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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太子读书需要诸多角色协同：太子太师教文，太子太傅教武，太子太保保護安全，还有专门的陪读人员。未来，在人工智能技术（AI）成熟的条件下，每个孩子都能像太子一样读书，这不仅因为它能提供一支队伍，而是能提供像一支队伍那样成体系的服务，精准定位学习盲区、量身定制学习方案，真正实现梦寐以求的“因材施教”。这是科大讯飞执行总裁吴晓如的畅想。
今年是吴晓如创业的第十九个年头。19年前，他还是中国科技大学的一名大学生，和刘庆峰（现任科大讯飞董事长）等十几名同学在实验室里做着一个梦：“让机器能听会说，能理解会思考。”梦想逐渐照进现实。如今，吴晓如有了新的愿望——让机器读懂人的内心。
7月初，《环球人物》记者在国家会议中心见到吴晓如。白衬衫，西装裤，语速快，这样的形象仍然没有让人感觉到他是一位公司管理者，十几年的科研生涯让他一直保有温润如玉的学者风范。当谈起科大讯飞，吴晓如用一个“酷”字形容。
“团队酷”，他们在实验室里创业，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研究人工智能技术，一直坚持到今天;“技术酷”，从开始的语音合成技术，到后来的图像识别技术、自然语言理解技术，“一旦决定研究一项技术，就常常能把它做到国际领先”;“应用酷”，吴晓如说：“做技术不能只是自娱自乐，最终要回到应用，探索形成新的产品。不能被别人说：‘那些技术只能在实验室里秀一秀而已！’”
2012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彻底取消普通话考试的人工评测，替代的打分者是科大讯飞的评测机。当然，科大讯飞的评测机也曾受到质疑，当时测试中心老师提出两点：第一，这个技术是不可能实现的，机器怎么可能给人做语音测试？第二，机器的检测结果我们也不敢用，因为这对学生不负责。最终，科大讯飞用一个比赛说服了质疑者。受测省集合了省内最好的20位测试员，将他们的测试平均分当成基准分。最后将20位测试员和测评机的结果与基准分比较。多次测试后，发现测评机的测试分数与基准分最接近。
如今，包括北京、上海在内的已开展中高考英语听说考试的10余个省市，已正式使用科大讯飞口语评测技术。公安部门也开始通过科大讯飞的语音识别系统，辨识犯罪嫌疑人声纹;2017年，在53万人参加的医师资格考试中，科大讯飞的智医助理考到456分，在所有的考生中排到前6%，如今智医助理已经指导一线医生问诊;前段时间，科大讯飞研发的刑事案件人工智能辅助审查系统接受了最高人民法院的评测，法院将几个重大案件的信息导入系统，系统立即发现证据自相矛盾、证据链缺失等重大疑点。
人工智能产品已经涉及很多领域，科大讯飞的核心战略是“平台 赛道”，其中教育是核心赛道，吴晓如说。“人工智能技术将在教育领域发挥非常大的作用，尤其是在中国。”吴晓如解释说，“中国的教育资源是比较缺乏的，尤其是高端的教育资源。现在很多学校都是大班制教学，一个班有几十名学生。在这种情况下，老师很难去关注每个学生的学习情况。”
在最近举办的“全球人工智能与教育大数据峰会·2018”上，吴晓如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在班级学习中，有些同学能按照老师的步骤一步步往前走，测练往往可以取得80分以上的成绩，他们被称为优秀生。但是也有一些学生比较调皮，他们第一课有10%的东西听不懂，到了第三课、第四课，有20%—30%的东西不懂。别的学生在期中考试时都拿到90分，他们只考了60分。一次没考好，不一定是“差生”，但如果连续两三次考差，老师和家长就很可能给他们贴上“差生”的标签。但也许这些学生未来在某些方面很有潜力。
面对这样的问题，人工智能技术与大数据结合就可以发挥作用，将学生上课时的表现、课后的学习情况等转化成数据，依据这些数据就能对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画像”，让老师和家长依次定位学习盲区，提供个性化指导，让“落后10%”不再成为瓶颈，那么，班级就不会再有“差生”了。
