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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扶持100家社区基金会，在过去大半年间，深圳民政部门力推的“社区基金会计划”，政府高层究竟是个什么态度？
9月19日，深圳会展中心的茉莉厅挤得爆满，来自全国各地的记者等着主政者对这一前所未有，而又颇具风向标意义的试验表态。当然，反对是不太可能的，但究竟有多看好，是要加速推进，还是保守发展，高层的态度依然值得玩味。
深圳市委副书记、市社工委主任戴北方首先站上演讲台。今年1月，就是戴北方在一个座谈会上的发言，直接导引了深圳今年上半年的社区基金会热潮。
“光明新区以‘光明速度’推动的首批5家社区基金会，为全市初步探索了一套可借鉴、可复制的经验和模式，具有非常重要和深远的意义。”戴北方表示，培育社区基金会，是推进基层治理模式改革的突破点。“能促进社会公益力量更多地服务本土，改善社区福利，解决社区问题。”
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紧接着上台发言。窦玉沛称深圳的社区基金会探索是“创新发展公益慈善事业的又一次‘深圳试验’”、“取得了初步的成效”、“提供了重要的经验”。
值得关注的是民政部官员对这一“政府建设社会”试验的指导意见，窦玉沛明确表示，社区治理需“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
地方大员与中央官员用行政化话语体系阐述他们对社区基金会的期许，社区基金会不是目的，而是解决存量问题的手段，他们对此寄予厚望。
南坑探路
早在市政府举起社区基金会大旗之前，位于深圳工业区的南坑社区便已先行一步。2013年12月5日下午，坂田街道南坑社区工作站二楼会议室，经过许久筹备的“深圳市圆梦南坑社区基金会”第一届理事会会议召开。
这家诞生在政府的办公楼之内，由社区工作站站长助理担任基金会秘书长，主要由社区工作站站长（公务员编制）出面接受记者采访的社区基金会，在起步之初努力地用社会组织方式搭建机构的权力机构—理事会。11位理事会成员，有9名社区企业主，1名居民代表，1名在地NGO工作人员。当天，现场11位理事投票通过基金会章程。
社区基金会虽然张罗了起来，但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在社区居民的印象中没有什么存在感。社区工作站站长李惠民无奈地说：“由于社区基金会在居民心中的认可度、知晓度还不高，这对开展项目带来一定阻力。”
这不能怪谁。在南坑社区居民眼中，“看上去都差不多”的基层机构至少有4个：居委会、业委会、社区工作站、社区服务站，现在又多了个社区基金会，居民识别不了，实在是人之常情。一名从事基层研究的学者在接受采访时笑言：“我还没见过能把这些机构全部搞清楚的记者。”
基层机构如此复杂，也非政府官员所愿。在深圳慈展会论坛上，该市罗湖区民政局局长梁锐在被问及业委会与居委会的矛盾时，在拿起话筒说话前就先叹了一口气：“业委会、物业管理公司、居委会之间的关系我们也很头疼。”
城市化、工业化所形成的“陌生人社区”是困扰基层官员的时代难题。用深圳盐田区民政局局长徐刚的话来说，十多年来，基层政府对社区治理体制的探索和改革就从来没有停止过。深圳有过两次大的改革，第一次是在2005年，当时实现了“居站分设”，把居委会的行政职能划给了工作站，试图让居委会回归居民自治组织。但其改革成果，政府官员也未能满意。今年年初，深圳启动了第二次改革，提出“确立社区党委的核心作用”，其中，利用社区基金会去孵化社会组织，引导社会力量去解决社区问题，是这项改革的重头戏。
