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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逝世后：没有家产，没有实业，拒绝来自四大家族中任何人的资助
1925年2月24日，病危中的孙中山用英文口授，立下三个遗嘱，其中的“家事遗嘱”专门为宋庆龄而立：“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孙中山所说的所遗之物，就是两千本书、一套有着五个房间的住宅和一些衣物。
孙中山知道，这点东西根本不够年轻的妻子度日。他叫来儿子孙科，要他一定“顺事继母宋夫人”，又把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叫到床前，指着宋庆龄郑重地嘱托道：“彼亦同志一分子，吾死后望善视之……”何香凝掩泪答：“昨天我已与汪精卫联名打电话给广东财政当局，请他们以后照顾孙夫人。”孙听后欣然含泪，说：“我感谢你！”宋庆龄50年后回忆说：“孙博士死后，国民党知道他分文未留，送了1万元（广东币）给我生活之用，后来还给了廖仲恺的遗孀何香凝同样多的一笔钱。”当时的货币叫“粤洋”，差不多可以与美元等值互换。
1925年3月11日晚，弥留前的孙中山先生用微弱的声音重复着：和平、奋斗、救中国……次日9点30分，孙中山逝世，终年59岁。他走了，留下了32岁的爱妻宋庆龄。
宋庆龄继承了丈夫的革命理想和未竟的革命事业。在孙中山去世后的第二年，她即参加了国民党的政务工作。1927年，大革命失败，宋庆龄离开中国，到苏联寻求帮助。
在苏联，宋庆龄受到了“国宾”的礼遇。针对宋庆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专门开会并制定了文件，争取她参加“反帝大同盟”等有着共产国际背景的社会活动，以培养她对共产国际有更多的认识，使之回国后在国民党上层做他人所替代不了的工作。为实现这一意图，共产国际拿出四千美元作为宋庆龄在苏期间的接待费用。斯大林专门会见了她。然而，在听完宋庆龄的援助请求后，斯大林却一直在抽着烟斗，始终沉默寡言。他最后对宋庆龄说：“你得先回国去。共产国际讨论以后会派信使去中国联系。”斯大林的真实想法是联系蒋介石对付日本，以此来减轻日本在东北对苏联的压力。
宋庆龄指望斯大林能够给予具体帮助的希望落了空，她非常迷惘和失望。加上苏联的肃反运动对宋庆龄影响很大，于是决定“请母亲寄给一点钱来”，到德国去了。和当年孙中山在日本时一样，宋庆龄一入境，行踪就开始被德国的秘密警察关注。从此，宋庆龄开始用“林泰”的化名通信，直至去世。在她晚年给我的私人信件中也用过这个化名。
在欧洲三年多的时间里，宋庆龄没有收入来源。她的大部分生活费用，只可能出自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给她的1万元抚恤金。宋庆龄晚年时曾说过：“孙科担心我在外钱不够用，曾给我过一张支票，我马上拒绝了。”她还说：“子文从来没有提出给我钱，因为他知道我不会收他的或是我家任何一个成员的钱。我弟弟尊重我，尊重我的意愿。”此时的宋庆龄，没有丰厚的家产，没有实业，没有工资，而且拒绝来自由她和孙中山的婚姻所演绎出的最有钱势的四大家族中任何人的资助。在留德期间，按她自己的话说：“和那里所有的学生一样的生活（我在柏林图书馆读书），住的是从房东那里租的有家具的几十马克一个月的房间，每天只花50分或1马克在一家中餐馆吃上一餐。”她的生活节俭而艰苦。
新的革命战斗生活开始了：宋庆龄有钱了，而且在源源不断交予她自由支配
1931年7月23日，接到母亲去世消息的宋庆龄非常悲痛。她决定结束海外流亡生活，立即回国奔丧。她先是由柏林途经波兰到达莫斯科。令她吃惊的是，苏联外交部长与曾任孙中山军事总顾问的加伦将军夫妇及一大群好友都到车厢门口迎接。如此高规格的接待令宋庆龄始料未及。更让她没想到的是，共产国际把陪同宋庆龄的中共地下党员胡兰畦支开，安排宋庆龄和共产国际高层领导人进行了长达一整天的密谈。密谈结果正是她渴望了四年的事。由此，宋庆龄新的革命战斗生活开始了。
起因是此时共产国际出了一件大事。6月15日，因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队”队长顾顺章的叛变，共产国际东方部驻上海远东局的情报部部长“牛兰”夫妇和他们4岁的孩子在租界被捕，后马上秘密被引渡到南京国民党监狱关押。“牛兰”手中掌握着中国及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全部“特科”名单、联系密码和数亿元活动费用，以及大批秘密文件。由于是单线联系，这些秘密藏在哪里，只有他一人知道。由于全家被抓，“牛兰”叛变的可能性变得很大。这可急坏了莫斯科共产国际的最高层。苏红军总参曾派了号称“谍王”的一号特工佐尔格去上海营救，但未能成功。当时，中共中央驻上海的领导机关也已迁往中央苏区，这更让共产国际无计可施。就在这时，宋庆龄恰好到了莫斯科。
宋庆龄答应帮助解救“牛兰”，并为共产国际做秘密工作；当然，共产国际也没有忘记将装有巨额活动现金的大箱子放进宋庆龄的一堆行李中。此前，共产国际一直为如何押运美钞到上海而大伤脑筋。共产国际派驻中华苏维埃的军事顾问李德就曾是个押运员。如今，身为“国母”的宋庆龄回国奔丧的箱子是没人敢碰的。此时起，宋庆龄有钱了，而且这些钱还源源不断交予她自由支配。
从宋母下葬后的第二天，各国知名人士像是约好了似的，纷纷发电报给宋庆龄，请求她营救“牛兰”。有了“出师”之名，宋庆龄遂组成了以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为书记的营救委员会。史沫特莱实际上是宋庆龄和共产国际之间的联络员，公开身份是宋庆龄的英文秘书。宋庆龄又亲自出面去南京找妹夫蒋介石，试图说服蒋介石用“牛兰”换回在苏共手里的爱子蒋经国。虽然交换一事没成，但也让蒋介石明白，如果他敢杀“牛兰”，“小蒋”就有可能性命不保。此后，宋庆龄又多次去南京探视“牛兰”，还把他的孩子接到自己家抚养，又请我的父亲马海德医生给“牛兰”检查身体，并送他到南京鼓楼医院住院看病。在宋庆龄的努力下，对“牛兰”的“斩立绝”改判为无期徒刑。“牛兰”也安下心来，这也就保住了共产国际的机密。几年后，“牛兰”在日本人攻打南京时逃跑了。正是由于宋庆龄的努力，共产国际在东亚地区的地下工作才得以转危为安。
宋庆龄还帮助共产国际在上海成功举办了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远东会议，各国知名人士或参会或发电，表示支持。这使共产国际对宋庆龄的国际影响力和工作能力大加赞扬。
1931-1937年，宋庆龄帮助了共产国际，救助了困境中的陕北党中央和红军
宋庆龄在为共产国际工作的同时，也同时在帮助中国共产党。