对于人工智能技术与教育相结合的研究，中国确有得天独厚优势。特地来北京参加“全球人工智能与教育大数据峰会·2018”的国际教育数据挖掘协会主席Mykola Pechenizkiy告诉《环球人物》记者：“一方面，相比于欧洲各国对人工智能技术研究的资金投入，尤其是与教育相结合的部分，中国资金支持更大;另一方面，中国已经收集到了有大量与教育相关的数据。对于人工智能技术的研究来说，足够多的数据是极其重要的。”
2016年11月14日，日本东京千代田区举办了一次模拟大学入学考试。坐在桌前考试的是一位特殊的“同学”，它举着机械手臂“认真”作答，这就是日本国立情报学研究所NII打造的一款人工智能机器人Torobo-kun。从2013年开始，NII团队就与其他机构合作，让Torobo-kun参加模拟高考。然而，NII的研究者最终放弃了让它在2016年秋季考入东京大学的远大目标，因为它确实没办法理解人类语言的复杂关系。
例如，面对一个世界历史问题：“谁是曹丕的父亲？谁成为了中国三国时代魏国的第一位皇帝？
队就与其他机构合作，让Torobo-kun参加模拟高考。然而，NII的研究者最终放弃了让它在2016年秋季考入东京大学的远大目标，因为它确实没办法理解人类语言的复杂关系。
例如，面对一个世界历史问题：“谁是曹丕的父亲？谁成为了中国三国时代魏国的第一位皇帝？”尽管Torobo-kun已经知道曹丕是曹操的儿子，但它无法想到曹操就是曹丕的父亲，因为不理解父子关系，所以无法给出正确的答案。 当然，人工智能技术的研究从未止步。美国华盛顿大学图灵中心着力研究人工智能认知技术，目标是未来让计算机能够通过美国的生物考试。2016年末到2017年初，由谷歌旗下DeepMind公司开发的阿尔法狗以“深度学习”闻名。它在中国棋类网站上以“大师”（Master）为注册账号与中日韩数十位围棋高手进行快棋对决，连续60局无一败绩;2017年5月，在中国乌镇围棋峰会上，它与排名世界第一的世界围棋冠军柯洁对战，以3：0的总比分获胜。如今，人工智能技术也让教育扶贫更“聪明”。
在很多边远地区，下面的情况是很常见的：富裕一点的学生家长搬迁到县城，他们的孩子开始在县城的学校上学，剩下的普通学生分散在各个村庄，他们常常需要跋山涉水走到一个乡镇小学读书。这样的学校师资配备不齐，甚至不设英語课、音乐课，这些孩子升入高中以后，跟城市的孩子交流，心里有落差，学习劲头可能会受挫。
在吴晓如看来，即便让偏远山区的孩子观看城市老师的讲课视频，效果也是有限的。因为他们无法真正地参与其中，过一阵子就失去了新鲜感，很难坚持。“人工智能技术介入以后，城市学校的老师在上课时就能带动边远地区学校的学生，虽然不可能兼顾太多，但是在课余辅导上面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以英语朗读为例，边远地区的孩子做英语口语的练习，人工智能设备自动批改，再将结果反馈给城市学校的老师。这样城市的老师就可以线上指导边远地区的孩子改错，形成一个很好的教和学之间的互动反馈。“教和学之间最终能够形成一个闭环，在这个方面，人工智能技术对一些优质教育资源的扩散是非常重要的”，吴晓如说。
虚拟教学团队陪孩子读书
吴晓如认为，如果对现在的孩子再完全沿用以前的教育模式，走上社会后会遇到很大的麻烦，因为他们面临的社会早已不是当初的社会。现在的孩子学习压力大，他们都期望有一些技术手段能够提高学习效率。
在人工智能技术极为成熟的时代，孩子们是怎样学习的？
“那时候，孩子们不见得在固定的教室上课，但会有一个专门针对他的虚拟教学团队无时无刻陪伴着他，就像过去的太子读书一样。每个孩子学的知识都该是个性化的，针对他自己的。”吴晓如甚至觉得，未来“年级”这个概念也可能会弱化。“不一定非要分成一年级、二年级……也不一定要将知识分解成语文、数学等多门学科。学生学到一定程度就可以毕业，就像考驾照一样。当然，这需要前期有很多人工智能技术的介入。”但这样的设想需要很多年才能实现，“因为社会教育的变化是最缓慢的，它是一个大的体系的变化”。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教授认为，科技变革甚至颠覆教学过程，改变师生关系——