但是，以行政之力催生的南坑社区基金会在现阶段未得其法。“人才问题是困扰我们的第一大难题。”李惠民坦言，缺乏专业管理人员一度让基金会运营处于谨慎的摸索状态。
李惠民清楚知道，社区基金会作为一个独立的自治组织，理应行使自由意志，不受其他因素的干扰。在谈到基金会面临的问题时，李惠民并不讳言：“独立运营程度低，自治能力弱。现在基本上是社区工作站在张罗，一是理事们没时间，二是部分理事认为只要捐了钱就算完成了任务。”
尽管问题很多，离施政者的期望还有点远，但南坑社区基金会的存在，依然为当地居民增添了福利。截至今年7月，南坑社区基金会共帮扶5人，促成2户家庭再就业，资助了6个社会组织，还为外来工子女举办了夏令营活动。
深圳发力
南坑社区基金会略显蹒跚的步伐并未动摇深圳主政者的决心。2014年1月7日，戴北方在深圳公益慈善基金会负责人座谈会上正式宣布：深圳要大力扶持社区基金会发展，并表示要在年内“试点培育8到10家社区基金会”。
深圳随后将社区基金会的培育发展工作列为该市今年的重点项目，明确由市社工委统筹，市民政局执行落实，并承诺为之建立种子基金制度、输出管理模式和提供人才支持。值得关注的是，深圳政府明确提出“要资助草根慈善组织，为它们提供实际支持”，用行话来说，深圳想培育的是一批资助型基金会。
在戴北方表态仅82天后，被誉为“光明速度”的光明新区率先成立了5家社区基金会，该区凤凰、白花等5个社区作为全国首批社区基金会改革试点高调起航。在当天的现场会上，深圳市民政局局长杜鹏放出豪言：“深圳三年内将培育发展50-100个社区基金会。”
深圳居然要量产社区基金会，这在国内公益圈一度引起争议。今年5月，杜鹏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作出回应，杜鹏说，他希望未来几年，深圳的社区基金会能够遍地开花，但他同时也清醒认识到，社区基金会的推进应该坚持社会化、民间化的原则。
据杜鹏说，深圳某区政府推行社区基金会的意愿很高，曾提出由政府财政出资2000万，作为社区基金会的原始资金。“但我们觉得这样不太好。”杜鹏说，“政府部门不能包办代替，更不能拔苗助长，我们要充分尊重捐赠者意愿，不得下达硬性指标，不搞行政摊派，成熟一家组建一家。”
体制内官员不乏社会情怀。在光明新区党工委书记田夫看来，社区基金会的建设从本质上来说是在改革政府的管理方式，政府从过去“包打天下”的模式中退出，“将该由企业做的交给企业，该由社会做的交还给社会”。 在光明新区孵化“国标”社区基金会的同时，深圳政府设计了一整套制度，南坑所遇到的基金会独立性低、人才匮乏等现实问题基本有了理论上的解答。
相关文件明确规定，基金会决策机构为理事会，由5-11人组成，理事由主要捐赠人、发起人、居民代表召开推荐会议协商产生。现职国家工作人员和社区工作站工作人员不得兼任社区基金会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
为解决基金会治理的问题，深圳主政者可谓煞费苦心。深圳试图盘活久被诟病的慈善会系统，让其调研、整理并向社区基金会输出成熟运行管理模式，为社区基金会工作人员提供培训、并以冠名基金的方式为社区组织解决公募资格问题。
深圳慈善会若能做到上述几点，那它就是深圳社区基金会有力的引擎、孵化器。但是，据人们对慈善会的一贯印象，这家主要由行政编制人员组成的官办社会组织是不具备上述功能的。
慈善会变革
深圳慈善会有个与别不同之处，早在2007年，它就聘来了一名职业经理人担任秘书长。
房涛，本是商务人士，任过企业高管，通过公开竞聘获得了慈善会秘书长的职务。据她说，当初不少朋友劝她别进体制内部门，并断言其干不了半年就会离职。但7年过去了，房涛看上去依然干劲十足。目前，她俨然是深圳慈善会的名片，活跃在国内各种公益论坛、峰会中，此次深圳推进社区基金会计划，房涛冲锋陷阵，忙得不可开交。