我的父亲马海德是美国人，取得医学博士后于1933年来到上海，并通过史沫特莱认识了宋庆龄，从此经常到宋府聚会。据父亲回忆，当时聚集在宋庆龄身边的有很多国际友人。除了共产国际派在宋庆龄身边的英文秘书史沫特莱（后来换成了奥地利人魏璐诗女士）外，还有新西兰人路易·艾黎。他是一名租界督察，中共电台就曾设在他家楼上。宋庆龄给我父亲安排的任务是帮助她买进大批医药及医疗器械送给江西苏区，以及护送去苏联开会的中共要员陈云等到码头上船。我父亲和路易·艾黎、魏璐诗，这三位国际主义战士，他们与宋庆龄结识最早，且保持了终生的友谊，直至宋庆龄去世。无论在哪个历史时期，宋庆龄始终非常信任、帮助和关心他们。这种充满革命理想并带有浓浓私人情感的友谊持续了近50年。
20世纪30年代初，宋庆龄在营救“牛兰”的同时，也营救过陈独秀、罗登贤、廖承志、陈赓等中共要人。上海圣彼德教堂牧师、中共地下党员董健吾，他的女儿就曾于1933年担任过宋庆龄与中共之间的联络员。1935年11月，中共上海地下党的电台被破坏，刚到陕北的中央红军失去了和上海的联系。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的请求下，宋庆龄从孔祥熙那里找来去西北巡察的通行证，又拿出了路费给董健吾，董牧师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找到了党中央和毛主席。
红军经过千辛万苦的长征，来到了荒无人烟的陕北高原。毛主席想到，此时最有可能帮上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人只有宋庆龄了。1936年初，毛主席请宋庆龄帮助找一位外国医生到陕北苏区看病。宋庆龄把这任务交给美国医学博士——我的父亲马海德，后来又请了外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去采访。他俩一起来到陕北保安。
到这年年底，在陕北会师的红军达三万之多。红军如何在四面被困、没有后勤供应的情况下解决过冬的吃穿问题，这在当时是天大的事。毛主席只好再次开口求助于宋庆龄。宋庆龄雪中送炭送去了5万美元，约合现在的100多万美元。红军用这些钱买了小米、玉米、土豆，并定制了棉衣、棉鞋，够过冬的了。
我想起父亲1978年住院时，手术后夜里痛得睡不着，就给我讲他刚参加红军时的故事。1936年冬天一个寒冷的夜晚，他和一队红军战士一起饿着肚子渡冰河。脱了鞋光脚走在冰水里，从脚底到头皮钻心地痛。我想，就在这半年前，他还开着蓝色“别克”车，在上海租界的酒吧里喝着啤酒吃着西餐。父亲何苦受这份罪呀！后来我才明白，正是他的理想信念支撑着他，而这种信念很大部分来自于宋庆龄的培养。不管怎样，宋庆龄的5万美金也帮助了我父亲和他的战友们。过河后他们能穿上宋庆龄出钱买的棉鞋，说不定还能喝上一碗小米粥。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宋庆龄和毛主席可能没见过几次面，很可能都没有说过话，但是在党中央、毛主席需要帮助时，宋庆龄马上伸出援助之手。鲁迅的墓地也是当年宋庆龄用几万大洋买的。宋庆龄能一下拿出这么多美元而不用请示任何人，可见她手中掌管着大量的钱。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显然只能是共产国际提供的。当年，共产国际每年提供给上海的中共地下党2.5万美金的活动经费。顾顺章叛变后，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在上海租界的饭店里躲了三个月。那里是最有钱的外国人才住得起的地方，这些费用自然也是从这些经费里出了。
从1931年下半年直到1937年底，宋庆龄在这六年里，为了实现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事业，为共产国际和中共作出了巨大贡献。在那个时代，大量的活动经费对革命工作的开展至关重要。宋庆龄用这些钱救助了共产国际，也救助了困境中的陕北党中央和红军。
1937年l2月以后，由于国共合作、中苏建交，宋庆龄和共产国际的合作暂告一段落。宋庆龄这段长达六年为共产国际秘密工作的历史，除了宋庆龄当年的英文秘书、解放后在人民画报社工作的德文专家魏璐诗女士知情外，无论是毛泽东、周恩来，还是蒋介石、宋美龄，生前都不知道。我曾问过魏璐诗的两个美籍儿子，他俩只知道他们的母亲“认识孙夫人”，至于别的，母亲什么也没对他们说过。
1937-1949年：宋庆龄用她辛苦筹来的捐款，资助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1938年6月，身在香港的宋庆龄为了帮助中国人民的抗日，专门筹建了“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通过国际和国内社会各界捐助的抗战物资和资金来支持抗日。当从周恩来处得知八路军、新四军缺医少药后，宋庆龄通过“保盟”积极资助中共抗日根据地。整个抗战期间，“保盟”输送了大量的医疗器材、药品、食品、被服，提供了近百万元美金、上亿元法币的援助。“保盟”先后将白求恩大夫、印度援华医疗队、德国医生汉斯·米勒大夫送到延安，并帮助成立了国际和平医院，使大量的手术器械和药品、被服、生活用品能源源不断运往抗日根据地。宋庆龄在香港的两年中，共送给中共军队50万元寒衣款、30多辆卡车药品和物资，并出钱请艾黎的西北“工合”承制了10万元的棉花送给八路军。
我父亲马海德在延安时是“保盟”的联络员，他和宋庆龄有着50多封的工作信件往来。听父亲说，在延安，都是先由他列出药品名称和数量清单，然后请宋庆龄筹集。我曾看到父亲给宋庆龄的一封信笺片断：“自10月11日以来，我们已收到30箱空运药品，下周会寄上一份完整的药品清单。”宋庆龄对我父亲的工作很是赞赏，曾赠送一张10英寸的半身照，在照片背面签名并题“感谢你对国际和平所作出的努力和献身精神”。在延安的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等中央领导都得到过宋庆龄专门配送的生活用品、食品和药品。当然，出生在延安的我，小时候也吃过宋庆龄送的美国奶粉和食糖。
宋庆龄还曾捐过一台大型X光机，是通过史迪威将军和他的副官杨孟东用美军飞机送往延安的。由于X光机太大，史迪威命令把机舱门焊开后才装了进去。这是延安第一台X光机。据我母亲苏菲讲，机器运到后，从主席到普通干部，德国医学博士汉斯·米勒大夫统统为他们作了一次透视检查，也包括我母亲。在延安休养治病的刘伯承、陈赓等148人曾联名在绢上签名，感谢宋庆龄先生：“掠世界者虽倾颓在即，而国内暗影足虑尚多。先生继总理之遗志，鹤立堪风。忠言数起，予爱国者以声援；医药频输，给抗战者以物助。秉持正义，四海同钦。敬先生者，爱先生者固不仅我院工作人员全体也。特赠宋庆龄先生。”
