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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郭嵩焘是清末地主阶级开明派的代表，其在1876—1879年间任中国首任驻英公使，后又兼英法两国公使。他在对西方政治、经济、社会的考察中感到教育是西方强大的奥秘。他对于西方教育的记述主要集中在教育设施建设投入、教育内容实学化和重视培养人才上。通过对其细致深入的考察，他对西方教育赞叹不已，同时也指出了当时中国教育的弊端与前进方向。
关键词： 郭嵩焘 西方教育 教育设施 教育内容 教养人才
郭嵩焘是清末地主阶级开明派的代表，其在1876—1879年间任中国首任驻英公使，后又兼英法两国公使。他在任职期间成功地运用外交手段解决了中外一系列争端，且对西方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做了比前人更加深入的考察，从而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他虽不是教育家，但是在考察了西方教育之后，透视出了西方强大的奥秘。他对西方教育的认识不仅超过了国内那些守旧的“清流党”，而且相比当时思想相对开放的洋务派更进一步。他对西方教育的记述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重视教育设施的投入
图书馆作为由西方兴起的重要的教育设施，在近代的文化教育传播中起到了重大的作用。郭嵩焘参观了大不列颠博物馆、牛津大学和波里安大学藏书楼，法国国立图书馆，科伦波博物馆藏书处，亚历山大城图书馆等诸多图书馆，其中以参观大不列颠博物馆记述最为详细。郭嵩焘在1877年3月23日参观大不列颠博物馆的时候，看到了数十万册的图书，其中有古罗马帝国之前时代的刻本。图书分类别放，井然有序，数量虽多，但查询方便。在公共阅览室中，不仅图书众多，而且能够容纳千人一起阅读。在参观其实物展馆的时候，来自埃及、古希腊、古罗马的珍品汇聚一堂，那种恢宏的气势不得不令他刮目相看，仅仅为了维护大英博物馆，英国政府每年就得花费十万英镑。这座智慧之塔，在某种程度上，便是西方近代精神的守护神与开拓者。这里，早已是一个缩小的寰球，吐纳着世界的气息。多少人由此出发，走向不同的巅峰。［１］在参观法国国立图书馆的时候，他也看到了数量庞大的藏书，分二十九类，其中包括化学、医学、律学、史学等。同时，英法两国在国内不遗余力地兴学，建设学校。在游历了英国的牛津大学、格拉斯哥大学，法国的矿务学院、巴黎政治学堂等高等学府之后，郭嵩焘看出了西方对于文化教育事业的投入十分巨大，尤为重视高等教育。他认为西方的“夷狄”已经不同于以往中国历朝历代不知礼义的“夷狄”，他们将教育作为国家实力的象征，因而建立了众多规模宏大的博物馆、图书馆和大学，他认为西方的强大正是建立在这些精神层面的东西之上，因此他建议政府在这些新式教育设施上加大投入。
二、教育内容实学化
早在就任公使之前途经香港（这时香港已成为英国的殖民地）的时候，郭嵩焘就去参观了香港大学馆。他写道：“这个大学馆，实际上类似洋务派的西学堂，但更偏于文科。生源和授课颇多殖民地的特点。人数约四百，华洋皆有。学堂五处，每堂授课规模百人左右。一处教授英文，一处专门给洋人子弟上《四书》、《五经》，还有三处专授《四书》、《五经》和时文。中文和英文自然分由中、英人担任。”［2］在了解了学馆的方方面面之后，他已经觉得西方教育极为可取。英国人向他介绍了以后要在香港多立这样的学馆，使他不禁对西方教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郭嵩焘在刚到任期间，就拜会了包括化学家定大（Professor Tyndal），植物学家虎克（Dr. Hooker）在内的诸多英伦学者，在深入交谈之后，他深深地感受到“此邦学问日新不已，实因勤求而乐于告人，鼓舞振兴，使人不倦”。［3］郭嵩焘极赞培根，并将“格物致知之说”，即他所谓英国的“实学”，直接追溯到了培根那里。