目前，深圳市慈善会牵头成立了“社区基金会事业部”，负责邀请民政部、社科院、金融机构等各路机构为深圳社区基金会的孵化、培育、规范、监管作支持性工作。同时，慈善会也联合了香港理工大学、北京大学、洛克菲勒基金会等专业机构启动了社区基金会的人才培训计划。
为了使其发挥更大作用，深圳政府有意将慈善会一分为二。原政府编制人员划分到慈善联合会，让房涛领着体制外团队组建慈善基金会。在主政者的设想中，慈善基金会可成为一个城市级的社区基金会，以深圳为社区，为这座城市提供公益慈善服务。
房涛乐于迎接这样的变革。按原有的人事制度，她作为一个空降的体制外秘书长，独立的人权、事权、财权基本没有，受编制所限，不可以招人，也不可以辞人，更无法制定激励机制与长期的项目计划。按房涛的预测，将来的慈善基金会将搭建有决策权的理事会，并对秘书长充分赋权。
在房涛看来，政府有赋予一个官办社会组织更大自主权的激励。“社会上关于慈善的本质应该回归民间的呼声越来越强烈，而且政府的募款已经越来越不好使，政府要去考量自己的管控有没有价值，也许可以管控，但是这个蛋糕会越来越小。”
目前，房涛一边忙于慈善会的改革，一边担当社区基金会孵化者的角色。房涛原本担心基层政府会对基金会的资金安全不放心，但在接触中，房涛发觉，基层政府更看重的是主导权。“街道办的人比较强势，他们可能认为这是他的业绩，想主导社区基金会，希望保证这个事情能弄好。”
尽管房涛已切身感受到，现阶段的深圳居民在参政议政、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有限，并非对之赋权就能顺利实现民主自治，但她依然认为政府的放权是成事的必要条件：“我觉得挑战在于政府人员可能想主控，想搞好这件事，但这样老百姓可能就会远离。没有居民参与，社区基金会就没有太大意义。”
官方主导的模式究竟能否激发社区居民参与？也许这就是深圳社区基金会的成败所在。
9月19日，深圳会展中心的茉莉厅挤得爆满，来自全国各地的记者等着主政者对这一前所未有，而又颇具风向标意义的试验表态。当然，反对是不太可能的，但究竟有多看好，是要加速推进，还是保守发展，高层的态度依然值得玩味。
深圳市委副书记、市社工委主任戴北方首先站上演讲台。今年1月，就是戴北方在一个座谈会上的发言，直接导引了深圳今年上半年的社区基金会热潮。
“光明新区以‘光明速度’推动的首批5家社区基金会，为全市初步探索了一套可借鉴、可复制的经验和模式，具有非常重要和深远的意义。”戴北方表示，培育社区基金会，是推进基层治理模式改革的突破点。“能促进社会公益力量更多地服务本土，改善社区福利，解决社区问题。”
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紧接着上台发言。窦玉沛称深圳的社区基金会探索是“创新发展公益慈善事业的又一次‘深圳试验’”、“取得了初步的成效”、“提供了重要的经验”。
值得关注的是民政部官员对这一“政府建设社会”试验的指导意见，窦玉沛明确表示，社区治理需“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
地方大员与中央官员用行政化话语体系阐述他们对社区基金会的期许，社区基金会不是目的，而是解决存量问题的手段，他们对此寄予厚望。
南坑探路
早在市政府举起社区基金会大旗之前，位于深圳工业区的南坑社区便已先行一步。2013年12月5日下午，坂田街道南坑社区工作站二楼会议室，经过许久筹备的“深圳市圆梦南坑社区基金会”第一届理事会会议召开。