“未来，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及其与教育教学的融合，将颠覆传统教学过程，促使教师的角色发生转型，教师要从过去的知识传授者转变为学生学习活动的设计者和指导者，倡导学生形成新型的学习伙伴关系”。
在“全球人工智能与教育大数据峰会·2018”峰会开幕式与高峰论坛上，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董奇提出，要应用最新的科技手段助推实现教育现代化，让每个孩子都能享受到更优质的教育。他阐述了AI 教育与教育 AI的不同内涵，并希望社会更关注教育 AI。他建议科技企业聚焦教育质量、教育公平与教育效率，围绕着解决教育的实际问题，研发新技术，帮助学生、家长、老师和教育管理者减负增效。
而吴晓如也认为，教育 AI很重要。吴晓如常到一些学校调研，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有些校长说现在的孩子对父母很冷漠，越来越没有感恩之心。媒体上一些新闻也常常让他触目惊心。
今年6月，山东省淄博市一名初三学生在家门口被同班同学杀害。被害学生的成绩一直是班上第一名，行凶的学生是第二名，行凶的原因只是他很长时间没有考到第一名。即便人工智能机器人可以读懂人的内心，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人工智能不可能解决的”，吴晓如非常明白这一点。
去年，科大讯飞发布人工智能对典型行业替代率的预测，教师被替代率为0.4%，这是极低的概率。教育学家顾明远曾写下这样一段话：“教师的职业不同于其他职业，教师职业的对象是青少年，教师不是用什么劳动工具去塑造产品，而是要用自己的心灵、自己的高尚品质去塑造一代新人，是用自己的人格去影响学生。孩子在上幼儿园之前待在家里，成年之后要走上社会生活，他怎么从父母的怀抱慢慢融入社会，正是因为他经过了一段学校的集体生活。”
吴晓如非常赞同这一点，“学校的角色、老师的角色，是不可替代的。如果哪天人工智能替代教师，它教出来的学生岂不像机器一样？人工智能技术只能在整个教育环境里起辅助性作用归根结底，是“教育 AI”，而不是“AI 教育”。
今年是吴晓如创业的第十九个年头。19年前，他还是中国科技大学的一名大学生，和刘庆峰（现任科大讯飞董事长）等十几名同学在实验室里做着一个梦：“让机器能听会说，能理解会思考。”梦想逐渐照进现实。如今，吴晓如有了新的愿望——让机器读懂人的内心。
“技术酷”最终变成“应用酷”
7月初，《环球人物》记者在国家会议中心见到吴晓如。白衬衫，西装裤，语速快，这样的形象仍然没有让人感觉到他是一位公司管理者，十几年的科研生涯让他一直保有温润如玉的学者风范。当谈起科大讯飞，吴晓如用一个“酷”字形容。
“团队酷”，他们在实验室里创业，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研究人工智能技术，一直坚持到今天;“技术酷”，从开始的语音合成技术，到后来的图像识别技术、自然语言理解技术，“一旦决定研究一项技术，就常常能把它做到国际领先”;“应用酷”，吴晓如说：“做技术不能只是自娱自乐，最终要回到应用，探索形成新的产品。不能被别人说：‘那些技术只能在实验室里秀一秀而已！’”
2012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彻底取消普通话考试的人工评测，替代的打分者是科大讯飞的评测机。当然，科大讯飞的评测机也曾受到质疑，当时测试中心老师提出两点：第一，这个技术是不可能实现的，机器怎么可能给人做语音测试？第二，机器的检测结果我们也不敢用，因为这对学生不负责。最终，科大讯飞用一个比赛说服了质疑者。受测省集合了省内最好的20位测试员，将他们的测试平均分当成基准分。最后将20位测试员和测评机的结果与基准分比较。多次测试后，发现测评机的测试分数与基准分最接近。