抗战胜利后，保盟仍在资助解放区。1945年，宋庆龄的“保盟”用522万元法币买了大批物资运往华北根据地。1946年，“保盟”改名后的“中国福利基金会”（此时的“中国福利基金会”是一个有巨大经济实力又有良好声誉的慈善组织）用4.3万美元买了美军一个有着250张床的海军医院，运送到苏北解放区，又用1.8万元买了美军在上海的剩余物资。1949年上海解放时，“保盟”在上海的几座仓库里还存有300吨准备给解放军的物资。
从1937年到1949年解放前，宋庆龄在十多年里，用她辛苦得来的捐款，资助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1945年8月30日，刚到重庆的毛主席和周恩来专程到宋庆龄寓所表示感谢。毛主席说：“边区人民让我转达他们对您的问候和谢意！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里，您为边区、为八路军和新四军提供了最急需的药品和物资，我无法告诉您这一切对我的帮助有多大。”
解放初期：在我幼年的记忆里，宋庆龄非常富有
1949年初，宋庆龄热爱支持的中国共产党即将在中国大陆取得胜利。但黎明前的黑暗还没过去，即使上了苏联客轮的冯玉祥都死于非命。毛主席非常担心宋庆龄在上海的安危，准备安排中共地下党送她去香港。宋庆龄表示，“伟大的主席和全党对我的关注，至为感激”，然而“确认一动不如一静，我将在上海迎接解放，和诸公见面”，“蒋介石是无可奈何我的，请勿念”。
蒋介石杀过无数的中共党员，他不是不知道宋庆龄与共产党的关系，但从没动过她一根毫毛。国民党特务曾给宋庆龄寄过几颗子弹，蒋介石知道后下令马上枪毙。就在蒋介石逃离上海前还送给宋庆龄一幢占地六亩半的花园洋房，这是宋庆龄最喜欢的“我可爱的家”。5月19日，妹妹宋美龄和弟弟也来函表示关心：“我们都经常想起你，希望你能平安”，“我俩都希望能尽我们所能帮助你”。
5月25日凌晨3点，留在上海的宋庆龄看到解放军的装甲车开到了街道，妹夫、“人民公敌”蒋介石逃走，自此上海解放。宋庆龄无惊无险，平安过渡到了新时代。
此时，宋庆龄在上海的产业除了蒋介石送她的房子，还有一幢孙中山留给她的花园洋房和一幢父母的洋房。由她创建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在上海和香港的外国银行也有着雄厚的外汇资金。解放后，由于单位和个人不允许拥有黄金、外汇，中国福利基金会就把“基金”二字去掉，改名为“中国福利会”，成为上海市政府的一个下属机关。宋庆龄则成为国家副主席、人大副委员长，享受中国领导人的最高一级工资，和毛主席、刘少奇一样。1951年9月18日，宋庆龄还获得斯大林国际奖金10万卢布，她将此款全部捐赠给妇儿福利事业，在两个妇幼站基础上筹建成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这是中国南方最大最好的妇幼医院之一，为美国驻华使馆指定的在华美籍女公民就诊的医院。
在我幼年的记忆里，宋庆龄非常富有。我仍记得50年代初期她在北京方巾巷住地为我过生日的情景。餐厅里布置得富丽堂皇，彩灯、彩带、丰盛的菜肴，还有一个点着蜡烛的蛋糕。她送给我好多彩色蜡笔、整盒的彩色铅笔、画本、小人书等等，还有一支紫色的派克钢笔。当时我在八一小学读书，平时用的是小石板和滑石笔。这是我第一次得到这么多的贵重礼物，可把我美坏了。
20年后：我感觉到她的生活条件不如以前了
20年后的1971年，我明显感觉到她的经济状况发生了变化。那年7月，我从张家口返回北京。这是我从电影学院摄影系毕业后的第三年，之前一直和同学们在张家口的军队里参加劳动，“改造思想”。由于父亲马海德的老朋友、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和我美国的叔叔来华访问，周总理专门指示我们全家接待，我于是请了假回京。完成这次接待任务后，我不愿意再回张家口，就通过艾黎伯伯求周总理帮助找工作。总理说：“到宋庆龄的中国建设杂志社去吧。”宋庆龄看了我的简历和摄影作品，又让我拍了一些照片。她对我的作品很满意，就让中国建设杂志社的军代表、工宣队代表和原副总编到她的住处，宣布我到杂志社工作，并要求我成为专门为她摄影的记者。当我第一次完成她交代的拍摄任务后，第二天她就让保姆将一封感谢信和一包礼物送给我。一看包装样式和上边的笔迹，我就知道这是宋庆龄亲手所为。上海威芙饼干的铁盒用红丝带系着，里面装的只是用蜡纸包的一分钱两块的水果糖，满满一盒。这和她当年送我派克钢笔时的情景相差太大了。我感觉到她的生活条件不如以前了。
宋庆龄解放后每月工资是599元。这其中有100元是给自请的两个保姆的费用。另外，按国家规定，她个人的伙食费和请国内客人的开销也要自己支付。宋庆龄平时吃得很简单，早上西餐面包、果酱，中午一荤一素一汤，下午4点喝茶，吃点心或水果，晚上米粥、面条、小菜，每月大约40元。请客另算。如果宴请外宾或我父亲、艾黎、米勒、爱泼斯坦等身边的外国朋友，则由国管局出钱，北京饭店会派来厨师做饭，饭菜就会丰富很多。
除了每月的生活费，请国内朋友吃饭也是宋庆龄一项经常的开销。宋庆龄很喜欢看老电影，特别是国外原版的老电影。平时她都是早早睡下，但一看起电影来，经常能看到半夜一两点钟。电影放映前，她总要招待看电影的宾客和她身边的人一起吃顿便饭。像北京医院院长吴蔚然，文化部电影局长司徒慧敏，她的保健医生和护士长、杜秘书、张珏秘书，以及由她亲自抚养的永清、永洁，都是她的座上客。她本人则不参加。饭通常是包子、粥和一些凉菜。那时我三十来岁，正是能吃的时候。一次，吴院长看着还在大吃的我说：“你能吃六个包子？”我说：“你怎么知道？……‘有六张纸嘛。”原来每个包子下边都粘着一张纸。以后我每吃完一个包子都把纸团成一团放在口袋里。可以说，我也是吃过宋庆龄自掏腰包的饭，花过她老人家的钱，现在想起还有些不安。
真正使宋庆龄生活入不敷出的是由她带养的两个女孩子。她们是跟随宋庆龄身边13年的警卫员、后是警卫秘书的隋学芳的两个女儿。隋学芳是解放初宋庆龄初次进京带回上海的警卫员，他有三女一男共四个孩子，都出生在上海。1962年，隋因中风行动不便，宋庆龄虽然没有再见过他，但为了减轻他家的生活负担，加上她平时就非常喜欢小女孩，便把隋家的老大永清、老二永洁带来抚养。隋家是个六口之家，生活紧张，工作繁忙，父母对孩子疏于家教，又赶上“文革”，两个孩子的大好时光都被荒废了。那时小学停课、学生批斗老师。没了老师，学生们都没处上学，即使宋庆龄抚养的孩子也不例外，只能在家玩。宋庆龄没生育过小孩，没有做妈妈的经验，加上已是80岁做祖母的年龄，让她来管教打理十几岁的孩子，她的确没有时间和精力来把这件一生都幻想要做的事做好。宋庆龄只会对两个孩子溺爱，不管她们是对是错，在宋庆龄看来都是对的。宋庆龄81岁那年，有一次，永清推门时不小心使宋庆龄摔了一跤。宋庆龄知道此事不小，立刻下令不准请医生，不准告诉秘书。第二天去医院检查时，发现尾骨、后脑都有伤。医院上报周总理，总理让副总理李先念等前去看望，并多次亲自电话问候。宋庆龄赶紧指示，她摔跤不要责备任何人，“是一股气流把我吹倒在地”。她在给朋友信里说，“我的腰背疼得很厉害”，不过一点也没有埋怨孩子。为了宋庆龄的健康和正常的生活，她的秘书、身边工作人员和医生护士向廖承志建议，不要再让这两个孩子继续生活在宋身边。廖公沉思了一会儿说：“宋副主席在上海时还养了两只猫，可是现在她在北京……”对宋庆龄来说，这两个孩子是她生命最后阶段的伴。
