活动能力，朦胧的革命意识也正在方明心中萌生。“我第一次参加‘飞行集社’发传单，满腔的革命热情，可是因为没有经验竟然把传单‘巧妙’地贴在了学校教室的黑板上，差点暴露了身份，真是有惊无险啊。”方老至今说起任心有余悸。1936年，方明参加了陶行知在上海组织的“国难教育社”和“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等爱国志士的引导下，积累了丰富的革命经验，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方明的活动舞台也逐渐由学校扩大到社会。1937年，方明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第一个公开合法的群众行教师团体“沪东教育促进会”的主要领导之一，从此，方明同教师运动和教师组织结下了不解之缘。在领导教师如火如荼地开展抗日斗争中，方明结识了以“笑蘋”为笔名的进步教师劳联珠，他们共同用手中的笔作为武器，发表抗日檄文，在共同的战斗中，方明与劳联珠结为志同道合的革命伴侣。
　　


　　1938年秋，上海地下党的领导机关——中共江苏省委，决定建立教师工作委员会（简称教委），统一领导上海的教师运动。随着抗战形势的恶化，方明作为中共教委的负责人，从担任“战区小学教职员联合会”、“上海市小学教师同仁进修会”等公开群众组织的职务，转入党内对群众运动的领导工作。方明以“老源记绸缎庄”经理的身份为掩护，参与领导上海教师斗争。方明领导的上海市小学教师联合进修会，与上海市中等教育研究会、上海市校教师福利促进会，系当时解放战争时期上海教师运动高潮中三大进步教师团体，取得了多次斗争的胜利，其中以方明担任领导人的小教联更为突出。
　　1946年4月，方明与老师陶行知时隔十年后在上海重逢。方明给老师的“接风礼”是一场“小教联”举行的千人欢迎大会，也是一个传递革命精神的临时阵地。陶行知在会上作了“民主生活与民主教育”的演讲，并撰文《小学教师与民主运动》一文刊登在“小教联”会刊上。师生的联手合作，对上海各界民主运动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可方明万万没有想到，这却是师生最后一次在革命道路上同行。7月25日，方明得知陶行知因被列入国民党黑名单，为加紧工作，因脑溢血不治逝世。方明与上海千万民众挥泪向陶行知遗体告别，他亲自护送灵柩到南京安葬。“八天的和平太短了，我们需要永久的和平！假装的民主太丑了，我们需要真正的民主！……”想起陶行知未尽的革命事业，方明义愤填膺，用一次次革命斗争，完成先师的遗愿。
　　特别值得回忆的是1948年6月28日，上海小学教师举行反饥饿、求生存斗争，1500余教师为要求发放贷金，包围教育局，在请愿场地上写“反饥饿场”四个大字，坚持斗争27个小时。在斗争期间，方明一直和请愿教师在一起，及时根据形势的发展指导斗争，迫使当局做出了答复，并保护了群众的安全。这场斗争由延安新华社向全国广播，震惊中外。1948年冬，为迎接解放，全市教育系统的骨干和积极分子汇集起来，建立“上海市教育协会”，方明担任党组书记，为全市的学校完好地回到人民手中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这时候，方明是多么希望能够于老师共同分享成功的喜悦。
　　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教委存在的十一年间，跨越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段历史时期，领导成员多有变化，唯有方明尽管在最艰苦、最危险的时期，始终没有离开教委，时而任委员，时而任书记、副书记。可以说，方明是教育事业发展史的见证人，他走过了历时十一年领导上海地下党教师工作的光辉岁月。
　　
　　把中国教育推向国际舞台，毛主席将他的名字解释为“四方光明”
　　
　　1950年8月，方明当选为中国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但此时方明并未在大会现场，而是作为新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了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教师大会，并在大会上当选为“教育工会国际”的副主席。33岁的方明，从此走向国际，开始了长期从事国际教师工作的新领域。
　　令方明永远不能忘记的是，1950年参加奥地利共产党在维也纳公园举行的一次群众大会上，当主持人宣布，今天参加大会的有来自中国的代表时，会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和“毛泽东、毛泽东”的欢呼声。方明的心在剧烈地跳动，眼里含着泪花。望着沸腾的会场，欢呼雀跃的群众，他感受到陶行知先生在国外宣传中国的抗战时发回国的文稿中所阐述的“世界一家”的思想。从此，他忠实地履行了中国共产党和工会以及教育工会国际赋予他的重要职责，创造性地投入国际活动，做好人民外交，增进与各国教师的团结友谊。十年中，方明的足迹遍及欧、亚、非、拉30多个国家，并与全世界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教师组织建立了友好的关系。面对外国记者提出：中国解放了，你们教师起到了什么作用？的问题，方明于1951年2月在索非亚举行的教育工会国际行政委员会议上，宣读了题为《解放前上海的地下教师运动》的报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教育工会国际总书记德拉努握着方明的手说：这份报告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教师运动提供了非常有参考价值的经验。被译为4种文字，刊登在《世界教师》杂志上。由于国际斗争的需要，方明充分发挥人民外交的能力，多次由他陪同的外国教师组织代表团受到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的接见。最让方明感到激动的事是，1960年毛主席接见黑非洲教联代表团时询问方明的名字，方明回答说：“我叫方明，四方的方，光明的明。”毛主席听后脱口而出：“你的名字好记，四方光明。”在场的人都笑了。之后，方明三次坐在毛主席身边，有幸亲历向主席汇报教育工作。
　　
　　


　　老革命不老的兴教报国情
　　
　　 “在1982年，在我任全国教育工会主席期间，开展五讲四美，为人师表活动倡议，教书育人的气氛搞得红红火火，相继在1983年和1986年两次召开大会表彰了优秀教师2千人，为教师迎来了第二个春天；1985年1月，经过7年的努力，全国教工会和教育部颁发了高等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暂行条例；1986年2月，我草拟了中国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设想草案），并担任教师法起草小组组长，经过近万人次的讨论和九个年头的共同努力，1993年人大常委会正式通过了《教师法》； 1985年我担任陶行知研究会副会长，1995年选为会长，研究陶行知教育思想、发扬陶行知的伟大精神，借鉴陶行知的思想和理论，指导教育改革的实践，为科教兴国服务，成为我工作的重点，也寄托了我对陶行知老师的深厚情感。2006年12月，我向温家宝总理致信，汇报‘教育与农业携手’的活动开展情况。……”当每个关键的年份被方老那坚定有力的声音表述起来时，都能让人强烈地感到他“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风雨一肩挑的革命豪情。
　　整整17年，在方明的带领下，借鉴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理论，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和山西省陶行知研究会以山西省柳林县最贫困的小山村前元庄为试点，探索出了一条农村教育为农村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新路子，总结了办好一校，致富一村，带动一片的“科教乡村”的典型，为“科教兴乡”、“科教兴县”提供了可贵的经验。温家宝总理2003年3月7日专门对《前元庄实验学校调研报告》作了批示：农村教育必须改革。坚持“农教结合”的办学方向，实行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三教统筹”，教学、科技和生产相结合。2005年，方明主编的《小村庄大教育》一书出版，凝聚了方老17年来在农村教改实践领域的心血。
　　回顾方老的革命生涯，从1934年师从陶行知至今，90岁高龄的方老没有离开过教师，没有离开过教育，没有离开过革命，没有一天停止过“战斗”。当人们问起他的长寿秘诀，他爽快地回答：“就是工作。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从方老案头摆放的《科教兴国的基础工程》、《小学素质教育专辑》等材料、著作中，人们看到了这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革命老人，心中不老的教育情结和爱国兴教的报国之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