这家诞生在政府的办公楼之内，由社区工作站站长助理担任基金会秘书长，主要由社区工作站站长（公务员编制）出面接受记者采访的社区基金会，在起步之初努力地用社会组织方式搭建机构的权力机构—理事会。11位理事会成员，有9名社区企业主，1名居民代表，1名在地NGO工作人员。当天，现场11位理事投票通过基金会章程。
社区基金会虽然张罗了起来，但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在社区居民的印象中没有什么存在感。社区工作站站长李惠民无奈地说：“由于社区基金会在居民心中的认可度、知晓度还不高，这对开展项目带来一定阻力。”
这不能怪谁。在南坑社区居民眼中，“看上去都差不多”的基层机构至少有4个：居委会、业委会、社区工作站、社区服务站，现在又多了个社区基金会，居民识别不了，实在是人之常情。一名从事基层研究的学者在接受采访时笑言：“我还没见过能把这些机构全部搞清楚的记者。”
基层机构如此复杂，也非政府官员所愿。在深圳慈展会论坛上，该市罗湖区民政局局长梁锐在被问及业委会与居委会的矛盾时，在拿起话筒说话前就先叹了一口气：“业委会、物业管理公司、居委会之间的关系我们也很头疼。”
城市化、工业化所形成的“陌生人社区”是困扰基层官员的时代难题。用深圳盐田区民政局局长徐刚的话来说，十多年来，基层政府对社区治理体制的探索和改革就从来没有停止过。深圳有过两次大的改革，第一次是在2005年，当时实现了“居站分设”，把居委会的行政职能划给了工作站，试图让居委会回归居民自治组织。但其改革成果，政府官员也未能满意。今年年初，深圳启动了第二次改革，提出“确立社区党委的核心作用”，其中，利用社区基金会去孵化社会组织，引导社会力量去解决社区问题，是这项改革的重头戏。
但是，以行政之力催生的南坑社区基金会在现阶段未得其法。“人才问题是困扰我们的第一大难题。”李惠民坦言，缺乏专业管理人员一度让基金会运营处于谨慎的摸索状态。
李惠民清楚知道，社区基金会作为一个独立的自治组织，理应行使自由意志，不受其他因素的干扰。在谈到基金会面临的问题时，李惠民并不讳言：“独立运营程度低，自治能力弱。现在基本上是社区工作站在张罗，一是理事们没时间，二是部分理事认为只要捐了钱就算完成了任务。”
尽管问题很多，离施政者的期望还有点远，但南坑社区基金会的存在，依然为当地居民增添了福利。截至今年7月，南坑社区基金会共帮扶5人，促成2户家庭再就业，资助了6个社会组织，还为外来工子女举办了夏令营活动。
深圳发力
南坑社区基金会略显蹒跚的步伐并未动摇深圳主政者的决心。2014年1月7日，戴北方在深圳公益慈善基金会负责人座谈会上正式宣布：深圳要大力扶持社区基金会发展，并表示要在年内“试点培育8到10家社区基金会”。
深圳随后将社区基金会的培育发展工作列为该市今年的重点项目，明确由市社工委统筹，市民政局执行落实，并承诺为之建立种子基金制度、输出管理模式和提供人才支持。值得关注的是，深圳政府明确提出“要资助草根慈善组织，为它们提供实际支持”，用行话来说，深圳想培育的是一批资助型基金会。
在戴北方表态仅82天后，被誉为“光明速度”的光明新区率先成立了5家社区基金会，该区凤凰、白花等5个社区作为全国首批社区基金会改革试点高调起航。在当天的现场会上，深圳市民政局局长杜鹏放出豪言：“深圳三年内将培育发展50-100个社区基金会。”
深圳居然要量产社区基金会，这在国内公益圈一度引起争议。今年5月，杜鹏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作出回应，杜鹏说，他希望未来几年，深圳的社区基金会能够遍地开花，但他同时也清醒认识到，社区基金会的推进应该坚持社会化、民间化的原则。