两个孩子进入青春期后开始会花钱了，而且特别喜欢去当时只许外国人出入的友谊商店、北京饭店、美发沙龙消费。永清要钱买鞋，买回来的却是个大洋娃娃，然后又要钱再去买鞋；永清要结婚，宋庆龄从国管局给永清要来了新房，还要买新家具、婚纱和新衣服，要请很多人参加婚礼……费用当然都得由宋庆龄从自己的工资里出。婚礼上，我见到已是再婚的新郎不忘抽空打电话给前妻：“咱们很快就可把房子拿到手了。”后来，永清失去了新郎和新房，又单身了。永洁要出国留学，要买机票、买衣服，也都得花宋庆龄的钱。那时，跟随宋庆龄多年的老保姆李姐得了癌症，每天得往医院送饭菜和水果，这些都得花钱。
“文革”中：为了筹钱，宋庆龄变卖家当
入不敷出的宋庆龄开始向上海的朋友借了5000元，并保证，“很快就会还上”。为了筹钱，宋庆龄想到变卖家当。她说：“用不着的翡翠首饰、电唱机、显像管、船模型、皮大衣等，可以处理卖掉。”此事交给她信任的上海机关管理局李家炽副局长“悄悄地去办”。李局长从上海找来的收购旧货的专家看后说，翠件均为假货，大衣皮硬毛掉，不收，如拿去寄卖，最多标价也就2500元。叶剑英的小女儿叶向真告诉我：“我父亲是从我家亲戚、中福会秘书长、宋庆龄的朋友沈粹缜那里得知宋庆龄卖东西的事情。他知道后很不高兴地说：卖孙中山的皮大衣那还了得？指示马上从国库里批给宋庆龄4万元。”我问向真怎么记得这么清楚，她说：“绝对没记错，当时我在场，在那个时代，我每月才56元，4万元是很多的钱呀！”据李家炽讲，宋庆龄收到这笔钱很高兴，并对他说：“要有咱俩共同签字才可以动这笔钱。”
宋庆龄87岁时，也就是去世前一年，她的朋友廖梦醒要跟随妇联代表团出访日本。因为宋庆龄身上常出疹子很痒，她非常希望有一件柔软宽大的和服，并说：“一定要黑色或深紫色的，其他颜色我不喜欢。给你150元，请妇联换成外汇。”宋庆龄时任全国妇联名誉主席，廖梦醒向妇联的换汇申请没被批准，她又去找妇联主席邓颖超，也没能办成。廖梦醒自己也只有4000日元，可当时在日本买一件和服需6万日元。直到宋庆龄离世，她也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我的和服”。
我不由得又想起1975年冬天的一个深夜，我和父亲在宋庆龄家里吃过大餐，看完电影，走在回家的路上。父亲忽然自言自语地冒出一句话：“其实宋庆龄挺可怜的！”后来我才真正明白了这句话的含义。
那时，82岁的宋庆龄已有几次骨折，每次都只能躺在床上，如此要度过几个星期。她的皮肤很容易过敏，浑身奇痒，经常整晚不能入睡，“脸肿得不能见人”。大陆没有一位亲戚在她身边。当时周总理重病，她最憎恨的江青还在高举着“文革”的大旗折腾……孤独的宋庆龄只能无助地面对这一切。
随着“文革”的结束，宋庆龄的“不幸”也结束了。新一代的领导人又成为宋庆龄的座上客，不断地前来探望，问寒问暖，听取宋庆龄的治国意见。
1981年的5月15日，病危中的宋庆龄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5月1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授予宋庆龄同志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称号。5月29日晚上8点，宋庆龄去世。党和国家为宋庆龄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仪式，其规格仅次于她的丈夫孙中山以及她资助过的毛主席的葬礼。
身后事：不要国家为她花钱建墓立碑
宋庆龄生前曾明确表示，不要国家为她花钱建墓立碑。她也不愿破坏中山陵格局。她说：“孙中山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应该独自葬在中山陵，永远接受人们的瞻仰和纪念。我父母在上海万国公墓买了八个穴位，我父母、姐妹和三个弟弟共八人有约定，死后都葬在一起。”宋庆龄没有忘记这个“约定”。
宋庆龄一生和父母、姐妹、弟弟相亲相爱，亲情非常浓厚，有时甚至超越了政治信仰的分歧。宋庆龄的父母去世后葬在了位于上海万国公墓的私人墓地，宋庆龄是健在的兄弟姐妹中唯一留在大陆的守墓者。令宋庆龄悲痛欲绝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上海郊区吴兴县的造反派盗墓砸碑，将棺木里的东西盗抢一空，尸骨遗骸被暴于光天化日之下，墓盖、墓碑、石栏全部被毁。宋庆龄知道此事时几乎昏了过去。她悄悄通过廖梦醒将此事和现场照片报到邓颖超处，得到回话是：“我和恩来同志看后，我们有这样一个设想，俩人的遗骨如火化恐难分清保全，还是一起再埋入墓内，加工覆盖好，但要把碑文的下款立碑人的名字磨掉，只留宋副主席一人名字。”在“文革”期间，总理也只能做这么多了。
灾难深重的“文革”已经成为历史。令人欣慰的是，经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以宋庆龄墓地为中心的万国公墓改名为“宋庆龄陵园”。虽然坐落在上海这个喧闹都市的中心地段，它却始终美丽幽静，令人肃然起敬。
去年，在宋庆龄下葬30周年的日子，我又专程到墓地探望她。站在墓前，我不由得回想起30年前的那一天，我站在宋庆龄墓穴一米远处，用相机记录下了她的骨灰盒安放入墓的瞬间。这也是我给宋庆龄生命最后10年中拍的最后一张照片。
我面前的墓地不到20平方米，可这里长眠着为中国革命作出过巨大贡献的两代人。宋庆龄的父亲宋嘉树既是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又是他的司库，在经济上给予了孙中山很大的帮助。即便在孙中山落难流亡的日子，他仍是坚定忠实的追随者。宋庆龄，在中国近一个世纪里，从孙中山的革命伴侣到毛泽东的支持者，她为中国的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从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直到解放战争时期，宋庆龄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革命解放事业提供了巨大的资助，帮助中国革命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这种帮助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也是在宋庆龄的帮助下，我父亲从一个刚到上海的年轻美国医生成为了一个中国革命者，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工作了半个多世纪。宋庆龄也帮助我从事摄影记者工作，我在她创办的中国建设杂志社工作了40余年。和所有中国人民一样，我和父亲深深感激和怀念她。