如今，包括北京、上海在内的已开展中高考英语听说考试的10余个省市，已正式使用科大讯飞口语评测技术。公安部门也开始通过科大讯飞的语音识别系统，辨识犯罪嫌疑人声纹;2017年，在53万人参加的医师资格考试中，科大讯飞的智医助理考到456分，在所有的考生中排到前6%，如今智医助理已经指导一线医生问诊;前段时间，科大讯飞研发的刑事案件人工智能辅助审查系统接受了最高人民法院的评测，法院将几个重大案件的信息导入系统，系统立即发现证据自相矛盾、证据链缺失等重大疑点。
人工智能产品已经涉及很多领域，科大讯飞的核心战略是“平台 赛道”，其中教育是核心赛道，吴晓如说。“人工智能技术将在教育领域发挥非常大的作用，尤其是在中国。”吴晓如解释说，“中国的教育资源是比较缺乏的，尤其是高端的教育资源。现在很多学校都是大班制教学，一个班有几十名学生。在这种情况下，老师很难去关注每个学生的学习情况。”
在最近举办的“全球人工智能与教育大数据峰会·2018”上，吴晓如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在班级学习中，有些同学能按照老师的步骤一步步往前走，测练往往可以取得80分以上的成绩，他们被称为优秀生。但是也有一些学生比较调皮，他们第一课有10%的东西听不懂，到了第三课、第四课，有20%—30%的东西不懂。别的学生在期中考试时都拿到90分，他们只考了60分。一次没考好，不一定是“差生”，但如果连续两三次考差，老师和家长就很可能给他们贴上“差生”的标签。但也许这些学生未来在某些方面很有潜力。
面对这样的问题，人工智能技术与大数据结合就可以发挥作用，将学生上课时的表现、课后的学习情况等转化成数据，依据这些数据就能对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画像”，让老师和家长依次定位学习盲区，提供个性化指导，让“落后10%”不再成为瓶颈，那么，班级就不会再有“差生”了。
对于人工智能技术与教育相结合的研究，中国确有得天独厚优势。特地来北京参加“全球人工智能与教育大数据峰会·2018”的国际教育数据挖掘协会主席Mykola Pechenizkiy告诉《环球人物》记者：“一方面，相比于欧洲各国对人工智能技术研究的资金投入，尤其是与教育相结合的部分，中国资金支持更大;另一方面，中国已经收集到了有大量与教育相关的数据。对于人工智能技术的研究来说，足够多的数据是极其重要的。”
让教育扶贫更“聪明”
2016年11月14日，日本东京千代田区举办了一次模拟大学入学考试。坐在桌前考试的是一位特殊的“同学”，它举着机械手臂“认真”作答，这就是日本国立情报学研究所NII打造的一款人工智能机器人Torobo-kun。从2013年开始，NII团队就与其他机构合作，让Torobo-kun参加模拟高考。然而，NII的研究者最终放弃了让它在2016年秋季考入东京大学的远大目标，因为它确实没办法理解人类语言的复杂关系。
例如，面对一个世界历史问题：“谁是曹丕的父亲？谁成为了中国三国时代魏国的第一位皇帝？
队就与其他机构合作，让Torobo-kun参加模拟高考。然而，NII的研究者最终放弃了让它在2016年秋季考入东京大学的远大目标，因为它确实没办法理解人类语言的复杂关系。
例如，面对一个世界历史问题：“谁是曹丕的父亲？谁成为了中国三国时代魏国的第一位皇帝？”尽管Torobo-kun已经知道曹丕是曹操的儿子，但它无法想到曹操就是曹丕的父亲，因为不理解父子关系，所以无法给出正确的答案。 当然，人工智能技术的研究从未止步。美国华盛顿大学图灵中心着力研究人工智能认知技术，目标是未来让计算机能够通过美国的生物考试。2016年末到2017年初，由谷歌旗下DeepMind公司开发的阿尔法狗以“深度学习”闻名。它在中国棋类网站上以“大师”（Master）为注册账号与中日韩数十位围棋高手进行快棋对决，连续60局无一败绩;2017年5月，在中国乌镇围棋峰会上，它与排名世界第一的世界围棋冠军柯洁对战，以3：0的总比分获胜。如今，人工智能技术也让教育扶贫更“聪明”。
在很多边远地区，下面的情况是很常见的：富裕一点的学生家长搬迁到县城，他们的孩子开始在县城的学校上学，剩下的普通学生分散在各个村庄，他们常常需要跋山涉水走到一个乡镇小学读书。这样的学校师资配备不齐，甚至不设英語课、音乐课，这些孩子升入高中以后，跟城市的孩子交流，心里有落差，学习劲头可能会受挫。