他认为，当时，培根向古典文化大胆挑战，而伽利略以日心说，牛顿以物理理论，推翻神学体系，成为培根新方法论的极好回应。英国的学校教育，便秉持着这种科学精神，两百多年来，形成了丰富的学科体系，为英国强盛富庶奠定了基石。［4］在游览了英国的牛津大学、格拉斯哥大学，法国的矿务学院、巴黎政治学堂，以及瑞士的伯尔尼大学时，他看到了在学校中有天文、数学、法律、军政、船政及工艺等学科。在苏格兰参观女子学院（Ladies’College）时，“有为舆地者，有为动植物者，有为器具者，有为制造机器者，有为画学者，有为算学者，有为商学者”。［5］在兼任法国公使时期，他对法国的教育也做了一番考察，如“乡小者置一学馆，户口过万二千人置两学馆。学分男女。句读、书法、行文、算法入门、地舆志、并略涉往事。入学者自备膏火，月输公费”。［6］中学课程“所学勾股画法、格致学、代数学、化学，十三岁以上十九岁以下业之”，［7］所学课程“分为十二，曰格致算学、曰矿务、曰船机、曰枪炮、曰五兵学堂、曰建造学堂、曰教习学堂、曰政治学堂、曰水师学堂、曰营医学堂、曰女学”。［8］最终，“二年以后，各视其性情意向，分门专习一学”。［9］他通过一系列的考察发现西方教育的成功在于教育内容上不蹈虚饰的“实学”，由衷感叹：“西洋政教、制造，无一不出于学。”与之相较，他深深认识到了本国教育内容陈旧、方法落后、毁坏人才的现实，他认为中国“此时宜广开西学馆，使稍服习其业，知其所以为利，庶冀人心所趋，自求之而自通之，日久必能收其效”，［１0］建议政府改革科举考试科目，促进教学内容的改革，以期实用化。
三、培养人才是关键
郭嵩焘在抵达英国之前就了解到了英国本土的教育人数有三百万之众，人口不多却有如此高比例的受教人数不得不使郭嵩焘折服。在他看来，“人才国势，关系本原，大计莫急于学”。［１1］西方的强大在于其教育的巨大优势，而且这种教育上的优势更是覆盖了本国大多数的人口，从而培养了数量众多的人才。西方人对知识也十分重视。“英国之法，三四岁以上皆入学。子弟不入学，坐罪家长”，［１2］因而，教育成为了每个人强制性的义务。英法两国在国内广泛设学，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体系十分完备，规模宏大，就给普及教育提供了物质条件。“西洋成就人才，使之为童子时嬉戏玩弄一以礼法，又群萃而歆起之，以不至生其厌之心。殆亦尽善尽美也!”［１3］可见郭嵩焘对西方的幼儿教育也十分赞赏。后来郭嵩焘一日在伦敦，认识了两位健谈的夫人，不仅能点评时事，而且能将孔子、孟子、佛教和基督教纵横比较，郭嵩焘不禁感叹中国士大夫也有所不及，由此可见西方对于女子教育也十分重视，这就体现了教育的全体性，而在此时中国女子和男子是不能接受同样的教育的。对于西方那些著名的大学和普及教育的学会团体（如英国皇家学会），他更是赞叹不已。郭嵩焘认为正是这些教育机构培养了众多的人才，达到了普及教育的目标。因而建议国家“一切新政，皆鼓舞百姓为之。其源尤在学校，学校章程必应变通”。［１4］他建议国家向西方借鉴学习，派出英才留学，广泛设立新式学校和学会，大力培养工业、教育、艺术、军事等各类新式人才，尤其摒弃那种唯熟谙四书五经为考核标准的选拔人才的方式，以使国家臻于富强之境。
郭嵩焘作为首任驻外使节，对于西方的教育考察深入细致。他看出了英法等西方国家强大之基，并提出了自己对本国日趋腐朽的文教事业的改革措施和建议。但由于时代的局限，中国国内的顽固派势力十分强大，这些措施和建议不仅没能改变中国教育的状况，拯救摇摇欲坠的清王朝，反而变成了日后郭嵩焘“媚外”的罪状。这就不得不让我们为中国那个时代的先行者而痛心，同时亦引起深思。
参考文献：
［1］［2］［4］范继忠.孤独前驱——郭嵩焘别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240，212，212.
［3］［5］［6］［7］［8］［9］［11］［13］［14］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A］.钟淑河.走向世界丛书［M］.长沙：岳麓书社，1984：159，762，597，597，597，597，517，379，739.