（摘自《纵横》2012.5-6期）B⑧
1925年2月24日，病危中的孙中山用英文口授，立下三个遗嘱，其中的“家事遗嘱”专门为宋庆龄而立：“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孙中山所说的所遗之物，就是两千本书、一套有着五个房间的住宅和一些衣物。
孙中山知道，这点东西根本不够年轻的妻子度日。他叫来儿子孙科，要他一定“顺事继母宋夫人”，又把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叫到床前，指着宋庆龄郑重地嘱托道：“彼亦同志一分子，吾死后望善视之……”何香凝掩泪答：“昨天我已与汪精卫联名打电话给广东财政当局，请他们以后照顾孙夫人。”孙听后欣然含泪，说：“我感谢你！”宋庆龄50年后回忆说：“孙博士死后，国民党知道他分文未留，送了1万元（广东币）给我生活之用，后来还给了廖仲恺的遗孀何香凝同样多的一笔钱。”当时的货币叫“粤洋”，差不多可以与美元等值互换。
1925年3月11日晚，弥留前的孙中山先生用微弱的声音重复着：和平、奋斗、救中国……次日9点30分，孙中山逝世，终年59岁。他走了，留下了32岁的爱妻宋庆龄。
宋庆龄继承了丈夫的革命理想和未竟的革命事业。在孙中山去世后的第二年，她即参加了国民党的政务工作。1927年，大革命失败，宋庆龄离开中国，到苏联寻求帮助。
在苏联，宋庆龄受到了“国宾”的礼遇。针对宋庆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专门开会并制定了文件，争取她参加“反帝大同盟”等有着共产国际背景的社会活动，以培养她对共产国际有更多的认识，使之回国后在国民党上层做他人所替代不了的工作。为实现这一意图，共产国际拿出四千美元作为宋庆龄在苏期间的接待费用。斯大林专门会见了她。然而，在听完宋庆龄的援助请求后，斯大林却一直在抽着烟斗，始终沉默寡言。他最后对宋庆龄说：“你得先回国去。共产国际讨论以后会派信使去中国联系。”斯大林的真实想法是联系蒋介石对付日本，以此来减轻日本在东北对苏联的压力。
宋庆龄指望斯大林能够给予具体帮助的希望落了空，她非常迷惘和失望。加上苏联的肃反运动对宋庆龄影响很大，于是决定“请母亲寄给一点钱来”，到德国去了。和当年孙中山在日本时一样，宋庆龄一入境，行踪就开始被德国的秘密警察关注。从此，宋庆龄开始用“林泰”的化名通信，直至去世。在她晚年给我的私人信件中也用过这个化名。
在欧洲三年多的时间里，宋庆龄没有收入来源。她的大部分生活费用，只可能出自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给她的1万元抚恤金。宋庆龄晚年时曾说过：“孙科担心我在外钱不够用，曾给我过一张支票，我马上拒绝了。”她还说：“子文从来没有提出给我钱，因为他知道我不会收他的或是我家任何一个成员的钱。我弟弟尊重我，尊重我的意愿。”此时的宋庆龄，没有丰厚的家产，没有实业，没有工资，而且拒绝来自由她和孙中山的婚姻所演绎出的最有钱势的四大家族中任何人的资助。在留德期间，按她自己的话说：“和那里所有的学生一样的生活（我在柏林图书馆读书），住的是从房东那里租的有家具的几十马克一个月的房间，每天只花50分或1马克在一家中餐馆吃上一餐。”她的生活节俭而艰苦。
新的革命战斗生活开始了：宋庆龄有钱了，而且在源源不断交予她自由支配
1931年7月23日，接到母亲去世消息的宋庆龄非常悲痛。她决定结束海外流亡生活，立即回国奔丧。她先是由柏林途经波兰到达莫斯科。令她吃惊的是，苏联外交部长与曾任孙中山军事总顾问的加伦将军夫妇及一大群好友都到车厢门口迎接。如此高规格的接待令宋庆龄始料未及。更让她没想到的是，共产国际把陪同宋庆龄的中共地下党员胡兰畦支开，安排宋庆龄和共产国际高层领导人进行了长达一整天的密谈。密谈结果正是她渴望了四年的事。由此，宋庆龄新的革命战斗生活开始了。
起因是此时共产国际出了一件大事。6月15日，因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队”队长顾顺章的叛变，共产国际东方部驻上海远东局的情报部部长“牛兰”夫妇和他们4岁的孩子在租界被捕，后马上秘密被引渡到南京国民党监狱关押。“牛兰”手中掌握着中国及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全部“特科”名单、联系密码和数亿元活动费用，以及大批秘密文件。由于是单线联系，这些秘密藏在哪里，只有他一人知道。由于全家被抓，“牛兰”叛变的可能性变得很大。这可急坏了莫斯科共产国际的最高层。苏红军总参曾派了号称“谍王”的一号特工佐尔格去上海营救，但未能成功。当时，中共中央驻上海的领导机关也已迁往中央苏区，这更让共产国际无计可施。就在这时，宋庆龄恰好到了莫斯科。
宋庆龄答应帮助解救“牛兰”，并为共产国际做秘密工作；当然，共产国际也没有忘记将装有巨额活动现金的大箱子放进宋庆龄的一堆行李中。此前，共产国际一直为如何押运美钞到上海而大伤脑筋。共产国际派驻中华苏维埃的军事顾问李德就曾是个押运员。如今，身为“国母”的宋庆龄回国奔丧的箱子是没人敢碰的。此时起，宋庆龄有钱了，而且这些钱还源源不断交予她自由支配。
从宋母下葬后的第二天，各国知名人士像是约好了似的，纷纷发电报给宋庆龄，请求她营救“牛兰”。有了“出师”之名，宋庆龄遂组成了以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为书记的营救委员会。史沫特莱实际上是宋庆龄和共产国际之间的联络员，公开身份是宋庆龄的英文秘书。宋庆龄又亲自出面去南京找妹夫蒋介石，试图说服蒋介石用“牛兰”换回在苏共手里的爱子蒋经国。虽然交换一事没成，但也让蒋介石明白，如果他敢杀“牛兰”，“小蒋”就有可能性命不保。此后，宋庆龄又多次去南京探视“牛兰”，还把他的孩子接到自己家抚养，又请我的父亲马海德医生给“牛兰”检查身体，并送他到南京鼓楼医院住院看病。在宋庆龄的努力下，对“牛兰”的“斩立绝”改判为无期徒刑。“牛兰”也安下心来，这也就保住了共产国际的机密。几年后，“牛兰”在日本人攻打南京时逃跑了。正是由于宋庆龄的努力，共产国际在东亚地区的地下工作才得以转危为安。
宋庆龄还帮助共产国际在上海成功举办了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远东会议，各国知名人士或参会或发电，表示支持。这使共产国际对宋庆龄的国际影响力和工作能力大加赞扬。
1931-1937年，宋庆龄帮助了共产国际，救助了困境中的陕北党中央和红军
宋庆龄在为共产国际工作的同时，也同时在帮助中国共产党。