据杜鹏说，深圳某区政府推行社区基金会的意愿很高，曾提出由政府财政出资2000万，作为社区基金会的原始资金。“但我们觉得这样不太好。”杜鹏说，“政府部门不能包办代替，更不能拔苗助长，我们要充分尊重捐赠者意愿，不得下达硬性指标，不搞行政摊派，成熟一家组建一家。”
体制内官员不乏社会情怀。在光明新区党工委书记田夫看来，社区基金会的建设从本质上来说是在改革政府的管理方式，政府从过去“包打天下”的模式中退出，“将该由企业做的交给企业，该由社会做的交还给社会”。 在光明新区孵化“国标”社区基金会的同时，深圳政府设计了一整套制度，南坑所遇到的基金会独立性低、人才匮乏等现实问题基本有了理论上的解答。
相关文件明确规定，基金会决策机构为理事会，由5-11人组成，理事由主要捐赠人、发起人、居民代表召开推荐会议协商产生。现职国家工作人员和社区工作站工作人员不得兼任社区基金会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
为解决基金会治理的问题，深圳主政者可谓煞费苦心。深圳试图盘活久被诟病的慈善会系统，让其调研、整理并向社区基金会输出成熟运行管理模式，为社区基金会工作人员提供培训、并以冠名基金的方式为社区组织解决公募资格问题。
深圳慈善会若能做到上述几点，那它就是深圳社区基金会有力的引擎、孵化器。但是，据人们对慈善会的一贯印象，这家主要由行政编制人员组成的官办社会组织是不具备上述功能的。
慈善会变革
深圳慈善会有个与别不同之处，早在2007年，它就聘来了一名职业经理人担任秘书长。
房涛，本是商务人士，任过企业高管，通过公开竞聘获得了慈善会秘书长的职务。据她说，当初不少朋友劝她别进体制内部门，并断言其干不了半年就会离职。但7年过去了，房涛看上去依然干劲十足。目前，她俨然是深圳慈善会的名片，活跃在国内各种公益论坛、峰会中，此次深圳推进社区基金会计划，房涛冲锋陷阵，忙得不可开交。
目前，深圳市慈善会牵头成立了“社区基金会事业部”，负责邀请民政部、社科院、金融机构等各路机构为深圳社区基金会的孵化、培育、规范、监管作支持性工作。同时，慈善会也联合了香港理工大学、北京大学、洛克菲勒基金会等专业机构启动了社区基金会的人才培训计划。
为了使其发挥更大作用，深圳政府有意将慈善会一分为二。原政府编制人员划分到慈善联合会，让房涛领着体制外团队组建慈善基金会。在主政者的设想中，慈善基金会可成为一个城市级的社区基金会，以深圳为社区，为这座城市提供公益慈善服务。
房涛乐于迎接这样的变革。按原有的人事制度，她作为一个空降的体制外秘书长，独立的人权、事权、财权基本没有，受编制所限，不可以招人，也不可以辞人，更无法制定激励机制与长期的项目计划。按房涛的预测，将来的慈善基金会将搭建有决策权的理事会，并对秘书长充分赋权。
在房涛看来，政府有赋予一个官办社会组织更大自主权的激励。“社会上关于慈善的本质应该回归民间的呼声越来越强烈，而且政府的募款已经越来越不好使，政府要去考量自己的管控有没有价值，也许可以管控，但是这个蛋糕会越来越小。”
目前，房涛一边忙于慈善会的改革，一边担当社区基金会孵化者的角色。房涛原本担心基层政府会对基金会的资金安全不放心，但在接触中，房涛发觉，基层政府更看重的是主导权。“街道办的人比较强势，他们可能认为这是他的业绩，想主导社区基金会，希望保证这个事情能弄好。”
尽管房涛已切身感受到，现阶段的深圳居民在参政议政、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有限，并非对之赋权就能顺利实现民主自治，但她依然认为政府的放权是成事的必要条件：“我觉得挑战在于政府人员可能想主控，想搞好这件事，但这样老百姓可能就会远离。没有居民参与，社区基金会就没有太大意义。”
官方主导的模式究竟能否激发社区居民参与？也许这就是深圳社区基金会的成败所在。