［10］［12］郭嵩焘.郭嵩焘诗文集［M］.长沙：岳麓书社，1983：383，383.
（作者李亮亮系西安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部09级硕士研究生；作者陈美系西华师范大学四川省教育发展研究中心09级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 郭嵩焘 西方教育 教育设施 教育内容 教养人才
郭嵩焘是清末地主阶级开明派的代表，其在1876—1879年间任中国首任驻英公使，后又兼英法两国公使。他在任职期间成功地运用外交手段解决了中外一系列争端，且对西方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做了比前人更加深入的考察，从而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他虽不是教育家，但是在考察了西方教育之后，透视出了西方强大的奥秘。他对西方教育的认识不仅超过了国内那些守旧的“清流党”，而且相比当时思想相对开放的洋务派更进一步。他对西方教育的记述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重视教育设施的投入
图书馆作为由西方兴起的重要的教育设施，在近代的文化教育传播中起到了重大的作用。郭嵩焘参观了大不列颠博物馆、牛津大学和波里安大学藏书楼，法国国立图书馆，科伦波博物馆藏书处，亚历山大城图书馆等诸多图书馆，其中以参观大不列颠博物馆记述最为详细。郭嵩焘在1877年3月23日参观大不列颠博物馆的时候，看到了数十万册的图书，其中有古罗马帝国之前时代的刻本。图书分类别放，井然有序，数量虽多，但查询方便。在公共阅览室中，不仅图书众多，而且能够容纳千人一起阅读。在参观其实物展馆的时候，来自埃及、古希腊、古罗马的珍品汇聚一堂，那种恢宏的气势不得不令他刮目相看，仅仅为了维护大英博物馆，英国政府每年就得花费十万英镑。这座智慧之塔，在某种程度上，便是西方近代精神的守护神与开拓者。这里，早已是一个缩小的寰球，吐纳着世界的气息。多少人由此出发，走向不同的巅峰。［１］在参观法国国立图书馆的时候，他也看到了数量庞大的藏书，分二十九类，其中包括化学、医学、律学、史学等。同时，英法两国在国内不遗余力地兴学，建设学校。在游历了英国的牛津大学、格拉斯哥大学，法国的矿务学院、巴黎政治学堂等高等学府之后，郭嵩焘看出了西方对于文化教育事业的投入十分巨大，尤为重视高等教育。他认为西方的“夷狄”已经不同于以往中国历朝历代不知礼义的“夷狄”，他们将教育作为国家实力的象征，因而建立了众多规模宏大的博物馆、图书馆和大学，他认为西方的强大正是建立在这些精神层面的东西之上，因此他建议政府在这些新式教育设施上加大投入。
二、教育内容实学化
早在就任公使之前途经香港（这时香港已成为英国的殖民地）的时候，郭嵩焘就去参观了香港大学馆。他写道：“这个大学馆，实际上类似洋务派的西学堂，但更偏于文科。生源和授课颇多殖民地的特点。人数约四百，华洋皆有。学堂五处，每堂授课规模百人左右。一处教授英文，一处专门给洋人子弟上《四书》、《五经》，还有三处专授《四书》、《五经》和时文。中文和英文自然分由中、英人担任。”［2］在了解了学馆的方方面面之后，他已经觉得西方教育极为可取。英国人向他介绍了以后要在香港多立这样的学馆，使他不禁对西方教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郭嵩焘在刚到任期间，就拜会了包括化学家定大（Professor Tyndal），植物学家虎克（Dr. Hooker）在内的诸多英伦学者，在深入交谈之后，他深深地感受到“此邦学问日新不已，实因勤求而乐于告人，鼓舞振兴，使人不倦”。［3］郭嵩焘极赞培根，并将“格物致知之说”，即他所谓英国的“实学”，直接追溯到了培根那里。他认为，当时，培根向古典文化大胆挑战，而伽利略以日心说，牛顿以物理理论，推翻神学体系，成为培根新方法论的极好回应。英国的学校教育，便秉持着这种科学精神，两百多年来，形成了丰富的学科体系，为英国强盛富庶奠定了基石。［4］在游览了英国的牛津大学、格拉斯哥大学，法国的矿务学院、巴黎政治学堂，以及瑞士的伯尔尼大学时，他看到了在学校中有天文、数学、法律、军政、船政及工艺等学科。