在吴晓如看来，即便让偏远山区的孩子观看城市老师的讲课视频，效果也是有限的。因为他们无法真正地参与其中，过一阵子就失去了新鲜感，很难坚持。“人工智能技术介入以后，城市学校的老师在上课时就能带动边远地区学校的学生，虽然不可能兼顾太多，但是在课余辅导上面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以英语朗读为例，边远地区的孩子做英语口语的练习，人工智能设备自动批改，再将结果反馈给城市学校的老师。这样城市的老师就可以线上指导边远地区的孩子改错，形成一个很好的教和学之间的互动反馈。“教和学之间最终能够形成一个闭环，在这个方面，人工智能技术对一些优质教育资源的扩散是非常重要的”，吴晓如说。
虚拟教学团队陪孩子读书
吴晓如认为，如果对现在的孩子再完全沿用以前的教育模式，走上社会后会遇到很大的麻烦，因为他们面临的社会早已不是当初的社会。现在的孩子学习压力大，他们都期望有一些技术手段能够提高学习效率。
在人工智能技术极为成熟的时代，孩子们是怎样学习的？
“那时候，孩子们不见得在固定的教室上课，但会有一个专门针对他的虚拟教学团队无时无刻陪伴着他，就像过去的太子读书一样。每个孩子学的知识都该是个性化的，针对他自己的。”吴晓如甚至觉得，未来“年级”这个概念也可能会弱化。“不一定非要分成一年级、二年级……也不一定要将知识分解成语文、数学等多门学科。学生学到一定程度就可以毕业，就像考驾照一样。当然，这需要前期有很多人工智能技术的介入。”但这样的设想需要很多年才能实现，“因为社会教育的变化是最缓慢的，它是一个大的体系的变化”。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教授认为，科技变革甚至颠覆教学过程，改变师生关系——
“未来，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及其与教育教学的融合，将颠覆传统教学过程，促使教师的角色发生转型，教师要从过去的知识传授者转变为学生学习活动的设计者和指导者，倡导学生形成新型的学习伙伴关系”。
在“全球人工智能与教育大数据峰会·2018”峰会开幕式与高峰论坛上，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董奇提出，要应用最新的科技手段助推实现教育现代化，让每个孩子都能享受到更优质的教育。他阐述了AI 教育与教育 AI的不同内涵，并希望社会更关注教育 AI。他建议科技企业聚焦教育质量、教育公平与教育效率，围绕着解决教育的实际问题，研发新技术，帮助学生、家长、老师和教育管理者减负增效。
而吴晓如也认为，教育 AI很重要。吴晓如常到一些学校调研，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有些校长说现在的孩子对父母很冷漠，越来越没有感恩之心。媒体上一些新闻也常常让他触目惊心。
今年6月，山东省淄博市一名初三学生在家门口被同班同学杀害。被害学生的成绩一直是班上第一名，行凶的学生是第二名，行凶的原因只是他很长时间没有考到第一名。即便人工智能机器人可以读懂人的内心，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人工智能不可能解决的”，吴晓如非常明白这一点。
去年，科大讯飞发布人工智能对典型行业替代率的预测，教师被替代率为0.4%，这是极低的概率。教育学家顾明远曾写下这样一段话：“教师的职业不同于其他职业，教师职业的对象是青少年，教师不是用什么劳动工具去塑造产品，而是要用自己的心灵、自己的高尚品质去塑造一代新人，是用自己的人格去影响学生。孩子在上幼儿园之前待在家里，成年之后要走上社会生活，他怎么从父母的怀抱慢慢融入社会，正是因为他经过了一段学校的集体生活。”
吴晓如非常赞同这一点，“学校的角色、老师的角色，是不可替代的。如果哪天人工智能替代教师，它教出来的学生岂不像机器一样？人工智能技术只能在整个教育环境里起辅助性作用归根结底，是“教育 AI”，而不是“AI 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