我的父亲马海德是美国人，取得医学博士后于1933年来到上海，并通过史沫特莱认识了宋庆龄，从此经常到宋府聚会。据父亲回忆，当时聚集在宋庆龄身边的有很多国际友人。除了共产国际派在宋庆龄身边的英文秘书史沫特莱（后来换成了奥地利人魏璐诗女士）外，还有新西兰人路易·艾黎。他是一名租界督察，中共电台就曾设在他家楼上。宋庆龄给我父亲安排的任务是帮助她买进大批医药及医疗器械送给江西苏区，以及护送去苏联开会的中共要员陈云等到码头上船。我父亲和路易·艾黎、魏璐诗，这三位国际主义战士，他们与宋庆龄结识最早，且保持了终生的友谊，直至宋庆龄去世。无论在哪个历史时期，宋庆龄始终非常信任、帮助和关心他们。这种充满革命理想并带有浓浓私人情感的友谊持续了近50年。
20世纪30年代初，宋庆龄在营救“牛兰”的同时，也营救过陈独秀、罗登贤、廖承志、陈赓等中共要人。上海圣彼德教堂牧师、中共地下党员董健吾，他的女儿就曾于1933年担任过宋庆龄与中共之间的联络员。1935年11月，中共上海地下党的电台被破坏，刚到陕北的中央红军失去了和上海的联系。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的请求下，宋庆龄从孔祥熙那里找来去西北巡察的通行证，又拿出了路费给董健吾，董牧师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找到了党中央和毛主席。
红军经过千辛万苦的长征，来到了荒无人烟的陕北高原。毛主席想到，此时最有可能帮上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人只有宋庆龄了。1936年初，毛主席请宋庆龄帮助找一位外国医生到陕北苏区看病。宋庆龄把这任务交给美国医学博士——我的父亲马海德，后来又请了外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去采访。他俩一起来到陕北保安。
到这年年底，在陕北会师的红军达三万之多。红军如何在四面被困、没有后勤供应的情况下解决过冬的吃穿问题，这在当时是天大的事。毛主席只好再次开口求助于宋庆龄。宋庆龄雪中送炭送去了5万美元，约合现在的100多万美元。红军用这些钱买了小米、玉米、土豆，并定制了棉衣、棉鞋，够过冬的了。
我想起父亲1978年住院时，手术后夜里痛得睡不着，就给我讲他刚参加红军时的故事。1936年冬天一个寒冷的夜晚，他和一队红军战士一起饿着肚子渡冰河。脱了鞋光脚走在冰水里，从脚底到头皮钻心地痛。我想，就在这半年前，他还开着蓝色“别克”车，在上海租界的酒吧里喝着啤酒吃着西餐。父亲何苦受这份罪呀！后来我才明白，正是他的理想信念支撑着他，而这种信念很大部分来自于宋庆龄的培养。不管怎样，宋庆龄的5万美金也帮助了我父亲和他的战友们。过河后他们能穿上宋庆龄出钱买的棉鞋，说不定还能喝上一碗小米粥。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宋庆龄和毛主席可能没见过几次面，很可能都没有说过话，但是在党中央、毛主席需要帮助时，宋庆龄马上伸出援助之手。鲁迅的墓地也是当年宋庆龄用几万大洋买的。宋庆龄能一下拿出这么多美元而不用请示任何人，可见她手中掌管着大量的钱。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显然只能是共产国际提供的。当年，共产国际每年提供给上海的中共地下党2.5万美金的活动经费。顾顺章叛变后，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在上海租界的饭店里躲了三个月。那里是最有钱的外国人才住得起的地方，这些费用自然也是从这些经费里出了。
从1931年下半年直到1937年底，宋庆龄在这六年里，为了实现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事业，为共产国际和中共作出了巨大贡献。在那个时代，大量的活动经费对革命工作的开展至关重要。宋庆龄用这些钱救助了共产国际，也救助了困境中的陕北党中央和红军。
1937年l2月以后，由于国共合作、中苏建交，宋庆龄和共产国际的合作暂告一段落。宋庆龄这段长达六年为共产国际秘密工作的历史，除了宋庆龄当年的英文秘书、解放后在人民画报社工作的德文专家魏璐诗女士知情外，无论是毛泽东、周恩来，还是蒋介石、宋美龄，生前都不知道。我曾问过魏璐诗的两个美籍儿子，他俩只知道他们的母亲“认识孙夫人”，至于别的，母亲什么也没对他们说过。
1937-1949年：宋庆龄用她辛苦筹来的捐款，资助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1938年6月，身在香港的宋庆龄为了帮助中国人民的抗日，专门筹建了“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通过国际和国内社会各界捐助的抗战物资和资金来支持抗日。当从周恩来处得知八路军、新四军缺医少药后，宋庆龄通过“保盟”积极资助中共抗日根据地。整个抗战期间，“保盟”输送了大量的医疗器材、药品、食品、被服，提供了近百万元美金、上亿元法币的援助。“保盟”先后将白求恩大夫、印度援华医疗队、德国医生汉斯·米勒大夫送到延安，并帮助成立了国际和平医院，使大量的手术器械和药品、被服、生活用品能源源不断运往抗日根据地。宋庆龄在香港的两年中，共送给中共军队50万元寒衣款、30多辆卡车药品和物资，并出钱请艾黎的西北“工合”承制了10万元的棉花送给八路军。
我父亲马海德在延安时是“保盟”的联络员，他和宋庆龄有着50多封的工作信件往来。听父亲说，在延安，都是先由他列出药品名称和数量清单，然后请宋庆龄筹集。我曾看到父亲给宋庆龄的一封信笺片断：“自10月11日以来，我们已收到30箱空运药品，下周会寄上一份完整的药品清单。”宋庆龄对我父亲的工作很是赞赏，曾赠送一张10英寸的半身照，在照片背面签名并题“感谢你对国际和平所作出的努力和献身精神”。在延安的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等中央领导都得到过宋庆龄专门配送的生活用品、食品和药品。当然，出生在延安的我，小时候也吃过宋庆龄送的美国奶粉和食糖。
宋庆龄还曾捐过一台大型X光机，是通过史迪威将军和他的副官杨孟东用美军飞机送往延安的。由于X光机太大，史迪威命令把机舱门焊开后才装了进去。这是延安第一台X光机。据我母亲苏菲讲，机器运到后，从主席到普通干部，德国医学博士汉斯·米勒大夫统统为他们作了一次透视检查，也包括我母亲。在延安休养治病的刘伯承、陈赓等148人曾联名在绢上签名，感谢宋庆龄先生：“掠世界者虽倾颓在即，而国内暗影足虑尚多。先生继总理之遗志，鹤立堪风。忠言数起，予爱国者以声援；医药频输，给抗战者以物助。秉持正义，四海同钦。敬先生者，爱先生者固不仅我院工作人员全体也。特赠宋庆龄先生。”
抗战胜利后，保盟仍在资助解放区。1945年，宋庆龄的“保盟”用522万元法币买了大批物资运往华北根据地。1946年，“保盟”改名后的“中国福利基金会”（此时的“中国福利基金会”是一个有巨大经济实力又有良好声誉的慈善组织）用4.3万美元买了美军一个有着250张床的海军医院，运送到苏北解放区，又用1.8万元买了美军在上海的剩余物资。1949年上海解放时，“保盟”在上海的几座仓库里还存有300吨准备给解放军的物资。