在苏格兰参观女子学院（Ladies’College）时，“有为舆地者，有为动植物者，有为器具者，有为制造机器者，有为画学者，有为算学者，有为商学者”。［5］在兼任法国公使时期，他对法国的教育也做了一番考察，如“乡小者置一学馆，户口过万二千人置两学馆。学分男女。句读、书法、行文、算法入门、地舆志、并略涉往事。入学者自备膏火，月输公费”。［6］中学课程“所学勾股画法、格致学、代数学、化学，十三岁以上十九岁以下业之”，［7］所学课程“分为十二，曰格致算学、曰矿务、曰船机、曰枪炮、曰五兵学堂、曰建造学堂、曰教习学堂、曰政治学堂、曰水师学堂、曰营医学堂、曰女学”。［8］最终，“二年以后，各视其性情意向，分门专习一学”。［9］他通过一系列的考察发现西方教育的成功在于教育内容上不蹈虚饰的“实学”，由衷感叹：“西洋政教、制造，无一不出于学。”与之相较，他深深认识到了本国教育内容陈旧、方法落后、毁坏人才的现实，他认为中国“此时宜广开西学馆，使稍服习其业，知其所以为利，庶冀人心所趋，自求之而自通之，日久必能收其效”，［１0］建议政府改革科举考试科目，促进教学内容的改革，以期实用化。
三、培养人才是关键
郭嵩焘在抵达英国之前就了解到了英国本土的教育人数有三百万之众，人口不多却有如此高比例的受教人数不得不使郭嵩焘折服。在他看来，“人才国势，关系本原，大计莫急于学”。［１1］西方的强大在于其教育的巨大优势，而且这种教育上的优势更是覆盖了本国大多数的人口，从而培养了数量众多的人才。西方人对知识也十分重视。“英国之法，三四岁以上皆入学。子弟不入学，坐罪家长”，［１2］因而，教育成为了每个人强制性的义务。英法两国在国内广泛设学，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体系十分完备，规模宏大，就给普及教育提供了物质条件。“西洋成就人才，使之为童子时嬉戏玩弄一以礼法，又群萃而歆起之，以不至生其厌之心。殆亦尽善尽美也!”［１3］可见郭嵩焘对西方的幼儿教育也十分赞赏。后来郭嵩焘一日在伦敦，认识了两位健谈的夫人，不仅能点评时事，而且能将孔子、孟子、佛教和基督教纵横比较，郭嵩焘不禁感叹中国士大夫也有所不及，由此可见西方对于女子教育也十分重视，这就体现了教育的全体性，而在此时中国女子和男子是不能接受同样的教育的。对于西方那些著名的大学和普及教育的学会团体（如英国皇家学会），他更是赞叹不已。郭嵩焘认为正是这些教育机构培养了众多的人才，达到了普及教育的目标。因而建议国家“一切新政，皆鼓舞百姓为之。其源尤在学校，学校章程必应变通”。［１4］他建议国家向西方借鉴学习，派出英才留学，广泛设立新式学校和学会，大力培养工业、教育、艺术、军事等各类新式人才，尤其摒弃那种唯熟谙四书五经为考核标准的选拔人才的方式，以使国家臻于富强之境。
郭嵩焘作为首任驻外使节，对于西方的教育考察深入细致。他看出了英法等西方国家强大之基，并提出了自己对本国日趋腐朽的文教事业的改革措施和建议。但由于时代的局限，中国国内的顽固派势力十分强大，这些措施和建议不仅没能改变中国教育的状况，拯救摇摇欲坠的清王朝，反而变成了日后郭嵩焘“媚外”的罪状。这就不得不让我们为中国那个时代的先行者而痛心，同时亦引起深思。
参考文献：
［1］［2］［4］范继忠.孤独前驱——郭嵩焘别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240，212，212.
［3］［5］［6］［7］［8］［9］［11］［13］［14］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A］.钟淑河.走向世界丛书［M］.长沙：岳麓书社，1984：159，762，597，597，597，597，517，379，739.
［10］［12］郭嵩焘.郭嵩焘诗文集［M］.长沙：岳麓书社，1983：383，383.
（作者李亮亮系西安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部09级硕士研究生；作者陈美系西华师范大学四川省教育发展研究中心09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