从1937年到1949年解放前，宋庆龄在十多年里，用她辛苦得来的捐款，资助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1945年8月30日，刚到重庆的毛主席和周恩来专程到宋庆龄寓所表示感谢。毛主席说：“边区人民让我转达他们对您的问候和谢意！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里，您为边区、为八路军和新四军提供了最急需的药品和物资，我无法告诉您这一切对我的帮助有多大。”
解放初期：在我幼年的记忆里，宋庆龄非常富有
1949年初，宋庆龄热爱支持的中国共产党即将在中国大陆取得胜利。但黎明前的黑暗还没过去，即使上了苏联客轮的冯玉祥都死于非命。毛主席非常担心宋庆龄在上海的安危，准备安排中共地下党送她去香港。宋庆龄表示，“伟大的主席和全党对我的关注，至为感激”，然而“确认一动不如一静，我将在上海迎接解放，和诸公见面”，“蒋介石是无可奈何我的，请勿念”。
蒋介石杀过无数的中共党员，他不是不知道宋庆龄与共产党的关系，但从没动过她一根毫毛。国民党特务曾给宋庆龄寄过几颗子弹，蒋介石知道后下令马上枪毙。就在蒋介石逃离上海前还送给宋庆龄一幢占地六亩半的花园洋房，这是宋庆龄最喜欢的“我可爱的家”。5月19日，妹妹宋美龄和弟弟也来函表示关心：“我们都经常想起你，希望你能平安”，“我俩都希望能尽我们所能帮助你”。
5月25日凌晨3点，留在上海的宋庆龄看到解放军的装甲车开到了街道，妹夫、“人民公敌”蒋介石逃走，自此上海解放。宋庆龄无惊无险，平安过渡到了新时代。
此时，宋庆龄在上海的产业除了蒋介石送她的房子，还有一幢孙中山留给她的花园洋房和一幢父母的洋房。由她创建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在上海和香港的外国银行也有着雄厚的外汇资金。解放后，由于单位和个人不允许拥有黄金、外汇，中国福利基金会就把“基金”二字去掉，改名为“中国福利会”，成为上海市政府的一个下属机关。宋庆龄则成为国家副主席、人大副委员长，享受中国领导人的最高一级工资，和毛主席、刘少奇一样。1951年9月18日，宋庆龄还获得斯大林国际奖金10万卢布，她将此款全部捐赠给妇儿福利事业，在两个妇幼站基础上筹建成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这是中国南方最大最好的妇幼医院之一，为美国驻华使馆指定的在华美籍女公民就诊的医院。
在我幼年的记忆里，宋庆龄非常富有。我仍记得50年代初期她在北京方巾巷住地为我过生日的情景。餐厅里布置得富丽堂皇，彩灯、彩带、丰盛的菜肴，还有一个点着蜡烛的蛋糕。她送给我好多彩色蜡笔、整盒的彩色铅笔、画本、小人书等等，还有一支紫色的派克钢笔。当时我在八一小学读书，平时用的是小石板和滑石笔。这是我第一次得到这么多的贵重礼物，可把我美坏了。
20年后：我感觉到她的生活条件不如以前了
20年后的1971年，我明显感觉到她的经济状况发生了变化。那年7月，我从张家口返回北京。这是我从电影学院摄影系毕业后的第三年，之前一直和同学们在张家口的军队里参加劳动，“改造思想”。由于父亲马海德的老朋友、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和我美国的叔叔来华访问，周总理专门指示我们全家接待，我于是请了假回京。完成这次接待任务后，我不愿意再回张家口，就通过艾黎伯伯求周总理帮助找工作。总理说：“到宋庆龄的中国建设杂志社去吧。”宋庆龄看了我的简历和摄影作品，又让我拍了一些照片。她对我的作品很满意，就让中国建设杂志社的军代表、工宣队代表和原副总编到她的住处，宣布我到杂志社工作，并要求我成为专门为她摄影的记者。当我第一次完成她交代的拍摄任务后，第二天她就让保姆将一封感谢信和一包礼物送给我。一看包装样式和上边的笔迹，我就知道这是宋庆龄亲手所为。上海威芙饼干的铁盒用红丝带系着，里面装的只是用蜡纸包的一分钱两块的水果糖，满满一盒。这和她当年送我派克钢笔时的情景相差太大了。我感觉到她的生活条件不如以前了。
宋庆龄解放后每月工资是599元。这其中有100元是给自请的两个保姆的费用。另外，按国家规定，她个人的伙食费和请国内客人的开销也要自己支付。宋庆龄平时吃得很简单，早上西餐面包、果酱，中午一荤一素一汤，下午4点喝茶，吃点心或水果，晚上米粥、面条、小菜，每月大约40元。请客另算。如果宴请外宾或我父亲、艾黎、米勒、爱泼斯坦等身边的外国朋友，则由国管局出钱，北京饭店会派来厨师做饭，饭菜就会丰富很多。
除了每月的生活费，请国内朋友吃饭也是宋庆龄一项经常的开销。宋庆龄很喜欢看老电影，特别是国外原版的老电影。平时她都是早早睡下，但一看起电影来，经常能看到半夜一两点钟。电影放映前，她总要招待看电影的宾客和她身边的人一起吃顿便饭。像北京医院院长吴蔚然，文化部电影局长司徒慧敏，她的保健医生和护士长、杜秘书、张珏秘书，以及由她亲自抚养的永清、永洁，都是她的座上客。她本人则不参加。饭通常是包子、粥和一些凉菜。那时我三十来岁，正是能吃的时候。一次，吴院长看着还在大吃的我说：“你能吃六个包子？”我说：“你怎么知道？……‘有六张纸嘛。”原来每个包子下边都粘着一张纸。以后我每吃完一个包子都把纸团成一团放在口袋里。可以说，我也是吃过宋庆龄自掏腰包的饭，花过她老人家的钱，现在想起还有些不安。
真正使宋庆龄生活入不敷出的是由她带养的两个女孩子。她们是跟随宋庆龄身边13年的警卫员、后是警卫秘书的隋学芳的两个女儿。隋学芳是解放初宋庆龄初次进京带回上海的警卫员，他有三女一男共四个孩子，都出生在上海。1962年，隋因中风行动不便，宋庆龄虽然没有再见过他，但为了减轻他家的生活负担，加上她平时就非常喜欢小女孩，便把隋家的老大永清、老二永洁带来抚养。隋家是个六口之家，生活紧张，工作繁忙，父母对孩子疏于家教，又赶上“文革”，两个孩子的大好时光都被荒废了。那时小学停课、学生批斗老师。没了老师，学生们都没处上学，即使宋庆龄抚养的孩子也不例外，只能在家玩。宋庆龄没生育过小孩，没有做妈妈的经验，加上已是80岁做祖母的年龄，让她来管教打理十几岁的孩子，她的确没有时间和精力来把这件一生都幻想要做的事做好。宋庆龄只会对两个孩子溺爱，不管她们是对是错，在宋庆龄看来都是对的。宋庆龄81岁那年，有一次，永清推门时不小心使宋庆龄摔了一跤。宋庆龄知道此事不小，立刻下令不准请医生，不准告诉秘书。第二天去医院检查时，发现尾骨、后脑都有伤。医院上报周总理，总理让副总理李先念等前去看望，并多次亲自电话问候。宋庆龄赶紧指示，她摔跤不要责备任何人，“是一股气流把我吹倒在地”。她在给朋友信里说，“我的腰背疼得很厉害”，不过一点也没有埋怨孩子。为了宋庆龄的健康和正常的生活，她的秘书、身边工作人员和医生护士向廖承志建议，不要再让这两个孩子继续生活在宋身边。廖公沉思了一会儿说：“宋副主席在上海时还养了两只猫，可是现在她在北京……”对宋庆龄来说，这两个孩子是她生命最后阶段的伴。
两个孩子进入青春期后开始会花钱了，而且特别喜欢去当时只许外国人出入的友谊商店、北京饭店、美发沙龙消费。永清要钱买鞋，买回来的却是个大洋娃娃，然后又要钱再去买鞋；永清要结婚，宋庆龄从国管局给永清要来了新房，还要买新家具、婚纱和新衣服，要请很多人参加婚礼……费用当然都得由宋庆龄从自己的工资里出。婚礼上，我见到已是再婚的新郎不忘抽空打电话给前妻：“咱们很快就可把房子拿到手了。”后来，永清失去了新郎和新房，又单身了。永洁要出国留学，要买机票、买衣服，也都得花宋庆龄的钱。那时，跟随宋庆龄多年的老保姆李姐得了癌症，每天得往医院送饭菜和水果，这些都得花钱。
“文革”中：为了筹钱，宋庆龄变卖家当
入不敷出的宋庆龄开始向上海的朋友借了5000元，并保证，“很快就会还上”。为了筹钱，宋庆龄想到变卖家当。她说：“用不着的翡翠首饰、电唱机、显像管、船模型、皮大衣等，可以处理卖掉。”此事交给她信任的上海机关管理局李家炽副局长“悄悄地去办”。李局长从上海找来的收购旧货的专家看后说，翠件均为假货，大衣皮硬毛掉，不收，如拿去寄卖，最多标价也就2500元。叶剑英的小女儿叶向真告诉我：“我父亲是从我家亲戚、中福会秘书长、宋庆龄的朋友沈粹缜那里得知宋庆龄卖东西的事情。他知道后很不高兴地说：卖孙中山的皮大衣那还了得？指示马上从国库里批给宋庆龄4万元。”我问向真怎么记得这么清楚，她说：“绝对没记错，当时我在场，在那个时代，我每月才56元，4万元是很多的钱呀！”据李家炽讲，宋庆龄收到这笔钱很高兴，并对他说：“要有咱俩共同签字才可以动这笔钱。”
宋庆龄87岁时，也就是去世前一年，她的朋友廖梦醒要跟随妇联代表团出访日本。因为宋庆龄身上常出疹子很痒，她非常希望有一件柔软宽大的和服，并说：“一定要黑色或深紫色的，其他颜色我不喜欢。给你150元，请妇联换成外汇。”宋庆龄时任全国妇联名誉主席，廖梦醒向妇联的换汇申请没被批准，她又去找妇联主席邓颖超，也没能办成。廖梦醒自己也只有4000日元，可当时在日本买一件和服需6万日元。直到宋庆龄离世，她也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我的和服”。
我不由得又想起1975年冬天的一个深夜，我和父亲在宋庆龄家里吃过大餐，看完电影，走在回家的路上。父亲忽然自言自语地冒出一句话：“其实宋庆龄挺可怜的！”后来我才真正明白了这句话的含义。
那时，82岁的宋庆龄已有几次骨折，每次都只能躺在床上，如此要度过几个星期。她的皮肤很容易过敏，浑身奇痒，经常整晚不能入睡，“脸肿得不能见人”。大陆没有一位亲戚在她身边。当时周总理重病，她最憎恨的江青还在高举着“文革”的大旗折腾……孤独的宋庆龄只能无助地面对这一切。
随着“文革”的结束，宋庆龄的“不幸”也结束了。新一代的领导人又成为宋庆龄的座上客，不断地前来探望，问寒问暖，听取宋庆龄的治国意见。
1981年的5月15日，病危中的宋庆龄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5月1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授予宋庆龄同志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称号。5月29日晚上8点，宋庆龄去世。党和国家为宋庆龄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仪式，其规格仅次于她的丈夫孙中山以及她资助过的毛主席的葬礼。
身后事：不要国家为她花钱建墓立碑
宋庆龄生前曾明确表示，不要国家为她花钱建墓立碑。她也不愿破坏中山陵格局。她说：“孙中山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应该独自葬在中山陵，永远接受人们的瞻仰和纪念。我父母在上海万国公墓买了八个穴位，我父母、姐妹和三个弟弟共八人有约定，死后都葬在一起。”宋庆龄没有忘记这个“约定”。
宋庆龄一生和父母、姐妹、弟弟相亲相爱，亲情非常浓厚，有时甚至超越了政治信仰的分歧。宋庆龄的父母去世后葬在了位于上海万国公墓的私人墓地，宋庆龄是健在的兄弟姐妹中唯一留在大陆的守墓者。令宋庆龄悲痛欲绝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上海郊区吴兴县的造反派盗墓砸碑，将棺木里的东西盗抢一空，尸骨遗骸被暴于光天化日之下，墓盖、墓碑、石栏全部被毁。宋庆龄知道此事时几乎昏了过去。她悄悄通过廖梦醒将此事和现场照片报到邓颖超处，得到回话是：“我和恩来同志看后，我们有这样一个设想，俩人的遗骨如火化恐难分清保全，还是一起再埋入墓内，加工覆盖好，但要把碑文的下款立碑人的名字磨掉，只留宋副主席一人名字。”在“文革”期间，总理也只能做这么多了。
灾难深重的“文革”已经成为历史。令人欣慰的是，经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以宋庆龄墓地为中心的万国公墓改名为“宋庆龄陵园”。虽然坐落在上海这个喧闹都市的中心地段，它却始终美丽幽静，令人肃然起敬。
去年，在宋庆龄下葬30周年的日子，我又专程到墓地探望她。站在墓前，我不由得回想起30年前的那一天，我站在宋庆龄墓穴一米远处，用相机记录下了她的骨灰盒安放入墓的瞬间。这也是我给宋庆龄生命最后10年中拍的最后一张照片。
我面前的墓地不到20平方米，可这里长眠着为中国革命作出过巨大贡献的两代人。宋庆龄的父亲宋嘉树既是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又是他的司库，在经济上给予了孙中山很大的帮助。即便在孙中山落难流亡的日子，他仍是坚定忠实的追随者。宋庆龄，在中国近一个世纪里，从孙中山的革命伴侣到毛泽东的支持者，她为中国的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从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直到解放战争时期，宋庆龄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革命解放事业提供了巨大的资助，帮助中国革命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这种帮助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也是在宋庆龄的帮助下，我父亲从一个刚到上海的年轻美国医生成为了一个中国革命者，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工作了半个多世纪。宋庆龄也帮助我从事摄影记者工作，我在她创办的中国建设杂志社工作了40余年。和所有中国人民一样，我和父亲深深感激和怀念她。
（摘自《纵横》2012.5-6期）B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